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學書出版以後已經快一年。據我所知，雖然有一些北美洲的大學圖書館購買了我的書並且早已上架供借閱，從來沒有一位學生或教師閱讀過我的書。我的那本書在學術機構的圖書館的書架上沉睡了近一年。我在思索為什麼我的書會遭此命運。我的猜想是圖書館沒有將我的書放在正確的分類裡邊。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在圖書館內所有的書是按照分類存放的。圖書館內有一個圖書分類系統。讀者經常也按照這個分類系統找書。我的書被放在錯誤的分類類別里了。在北美洲大約有幾十家大學的圖書館購買了我的書。它們都將我的書放在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這個類別里。我在二十多年前籌劃這本書的時候就是要創立一套政治理論。所以，我一直以為我的書是政治學類的書。沒想到我的書到了社會語言學的類別里去了。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就將我的書放在社會語言學類別。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也將我的書放在社會語言學的類別。這就造成這樣的局面，我的書壓根就不是社會語言學的書，所以，學習和研究社會語言學的學生和教師一定對我的書不感興趣。學習政治學的學生和教師應該會感興趣，但是，他們不會知道有一本有關的書被放置在社會語言學類別。實際的效果就是，我的書被購買以後又被藏起來了。這樣，我的書就面臨被人遺忘的境地。

我決定與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聯絡一下。我問他們為什麼將我的書放在社會語言學類別。先有一位館員答覆我，會有人回答我的問題。後來再也沒有得到回覆。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漸漸地，我也發現我的書放在政治學類別可能也不合適。我是從事交叉學科研究的。我打算從語言哲學的角度來解釋政治。後來改為專門研究語言與國家的關係。其實，我是在研究人類是怎樣從原始社會過渡到文明社會的。我的書有一個哲學視野。就是說，由於從事交叉學科的研究，最後歸為哪一類都不合適。所以，我猜想，大學的圖書館沒有辦法將我的書放在一個現有的圖書分類里。由於本人的確創立一套理論，個人猜想，或許已創立一個新的學科（branch of learning）。這個學科的名稱可以稱為“文明學”(science of civilization)。“文明學”也是我的杜撰。目前，世界上還沒有這個術語。我是從語言的角度來研究人類是怎樣從原始社會過渡到文明社會的。它與政治學不同。政治學要研究的對象是國家、政治體制、公共政策、政治史、國際關係。目的是認識和掌握管理國家的知識和技能。本人的研究則是重點在於認識論，研究文化和文明。它也不同於人類學。人類學以文明社會為參照系研究原始社會的人。我的研究則相反，是以原始人為參照系研究文明社會。希望將來北美洲的大學能設立文明學系，教授文明學。現在有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統計學、圖書館學、法學、哲學、文學等學科，應該再加上文明學。

本人的文明學以研究人與語言的關係為基點探究人類是怎樣創造文明的。本人的結論很簡單：人類的短距離語言通訊導致形成社會，中距離語言通訊導致形成國家，長距離語言通訊導致創建文明。過去歷史學家研究過文明，比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出文明興衰論。但那只是對歷史上的文明的描述。沒有理論。其興衰論僅是一種評論。美國政治學家杭停頓（Samuel Huntingdon）提出過一個文明衝突論。後來，美國印度裔學者森（Amartya Sen）又寫書反駁杭停頓。其實，他們也沒有有關文明的理論，只有觀點而已。西方還有一些哲學家專門論述文明。比如，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寫過一本《西方的衰落》一書。還有一些其他的書。我看過幾本書。個人認為，他們最多對文明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進行分類研究，沒有創造能夠自行推演的理論。所以，本人認為，學術界應該看看本人的書，進行判斷是否已經創立一套理論。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簡單說明。英國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Adam Smith寫了一本書叫《國富論》。他的那本書裡的精華就是很短的一段說明。就是經濟的成長動力來自人的勞動分工。市場的擴張是勞動分工發展的基本條件。勞動分工意味提升效率。效率的提升導致國家或國民的財富的增加。他說，很久以前在蘇格蘭的山區，村莊的規模很小。一般只有二十來戶人家。居住在村莊裡的人根本不予外界打交道。就是說很封閉。這樣就不會產生專業的瓦匠、裁縫、釀酒師、麵包師、木匠、鐵匠、鞋匠等。就是說，由於市場太小，一年內不會有多少人家需要蓋房屋，需要購買新衣服，需要購買斧子，需要購買新家具等。這樣抑制了勞動分工的發展。所以，家家戶戶的男女都是多面手。但是沒有專業分工。市場擴大以後局面才改觀。但是斯密的視野是有局限的。他未能在本體論的層面分析問題。如果我們提升到語言本體論的層面來分析，可以認為是語言通訊距離的延伸導致市場擴大和勞動分工的發展。這樣就會逐漸跳出經濟學的局限。比如，我們可以說，只有在一個大的共同體內才成產生專業的文學家。如果通訊距離很短，人們建立的共同體就一定是個小規模共同體。人口很少。比如只有一百人組成一個共同體。這樣，這個共同體內很難產生文學家。原因就是，由於人口少，讀者群很小，或者根本就沒有感興趣的讀者，這樣就沒有人能成為文學家。原因就是，他寫的小說再好看，也沒有多少人讀。一個小共同體無法養活一個不進行一般的生產勞動或經濟活動的文學家。但是，當人們的語言通訊距離擴大後，可以認為形成了大規模共同體。比如，人口上升到幾百萬。這樣市場規模擴大，人們能成為專門寫小說的文學家。所以，我說是語言通訊距離的延長導致人類創造文明。這樣的現象也可以用來解釋歷史學家、哲學家、法學家、藝術家、詩人、科學家等的出現。職業官員和職業軍人也是這樣產生的。文明就是這些人創造的。

於是，本人解釋，我們人類所處的文明社會其實就是我們使用語言的結果。由於人類使用語言，他們延長了通訊的距離，於是建立更大的共同體，直至形成國家。於是，又有這樣的研究結果：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人類使用語言互相通訊，語言本身就意味着人們之間具有共同利益。就是說，互相有需要才會使用語言，除非濫用語言（如說謊和罵人等）。於是，在我們認為是因為使用語言延長通訊距離導致形成國家和部落解體的話，根據邏輯學的三段論，可以得出國家是因為人們形成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起來的。這樣無意中就與馬克思的國家起源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互相衝突。也由於這個原因，由於在國家內人們具有共同利益，就不會有人主張一部分人是另一部分人的階級敵人。如果有這樣的觀點，那是想象。所以，我們可以說，資產階級從來沒有主張過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洛克、盧梭和孟德斯鳩等主張民主、自由、人權。他們極力反對專制或專政。所以，人們也沒有理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你願意接受本人的文明學，你就應該知道中國今後的正確道路應該怎麼走。

所以，本人目前感到困惑的是，無法推廣這個文明學。美國的頂尖的教授們只是熱衷於自己的專業。他們對新的學術領域一無所知，也不敢興趣。沒有這樣的教師，也沒有這樣的學生。他們或許會想，美國的學術是世界之最，各個科目齊全，人才濟濟，不需要外界的介入。就是有點像18世紀中國清朝的統治者具有的那種心態。那個時期，曾經有來自英國的使臣晉見乾隆皇帝，要求開展貿易。乾隆皇帝說，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無需與外國搞貿易。後來的情況都是人們熟知的，就是出現一段痛苦、挨打的屈辱的歷史。本人也不知道美國的知識分子是否也睡着了。沒有辦法讓他們醒來。只能讓他們繼續沉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