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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会对曾经的梦想如此成真而瞠目结舌。当年为了震惊世界，不惜抄近路放了个亩产十几万斤的卫星。风光没出三年，却以一个讽刺性的大饥荒惨淡收场，弄得老人家发誓再也不碰经济，而在群众运动的不归之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一个卫星终于成真，而且更成了让全世界吃惊、崇拜或者不解的当代神话，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高增长。更让人焦虑的是，这个神话看起来还不会停止。各种末世预言、各种崩溃论纷纷失败；各国领导人欢呼雀跃地挤上到北京的航班。傲慢的跨国资本家和政客变得史无前例的谦恭，甚至还有严肃的学者加入对奇迹的赞颂。

没有前车之鉴可遵循。所以这场跨世纪的争论非但没有结束，而是更加火爆。支持者急于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只言片语，或者干脆命名为新模式来证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合乎逻辑；崩溃论改头换面的仍然层出不穷，BBC的《中国是怎样愚弄世界的》就是一次最新的尝试。

在我看来，这个纪录片并不了解中国。它的理论基础、证据、推理和结论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所以它没有把握中国的实质问题。他们从根本上不相信“中国例外论”。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真心相信，发生在当今中国的信贷扩张或者投资跃进，看起来都只是“玩的就是心跳”，却并不马上致命。

抛开严肃的经济学分析不谈，我们只谈问题和解决方案。上述的观察没有错，的确都会造成问题。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有超强的调控和风险转移能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一般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生产资料的配置，供求关系主要基于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经济的调控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第二，市场的参与者具有自主的行为能力，虽然他们会受到不对称信息的影响（比如资本家控制话语权的报刊，电视，网络，或者是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但是总体是行为自主的，虽然不一定是思想自主。各阶层对自己的利益受损十分敏感，民主制度下，损害任何利益主体的决策都是执政党的自杀行为，因此政策腾挪空间狭窄。第三，投资主体是民间资本，因此对投资回报十分敏感，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第四，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超低的储蓄率导致中低阶层的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大大减弱了社会总体的抗风险能力。

相反，这几点在中国都不成立。中国市场同时存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政府常常是市场的最活跃和最重要的参与者；投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民间资本。民间资本仅在仅有的一些领域有彻底的自由和话语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受行政命令控制的人和公司，无论思想和行为不能完全自主；城乡二元模式的长期存在，构建了最大的缓冲区，因此暂时有着庞大的“利益可忽视”人群，他们承受着每次政策调整的阵痛和系统风险化解的责任。最后中国社会还不是消费主义社会。超高的储蓄和人的互助，降低了政府的压力，使得社会总体的抗风险能力大大提高。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资本运行的过程，就是财富的逐渐集中和低收入阶层被剥夺的过程，因此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只能通过政府干预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通过牺牲一定的社会效率换取社会公平和稳定，本质上是强制财富的逆向转移。每当经济周期性低迷的时候，往往由于各阶层利益主体都难以做出让步，最后政府的举债运行，全民以未来买单就成了唯一的办法。当前美国就是这种情况，其系统性风险仍然长期困扰经济学家和政客，看来没有短期解决的希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是民主国家的通病。经济的高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上诉特点也构成了西方观察中国的基调和视角。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更低。政府印钞增加速度和银行坏账更高，我们理应更着急才对；投资的产出和效率更低，社会的财富缩水或者循环能力变弱，经济应该停滞才对。如此低迷的消费数据，工厂应该大量倒闭才对。这么多负面因素叠加，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发生经济危机？这就是崩溃论的理论基础。

这是西方研究者始终想不通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例外”，或者是“中国模式”的存在。这既是中国之幸，又是中国的不幸。

简单的说“中国模式”，就是政府参与、干预和市场经济的混合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都很强大的经济模式，也许可以称为“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行政市场模式。这绝对是中国的原创，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经济模式。当然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其关键在于，政府既可以占有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活力和繁荣，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财富和资源；又可以从政治、外交、社会稳定等考量，而采用不受任何制约的投资调节和决策机制。两者相辅相成，其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掌控能力之惊人，完全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所谓长袖才能善舞，然也。

据说当时的四万亿出台，是“拍脑袋”。也许有夸张，但是不受约束的决策自由度由此可见一斑。

一般说来，经济危机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和大量失业，加上因此而造成的经济停滞。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巨大调控能力，在短时间可以非常快和高效的反应，而及时做到“软着陆”。这当然是西方所无法做到的。比如，“家电下乡”可以认为是一种产能过剩的消化，是以政府的补贴来买单的；而08年的金融危机，沿海几千万民工失业回乡工作，更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农村仍然是二元体系中承担系统风险的缓冲区。从经济角度看，民工回乡和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本质区别。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文革中的此项决策，不光是政治原因，也是解决城市失业，让农民承担这些青年成本的一个办法。第二，民工回乡后，政府在当地大兴土木，解决了这些人失业问题。以至于后来，很多民工不愿意回到千里迢迢的沿海，而造成沿海“民工荒”。我岳父家保姆的丈夫，曾经长期在厦门打工。08年后回到重庆附近的老家，就再也没有去厦门了。

08 年的危机和对症办法，是这个模式抗风险的一个集中展示。实际上，这种财富的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一刻也没有停息。所谓西部开发，城乡一体化，都是和这个转移过程相关的。在巨大的看得见的手的运作下，风险的集聚和化解是同时在进行着的。总的来说，随着财富总量的的增值，普通民众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个情况也符合我们平时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观察。

当然，由于执行力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小算盘，利益集团的瓜分，最后搞得雷声大雨点小，执行中严重走样，执行中创造大量的富豪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这不足以否认这些调控本身的作用。而且，执行情况常常以中央的力度为标杆。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真正想干的事情”，决心和行动还是雷厉风行的。

调控措施另外被西方攻击的地方，就是投资的低效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特殊体制下，同样不是问题。西方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行政干预购买来进行弥补和化解。

西方的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需求。就是说可以引导舆论，但是无法强迫消费。而中国的体制，这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参与市场行为：既可以强卖，又可以强买，市场完全在行政控制下，政府左右逢源，女娲补天的补救能力岂是凯恩斯的数学模型可以解释的。技术低下，错误投资的产品，政府可以命令其庞大的下游国企进行购买、消化，轻松解决掉投资回报的问题；又比如，高铁的投资巨大，如果私营公司怕不死也要脱层皮。但是政府只需要停掉绿皮车，就可以轻松地把消费者驱赶过来，而人为“优化”了投资环境，客观上改变了资产负债表，提高了投资回报率。有人会问，这是明目张胆地牺牲普通消费者的利益而实现的，要称为掠夺也不为过。不过，中国的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呢？

此外，作为最后一道阀门，中国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必须要算上民间的自救和忍耐力。当年在成都，下岗工人民政局救济180元一个月，也没有人饿死。我还看到他们天天在茶馆喝茶晒太阳，打五分钱的麻将。过得也很悠闲滋润。实在不行，还可以啃老，或者亲戚朋友接济。要不就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到最基本的吃饭睡觉。里面心酸肯定有，但的确没有人闹事。中国从根本上，不是消费主义社会，是储蓄社会。由于传统观念和历史上的贫穷，以及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中国人都倾向于自己存钱防止风险，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社会抗风险的能力，降低了政府的负担。试想，这些下岗工人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民众早就上街，政府下台多少回了。

这就是为什么道琼斯股票下降5%都叫股灾，中国股市下降50%也不是什么新闻，群众们情绪稳定。

所以，无论从制度设计，市场主体构成，调节手段和文化，中国社会在抗风险能力上和西方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当然，这一切的代价，都是牺牲人的自由意志和生活品质为前提的，而且每次这样的转移，必然有一部分的人的利益受损。每次有多少人倾家荡产，没有人统计过。但是将来一定会有说法。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建国后的历史表明大部分买单的人是农民。

由于我们崇尚发展是硬道理，少数人的悲剧从来不是问题。无论在民间和政府，好像都有这个共识。

综合改革开放的历史一路寻来，还可以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的制度设计。政府对市场的掌控，其实本质上与计划经济相比并没有松动丝毫。执政当局意识到，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以激发民间的活力。但是又必须紧紧抓住核心的权力。这样既能避免失控如同东欧国家，又能避免像前苏联一样的僵化。历史已经证明上诉两者都会对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

更精妙的地方还在于，表面上看起来是民间和政府的拔河，但由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其实更像老顽童周伯通双手互博。这就是邓公高明的地方。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就是民间和政府的拔河史。政府对行业是有时放有时收。九十年代末放开棉纺轻工等利润低成长性差的行业，是因为国企需要轻装上阵华丽转身，抢占产业上游，包括能源电力金融通信电子。对应的例子就是以矿难整改为名大举收买山西非国企煤矿。可以看到，政府这边思路从来都是一致的，主动权永远在自己手上。放出去的，都是低效而不赚钱的夕阳行业，何不趁机引入民间资本，既开放了竞争，又提高效率，还减少了社会矛盾。反正任何时候如果需要都可以收回来。而收才是真正的目的，是赤裸裸的与民争利。本质上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要拼命扩大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个“例外”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前面说过，满足目前中国模式，需要政府保持掌控市场的超强能力，而且要把尽可能多的资源抓在手里；第二是始终有可以牺牲的利益团体，来保证这个缓冲能力。毕竟问题不是好事，总需要有人来买单。

不幸的是，长期来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第一，经济运行的水平越来越高，决定了如果不持续放开，政府已经无法承受垄断国企效率低下和经济停滞的代价，这个拔河的最终胜者应该是民间。本届政府在有意识的放开一些领域，一定程度上就是纠正过去十年高歌猛进的国进民退。第二，堡垒最容易被内部攻破。决策层和国企内部，也是各种山头割据；要想牺牲局部为国家政策和经济下行买单，越来越难推行下去了。所以现在提法要触及利益集团比触及灵魂还难，个中的苦应该不足为外人道。第三，随着城市化的结束，农民作为天然缓冲池的群体越来越少。因此要缓冲，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随意方便。随着60，70后逐渐退出舞台，新一代的人是很难默默地承受自己的利益被剥夺的。正如目前经常报道的，新一代的农民工不再愿意过父辈的生活就是典型的证据。

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是我反对崩溃论的根本原因。

如果非要预测时间，我的感觉各种矛盾积累的临界点，也许在2030年前后。因为那时中国应该已经深度整合进了新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按规则办的压力使政府的政策空间压缩；民营产业在逐渐开放的各个核心行业比较成熟，有些可以达到了大到不能倒，举足轻重，要收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回头路走不了了。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二元经济不再举足轻重，农民也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甚至大大好于城市无产阶级。再者那个时候是80，90后在领导中国，维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非前辈可以比的。不过，最重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结束，东西部基本平衡，高速、超前、大跨度的需求将消失，总量更加巨大的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超高速增长，回调的拐点就这样出现。

当“例外”消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来预测。当然，结果如何，各位看官都会有答案。到底是不是裸奔，到时自然可以见分晓。

不是有句名言说的吗，“出来混，迟早还是会还的。”

往好的想，我看好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实干精神。无论怎么变，我们的国家将会长存，这些问题都能得到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