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說過，“毛主席是變化的。”這導出了解毛澤東思想發展的關鍵。所以我把毛的思想階段分為早年（27年以前，新民主革命時期，建國初期，57年反右後到文革結束）這四階段。因為這幾個階段的思想很不一樣。有些思想是一直存在和發展（例如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有些思想變化很多，比如對於民主的看法和個人崇拜等，還有對中國社會的矛盾性質，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看法和措施等等。

所謂“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是太寬泛的描述。簡單的說，大家理解的“毛澤東思想”，主要是指官方審定的《毛澤東選集》中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鬥爭結合的階級鬥爭和民主革命，以及部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思想，其精華部分應該是主要針對建國前的革命鬥爭。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的史料，著述，講話和文獻表達的是與此完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觀點，特別是後期晚年文革中的一些說法和講話。這樣導致不同人群對毛有完全不同解讀或者訴求，即使是擁毛派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念就一點也不奇怪。他們都是只尋找對自己觀點有利的文獻加以利用，而對毛很多自相矛盾和不同時期的變化卻避而不談。比如，毛左分子或者文革餘孽可能更醉心於尋找他建國後，特別後文革期間的一些思想和言論來武裝自己。這個我會在第六章中提到這個問題。

本節試圖講述他的思想變化,力圖描繪這些變化和他晚年悲劇的關係。

4.1毛的早年青年時期思想（1927年以前）

關於毛的早年和青年，官方著述甚多但大都吹得神乎其神，其實效果適得其反，很多人有了逆反心理，反而了解得比較少。這裡材料基本都摘自李銳的《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力圖還原一個真實準確的毛的早年的思想性格和重要活動。

小的時候

“

經書難懂，他最愛讀的是《三國》、《水滸》、《西遊》這些民間流傳的小說，熟記其中的人物故事，傾心於造反的下層英雄。

。。。

父親的專制和刻薄，塾師的體罰和不講理，使得這個從不願受約束的少年養成特別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過“忤逆不孝”的抗爭，在學塾有過“不服管教”的行為。由於以強抗頑，據理辯駁，他總得到勝利。看來，從勞動到說理，他都是從不服輸且好勝到底的。

。。。

在長沙第一師範

“

他利用這個學校，專心於自己喜好的社會科學（不好自然科學），從國學（經典古籍）、詩文、歷史、地理到哲學、倫理學，尤好哲學，中外古今或涉獵或專攻或全書抄錄。還天天讀報（這也是一生習慣），關注時事。總之，一心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會的道路。”

”

在這個學校，毛澤東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施展他的學識和才具，抱負和膽略。例如，他的異乎尋常的寫作才能為老師讚賞，同學傳誦，還在《新青年》上發表極有思想見地的大塊文章；反對袁世凱稱帝時，他做了有效的宣傳鼓動；他主持學友會，鍛煉同學的自治能力，活躍課外生活；他創辦工人夜校，為失學的工人盡心服務；在南北軍閥混戰，一次長沙城短暫真空時，他領導“學生志願軍”巡邏護校，利用潰軍不知虛實，竟繳了一支北軍的槍械。

。。。

他從體育之研究，人皆樂“動”，而得出“天地蓋惟有動而已”這一理論觀點，認為“動”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對一切差異、對立、衝突、動亂，不僅持完全肯定的態度，而且持讚賞喜愛的態度；認為宇宙間水力、風力因遇地勢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號；戰國、劉項、漢武匈奴、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他的結論是：“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在日記中寫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也並非單純從身體鍛煉得來的偶感，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本源思想，並且是一貫身體力行，也為後來歷史證明的他的人格個性特點。

他對自己這個時期的思想狀況曾經這樣說道：“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

。。。

他們當時是敬佩陳獨秀的。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２日下午，毛澤東和張昆弟在湘江游泳後，一同來到嶽麓山蔡和森家中。他們三人暢談了一夜。下面是張昆弟於２３日寫的日記：“時將黃昏，遂宿於此。夜談頗久。毛君潤之雲，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託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鬱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毛君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

。。。

但是在毛澤東的思想中，看來是更多地受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的影響。《大同書》裡對理想社會描述得十分具體：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兒童按年入蒙養院，老則入養老院……等等。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對所設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嶽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這篇文章中關於“工作之事項”的規定：“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雞魚，”豈不也很像他後來概括的“農林牧副漁”麼。

畢業後的經歷：

（從湖南師範）畢業之後，這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學會會員，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去向問題，一致意見是向外發展。必須走出湖南，到通都大邑，出洋留學，自由研究，獲得世界知識，以求救國救民之道。恰恰遇赴法勤工儉學的機會，為此毛澤東第一次來到久已嚮往的北京。克服種種困難，學會會員終於分幾批到法國勤工儉學，向海外發展成為事實。毛本人決心留在國內，為學會打好基礎。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開。他結識了陳獨秀和李大釗，接觸了許多他欽佩的思想激進人物，還同一些左翼青年成為朋友，吸收了許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知識，參加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腦中裝滿了許多社會實際問題。他自己回憶這半年生活：“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加，思想越來越激進”。他深深感到，“近數年來，中國的大勢”；“革新之說，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皆有一改舊觀之概。甚至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更加以歐洲的大戰，激起了俄國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學者首歡迎之，全國各地各學校的青年大響應之。”

插一句，如果他當時也去法國留學了，對中國革命，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回到湖南到建黨以前：

他主編主撰的《湘江評論》，走出了湖南，尤其氣壯山河的《民眾的大聯合》長文，獲得輝煌的成功，在全國發生了影響。“毛澤東”這個名字開始為世人注意。《湘江評論》開始克服唯心主義，強調從實際出發，強調物質生活的重要性。對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失敗都有了新的認識：“那時候的思想，是空虛的思想”；那時候的出版物，“內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辦學堂”、“辦自治”、“請開議會”成風，“多半湊熱鬧而已”；“人入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實際去研究事實和真理了”。通觀《湘江評論》全部文章，無一不是“研究事實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會的實際說話”。《創刊宣言》提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這話說得何等明白。作者當然已感覺到，解決物質生活的吃穿住，是人類生存的首要問題。“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這已接觸到經濟制度較之政治制度與精神文化，是更為根本的東西了。吃飯同哲學相比，經濟同精神相比，無疑前者是更為重要了。從而對“大本大源”的認識，開始了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變化。在長沙響應五四運動這一段時間，毛澤東的精力多用在報刊宣傳上，他寫的大小文章都是國內外當時最實際的問題。為了一個趙女士在花轎中自殺，一連寫了十篇文章。

。。。

中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曾經歷過三次思想論戰，即同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駁倒羅素、張東蓀等反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以及同無政府主義的鬥爭。這三次論戰，毛澤東都先後經歷了。

。。。

毛的自述：

那麼，是怎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呢？同斯諾談話中他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李銳《毛的早年與晚年》

綜上所述，從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１月之間，根據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資料（本文引號中語均見已出版書刊），關於毛澤東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標誌，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

一）反對種種改良主義，確認馬克思主義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一面旗子”。

二）確認以勞農為基礎的人民群眾，是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決定力量。

三）確認以俄式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須組織共產黨，以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神經中樞”。

建黨之後的初期革命活動：

在早期革命活動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實踐，正確地指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條道路按照他後來規定的公式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他一開始革命活動，就認定中國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特別是帝國主義；並且從自己具體的革命實踐，從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的教訓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中，極其明確地認定領導這個革命的責任完全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雖然當時他還沒有直接從事農民運動，但他是在農村中長大的，他極其熟悉農民，同農民有着天然的紐帶關係。在同軍閥趙恆惕的鬥爭過程中，逐漸深刻認識到徹底摧毀趙恆惕的社會基礎，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群眾的力量。

因此，從１９２５年開始，他就集中精力領導農民運動了。

。。。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延安慶祝斯大林６０壽辰大會上，毛澤東講話中說道：“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毛澤東的造反氣質，也是從青少年時代起，貫穿於一生的行事，到老不衰。用“造反有理”四個字來概括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大大的簡化，但不能不說是極有見地的。可是這四個字只能限制在推翻舊世界這個意義上，過此一步，真理就變成了謬誤。

之所以要引用這麼多，一是也許讀者能夠看到毛早年思想在後來的影響；二是想通過毛為代表的立志救國的熱血青年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來論證這條道路在當時中國，也許真的是歷史必然？當然更多書籍對時代背景的介紹更為詳盡，但是我們關注的是結果：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毛的造反理論成型了，他將堅定的領導中國人民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之中。

這是幸還是不幸，我們這這代還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等將來的歷史再做結論吧。

4.2新民主革命時期（27年到49年）的主要思想

（以下摘要自高華：《中國革命中毛澤東的因素》）

“

總結下來有下面幾點：

1，重視革命暴力，強調革命專政對於無產階級反抗和奪權的極端重要性；

2，有一套改變中國的大見解，隨形勢變化而變化，從不放棄；

3，重視動員底層群眾；

4，非常現實主義；

5，強勢的領導風格。

毛的概念全面滲入黨的思想、組織：

1）農民

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最具革命性。

2）知識分子

他認為，知識分子對於革命很重要，但知識分子只有書本知識，因此需要長期改造思想，毛以後對國共鬥爭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是共產黨的農民打敗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

3）對理論

毛說，不能對實踐有用的理論就是狗屎，甚至還不如狗屎，因為狗屎還可以肥田。

4）對個人與集體

強調個人必須服從集體。

毛抓住幾面旗幟，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反帝反侵略，開展底層革命，

1，民族主義（抗日，以後又反美），

2，平民主義（窮人的黨）

爭取廣大底層民眾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數，

3，高呼民主主義、反對蔣介石的獨裁，

新民主主義，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歡迎外國資本，爭取國內各階層的支持，抗戰勝利四年後，打敗蔣介石與國民黨，奪取全中國。

毛的成功取決於他抓住了兩個大問題：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占據了近代中國的道德至高點，毛的成功取決於他面對中國近代以來的幾個基本問題所作出的有力的回應：

近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即“反帝反封建”，孫中山的反應是：創建三民主義，發動反清革命和國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敗，關鍵是對底層的改造着力不夠。

”

《李銳選集》裡面的評述：

由於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善於確切衡量革命中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毛澤東在一開始革命活動時，就將建立廣泛的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當時的革命活動特別是工人運動中，他極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於利用敵人陣營里的每一縫隙，善於給自己找尋各種各樣的同盟者；廣泛地爭取和聯合中間階級和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敵人。

李銳訪談中也強調：

我認為主要是他正確地運用和把握了階級鬥爭的戰略、策略和方法。農村包圍城市，這是個偉大的創造。馬克思主義的經驗和理論是無產階級在城市暴動，取得革命勝利。中國階級鬥爭的主力軍是農民，農民戰爭必須在農村搞土地改革，發動農民並動員農民參軍，才能壯大革命力量。在土地改革中，不能侵犯工商業，不能採取消滅富農的政策，尤其不能侵犯中農，也要給地主分地（這些問題，王明都犯路線錯誤）。轉到抗日時期，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土地改革變為減租減息（要爭取地主抗日）。這種階級鬥爭就更複雜了。於是就出現了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一時黨內不少人跟着走了一陣。毛澤東從最初接觸馬克思主義時，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就是取了四個字“階級鬥爭”。1921年初他給蔡和森的信中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那時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一般也都認為唯物史觀就是階級鬥爭。這是一個新的方向，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新事物。中國進入近代以來，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一直是小農經濟為主，生產力很不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很難發展，無產階級就自然弱小。那時有一點工業，從清末到北洋政府到蔣介石統治，也多是官辦的，包括安源煤礦也是官辦的，而且有帝國主義的資本在裡面。中國的民族資本由於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控制，發展困難；民族資產階級就具有兩面性，有民主和革命的一面和妥協性的一面。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國情，用正確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來同外部敵人作鬥爭。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看得更清楚了，他總結了一套正確的鬥爭策略，在全局上是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蔣介石國民黨聯合而不忘鬥爭，聯合中有鬥爭，鬥爭中有聯合，分寸掌握得很好。如有名的在具體鬥爭中有理、有利、有節，適可而止。對地主階級也是實行打拉政策，又打又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非常高明。在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為主的情況下，掌握好階級鬥爭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整個抗戰的領導，表面上是國民黨蔣介石，但蔣介石是動搖的，他時刻不忘借抗戰削弱、消滅共產黨的力量，他的階級立場是非常之堅定的。我們既要抗戰，又要用鬥爭來維護統一戰線的局面，情況非常複雜。抗戰時期出現過幾次反共高潮，由於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都化險為夷。新四軍曾經受過一些損失，後來執行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在長江北岸更發展了，華北的反磨擦，都是我們取得勝利。

小結：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理論主要來自列寧。但是毛的創新主要是將無產階級的主體從教條主義的工人變成農民；同時毛結合了現代的軍隊管理和組織和中國傳統農民起義（徵兵，動員體系和以戰養戰等後勤保障的思想），實踐證明是有效的。所以第一章談到過，毛深諳中國社會的本質（皇權文化和農民為基礎），特別是抓住了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趨勢和有效地利用了蘇聯的影響力和援助，以暴力革命為手段，宣傳為輔助，以絕對務實的,z在最大限度的團結各界顯示了極其務實靈活的態度和策略，在與蔣鬥爭中成功地慢慢讓形勢朝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最後在日本入侵中為黨謀取了最大化的利益，最終取得了革命勝利。這個過程中，他的指導思想慢慢開始系統化，在黨內文人的宣傳下，最後也成了黨，軍甚至很多國家或地區游擊隊的指導思想。

4.3建國後頭七年後的逐步變化（49年-56年）

4.3.1建國前和剛剛建國的時候，毛的頭腦還是很清醒的。

以下摘自《李銳文集》：

1947 年底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中反覆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而且還進一步說：“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部分。”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正確分析了中國當時的經濟情況：現代性工業產值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而90％為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則占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從這一總的情況出發，重申前言：“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應當注意的是，在報告的前部分，即談道“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鬥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隱蔽的鬥爭。”這裡的“資產階級”是一個籠統的名詞，顯然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因此，也就不能不影響到不僅這個報告本身，而且進城之後，到底中心工作是什麼，新中國成立後，工作重心到底是發展生產，還是搞階級鬥爭？我覺得就這個報告本身講，你說是這個也可以，說是那個也可以，字面上看似乎是前者，也可以解釋為後者；隨後的實踐，從三反五反鬥爭到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很快完成，則無疑是後者了。

李銳：從中國的實際看，他對中國經濟基礎的薄弱，以農民為主體的幾億人口文化素質低，即所謂“一窮二白”，這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不利方面，可以說認識不夠深刻；相反，反而認為“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對我們黨來說，主要是一個農民進城的問題。黨的幹部基本是農民，這就有一個要讓絕大多數幹部學習新的科學文化知識，變成適應現代經濟文化發展的人才的問題。毛澤東曾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是並無相應措施，發展到後來，首先是知識分子，通通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49年進城之前，他就說過：“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得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是很謙虛謹慎的，了解到全黨最大困難所在的。可是這一精神未能堅持貫徹下去。

李銳：黃克誠是政治家，正反經驗很多，一生謹慎，是遇事極用頭腦的人。有件事他和我談過，也已寫在《回憶錄》中。就是在他任天津市委書記時，大概是1949 年5月間，他向毛澤東匯報天津工作時，毛問他：“你認為今後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發展生產'。”毛很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鬥爭的問題。”黃認為這次當面考試不及格。

4.3.2"比打仗還厲害些？"

以下來自單世聯《讀《李銳文集》

以打仗奪取政權，這不但是毛澤東終生的自豪，也是他考量一切事情的標準。他在南寧會議上說：

搞工業，搞農業，難道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就那麼複雜，那麼多學問。（李銳，1999C：79）

漢高祖劉邦以馬上得天下，手下的謀士告訴，可以馬上得天下，卻不能由馬上治天下。數千年後此話又一次得到證實。不到一年，1959年2月2日，毛就不得不承認：我們搞經濟建設還是小孩子，雖然現在年紀不小了；應該承認這一點，即向地球作戰，向自然界開戰，這個戰略戰術，我們就是不懂，就是不會。（李銳，1999D：393）據胡喬木後說："在召集廬山會議之前，毛主席已經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講，經濟工作還是要陳雲同志他們來領導。"（胡喬木，1993：169）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先‘哈哈'苦笑了兩聲，說：‘想不到會搞成這個樣子。'"（楊立，1997：230）然後再次承認："我注意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薄一波，1997：1064）。

4.3.3.人民公社

以下來自單世聯《讀《李銳文集》

毛澤東沒有讀過多少馬恩原著就成了馬克思主義者。1940年3月，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共領導人的評價，在說到?聞天是中共最優秀的理論家時，毛澤東當即諷刺：甚麼理論家，張聞天從蘇聯背回來的是一麻袋教條。（劉英，1992：126）在延安時期，理論家通常與"教條主義"是差不多的意思。

掌握政權後，毛對馬恩經典也時有不以為然的態度，躍進之年就是超越馬克思的一年。毛在1958年4月的"武漢會議"上就號召要破除對馬列主義的迷信。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得更明確：

馬克思的東西，不一定都要讀完，讀一部分基本的東西就夠了。但我們做的超過了馬克思。（李銳，1999C：323）

一旦"做的"的超過了，"理論"也就超過了。"馬克思革命沒有成功，我們革成了。這種革命的實踐，反映到意識形態上，就成為理論。"中國革命的理論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毛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已經為"文革"中流行的"頂峰論"作了預言。

馬克思當然不是神，後人可以也應當超過馬克思，但這種超過不能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正像李說的："《共產黨宣言》中固然沒有‘總路線'、‘大躍進'，但它絕不會告訴人們如何去作河北徐水、湖北當陽鬧共產主義那樣的荒唐事情。"（李銳，1999B：192）

把戰爭經驗固定化、迷信化，使經驗成為教條，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根源之一。他在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說："人民公社，有的地方採取軍事組織──師、團、營、連，有的地方沒有，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產紀律化'，這三化的口號很好。這就是產業大軍，可以增產，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學文化，可以搞軍事民主。"（李銳，1999C：123）這本來是他本人的經驗和信念，但他卻追溯到馬恩：

我請陳伯達編了一本書，叫《馬恩列斯論軍事》。我讀了一二篇，有一條說，許多東西自古以來就是從軍隊首先實行的。我們的共產主義也是從軍隊共產主義先實行的。（李銳，1999D：123）

"人民公社"作為軍隊共產主義的新形式，就這樣有了馬恩的根據。可見馬恩還是有用的，但這個"用"不是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而是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印證。

4.3.4大躍進為什麼失敗：

以下來自《李銳文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毛澤東晚年帶有濃厚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實踐。在運動中，毛曾多次談到自己的社會理想。他認為鄉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公社什麼都要管；“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實現兩個過渡（由集體到全民、按勞到按需）的最好形式，將來就是共產主義雛形。當時不僅是毛澤東，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領導人，都曾自豪地描述過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總之，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為了實現這樣美妙的前景，還在理論上提出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商品貨幣關係，廢除八級工資制和家庭私有經濟等觀點。毛澤東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視為一場幾億人的偉大革命運動，在實踐中謀求一步到位，運用戰爭年代政治掛帥、書記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大搞“人海戰術”，“拔白旗，插紅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來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號，成為一時風尚。毛澤東認為中國一窮二白是極大的好事（而不言經濟文化條件太差、起點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難），窮則思變，這是革命的天然基礎，認為中國的農民比西方的工人先進，他們之中蘊藏着一股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他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的作用。

然而，這個大運動僅僅沸騰了半年，問題便接踵而來：國民經濟各種比例失調，工業生產全面緊張，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泛濫成災，農村生產力和社會生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現實和理想發生了明顯的衝突，迫使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不能不有所冷靜，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廬山會議前的這半年中，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的主題就是糾“左”，整頓公社的所有制，對群眾退賠，修改一些過高的指標等等，以便解決繼續躍進的問題。

4.3.5"趕美超英"與超蘇

以下來自單世聯《讀《李銳文集》

" 大躍進"的流行口號是"趕美超英"，但沒有公開宣傳、毛實際上多次說過的另一個趕超的對象是蘇聯，這個老大哥曾不把毛當回事。不但江西時期受過"莫斯科派"的氣，1949年掌權後，毛專程到莫斯科拜見大哥，"但毛主席到了蘇聯，斯大林遲遲不肯見他。......毛主席訪蘇回來，中央要毛主席談談情況，毛主席不願談，請恩來同志談。這次訪蘇對毛主席刺激很大。"（胡喬木，1994：88）

大躍進的理想，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賽，實際上也想和蘇聯較一回勁，繼斯大林之後充任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成為世界級的領袖。這種欲望是逐步形成的。"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抱有一種十分複雜的心態，他不滿意報告打倒一切的調子，卻不止一次地高度評價赫魯曉夫的作法，說赫魯曉夫勇敢地揭開了蓋子，從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來，斯大林問題的揭露至少證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蘇聯的經驗並不都那麼令人羨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問題不顧後果的，並且是明顯偏激的做法，更讓毛澤東看不起蘇聯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治能力。"（楊奎松，2001：387）被赫魯曉夫揭發的斯大林有許多問題，揭發斯大林的赫魯曉夫缺乏政治謀略，蘇聯人有什麼理由永遠充當老大哥？

" 據當年為蘇中兩國領導人做過翻譯的一位俄國人回憶，還在斯大林去世後不久，中共領導人就曾明確講過：斯大林去世後。國際革命運動的領袖就屬毛澤東了。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準確，1956年斯大林問題暴露後，中國共產黨人心理上出現了某種優越感。"（楊奎松，2001：387）1957年11月，毛赴莫斯科開會，親身體會到一些中國共產黨堅持的東西，已越來越被蘇共和歐洲國家的共產黨拋棄了，他認真考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中國來的問題。只是中國還不具備當大哥的能力："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本。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人造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毛澤東，1996B：626）國家的地位取決於實力，社會主義陣營也不例外。所以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表示蘇聯15年趕上美國，中國15年可以趕上英國，並立即向國內發出指示，着手大躍進的部署。他自信，如果中國經濟搞上去了，在蘇聯變質的背景下，中國就可以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八大二次會議上：

柯慶施向毛澤東說："明年上海可以試行吃飯不要錢了。"毛澤東聽了非常高興地說："做到吃飯不要錢，有全世界的影響，可比蘇聯放一顆衛星大得多。"（李銳，1999C：168）

同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薄一波傳達了毛的一個想法：

要破除迷信，美國不算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為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為四個美國。（李銳，1999D：127）

社會主義當然要與資本主義較量，更重要的是中國要與蘇聯的競賽：你蘇聯不過變成兩個美國，我比你多一輩，我是英、美、蘇一起超過！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說："中國應當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因為中國人口世界第一個多嘛！過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應比蘇聯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李銳，1999C：329）

4.3.6 李銳訪談：為什麼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正確地把握階級鬥爭的方法和策略，取得了很大勝利。那麼為什麼民主革命時期沒有過頭，在社會主義時期就過頭了呢？

李銳：民主革命時期也有過頭的，這就是王明教條主義，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沒收地主工商業，最危險的敵人是中間派，等等。毛澤東一直糾正這些“左”，的東西，他始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從革命鬥爭的主客觀條件出發，來制定政策、方針、路線。當時，客觀上有三座大山壓在頭頂上，能隨心所欲、亂說亂動嗎？日本帝國主義占了大半國土，蔣介石几百萬軍隊，還有另外一座，就是斯大林這座大山，有意見也只能“腹誹”。所以說，當年能做到實事求是，除開主觀因素上要了解中國情況外，也有客觀的制約力量。毛澤東認識到這種力量，不能亂說亂動，也沒有本錢亂說亂動。如軍事上，直到遼瀋戰役開始，才考慮決戰。在政治上非常謹慎，軍事上也是非常謹慎。1949年之後，三座大山解決了，日本投降了，蔣介石被趕到台灣島，地主階級也不存在了。隨後抗美援朝打下來，美國也不過如此。斯大林蓋子揭開，可以吐出多年的“悶氣”。在黨內更是鶴立雞群，人人高唱“東方紅”，喊毛主席萬歲，還有什麼阻力呢？無所顧忌，唯我獨尊，用不着再謹慎了。

最後作為小結，再次引用80年李銳的關於對毛評價座談會的講話：

在這樣的氣氛下，毛開始有了變化。建國後頭七年，國內外敵對勢力有待解決，他的思想和確定的路線是正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很好；但也潛伏着並已有不少 “左”的東西露頭（主要是農業以及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太急，沒有吸取蘇聯教訓，也沒有根據中國農村和社會具體情況辦事）。八大開得很好，思想、理論、政治、經濟和組織等方面的決議都是正確的。怎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任務已經解決了，這標誌着我們的黨中央和領導的成熟。但是毛個人對八大不滿意，尤其對反了他的“冒進”等等不滿意；加上發生了斯大林問題和波匈事件，使他認為中國要走另一條道路，要採取另外更高明的辦法來建設社會主義。反右派運動，整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質是不懂得資本主義有用遺產之可貴和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太少。南寧會議批判總理和陳雲，不滿意國務院的工作，於是發明了三面紅旗、以鋼為綱等（也有客觀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奉承迎合的人，黨的威信高，群眾容易盲從等等）。看到大躍進出現許多一時的假象，便認為很快可以進入共產主義了，完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廬山會議之前，對“左”的東西，有所察覺，有所糾正，但思想上並沒有認輸，勉強上山反“左”。彭總一封信，正好轉而反右，而且從理論上提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樣一來，反右派，封了黨外的口；反右傾，封了黨內的口。以後就走上了一條人人戰戰兢兢，左右為難，天威莫測，唯命是聽，不能不盲目緊跟的道路。

4.4五七反右年到廬山會議到文革（57年到76年）

4.4.1反右是毛的階級鬥爭理論在建國後的新發展

1957年的反右大獲全勝，"右派"的頭面人物紛紛檢討過關：《向人民低頭認罪》（章伯鈞）、《我的初步交代》（羅隆基）、《思想檢討》（龍雲）、《自我檢討》（陳銘樞）。但1959年，他們的膽子似乎又大起來了：

章伯鈞說：19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

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是唯物，實際上最唯心。

龍雲說：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長。

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就早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李銳，1999A：52─53）

毛的反應如何：（李銳《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就在５月１５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為了清除中國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險，便採取了“引蛇出洞”的辦法。

《事情正在起變化》首先談到，共產黨內有右派——修正主義者，他們“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以為中間派是他們的人，不會跟共產黨走了，其實是做夢。……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①文章中談到對右派應當扣帽子，但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能扣。“所謂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個單位內情況又互相區別，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國內存在着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封建地主階級，他們反對社會主義，是敵人，右派就是其代理人。另一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接受了毛對國內階級狀況所作的錯誤分析，正式提出我國依然存在兩個剝削階級的觀點。

①除被八大宣布已經消滅的剝削階級還繼續存在之外，又把“資產階級右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入了剝削階級行列。

②八大二次會議對過渡時期的提法更明確，認為“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

③對過渡時期時限的這個提法，為後來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改為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把整個社會主義社會視為過渡時期，形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過渡”理論埋下了伏筆。

這個時候，毛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又有了新的發展：

。。。

其四，改變黨對過渡時期時限的規定，不再以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為結束過渡時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標誌。毛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指出：全國城鄉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這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任務”。

。。。

其五，提出了導致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某些策略。毛澤東認為，反右派鬥爭創造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群眾鬥爭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都可以用這種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明確表示：“以後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反右派鬥爭時，凡屬提出不同意見，都視之為向黨“猖狂進攻”，採取“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等對敵鬥爭策略。毛曾指示各級黨組織，在兩三個星期內，“對於右派的猖狂進攻，硬着頭皮，只聽不駁，聚精會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準備反攻。”“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①這種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方法，毛自己十分欣賞，把它稱做“陽謀”，認為“這是一套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策略”。正是這種策略，使冤獄遍及神州，毛澤東晚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也從此生長。

１９５８年的統計是從３０萬人增加到４０萬人；１９５９年中央文件說“約４５萬人”；２０年後改正時，複查統計為５５萬多人。這個數字，為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總數的九分之一左右。這場反右派鬥爭是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時出現的第一個重大錯誤，其嚴重後果，李維漢說道：“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和家屬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不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僅是他們本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

這一場鬥爭的後果，還不只是全國有５５萬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包括被株連的家屬就是幾百萬人），受到不公正的處理，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它以強力推行了一系列“左”的觀點，使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統性；根據反右派鬥爭的實踐，促使他認為推動社會前進必須以階級鬥爭為主要手段。他概括出這樣一系列 “左”的錯誤的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觀點：

從 50年代中期批判鄧子恢的右傾錯誤時，毛澤東就意識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敵人不在黨外而在黨內。這就是1958年他多次說的，"反日、反蔣、土改是比較一致的，但在搞社會主義合作化問題上，就不同了。"這一觀點直接通向"文革"的"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判斷。所以，毛雖然在廬山會議上多次痛罵這些右派言論，會議結束時還宣稱要寫一篇萬字長文向包括右派在內的國內外敵人宣戰，但他確實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再次發動反右鬥爭。而且，在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1959年8月24日，毛還給劉少奇寫信，提出給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問題；同年12月5日，報紙公布了摘掉包括蒲熙修、潘光旦、費孝通等著名右派分子的消息。事實上，那些知名的"右派分子"在被剝奪了政治地位和個人尊嚴之後，生活條件仍有相當保障，章伯鈞從行政3級降到7級，警衛、秘書、公務員仍然保留，只是小車由"吉姆"變成了"別克"，羅隆基從4級降到9級，工作人員沒有，但原則上可以向政協機關要車。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就真可以無憂無慮的安心養老了。1966年，他們受到大規模的虐待，一些甚至在肉體上被消滅。

4.4.2 再談五九年廬山會議

在第二章提到，廬山會議之後的繼續極左批右傾，是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同時，在政治後果上，也有毛自己的階級鬥爭思想的發展。

前面提到，廬山會議後，毛越來越認為黨內存在階級鬥爭。這是他在建國後才發展的新的思想，就是黨內的階級鬥爭比黨外還要嚴重，需要發展群眾去斗走資派，而且這種鬥爭要變成中國政治生活的常態。這個思想逐步到文革發展到了頂峰。

以下摘自《廬山會議實錄》

廬山會議的嚴重政治後果，首先表現為“階級鬥爭”理論的升級。毛澤東發動了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並對這場錯誤批判進行了理論概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

又起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一點不錯，不過鬥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由此，在反右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還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觀點，就直接引申到了黨內。

廬山會議直接破壞了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黨和國家政治體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顯現起來。廬山會議由前期糾“左”，轉為後期反右，轉折點是７月２３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評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能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信中觀點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

廬山會議還推動了個人崇拜的發展。

4.4.3 文化大革命

以下摘自高華的《毛髮動文革的動機》

“

在文革開始後，毛的思想基本上系統化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軍隊系統率先大搞毛的個人崇拜的宣傳，黨的宣傳機構也迅速跟進，幾個核心概念在全國大普及，實現了充分的社會化，這就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到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階段，階級鬥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階級敵人到處有，黨外有，黨內有，知識分子中更多；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一定會反映到黨內，老的資產階級消滅了，還會不斷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復辟；反修防修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任務；毛主席是紅太陽，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毛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誰反對毛和毛思想，我們就和他拼”等等，經過多年的密集的宣傳，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條件。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毛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說到底，在他看來，劉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約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後能否勝利，現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阻擋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後，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34]，但那是以後的事，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器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將以人民的化身來指導革命。毛將暫時把黨機器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毛已不願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

在此不難推導出毛髮動文革的動機。當然，發動文革動機還包括打垮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的權力鬥爭的實質在內。兩個因素都占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