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   沼

    那是大学的第二个暑假，我在大姐家住了两天后回家。翻越了两道山梁，跨过拦河坝，就到了我们大队七队的地界了。

   暑期的伊通河比平时多了好许的流量，可是大坝上游的库区还是露出许多的滩涂和泥沼地，只要有大坝就会有淤积。一大群猪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啃食着青草，在这里放猪当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很容易圈拢猪群。可当我走近猪倌的时候却不禁一怔：“岳老师，是您！您.....您好！”这位猪倌正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岳老师。岁月的风尘笼罩着她那干瘦的身躯，头发已见稀疏，蜡黄的脸上呈显出皱纹，眼睛浑浊，眼神飘忽一丝的游离与迷茫。“哎呀，这不是小农吗？你这是到哪儿去了？”我赶紧地递上一支烟给岳老师点上，我们便坐在路边边抽烟边聊天。不一会儿，从不远处走过来另一位猪倌，原来是三牛。嘿，这个正当年的大小伙子咋干起这等俏活了呢？

    我们庄稼院几乎家家都养猪，当年有一句顺口溜说明猪于农家之重要性：“自留地、小片荒，老母猪肚子小银行。”据说六畜猪为首，也许人类首先驯服并饲养的动物就是猪了，即使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也没有割掉猪尾巴。大约从五月到九月末，由生产队出工分派人统一放猪。猪倌这活肯定不是庄稼把式愿意干的，总是由哪些“二五子”庄稼人去承担。可这又不是一个人能够干得来的事儿，通常需要一个人在前边领队，后面一个人赶着猪群。到了放猪场，总会有些调皮的猪到处乱跑，猪若是丢了可不是小事，一头猪羔子也值二、三十元钱呢！放猪这活计是卖一个搭一个，不过生产队也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每天给12个工分，通常好劳力挣10个工分，妇女8个工分，半拉子4个工分。七队是我们大队最富裕的生产队，记得有一年他们10个工分可已“钩”上一块八毛钱。不过并不是每个生产队都那么好，象三队这样的烂套队就曾创下了每天挣一毛一分的历史记录。有些人为了多挣2个工分，也愿意去干放猪的活儿，不过代价是让家里的十来岁的儿子辍学当帮手。看今天这情形大抵是岳老师给三牛当帮手的，莫非他们俩凑到一家了？

    三牛大概比我大三、四岁，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蹲班来到我们班，好像他业已连续二次蹲班了。三牛的长相不是一个丑字能够形容得了，说实在的是真有点对不起人：扁脸大嘴，塌陷的鼻梁下面常常吊着两条鼻涕虫，人们称之为“二粉匠”；金鱼眼鼓鼓的，令人不禁想起血灌瞳仁这个词； 八字脚，走路姿势和讲话都有点娘们气。嘴倒是很贫，说起俏皮话来一套一套的，就跟唱“二人转”似的。说来我也是有好多年没见过三牛了，虽不敢说出落得英俊了，确实不再“漏粉”了，身板儿看着也挺块儿的。

    一位老师，两个学生，三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岳老师对三牛说：“这小农啊，打从小就学习好，那时候我就看他有出息。你看，这不是，人家说当兵就当兵了去了，说上大学就上大学了去了，工农兵差不多都干了。啧啧，你看人家的经历都快赶上王洪文了。”尽管岳老师说得有些夸张，尽管她的比喻不够贴切，但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位落魄的老师对她的学生由衷的表扬。我上大学了，她却放猪了，不过岳老师显得十分淡定，没有抱怨，没有牢骚，似乎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有关她自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胃不好，老毛病了，所以就瘦，不是说人生难得老来瘦嘛！”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也没有理由去讲那些宽慰的话语，我的心头涌起一阵阵的酸楚。在敬上第三支烟后，我便找了个借口，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个令我窘迫的境地。

    回到家后，我跟妈妈说了见到岳老师的情形。妈妈摇头叹息道：“岳老师命苦哇！”若干年后，我从朋友那里大致了解到岳老师在那些年的坎坷经历：失去了教师职位后岳老师嫁给了一个大队卫生所的大夫，几年后又离异了；尔后同东间公社的一个退休干部结婚，几年后老头又去世了；无依无靠的岳老师投奔到她妹妹所住的七队，后来竟然和三牛走到一起了。妈妈继续说到：“跟三牛那个不着调的家伙搭伙，遭老罪了！十冬腊月的，她用塑料布把窗户封上，再到生产队要几捆谷草堵巴上。那三牛啥忙都不帮，早上赖在炕上不起来，还得让岳老师往起拉。顶风冒雪地上山打柴，为的是给三牛烧个热炕头。”“她时不常还得哄着三牛，说，‘你呀跟我好好过，我还有点退休金，咱们攒点钱，等我死了你好再找一个媳妇儿。’跟当妈的似的，那三牛还是不上条道。”

     一个凄戚的故事，一段不伦的师生恋，在乡下很容易惹来风言风语:识文断字的感叹“红颜薄命”；有板有眼的评断“腿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嘴损的说“狐狸精”，当然还有更难听的话了。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老师身上，她如何走到这般田地呢？ 我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我的小学生活和岳老师的往事。

    我是1963年9月上小学的，记得入学的第一天是个雨天，是上五年级的二姐带着我去报到登记的。我们小学校长是是宋志祥老师，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张玉秀老师，她教了我们一年的时间。二年级的时候由岳老师担当班主任。那时候岳老师的年龄大约是二十三、四岁的光景，她的爱人是梁老师，大概比岳老师小两岁。梁老师长得很帅，细高挑的身材，足有1米八五的个头，走路时习惯性地踮踮脚，就愈发显得高大了；他常年留着“板寸”，显得很精神；他喜欢讲笑话，笑起来两眼就眯成了一条缝。这一对夫妇往哪儿一站，人们都会觉得是金童玉女降临凡间。梁老师先是在新山小学当体育老师，离我们新红小学有个七、八里路。我们学校值班室有半铺炕，岳老师晚上便在那里值班，那段时间梁老师放学后会骑着自行车来我们学校夫妻相聚。有一次，放学后我在操场上疯玩儿，感到口渴了，就到值班室的外间水缸喝水。里外间之间有个门洞，既没有装门也不曾挂个门帘，一眼望去，梁老师的一只手楼着岳老师的肩膀，两个人正在甜蜜呢。看见我进来两人也就是冲我笑笑，我反倒是脸红脖子粗、手足失措，慌忙拿起水瓢喝了一口就跑了出去。

     1964年的六一儿童节，全公社的所有小学生都集聚到位于关家屯的中心小学搞入队仪式。同样是农村小学，中心小学要比我们小学阔气了许多，他们有一个图书室，排放了一些书籍，还张贴了很多带有图画的雷锋同志事迹，当时我竟不知道雷锋是何许人也。他们有一个小科学馆，摆放着地球仪、天平，记得瓶子里面还有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标本。入队仪式由总辅导员于德印老师主持，我们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是梁老师，中队辅导员是岳老师。那一天，岳老师将头发稍做了一些轻烫，白衬衫蓝裤子，衬衫扎于裤内，一条细腰带束出轻盈的体态。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她有着轮廓分明的脸庞，散布着几点点雀斑 — 我们乡下的审美观认为有雀斑显得俏皮；下巴微微上翘，笑的时候露出两颗虎牙，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清澈明亮。先是由她为我们新入队的同学系上红领巾，然后列队宣誓，她就站在我们队列前方约三米的地方。随着于老师的“时刻准备着”声音，大家举起右手致队礼并大声朗读誓词。最后全体高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我是在岳老师的教导下入队的，而且从二年级开始，我就担当了班里的学习委员。三年级新学期开始，突然有一天通知我担任学校少先大队副大队长，现在想来那一定是岳老师给争取来的。当时组长戴一道杠，班级干部戴两道杠，少先大队干部臂上佩戴三道杠。不过咱打从小就不是官迷，从来就没有戴上这三道杠，或许是因为那句顺口溜“两道杠、三道杠，提溜破鞋找对象” 的缘故。那时候少先大队干部有一项例行的任务就是轮流值日，到操场的土台子上带领全校老师同学做课间操。第一次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梁老师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原地岿然不动，害得他跑过来拉我。梁老师在前面拉，岳老师在后面推，我死活就是不肯上去，要不说我乍能够深刻理解“稀牛屎上不了大台”这句话的含义呢？打小就没出息！最后还是由梁老师代劳，完成了那天的课间操。等下一个学期伊始，我就被“掳”了下来了，我还颇为暗自庆幸。

    那几年是应该岳老师和梁老师最幸福的时光。每次当上课钟声敲响后，同学陆续进入教室，梁老师总会在我们教室门口逗留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些悄悄话儿。有一次，不知从哪里钻出一只豆杵子（鼹鼠），懵懵懂懂地跑到我们教室门口，吓得岳老师“妈呀”一声大叫。梁老师闻声跑了过来，弯下腰抓住豆杵子扔了出去，好像被豆杵子的爪子挠了一下。岳老师非得要梁老师伸出手掌看看出血也否。十月份全校同学上山检木头准备过冬生炉子的劈材。岳老师带着我们三年级同学使出吃奶的力气扛着木头走走停停，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就看见梁老师带着五年级的同学来接应我们了。接下来我们班锯木头、劈柈子的场地都有梁老师的身影。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66年岳老师就开始走噩运了。初春的时候两个人闹离婚，据说理由是岳老师不能生育，但知情人讲这是岳老师肆意消费青春美貌的后果。这一波还未平息，文革就来了。高年级的学生翻腾出岳老师的“生活作风”问题，更要命的是她的家庭出身不好，于是她就成了革命的对象。此时梁老师成为我们小学的造反头头，我还记得他组织的批判会，将宋校长、刘玉书老师、高贵老师以及岳老师拉到学生面前低头认罪。公正地说，梁老师并没有公报私仇刻意地去整岳老师，在这一点上可称得上一位大度的东北汉子。倘若是他们没有离婚，有梁老师护着，岳老师的境遇应该会好一些。更为残酷的是当各大队集中批斗游行时，岳老师被挂上一串破鞋，与那些“四类份子”一起游街示众，遭受同样侮辱的还有另一所小学的丁丽老师。那个年代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她们也许是太超前了。想来这两位老师真是生不逢时，倘若晚生四十年，在当今社会撂倒几个贪官，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说不定还成了周围人们羡慕的偶像。

    后来岳老师被下放，轮流在各个生产队劳动。记得十月底，她在我们四队劳动，她的胃病又犯了，到我家找热水吃药。那时候农家没有暖瓶，我妈用锅现烧点开水，盛在碗里的水面漂浮着锅屑和油星，岳老师用嘴轻轻地吹着。刚好我放学回家，岳老师又当着我妈的面儿又把我夸了一番。从那以后的十几年我就再也没见过岳老师了，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讯息。

    七十年代初期，梁老师调到了电影放映队。就在这个暑假他来到林场放映电影，我从大喇叭里听到他的声音：“我说你们林场的头子在吗？要不要给我们嘚啵两句呀？”听那腔调，明显是喝高了。岁月蹉跎，当年的英俊小生也爱上了杯中物。          

    在回长春的路上，长途客车“打误”了。国道的地基被雨水浸饱了，表面的油板龟裂，汽车行驶在上面犹如小船在波浪中起伏。一旦表面硬壳难以承受其重，汽车便深陷泥沼之中。车轮原地打转，卷出一条条犹如醒好了的面筋一般的黄泥，愈是挣扎，就陷得愈深。

    人生多艰，即使踏上了坦途也暗藏着泥沼，一旦陷入，便难以自拔。势乎？运乎？命乎？

                                        2013年三月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