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Z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有人却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 读书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作者的偏见， 不要说小说不能算历史， 就是真的历史也是被春秋笔法修饰过的， 即便拿录像机纪录， 也只能是镜头所及的范围， 释迦牟尼为啥只能看到生老病死就是人间最大的苦难， 而看不到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老不了的真正人间苦难， 因为他是王子， 修炼他的佛法必须跨国柴米油盐的门槛之后。 民国为啥盛产大师？ 今天文人笔下的民国为啥象天堂？ 因为笔是掌握在范儿手里， 他们纪录的是范儿们的真实感受。 在他们目光触及的范围内民国就是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乐园——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 不仅如此，就连政教合一的西藏，逃往西藏女作家的回忆也是幼时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 至于为啥民国盛产大师的根源无外乎以下原因 工资待遇奇高。刚开始工作的胡适教授工资月工资240块大洋，粗略估算相当于现在9600元人民币，在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要算富豪了。 但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400块，也就是超级富豪。 知识分子相对优越感强， 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大。 同一个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工资是每月8元，虽然这个工资水平拿到湖南老家可以算是高工资了， 可是比陈独秀的工资却低了50倍。 毛泽东的工资拿到今天相当于每月320元人民币， 虽然在北京买米总是够吃的， 但是买房确实别想。 而陈独秀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6000，可以雇佣20个仆人，买俩四合院， 还有余钱买古玩字画。 当然不能雇用今天的保姆， 工资太高而且脾气又大。 生活有保障， 教授工资从来不拖欠，连鲁迅这种刺头工资也不敢拖欠，只能偷偷骚扰， 原因简单， 梁漱溟不是说了吗， “别人怀宝剑， 我有笔如刀”， 文人都说官员预备队， 敢得罪老师还怕得罪学生。 土包子假装斯文， 请人写一幅“肥猪满圈”的春联挂窗户上虽说夸张， 但是军阀张作霖月薪10000块大洋请教授可是真的。 当大师容易， 民国的大师基本上都是摇笔杆子的， 没有墨水弄点锅底灰也成。 抛开珠算不学， 花上5年时间只要不是弱智总能之乎者也， 再花5年翻历史就能弄出满脑袋的厚黑治国学， 足以把民国治理的军阀混战了。 当然，穷人家子弟应该没有十年时间去之乎者也，所以大师们多少都有些祖上阴德。 入门容易，收入稳定又受尊敬， 民国时代当然会盛产“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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