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旧作，关于如何看待日本）

    看过眼睛的帖子《救救孩子》，胸口说不出得压抑。眼睛的心是水晶作的，谁都能分明地看出一个中国女孩的愤怒和呐喊；小泉是狗日的，谁都能闻出得体的日板西装里死尸的腐臭。信誓旦旦要带领日本民族走改革之路的小泉，不想刚一抬腿就露出了那条又臭又长的军国主义绑腿。这再次给世人以警醒：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然而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扩散(扩张？侵略？whatever)看作是军国复辟的先声，未免有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嫌疑。文化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而不是一小撮政客创造的。那些经得起考验的文化产品，无不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东洋文化亦是如此。其实，翻开近代中日交往史，我们就会看到日本文化对于今日之中国，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日本人民也是诚实，善良，勤劳，勇敢的人民，大和民族象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样值得尊敬，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说，就是这个民族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和拿来主义的勇气。尽管日本文化从价值取向上仍被归为儒家文化圈，但这个民族在局促的海岛上还是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而精细的文明，这一点，一般的中国人是不屑去了解和承认的，倒是西洋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中有深刻的论述。

    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飞跃就直接来自学习的两次转向：中古时期的遣唐使带来了东亚大陆的儒家文明，而明治维新后的“脱亚入欧”则使其一跃而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清帝国差不多同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炸开国门的日本，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先败中华于渤海，再下沙俄于满蒙，俨然成为列强之一。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地名单上，除了英格兰，法兰西，美利坚，我们惯已称之撮尔小邦的日本也赫然在目。一批批大陆的热血青年怀着取现代化真经的夙愿，开始了他们轰轰烈烈的东游记，由此也拉开了近现代中日文化交往的序幕。

    近现代的日本文化之于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反哺。二十世纪初中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大多数都是经由日本传入，而日本更是中国各种激进派的大本营，从康梁的维新派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派，再到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各大学的全面译介，可以说，东瀛始终是一个思想库和根据地。旅日学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文学，戏剧，诗歌等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尤其在现代汉语方面，日本当年取法汉字而造假名，却不期然为现代的中国语言从文言文的单音词到白话文的双音词提供了现成的基础，现代汉语里大量的用语，都是直接来自于日语，直至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偷懒地从日语里拿来词汇。而我们极力推崇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其文法也受日语的很大影响(李敖甚至认为鲁迅用的是日式白话)。日本的军事理论和仿效欧陆而行的大陆法系，一直为蒋介石所推崇，当然，这是负面意义的影响。

    这之后几十年的隔绝，使得我们在重启国门后对扑面而来的东洋文化不知所措。这一次，索尼式的“越小越好”的器物之学代替了当年那些沉重的理论，日本的流行文化也在华语圈无往不胜。庄奴将他拿手的填词和日本的演歌，民谣与小调相结合，打造出了我们心目中那个永远的邓丽君；罗大佑及其以后的港台音乐人也不断重复着“大陆追港台，港台追日本，日本追欧美”的循环，；而在徐克，王家卫，杜可风，以及何平(大陆)的电影中，我们又能时时看到日本漫画制造的另类光影，剪接和节奏。

    我这一代，象眼睛说的，同样是看着日本动画片张大的。我常常惊叹于铁臂阿童木的幻想和神奇，感动于森林大帝和花仙子的亲情，折服于一休的聪明和机智。这些配伴我渡过了美好童年的动画片，我怎么也看不出她们与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有什么关系。

    韩国多年来也曾禁止进口日本的文化产品，而最终还是放开；法国立法限制美国电影在法国电视台的放映时间，结果法国的人均卫星接收装置世界第一，法国的导演和演员还是不断跑到好莱坞去打工。这些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真正符合人性的文化产品是没有国界的；第二，现代的文化传播是无法阻隔的；第三，在全球化时代，批判性地拿来其它民族文化，创造性地重建本民族文化才是文化传承之本。

    忘记过去是中国人的耻辱，而生活在过去中则是人类的耻辱。我想我们被杀戮的先人并不希望我们在战后的废墟上再去制造废墟，而是共同牢记过去，建设未来。对于象小泉这样狗日的牛粪，应该穷全世界的舆论对其进行谴责，彻底拔除右翼政治势力的生存空间；对于象蜡笔小新这样的人类文明的小花，我们还是要与创造她的日本人民共同分享与呵护。

    更重要的是，在感叹今日的孩子只看日本动画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他们还有选择吗？与其让他们去背那唯物唯心的天书，还不如，孩子，我们一起玩Play Station 2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