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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回千里梦  
在我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总有贵人相助。我将永远怀念斯人斯时斯地,牢记此情此恩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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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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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祖 母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对我来讲,第一任老师却是我的祖母。奶奶是一个典型的老式满族妇女,勤劳善良、办事果断而又有主意。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永远是我们的大家长。我的为人处事的基本规范都是由奶奶奠定的,从这个意义讲奶奶是影响我一生的人。

 

  奶奶生于1897年,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伪满洲国和新中国等不同历史时期。可谓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尤其是在处于社会动荡时期、民生潦倒之时,她生儿育女,辛辛苦苦地操持着这个家,乃至教育我们这一代长大成人,直到老年还替姐姐哥哥看孩子。她整整为我家四代人做出辛勤的奉献, 这还不包括她所孝敬的上两辈老人!

 

  我们家族属于满洲八大老姓之一的瓜尔佳氏,隶属正黄旗。先祖弟兄三人从开原被调拨到古伊通州,充当护卫满清“龙兴”之地的旗兵。到我父亲这一辈,大约历经十一、二代了。尽管瓜尔佳氏是满洲贵姓,不过我家好像和鳌拜、荣禄之流的权臣搭八杆子也扯不上关系,可能祖祖辈辈都是奴才命了!当奶奶嫁到这个开始破败的旗人之家的时候,清朝早已倒台,民国初建。家里的铁杆庄稼(朝廷俸银)是倒了,但毕竟还有站着的山林、躺着的土地。这是一个人丁兴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过我的高祖父(我爷爷的爷爷)是典型的垮掉的一代,他抽大烟。据奶奶讲,有一年春节,河西的韩统领坐着小车子来拜年,恰逢老太爷躺在烟榻上尚未过足瘾,从而拒绝会见这位在当地地位显赫的前清将领,让奶奶拿着他的帖子去挡驾。奶奶在给我们讲这些故事时常叹息道:“人一抽上大烟就什么正事都没有了!”鸦片的价格不菲,为了维持瘾君子的地位,就要不断地卖房子卖地。家道也就逐渐衰落了。不过倒驴不到架,旗人那种好面子讲排场架势还要端着。既然没钱使奴唤婢雇老妈子,那么就拿小辈的媳妇当丫鬟用,还不用付工钱。幸好奶奶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体、懂规矩的孝顺儿媳妇。一到了正月,迎来送往摆着扯不断的酒席。这就苦了大奶奶(爷爷的嫂子)和奶奶,煎炒烹炸、端茶倒水、点烟温酒、忙来忙去。老爷们喝着酒海阔天空地扯闲篇儿,这妯娌俩就得待立一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千万不能有失礼或者怠慢客人之嫌!咱们旗人就是规矩大,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常常站得两腿浮肿,脸上还得挂着笑容。

 

  我的曾祖父的名字叫德嗣云风,懂得一点阴阳风水还会治疗红伤,好像自己能配药膏。大概家里出个反面教员的缘故,他的修为还是满不错的,人称德老爷,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士绅。当然还是摆脱不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拎、好吃懒做的八旗子弟巢臼。奶奶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掌故:曾祖父的母亲去世了,他从县城赶回来,跪在灵前痛哭流泣,其神情甚是凄哀。小时候我也曾听过旗人哭灵,说来倒有几分像演戏:拖着长音,仰杨顿错、迭荡起伏,哭声里飘扬出一种韵调。而且在哭泣中要夹杂着诉说,细数着死者对自己的恩德。那才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很是有几分吟咏的味道。料想京戏《卧龙吊孝》中的“二黄慢板” 抑或“西皮流水”也吸收了这些调式调性及旋律结构。可是等丧家的孝子贤孙叩了头还了礼,吊丧者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脸上竟未存一滴泪珠儿与泪痕。不过我曾祖父是在哭悼十月怀胎生他养他的老母亲,那一定是声泪俱下的号啕大哭。有俗语为证:“儿子哭灵惊天动地,女婿哭灵虚心假意。”约么哭了小半个时辰,这才止住了悲声。一抬头看见供桌上放着一只老母鸡,赶紧吩咐我奶奶:“二媳妇儿,晚上把这只鸡给我炖了”。纵然是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太起死回生,估计也不会去阻拦她儿子吃掉这只老母鸡!好吃、会吃、穷吃早已成为旗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大清朝百年恩泽,游牧民族祖先的茹毛饮血、能骑善射的基因在旗民身上不停地退化。子孙们变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悉心地把中华饮食文化发挥到极致。从而才有满汉全席这样丰盛的、奢华的美味佳肴。如今国内慷国家之慨、穷奢极欲大吃大喝的那帮家伙,说不定都有我们旗人的血统。

 

  祖父弟兄四个,排行第二。或许家道中落,或许择优选择,或许是父母偏心,家里只供大爷爷和四爷爷上学读书。我爷爷和三爷爷十一、二岁就开始下地干活了,因而一生目不识丁。据奶奶讲,我四爷爷是曾祖父最喜爱的儿子,也是他最痛恨的儿子。四爷爷人聪明,书念得好,而且口才也好。在桦甸县当中学校长又做了教育局长。“九一八事变”那年,日本入侵,东北军撤退,天下大乱,盗贼蜂起。老百姓说“九月打雷,遍地是贼”。在我们家乡就有“靠朋友”、“傻子”和“云中站”三个势力较大的胡子(土匪)绺子。小绺子则数不胜数。有一天,一伙胡子来到我家要枪。当时家里有几杆装火药铁沙的洋炮(鸟枪),这是看家护院用的。小时候我见到过老宅子,有一个土围墙大院套,还有三个炮台(即炮楼)。他们把曾祖父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下,严刑拷打。就在这时四爷爷从桦甸回来了。奶奶着实大吃一惊:“小四儿,你怎么赶在这当口回来了,老爷子还在上屋房梁上吊着呢!”四爷爷说:“二嫂,别害怕,我去打发他们。”四爷爷进屋开始和胡子头盘道,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胡子头说的“无可无可”的,最后喊了一声“扯乎”,带着喽喽们走了。四爷爷救了他父亲一命,老人家肯定是很欣赏四儿子的才干。可惜四爷爷也染上了大烟瘾,最后死在那杆烟枪上了。有人从桦甸捎信来,家里人要去收尸被曾祖父拦住了:“这样的不肖子孙不能进祖坟,让他做孤魂野鬼去吧!”每逢讲四爷爷的故事时,奶奶都会叹息:“有才无德,有才无德呀!”

 

  曾祖父去世后,兄弟几人分家各自顶门过日子。我们这一股分了一垧土地(合现在十五亩),一垧山林,一匹马,半挂车和两间房。需要说明的是,长辈们从未向我交代过“变天帐”,以图一旦改朝换代就收回田产。我小的时候大姐二姐入团填表,里面就有“解放前家庭状况”一栏,故而我现在还能够清楚地记得。如此规模的地产,倘若在南方,土改时划成分不是地主也是富农。而在幅员辽阔的东北,我家只被划为上中农,离富农还差一分二厘五。说起来还得真要感谢那个败家的祖宗。否则,解放后弄个地主富农的家庭成分,那可是三代人都要受压制抬不起来头啊!

 

  自从分家另过后,奶奶就成了当家人。我爷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那时候家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日子还过得去。究其主要原因还是人口少,爷爷奶奶只有我爸爸和三姑一双儿女。解放后的日子比较艰难的一个原因是孩子太多。如果当年毛主席采纳了马寅初先生的计划生育高论,我父母膝下只有一男二女,把我们几个多余的孩子统统地计划掉,那日子肯定会宽裕得多了。不过我也没机会在此饶舌耍贫嘴了。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庭生计就比较困难了。父亲在林场当工人常年在外,工资是41.6元。其他人都是农村户口,生产队里又没有劳动力挣工分。到了年底要交口粮款,除了爸爸工资积攒的一部分外,还是有很大的亏空。这时就显现出奶奶理家的才干了:谷草卖给生产队顶一部分粮款;小片荒自留地收获的黄豆卖出一笔钱;杀一头猪卖掉一扇猪肉又是一笔钱。如此七拼八凑、东挪西借总能够堵上这窟窿。如果我祖上传下个“百草厅”,她老人家一定是位响当当的二奶奶!可是穷家难当啊!小时候在我家仓房的土墙上,总可以看到一些用木棍儿划出来的条条道道圈圈,那都是奶奶记录的往来账目以及筹划预算。从中甚至可以管到窥远古先民是如何结绳记事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家庭困难,但是奶奶始终坚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时时告诫我们不要当睁眼瞎子。大姐二姐都是中学毕业生,哥哥和三姐读完小学后却再也不肯念书了。奶奶讲:“只要你愿意念,家里再穷再难也要供,你现在不念书,以后可别埋怨老人!”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很多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都辍学了。我的心也活了,想退学去学木匠。我把想法告诉了大家长后,不料奶奶却大发雷霆之怒,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顿,第二天我只得乖乖地挎上书包去上学。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太竟却如此重视教育,几十年后,还令我感激不已、赞叹不已呀!

 

  或许是为了维护大家长的尊严,或许是生活的磨难,奶奶很少开玩笑。其实她极善言辞,但永远是一本正经地谈正事儿。她对孩子们要求极为严格。她常讲,顶门过日子要有好的门风。“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 方圆几里,谁家有人耍钱(赌博),谁家打爹骂娘,谁家好吃懒做,谁家喜欢打架斗殴,老人家总能指出那家的哪一辈老人没有立好规矩、没带好头。在乡下,每年正月总会有一些赌局。有一年哥哥到赌场去看热闹,不知是谁告诉了奶奶。老人家手里操着烧火棍到赌场把哥哥叫了回来。使得十六、七岁的哥哥感到很没面子。在奶奶的督导下,我家三代人中没出一个赌徒。本人天性亦好赌,到拉斯维加斯赌场也只干些拉老虎机的小勾当。从不敢到赌桌前坐,生怕奶奶提着大棒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奶奶对孩子们的为人处事教育常常是抓住一个事例,做一番解说后再告诉你怎样做才算对的。记得有一次一辆汽车在国道上抛锚。屯子里的人们都跑去看汽车。这辆车大概是水箱缺水而停下。车上大约有6、7 个人。其中两个中年人提着水桶去屯子里打水。停车处和井位的距离大约有3、4 百米的样子。当二人满头大汗地提着水桶回来,尚距汽车还有几米远的距离时,一个年青的姑娘十分热情地跑过去接过了水桶。事后,老人家当着二姐的面对此事做出点评:“那姑娘这样做不好。要么你就跟着人家一起去井边打水,要么就别抢功劳。人家累也受了,到了车边转眼间功劳却成了她的。这就是显勤儿。”

 

  奶奶作为一个平凡的老太太饱经人世沧桑,从人生中凝聚出一些格言。诸如“先笑后说话,没人打你嘴巴”、“水不染人”、“花钱走干净道”等等。或许这些语言太贴近生活了,至今我还不曾忘却,并且我还把它传授给妻子和女儿。就是在半年前,家里的电视机由于电子枪失调而颜色质量变得很差,妻子决定换一台新的。当我们安装好新电视机,屏幕上出现鲜亮的画面时,我和妻子几乎同时脱口而出:“我奶奶教导我们说,花钱走干净道!”尔后我们会心地相视大笑。女儿小些时候常常自己用洗衣机去洗衣服,她往往是一边往筐里装脏衣服一边说:“我奶奶教导我们说,水不染人。”看来奶奶的治家育人的理念已经成为我们的传家宝了。

 

  奶奶对男孩的教育承袭了满清的部分老规矩。当我还是个4、5 岁的孩子时,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奶奶都要做引见。我们要按照奶奶介绍的称呼亲切地叫上一声,然后倒地下拜。我最后一次磕头大约是7岁了。同宗的关玉明到我家来。奶奶作了介绍。我喊一声“大爷爷”,然后跪下叩头。不久后便发生了“社教”和“文革”,这些老礼儿也就免了。不过,奶奶教育孩子的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温良恭俭让,常常也用“革命暴力”手段。她常说:“棒头出孝子,娇养不是儿。”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父母还真的从未搓过我一指头。倒是奶奶的鞋底和巴掌没少招呼我的屁股和后背。具体到闯了什么祸、挨了几次打的事例,我都无从记起了。不过切身的成长经验使我认定“打”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故而女儿小时候调皮闯祸,我也曾拳脚加之,棍棒杖之。现在女儿长大了,提起往事不免撒娇似地发出一些抱怨。我暗暗窃笑:丫头,等你有了孩子时,可就再也没有打骂的权利了。

 

  在我们农村有供奉灶王爷的传统。在厨房灶坑上方的墙上供奉着彩绘的灶王爷灶王奶奶。画像外框贴的红纸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据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的特派员,专门监视纪录这一家人的善恶言行,年终一并上报天庭。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也就是威虎山上座山雕设百鸡宴的那天,要送灶王爷升天述职。一大清早,奶奶要把烟熏汽蒸冰冻的画像取下来放到热炕头上烘干。我们几个孩子则忙着用箭杆儿(高粱秸子)扎制车马。晚上由男人祭灶---我多次被奶奶指派担当这一光荣任务,将灶王爷画像以及车马在灶坑前一并烧掉。当火焰熊熊燃烧的时候,我一边磕头一边念叨:“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挎着枪。上天言好事,好话多说,坏话少说,没话别啰嗦。”那时我有很多疑惑:祷告言词中似乎充满着大不敬,是不是灶王爷的品阶太低?他好像是文官怎么还挎枪呢? 读《封神傍》也没有考证出灶王爷的来历,看来姜子牙封神的时候也是不够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否则,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的一家之主总该要交待其来历吧!无论如何,奶奶在腊月三十晚上还是恭恭敬敬地把新上任的灶王爷供到香火缭绕的龛上,而且大年初一的第一碗饺子要奉献给灶王爷夫妇。当她感到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造福全家的时候,她只有祈求于神灵的福佑了。

 

  满族人对男孩十分重视。因为在清朝时,男孩一生下来就是国家登记入册的兵丁,每年好像可以拿几两银子的俸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奶奶最疼我不过。吉林农村习俗是睡南北大炕。东北的冬天太冷,这样可以节省能源。一般来说,泥抹的土炕上铺上一层谷草,然后盖上用高粱篾子编制的炕席。那年头棉花票、布票都很紧俏。就算我家孩子多,棉花票布票也多,那还是要卖掉一部分换成金钱。所以一般的家庭有几双棉被就很不错了,褥子当属奢侈品。若炕席年久失修,睡在上面就难免屁股上或脚上扎几根刺儿。家里面只有爷爷奶奶各有一床褥子,是羊毛毡子吊个布面,说不定还是前清文物呢,不过倒也隔凉隔热。一直到6、7岁我都和奶奶睡在一个被窝。说来汗颜,我小时候有尿炕的毛病,经常是半夜里尿湿了褥子。若是冬天,起床后把褥子放到热炕头烘干。在春夏秋季节,奶奶便拿到外面去晾干。这时就会招来叔伯家的弟兄们的取笑:“呵,又画地图了!”“大水冲倒龙王庙了!” 闹得我恼羞不已。奶奶教我几句口诀,据说可以避免尿炕。我也曾于夜深人静之时,对着满天繁星虔诚地祷颂:“拜拜三星拜拜神儿,可怜可怜我这尿炕人儿,晚上不得干炕睡,白天还见不得人儿。” 说来并不灵验,尿炕的事儿还是时有发生。往往是是睡觉前我反复叮嘱自己:今晚说什么也得精神点,千万别尿炕!入睡后梦见自己憋了一泡尿,走到哪儿都有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避人的地方,心想这下子可以轻松轻松地卸下负担了。尿到一半,醒了,唉,真不争气,又尿炕了!日积月累,那缛面让我勾画得斑迹重重。上大学时我的数学很差,尤其是《数学物理方法》那可以说是学得一团糟。不过咱七岁前就孜孜不倦地用实验的方法去证明画地图的“四色问题”了。奶奶当然不懂得那么高深的数学难题,春秋两季总是将缛面拆下来浆洗一番。她常说:“水不染人,不管什么东西埋汰了,一过水不就干净了?”在我的记忆中,不管奶奶的衣服上有多少个补丁,却总是板板整整干干净净的。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用的是还是自家制作的“肥皂”,我们称之为“胰子”。奶奶把猪的胰脏和火碱放在石臼里,用砖头反复冲捣,最后切割成型后晾干即可使用。这种肥皂颇为粗糙,往手上脸上抹的时候有如锉刀般的感觉。想来这里面既有物理研磨也有化学反应存在,所以除去污垢亦十分有效。

 

  1966年是我家的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尽管社会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农民们还是在兢兢业业地种地。我二姐大哥和三姐都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去搞大串连,而是回到生产队务农,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劳动力。那一年老天爷似乎格外垂青,或许他也怕在“破四旧”中被批斗、戴高帽子,所以安排得风调雨顺。常常是夜间下雨白天晴,庄稼既不缺雨水又不耽误农活,从而迎来了一个大丰收的年成。这一年将近70高龄的奶奶卸下了当家人的担子,隔代传给了二姐。想来老人家真是开通。自己年纪大了,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她就主动交棒,绝不恋栈。二姐果然没有辜负奶奶的期望,年底结账时顺利地处理了与生产队的口粮款问题。又卖掉了几百斤大米,购买了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和一辆手推车。我从中获益匪浅。过去上山打柴打草要背回来,有了手推车后就减掉了背负之苦,而且活动半径也大大增加了。

 

  退居“二线”的奶奶从来也没闲着。开春种小青菜,四月二十八下大酱,夏秋天去地里摘豆角,晒干菜。干菜的种类繁多,有茄子干、豆角干、土豆干、角瓜干和罗卜干等。炖干菜比较青菜又别有一番风味。奶奶做咸菜的技艺亦是十分出色的。她做了一个白布口袋,浸到大酱缸里面,诸如黄瓜、土豆、豆角、芥菜疙瘩、辣椒、茄子、地瓜和窝瓜之类的蔬菜,在阳光下晒掉一部分水分后即可纳入囊中请君入瓮。用大酱腌制的咸菜的味道是用盐腌制的咸菜所无法比拟的。东北春天有一段青黄不接的缺菜期。这些咸菜就成了佐餐佳品。一入冬天,她要亲自喂上一头大肥猪。进了腊月,就忙着张罗淘米(做粘豆包)做豆腐杀猪。正月时也和老太太们斗斗小牌。1972年爷爷去世,也许奶奶已经看到了太多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早已参透了人生,所以她显得很平静。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姐姐哥哥照看小孩上了,又在为第四代人辛勤奉献。

 

  奶奶的唯一女儿---我三姑远嫁到辽宁盖县。在乡下人看来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娘俩儿一二年也难得见上一面。因此奶奶再也不愿让孩子们远离她而去,护犊情深啊!哥哥在1969年要去当兵,硬是叫奶奶给拦住了。为此哥哥一直埋怨奶奶使他失去了一个见世面的机会。或许是接受了这一教训,我参军时奶奶并未加以阻拦,当然也没有积极支持。那时候奶奶只是反复地说:“你这要是一走,可就再也见不到我了。”言语中充满了伤感和无奈。当兵三年,每次探亲回家我都从辽南带上两提包的苹果,这东西在吉林农村尚属稀罕玩意儿。那时奶奶常说,过去能吃的时候吃不起,现在条件好了却也吃不动了。奶奶的晚年是很幸福的,四世同堂,孩子们又十分孝顺。可是她还是爱操心。哪个孩子不在在身边就专门想那个。1979年暑假回家,奶奶对我说:“孩子出息了好,也不好。没出息的能够守在我身边,有出息的却跑得远远的,连个影儿都摸不着。”现在我们为人父母,孩子也长大了,这才体味到奶奶的话不无道理。不久前我与远在德国的好友彦红打电话聊天,她父亲也有类似的观点:原来认为没有出息的孩子,现在随行待侧随叫随到,是对老人贡献最大的孩子。

 

  1980年的清明前后,那是乍暖还寒时节,我奶奶以84岁高龄安详地故去。也许是爸爸怕影响我的学习,并没有通知我回家奔丧。几个星期后好友志学才告诉我这个噩耗。连续十几天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暑假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奶奶的墓前拜祭。二十多年过去了,奶奶坟前的幼松已长成参天大树。这些年来每逢清明节哥哥都要去填土圆坟,春节前去上坟烧纸,默默地尽着孝道。而我却是越跑越远了。

 

  中华传统文化中讲究孝道。孝是老一代对下一代的哺育与传承,更重要的一层含义是下一代对老一代的反哺与继承。奶奶在世的时候我还没有独立经济收入和生活能力,因而谈不上反哺与回馈。但是在我的生命和思想继承了奶奶的基因,我又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女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正是奶奶辛劳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奶奶了。

                           2004年8月于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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