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遭遇重大损失全军覆没本来是奉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 同草地之争南下四川吃大米一样，害怕国民党正规军的对垒，害怕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 结果因为失道寡助，四川没有吃到大米，反而遭遇了四川军阀与中央军的联手重击，损兵折将，然后不得不灰溜溜的三过草地，被迫北上。 

但是，三过草地的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并没有真正汲取教训， 被迫北上之后又相到了逃跑， 原理国民党， 原理抗日前线，到大西北去建立独立王国。 结果遭遇了保卫地盘的马家军血腥屠杀而全军覆没。 这笔张国焘徐向前造的孽，被后来一些犬儒文人硬栽赃到毛泽东头上， 想当然的认为是毛泽东派张国焘徐向前西征。

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直反对四方面军西征， 但是，徐向前陈昌浩只听张国焘还有一个目前很不清楚的朱德与张国焘， 对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阴奉阳违，甚至蓄意破坏， 毛泽东彭德怀则百般谦让。  毛泽东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所谓命令都是以询问的方式发出， 而徐向前陈昌浩则是反复拒绝西路军东返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的要求。  这其中还包括西安事变， 张学良的东北军明确要求西路军东返，与东北军和中央红军协同作战， 徐向前和陈昌浩坚决的拒绝！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建议西路军东返被拒绝后明确下放权力， 让西路军自行决定， 随即决断， 估计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陈和徐明显地对中央的命令或者建议阴奉阳违，与其替注定不会接受的建议，还不如让徐向前陈昌浩爱干啥干啥。 所以张国焘回忆录中对西路军的失败只有自叹愚蠢，对中央最大的抱怨就是“不分享情报”这种屁话。

陈昌浩回忆录里也说的很清楚， 决意西进的原因就是害怕蒋介石，害怕日本鬼子，以为地方军阀好欺负，最终目的肯定是西北称王，另立中央了。

回顾西路军覆灭的历史如果非要怪毛泽东的话， 那就是毛泽东不够独裁，如果直接夺了张国焘徐向前的军权，把四方面军交给彭德怀指挥， 则西路军数万人马与中央红军配合绝对能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 毛泽东的命令干嘛总是“可行否”， 而不是限期东返，逾期军法从事，撤职查办！

双石中校的文章主要揭露犬儒文人如何裁剪裱糊历史， 如何炮制谎言的过程。 对文人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缝补剪贴的丑恶行为进行无情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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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在党中央真需要西路军策应的时候……

双石 2019-09-15 来源:双石茶社

中央向他们提出东进时，他们磨磨蹭蹭好几天，给出的是一个“西进没问题，东返有条件”的回复，而中央一同意他们西进，一天之内就拔营而起！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之后而尚未正式被命名为“西路军”前后，党中央率领的河东红军主力的确是需要红四方面军主力的策应的：因张国焘釜底抽薪，海打战役计划流产，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这个时候，党中央在客观上是需要已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的策应的——即：河西部队跨河击敌，附国民党军胡宗南、关麟征部主力之侧背，与河东红军主力东西呼应，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进逼。

　　所以，中共中央曾于批复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的名单”批准组织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的电令后两天内，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两次去电征询徐向前、陈昌浩及朱德、张国焘的意见，询问他们：“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情形?”[1]"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2]

　　徐向前、陈昌浩于1936年11月12日复电中央军委及红军总部，对西进和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打了包票：“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二已受我打击”，“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3] 　

　而对中央询问的“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他们未作只字应答。

　　西安事变爆发前的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两电中央，报告“粮不成问题，惟筹棉衣甚难”，“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4];“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5]。

　　而中央的回答是：“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6]

　　一个星期后，西安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后的12月20日，东北军方面向周恩来提出了西路军东返靠拢兰州的要求，周恩来电告了中央：“王、张并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能做到否，请立复”[7]

　　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其与东北军方面协商：“准备调四方面军(注：此处是指西路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8]。

　　西路军首长又是如何回复中央“东返”之询的呢?

　　1936年12月23日12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㈠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㈡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9] 这两个要求，都是中央办不到的。所以西路军首长实际的选择，还是继续西进。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于1937年9月30日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检点了他们当时作出这个选择的心理动因及其错误认识：

　　……这时我与军政委员会几个同志谈议时，我首先指出东进之必要，主要是说，打过河东会师击敌，巩固抗日局面首要任务，较在甘北行动作用大。当时大家亦未多论，我已将东进计划告潘同写好，并准备印地图。第二次军委电令说“急盼你们东进到平凉集中，任箝制胡部以使主力在西安附近击敌”，要我们答复，当时军政委员会开会，徐、李、李、曾、李及我六人，当我再提出东进时，其余大家都认为仍须西进。理由为：

　　⒈估计到“战”的可能大，东返为的打仗，今后打得不好，又要西进，何劳此番往返；

　　⒉我们打到这地已花去三分之一之代价，再打回去，在马部及中央军夹击之下（斯时毛炳文部主力尚在五佛寺、景泰，一部在凉州，胡部补充旅在凉州），损失必大，结果不划算，不如西进接通远方，损失还要小些。 　　我最后也同意了他们意见，即复电军委提议仍续西进，并求“军委最后决定”，如军委最后决定我们东返，我们还是东返。当日军委复电说二日内有最后命令，到期军委去电仍令我们“照原任务继续西进”，事实经过如此。

现在说来：当时我们都犯了严重错误：

　　⒈始终是不足的估计统一战线，以为和平无望，战争不可避免；

　　⒉西安事变后，我们就乘机东返，并以之陈述两马，提议和平。（如）不能，还是可以打到河东，有和平与如此难得之机会而不争取，必致与马拼死到底，继续战争，从政治上说来亦不聪明。 　　⒊当时就打过来，始终可以保存基本力量（即令是不多的基本力量），不致如今日绝大部分之覆没。 　　这一行动上之错误，也是以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0] 　

　这份报告，朱玉等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战史资料选编》中，仅公布了第一章和第九章。第二章及第八章的内容，却被他们选择性的屏蔽或无视了。

　　1961年5月10日，陈昌浩在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谈话时再次回顾了这个史实： 　　到永昌后发生双十二事变，大家很高兴。广大指战员的高兴是国内形势有了好转，抓到了蒋介石。而我自己的高兴是松了一口气，高兴中间暗藏了一个马家可以不打了。就在这时，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西路军的路线是逃跑主义路线，路线错了，军事上是挽救不过来的。[11]

　　请问，党中央真的需要西路军策应的时候，西路军首长作出的是什么样的选择？ 　　史载： 　　12月25日24时，在西安的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12]

　　(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13]

　　西路军首长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徐、陈首长，同意了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计划： 　　徐、陈、彭、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军委主席团[14]

　　这实际上赋予了西路军首长“西进时机自主选择”的机断之权。

此前，西路军首长原本也有就地“多休整几个月，度过严寒之三月”[15]的准备，而即便是按他们在“远方物资能够按时到达”的前提下作出的“按期”计划，也是“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16]然而与军委主席团往来磋商了几天“东进”之议后，西路军首长却再也不愿意有片刻停留，而是马上就启动了西进行程，似乎唯恐又有谁提起什么动议把他们再往东拽…… 　　

史又载： 　　(1936年12月27日)当晚，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在红九军掩护下撤离永昌县城。前锋红五军亦于同时撤离山丹县城，开始西进。至月底，连日越荒漠，顶风雪，冒严寒，冲破“马家军”沿途拦截阻击，绕过甘州(今张掖市)，向肃州(今酒泉市)前进。[17]

　　 　　——中央向他们提出东进时，他们磨磨蹭蹭好几天，给出的是一个“西进没问题，东返有条件”的回复，而中央一同意他们西进，一天之内就拔营而起！ 　　请问冯亚光，这就叫“西路军有力的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17]《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0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参见：成都双爷：《对岸果“国史馆”档案提供铁证：党中央有力地支援了西路军》 　　

附被打脸文： 　　冯亚光：《论西路军对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有力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