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為啥喜歡莫言? 丑, 饞, 懶惰, 關鍵是會撒謊, 沒人格, 沒尊嚴,連父母,爺爺,奶奶都糟蹋。 拔不出政治泥土的“胡蘿蔔” 大於 小時候的莫言是有小偷小摸的毛病的。他自己說:“我是生長在一個很大的家庭里,但從小因為長得醜,又特別饞、懶,爺爺、奶奶、叔叔、嬸嬸都不喜歡我,沒人理我,我是悄悄長大的。”一個又饞又懶的孩子,往往都會有點小偷小摸的壞毛病。 莫言自己也不忌諱這個問題,他在回憶童年時說過:“至今難忘的是,在挨餓的年代,叔叔當年從廠子弄回半袋豆餅,於是這半袋豆餅藏到哪兒,莫言就找到哪兒,老想偷吃,很長一段時間內夜不能寐。”在鄰村一個石匠家裡看《封神演義》時,“為了讓這個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到鄰居家的杏樹上偷杏子給她吃。像我這樣的饞鬼,能把偷來的杏子送給別人吃,簡直就像讓饞貓把嘴裡的魚吐出來一樣,但我還是將得來不易的杏子送給那個女孩。” 所以對莫言來說,曾經因為偷過紅蘿蔔,讓他父親狠狠打了一次,也算不了什麼大事。問題是,他按照這次偷紅蘿蔔和挨打的體驗,編寫出《枯河 》的故事和他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蘿蔔》。說說故事也就罷了,誰也不會把小說故事當真。偏偏他又要把小說故事中自己想象出來的情節當成自己的真實經歷,並且告訴大家:“父親是好父親,母親是好母親,促使他們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為我在毛澤東像前當眾請罪傷了他們的自尊心,二是因為我家出身中農,必須老老實實,才能苟且偷安。我的《枯河 》實則是一篇聲討極左路線的檄文,在不正常的社會中,是沒有愛的,環境使人殘酷無情。” 他這一說,他的兄弟於是也跟着這樣說了,如管謨欣回答記者時就說:“因為飢餓莫言曾吃過學校的煤塊,並在腦海中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煤香,偷吃過了一個生產隊菜地里的紅蘿蔔,為此遭父親的一頓毒打,才寫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這樣一傳開,人們就信以為真了。接着評論也跟上來了,如葉開在《身份的曖昧》中的評論是:富裕中農是牆頭草隨風倒,是喪家犬夾着尾巴做人。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少年莫言偷吃了一根紅蘿蔔,回家會遭到一頓慘絕人寰的毒打。一個富裕中農家庭,在那個時期必須夾着尾巴做人,必須看貧下中農和村幹部的臉色而行事,常常被弄得悲喜交集痛不欲生。 如此這般一炒作,莫言的這根“胡蘿蔔”就深深地扎進了政治的泥土。於是,故事成為了“故實”,“故實”自然就成為了控訴“政治”的罪狀。 但是,莫言自己的說法也不一貫,如2012-11-23揚子晚報網據《南京晨報》報道:本周六晚18點,湖南衛視《新聞當事人》將播出前往高密專訪莫言的成長故事。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媒體追逐的焦點,他在高密的家一時間圍滿了來自各地的記者,以至於門前栽種的蘿蔔也被記者當做“紀念品”拔了個精光。有趣的是,莫言在《新聞當事人》此次的專訪過程中透露,自己年幼時也曾偷過蘿蔔,後來還被父親一頓暴打。熟悉莫言的人都知道,他對糧食有一種近乎瘋狂的親近本能。因為莫言出生沒多久,就趕上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12歲那年,莫言因為飢餓難耐,偷了生產隊的一根蘿蔔回家吃。不想後來被父親發現,遭到了一頓暴打。這段經歷也成就了莫言奠定文壇地位的第一篇重要小說——《透明的紅蘿蔔》。 如此看來,莫言偷“胡蘿蔔”時已經12歲,1967年早過了飢餓難耐的困難時期。而且偷的“胡蘿蔔”是“回家吃,後來被父親發現,遭到了一頓暴打”,與什麼“貧下中農”、“富裕中農”和“向毛主席請罪”等都沒有關係。莫言這種新說法也許是想把這根“胡蘿蔔”從政治的泥土裡拔出來。可是,沒有幾個人聽出他這種聲調的變化。 昨天,中新網有消息說,河南洛陽一個11歲的童工因為在店內盜竊,被店主毆打致死。有網友馬上與莫言的“胡蘿蔔”聯繫起來,說“莫言偷了紅蘿蔔,沒有被打死,這個孩子卻被實實在在地打死了,如果合作社是罪惡的,那麼現在這又算啥呢,莫大師抓緊,說不定能再得個炸藥獎呢!” 顯然,這位網友是在批評莫言不應該把自己的小偷小摸行為培上政治的土壤。可以說,從古至今,小偷小摸行為在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國家都難以避免的存在着,雖然小偷竊賊的多少與政治有關,但小偷小摸畢竟還是一個道德品質問題,為什麼莫言要在一個“紅蘿蔔”上添加那麼多政治色彩呢?莫言口頭上說,文學與政治,理所當然各不相干。可是實際上他所有的“胡蘿蔔”無不與政治息息相關,而且因為在政治的泥土裡扎得太深,就是現在想拔也拔不出來了。 有關的文學評論把莫言的“胡蘿蔔”仍然劃歸為“傷痕文學”一類,大於認為這種評價太低,因為他描述的已經遠遠不是“傷痕”,而是“描黑”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實際上,為了登上他心目中的文學殿堂,他摸出了一條“描黑文學”的路子,今年的諾獎不過是對他取得的成果的鼓勵和表彰。 ---------- 導讀1—— 如果莫言的“胡蘿蔔”真的不相干政治,他在文學上哪會有出頭之日。 導讀2—— 媒體對莫言“胡蘿蔔”的新說法好像不太敏感,如果按他的老說法去追一追當年的當事人,一定會有很多吸引讀者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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