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被保護”
3.
儘管公司里的事情千頭萬緒，宋立還是抽空準時下了班。他帶着兒子先到超市買了一大堆東西，回家後，又使出渾身數解，弄了一桌飯菜，然後，父子倆眼巴巴地等着趙瑩。
直到晚上十二點鐘，沒有趙瑩的任何消息。
宋立心裡非常自責。那天為什麼要對她說過激的話？為什麼沒有想法攔住她？他了解她，完全知道該怎麼做才最有效、最能被她接受，可他偏偏沒去這麼做！趙瑩會在哪兒呢？他推測，很有可能，警察根據趙瑩的願望，把她送到某個朋友那兒去了，因為，她絕對不可能住到警察局去。但不管在哪兒，總該來個電話吧？
他很清楚，趙瑩是個非常戀家的人。即便對他這個丈夫有氣，不願理他，但心裡絕對放不下 兒子。唉！再等等吧，也許，等氣消了，明天就回來了。
可是，第二天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第三天，還是沒有一丁點兒反應。直到第四天，仍然沒有任何音訊。
宋立開始不安起來。他無論如何沒料到，老婆被警察帶走，會一去杳無音訊。他突然懷疑，那晚是不是真警察？萬一是假警車呢？
這個念頭一閃現，他頓時感到脊梁骨上一陣寒氣。這麼多天過去了，怎麼居然沒想到主動去找找她？難怪趙瑩會對他怨氣衝天。不是嗎？直到現在，他還在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守株待兔地等着她乖乖地回來。他忽視趙瑩的內心感受已經太久了！
他迅即給周圍所有朋友和國內兩邊父母家打了一圈電話，沒敢說明實情，只是從側面打聽情況，結果，所有人對這邊發生的事、對趙瑩的下落均毫無所知。很顯然，這期間，趙瑩沒跟任何朋友包括家裡人聯繫。
宋立終於沉不住氣了。
他決定，直接到警察局去。那晚，他留了個心眼，把警車的車牌號記了下來。
來到警察局，說明事情的原因。那位負責接待的警察先是當着宋立的面，跟兩位夜巡的警察通了個電話，接着，又跟另一處有關部門通了個短暫的電話。放下電話後，他告訴宋立：“你太太已向有關部門申請了‘被保護’。也就是說，她不願見你。我看，你不用再找她了。”
宋立說：“我們之間有些誤會，我想向她解釋一下。如果不能見面，打個電話總可以吧？”
警察聳聳肩，說：“很抱歉！我無權向你透露她的任何消息。她已被保護起來了。法律規定，這段時間，你不能見她。除非你太太自己願意主動跟你聯繫。”
“我想，我應該有權知道，我太太的下落。那個‘保護’她的地方，究竟在哪兒？”
警察兩手一攤，說：“這我無可奉告。我只能給你一個忠告：什麼也別做，直到律師來找你。”說完，他站了起來，笑着拍了拍宋立的肩，“親愛的先生，你該知道，在德國，要養好自己的太太，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等着瞧吧！看看你太太這回會給你什麼好果子吃？”
趙瑩在“婦女之家”一點兒也沒能閒下來。
那一大堆簽名表格填完後，接下來幾天，她馬不停蹄地被傑妮弗接來送去，不能拒絕地到各有關部門去辦必要的相關手續。
第一次跟着傑妮弗坐上一輛嶄新的奧迪車，見她從自己包里拿出一個專用本子，認真記下車子的里程數。等辦完手續回來，下車之前，她又把那本本子拿出來，再仔細記一遍里程數，趙瑩不禁好奇地問：“為什麼要記這個？”
傑妮弗告訴她，以前，“婦女之家”有輛公車。前年折舊報廢后，政府一直沒有再配置新車。新黨派上台後，推行新的福利政策，減少行政預算，“婦女之家”的一些支出，例如公車，也被納入了“被削減”的行列。本來，這輛奧迪車是她的私家車，現在的用途卻是半公半私。不過，按規定，如果她的車用於公幹，可以按實際里程數計算，到政府有關部門實報實銷。
知道了這點後，每次上下車時，趙瑩都坐在副座駕上，不露聲色地斜眼觀察傑妮弗的紀錄情況。她清楚，這種毫無監督的里程數紀錄，靠的是百分之百的誠實和自覺。因為，這裡面有太多空子可鑽，太多的手腳可做。
幾次下來，她發現，傑妮弗的紀錄每次都跟實際里程數完全一致。
傑妮弗的工作態度完全是服務型的，總讓人感到親切舒服。但幾天下來，趙瑩發現，傑妮弗只對辦手續感興趣，而對她的個人情況從頭到尾隻字不問，甚至連她進“婦女之家”的原因和經過都不詢問一下，仿佛那一切都與現在毫無關係。
有一天，下車之前，趙瑩終於忍不住問傑妮弗：“我到處簽名辦手續，可你還沒問一句有關我的事。你難道一點兒也不想知道我們家發生了什麼事，我是怎麼想的嗎？”
“那屬於你的個人隱私，而且，也不屬於我的工作範疇。”傑妮弗拍了拍趙瑩的肩，成竹在胸地說，“別着急，到時候，會有專門的人來聽你說這些的！”
轉眼到了周末。
這天上午，“婦女之家”的住戶們自發地組織了一場歡送會，歡送帶着三個年幼孩子的朱麗葉離開“婦女之家”。傑妮弗受到邀請，也趕來參加。
天氣極好，陽光燦爛。歡送會就在“婦女之家”的後花園草地上舉行。
幾個女人早早在院子裡擺好了躺椅，準備歡送會一結束，就美美地曬曬太陽，好好享受一番日光浴。
歡送會的費用由大家“湊份子”，吃的、喝的非常豐盛。
傑妮弗感嘆地說：“以前，這樣的歡送會都由‘婦女之家’出資來組織，可現在，‘婦女之家’連這樣的歡送會都辦不起了！現在，經費越來越緊張，連勤雜工都請不起。再這樣下去，恐怕‘婦女之家’也難以為繼了。”頓了頓，她又說，“現在，有些搞政治的人，對‘婦女之家’的存在提出質疑。他們說，我們的社會已經很和諧了，婦女的各項權益已經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婦女之家’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不是一派胡言嗎？看看我們在座的各位，難道不需要‘婦女之家’嗎？難道能讓你們像那些貧窮國家的遇難婦女一樣，個個流落街頭、向人乞討嗎？，那幫搞政治的傢伙們，真不知道是怎麼想的！”
接着，她宣布了一項新決定：從下個月開始，“婦女之家”的花園草地將由住戶們以輪流值日的形式自己打理，因為經費緊缺，她不得不把花匠都解僱了。
這下，像一把鹽扔進了滾燙的油鍋里，熱熱鬧鬧的歡送會頓時變成了一場群情激奮的控訴會。大家肆無忌憚地批評現任政府和當朝政黨，憤怒地一致表示，下次絕不會把選票投給這樣的黨派和政府。
趙瑩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着這一切，心裡覺得詫異。這些人，仗着手裡有張選票，就這麼理直氣壯。她們被政府保護着，由政府贍養着，白吃白住白拿錢，到頭來，不但不感激政府，反倒怪政府對她們照顧不周，像是政府對不起她們、欠了她們似的。
德語字典里似乎沒有“感恩戴德”、“磕頭下跪”的詞兒。德國人向來把自己得到的，視為與生俱來的權利，不懂得向任何組織或個人、甚至自己的父母感激涕零。這讓他們每個人看上去活得堂堂正正同時又太缺乏人情味。
朱麗葉從“婦女之家”搬出去後，將住進政府分配的社會救濟房。她的三個女兒，一個八歲，一個五歲，還有一個才剛剛七個月大。
臨別這一天，她帶着孩子們特意到趙瑩房間來告別。她熱情地邀請趙瑩以後到她那兒去做客，因為，她的新住處也在這個小鎮裡，離這兒不遠，步行只要十分鐘。
見她帶着三個孩子，大包小袋的還有不少東西需要搬到新住處去，趙瑩便主動提出，幫她搬點東西過去，順便也認認家門。其實，她心裡還有一份好奇，想看看那社會救濟房究竟什麼樣兒。
朱麗葉的這套住房，在一棟只有兩層樓高的連體小排樓里。整套住房樓上樓下共有90平米，還帶着前庭後院。
小排樓坐落在這片富裕的住宅區里，建築質量非常好，周圍綠樹成蔭，整潔幽靜，與附近的環境協調一致，根本就看不出，這屬於貧困救濟房。
“這套房子，一個月要付多少錢房租？”趙瑩問。這套房子比她家現在的租房還大、還新，周圍環境也更漂亮，想必房租一定不會便宜。
朱麗葉告訴趙瑩，她帶着三個孩子，毫無經濟收入，屬於社會特困戶。因此，她不用付一分錢房租費。所有費用，都由政府有關部門承擔，而她和孩子的生活費也由政府有關部門發放。也就是說，她和孩子已居有歸所，衣食無憂。
“住在環境這麼好的地方，真好！”趙瑩由衷地說。她簡直有點兒羨慕朱麗葉了。
“好什麼好？住在這裡，不允許安裝電話，也不允許自己有車。我那輛車過幾天就得賣掉。你想想，我一個人帶着三個孩子，沒有電話沒有車，方便嗎？”朱麗葉說着說着，又理直氣壯地把矛頭對準了政府，“我提出申請，可那幫管福利的傢伙居然說，‘你想要保留車子裝電話，可以。不過，與此所有相關的費用都得由你自己承擔。’你聽聽，這是什麼話！簡直是笑話！所有費用都由我自己承擔，那我們還要政府幹什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繳稅？”
趙瑩突然覺得，眼前這女人真是不可思議。
她憑什麼這麼理直氣壯？ 她到底向政府交了多少稅？她交的那些稅，多到足以支付她現在的所有生活開支、多到可以讓她從容地把三個孩子撫養成人嗎？
“要是我也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就好了！我想，我肯定會為此感激政府的！”趙瑩說。
“你丈夫是失業者嗎？”朱麗葉問。
趙瑩不明白她為什麼突然冒失地問起這個來，有點不太自在地搖了搖頭：“不！他沒失業。”
“那你就得在‘婦女之家’繼續住下去了。我搬出來，是因為我丈夫失業了。”朱麗葉接着跟趙瑩說起了她的“個人隱私”。
原來，朱麗葉的丈夫是德籍土耳其人。雖然從小在德國長大，卻出奇地重男輕女。婚後兩個女兒相繼出世後，朱麗葉不願再生育，想採取避孕措施，但丈夫卻不同意。他一定要堅持繼續往下生，直到生個兒子為止。夫妻倆為此矛盾激烈，尤其在夫妻性生活方面：朱麗葉性生活的目的是為了享受男女性愛，而他丈夫性生活的目的是為了傳種接代。直到有一次，她丈夫酒後對她惡意辱罵，大打出手。朱麗葉當時就報了警，並申請了“被保護”。她在“婦女之家”住了三個月，準備正式提出離婚。沒想到，一次在接孩子放學時，被四處找她的丈夫發現了。她丈夫軟磨硬纏，甜言蜜語，把她哄回了家。結果，只做了一次愛，就讓她懷上了老三。朱麗葉是天主教徒，不能也不願做人流，生下了老三。天不遂人願，老三又是女孩。他丈夫故態重萌，夫妻倆又進入新一輪衝突。朱麗葉只好第二次申請“被保護”，住進“婦女之家”，並正式提出離婚。
趙瑩心想，朱麗葉敢於走出這一步，完全是因為她清楚德國社會有一套保護着她的制度。否則，她一個女人，帶着三個年幼的孩子，生活不知會多麼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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