 |
|
 |
|
|
|
|
|
|
 |
恶之花 |
2007-09-05 16:59:37 |
 |
|
|
|
|
|
|
小时候常喜欢拉着妈妈到水族馆玩。记得有一段时间喜欢河豚，那气鼓鼓的样子着实憨态可掬。但妈妈说，河豚的肉最是鲜美，却有剧毒，这是我小时候被告知的不多的矛盾之一，我想大抵是跟吃这个问题太接近了的缘故。再大一些，老师在课堂上讲鸦片给我们先人带来的危害时，顺口说“其实罂粟花是很美的”。那时教科书上只是白描的一幅图，而且是黑白的。多年以后，当我在画报和电视上见到真的植株时，那令人绚目的美，使我怎么也没法跟那些累累白骨联系起来。成人后，有位学医的朋友告诉我，置人于死地的癌细胞，在显微镜下看也有一种几何的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事件使我最终滑向了怀疑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那些貌似美丽的东西多了一丝戒心。
我想这人性的恶，就象我们人体内的癌细胞，人人都是携带者，却并不是人人都得癌症。癌症有胃癌，肺癌，肝癌等许多种，人性也有自私，贪婪等许多恶。癌细胞只是在一定的病理条件下才发展成癌症，同样，人性中的恶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暴露出来，这些条件大到历史环境，意识形态，小到每个个人一瞬间的环境。此时，人类文明建立起来的免疫系统便告失灵。
在前文中反复提及的美国早期移民残杀印第安人，德国人残杀犹太人，日本人残杀亚洲人，中国人残杀中国人，无不是人类历史上人性恶的大暴露，而各种美丽动听的意识形态则是这些癌细胞得以存活和猖獗的病灶。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象《绝唱》 中的顺吉一样，也有家庭，有恋人，也有着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然而，正是在那些“西进”、“拓荒”、“雅利安至上”、“大东亚共存共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神圣旗帜下，我们的先人一次次集结起来，抡起屠刀，一无反顾地为了那个“正义”的事业而杀人。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那个恶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长成为一朵恶之花。
我们能说，今天跪在犹太人墓前的德国人是人，二战时将成批的犹太人赶进毒气室的德国人就不是人？今天悔过的东史郎是人，当年南京城下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人就不是人？今天反思“伤痕”的作家是人，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就不是人？今天坐在电脑前伥徉网络的一代就是聪明，而当年那些夜半之际也要从熟睡中爬起上街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徒步千里，等待几夜，也要一睹那个城楼上分辨不清的小点的一代就是傻冒？
不。我想如果当年雷锋不死，难保不成为一名造反派的干将；今日中国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者生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日本，也难保不成为第二个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
我们能说，只有当年东征西讨的德国兵是杀人，而那些夹道欢迎前方回来的“英雄”的德国民众就不是杀人？只有当年那些侵华的日本军人是杀人，而那些向自杀的神风队员抛撒鲜花的日本民众就不是杀人？同样，只有当年那些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有罪，而那些随波逐流，三缄其口的普通人就没有罪？
不。围观就是参与，沉默也是参与。这些集体性的颠狂，无不是国家之罪，民族之罪，任何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任何一个人及其后代都必须为此忏悔！东欧的犹太人在忏悔，如果当年勇于抵抗，纳粹的屠杀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美国波士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著德国神父马丁的一句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其实我们中国的看客文化也是源远流长，梁启超先生言看客为旁观者，称天下最可恶、最可恨、最卑鄙的人，莫过于旁观者。柏杨先生说：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但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特有”，但这个刘小波先生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人群，却总是不断重复着这个阳光下的罪恶：我不相信一个能够研制原子弹的民族，会相信从土高炉里能炼出合格的钢铁；同样我也不相信，几亿人的中国，只有彭得怀一个人知道“亩产万斤”是狗屁。
我们能说只有铁蹄下的欧亚非人民是受害者，德国，意大利，日本人民就不是受害者？同样，我们能说只有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是文革的受害者，那些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就不是受害者？
不。顺吉来到中国最终也难保不成为炮灰，留守的小雪也难保能逃过原子弹的洗礼和占领军的侮辱。当年的造反派头头多数不是后来被别人打倒，就是当作“三种人”被清理了；而当年那帮打砸抢奸杀的“热血青年”则更惨，不是响应号召在象北大荒这样的不毛之地冻死，饿死，累死，被野兽咬死，就是以后再次响应号召下岗，穷死。
有人对将日本侵华与文革放在一起忿忿不平，认为日本奸杀我同胞无数，文革只是“斗批改”，单从死亡的人数上两者就不可相提并论。首先，我们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关于那场浩劫的死亡人数的哪怕是最粗略的统计，但对这两次人类恶行的评估，仅仅从伤亡上来看吗？不错，日本侵华还将我们的家园变为一片焦土和废墟，我们的经济损失当以N万万元计，然而，文革结束时，十年“文攻武卫”再加上“赶美超英”的老帐，我们的国民经济不是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抗日战争及其最终的胜利，尚能让这个羸弱的民族在外敌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正是于此老蒋才能从西安事变中捡回一条命，也正是于此才能让过去水火不容的国共两党坐在重庆的谈判桌前。而十年浩劫摧毁的则是以前纯朴的民风，优良的道德，留给我们的是全民族的一盘散沙，是一片理想主义乌托邦倒塌后的精神废墟。我们可以在战后的物质废墟上平地起高楼，而精神家园的重建，则要付出不知多少代的努力。我想这个精神创伤，远比那场入侵和杀戮造成的创伤更深，更痛。
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们自己的罪行就可以一笔带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碑，可有一座文革纪念馆，纪念碑？
我们当然应该严正地要求日本进行深刻的道歉和反省，但这并不能使我们与日本人相比有任何的道德优越感。裘千仞在华山责问众豪杰“哪一位平生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恶的，就请上来动手！”，一灯大师长叹一声，消然而退。裘千仞作恶多端，完全应该跳崖自尽以谢罪于人民，而一灯大师的自省而退则更值得我们思索。在对待过去历史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只盯着别的民族的罪行，而没有对本民族罪行的自省自责，我们与那个洪七公又有何异？
既然我们时时都可能患上这致人生命的癌症，人类就不断地试图治愈它。柏拉图寄希望于那个理想国的“哲学王”，孔子和孙中山倡导世界的“大同”，西方的马克思则开出了共产主义的救世良方。尽管到达的终极理想的表现形式不同，他们都将自己的药方建立在对人类之恶进行诊断的基础上。在告别了另一场疯狂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冷战之后，新世纪的人类能不能痛定思痛，以史为鉴，不再让这朵恶之花盛开，便是摆在包括中日两个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面前的一个命题。
在对待日本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带有军国主义毒素的杂草和弘扬人性之善的花朵分开而从后者中吸取养料？我不相信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这个起码的鉴别能力。就象我不相信我们这一代比文革那一代聪明，我也不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会比我们傻。对日本文化“慎之又慎”的态度本身并没有错，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容易矫枉过正，与那些埋头故纸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合流。我们经历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难道今天我们还是宁要中国的孙悟空哪吒三个和尚黑猫警长宝莲灯，不要日本和西方的阿童木花仙子Lion一休小丸子小新米老鼠唐老鸭TomJerry变形金刚丁丁？
人类的文化象一朵七色花，每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朵花的花瓣。每朵花瓣都有自己的优点，有的抗旱，有的抗涝，有的抗风沙，有的抗虫害。如果每个民族间都不断地进行移植和嫁接，广采众长，最终盛开的必将是那朵真正艳丽无比，活力无穷的人类文明之花。 |
|
|
|
|
|
|
|
|
文章评论 |
|
|
|
起初以为谈论波德莱尔著有诗集<恶之花>。您的文章有独到见解。 |
|
|
|
赞叹你的勇敢深刻和直率！读之令人汗颜！好文，收藏了！ 谢！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