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I am sure…

   每当同学们相聚，只要谁说一句：“I am sure…，”大家就会心地笑了起来。它令我们回想起学英语的一些往事。

   第一任英语老师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吴老师。我们很多人过去都没有学过英语，幸好所用的教材是从音标乃至字母学起。记得有一次晚间上课，吴老师将我叫了起来，我一时又回答不上问题。吴老师那厢又不依不饶，让我着实地卖了一把秫杆儿。那是个冬夜，弄得我狼狈不堪，出了一裤兜子汗。丢了一把老脸，害得我一夜失眠！其实丢脸何止一次呢？小郭常常模仿我的口音：“ It is----”，不分轻重音；老肖称我的发音为“关氏英语”，并赞扬我说：“外国人要是象你这样讲话就好了，我就都能听得懂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英语也没见长进，现在又成了异国刨食的一大障碍。

   大约一年后换成了秦老师为我们教授英语。有一次秦老师希望在课堂上搞一次简单的对话。小宝和雄伟勇敢地站了起来，二人才交手三、四个回合就无话可说了。雄伟急中生智骂了小宝一句：“you are　foolish！”全班同学哈哈大笑。文弱的秦老师对雄伟说：“他那么友好地同你对话，为什么对人家评价那么低？”说来小宝的英语进步应该是最快的，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每天竟能够背下70个单词。这位仁兄极具语言天赋，中学学俄语，大学学英语，在复旦做博士时又学了日语和法语。有一次还写了一首英文小诗给我们传阅。凭心而论，写得相当好。我还清楚地记得用的是{ai}的韵脚。不过诗中若隐若现地散发出“少年维特之烦恼”。绘一学英语那要显得更“学术”一些，常常要比较两个词的异同之处以及使用的语言环境。这位仁兄即使是种地、炒菜、摄影都要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去做。因而干什么都干得像模像样、有声有色。这大抵是得益于家学渊博，从小就受过良好训练吧。发音最好的当属则钟了，那才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位代课老师。

   有一次我很早就到了教室，可是刘娜老师却早早地等在那里了，她说每逢有课总是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课堂的。刘老师已经年近花甲，为人和蔼可亲，就像个慈祥的老妈妈。由于她手中没有花名册，她让我给出5、6 同学名字以便提问。于是我就把晓微、则钟、小宝、绘一、广平和小郭的名字写给了刘老师。在课堂上她第一个提问的同学是则钟。刘老师对则钟的发音给予了极大的赞扬。她接着说，几个在美国的同学给她写信谈学习英语如何重要，美国人说话如何眼睛眉毛嘴巴一起动。听得大家颇有“海客谈赢洲，信是苍茫难以求”的感觉。她接着又提问了两个同学，那都是对答如流。刘老师似乎看出了什么端倪，于是就不按名单点将，一下子揪住了胖胖的小冬青。冬青的发音和我一般烂，磕磕巴巴地朗诵了一段。刘老师十分和蔼地鼓励冬青要炼好语言发音，并说：“将来你去美国讲学，流利的语言是很必要的”。此后我们总是在开玩笑的时候问小冬青什么时候去美国讲学。我们在大学一、二年级时，中国还是很封闭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到大洋彼岸。而刘老师那时就把天窗打开了，可谓是远见卓识！想来刘老师如今应该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我们祝她健康长寿！

  第二次代课老师我至今不知姓名。那天她穿着一件米黄色大翻领的上衣，头发挽成发髻。一看就是个利索的老太太。那一节课文题目是：“What heat is。”一开始她就朗读一遍课文：“I am sure that you know what heat is----，”那场面就好象是在看一场艺术演出，听得大家如醉如痴！下课后，一群同学立马儿把讲台围了起来。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小宝学过俄语，这家伙或许想卖弄一下，就随口说了一句俄语。哪想到老师叽哩呱拉地说了一段俄语，我们这位达瓦里斯如何招架的住。原来这位老师本来是学俄语出身，现在改行教英语。小宝这次又给老肖留下了话把。

   多少年过去了，也许我们中间有的人已经把英语还给了老师，但是“I am sure”却永远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8. 三箭齐发

    我们经第三次搬家进入红楼宿舍。这时好象79级同学也入学了。那时候有几件事情一直影响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其一是二舍食堂就餐人员很多，食堂又只开那么几个窗口，往往是买饭与买火车票一样难。偶尔还会出现因为排队买饭而发生口角的事情。其二膳食质量差，给的份量亦不足。其三是外语系同学经常晚归，当时大门晚11点上锁，几乎每晚12-1点钟都出现外语系同学敲门叫喊声。我们宿舍在一楼离大门很近，常常是同学们刚刚进入梦乡即被吵醒，而况我们宿舍有好几个同学饱受失眠煎熬，一旦被吵醒，那起码要再折腾几个小时，才能二番入睡。

    在一个下午几个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决定针对这些现象予以抨击。老贾写了一篇大字报，其中涉及到“伙食淡而无味，菜汤上见不到油花，女同学也要买额外的一块发糕”等事例，强烈要求学校改善食堂伙食。老贾何许人也？66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是轻车熟路。不过等到文攻武卫、剑拔弩张的时候，我们这位老大哥早已跑回家乡挣工分去了。写这样的大字报对他那是小菜一碟，而且有理有据。

    鸿彬画了一组漫画，辛辣地讽刺混乱的食堂秩序，倡导排队买饭。鸿彬出身于绘画世家，受过良好的绘画训练。学校开运动会时，我们系推出的黑板报为《掷铁饼者》，孔武有力，栩栩如生。那就是鸿彬的杰作。挂在食堂的漫画中我记得其中一个画面，一个女同学捧着饭盒，冲向队伍中夹塞，画外音为：“哎，插队落户了”。

    在一进门的墙壁上我们竖了一块黑板。由鸿彬画了一幅漫画：几个同学在门前连踢带喊。我配了一首打油诗：“昨夜梦游正香甜，隆隆巨响惊我眠。乍疑绿林打家舍，起看学子立门前------”

    学校领导的反应是迅速而积极的：主管后勤的领导召开了座谈会，成立了由学生参加的伙食管理委员会，老大哥成为学生代表。团委和学生会也召开会议研究整顿食堂秩序。真是一抓就灵，买饭的队伍井井有条，饭菜的质量也有所提高了。事过多年，我们还不能忘记老贾的贡献！如今我们这位老大哥已经年过花甲，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遥祝他身体健康！

   三箭齐发，两矢中的。唯有外语系同学的夜半擂门，一直伴随我们到毕业。　　　　　　　　　　　　　　　　　　

    9.假马列的故事 

说起一九七七年高考，那可是贾大哥全家风光无限的日子。夫妻携手上阵，双双高中金榜！当时大哥大嫂在中学当物理和数学老师，考上大学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不过我家乡也曾出现老师和学生一起参加高考的场景，学生考上了好几个，当老师的却没有考上，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哥大嫂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优秀教师，怎能和上述庸师相比！他们是牵着一串学生上大学的。两口子同时考上了大学，这对一个庄稼院人家来讲是一件多么难得的喜事呀！有一次大哥不无得意地对我讲，当年风水先生“马大唬弄”端详过贾家的祖坟，撂下了这样的评价：“此处阴宅人旺财不旺，其后代虽然不能成为达官显贵，但不乏读书人”。看来这“马大唬弄”眼力果然了得！大哥兄弟四人，起名的顺序为文武君臣。大哥的大哥—名文者早在文革前就上了大学，名臣者当了工农兵学员。而大哥大嫂都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由于文革耽误了十年。参加高考时他们的女儿都快有三岁了。出于家庭的考虑，大嫂选择了长春师范学院的大专班，学制为两年。大哥则进入吉林大学与我等相伴四年，留下了不少的佳话趣事。

大哥性格倔强、认死理，而且常常像一个“卫道士”。喜欢发议论更喜欢辩论。那个时期全国都在反思文革、解放思想，人们思想十分活跃，也给大哥提供了很多的话题。当《中国青年报》就潘晓的“人生的道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展开人生意义大讨论时，大哥慷慨激昂地讲：“个人主义道路越走越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当年他已经三十二岁，而小字辈的二十岁还不到，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看法如何能够一致，这就难免产生“代沟”。年轻人看他左得可爱。于是乎就送他一个外号叫“假马列”。“假作真时真亦假”，说来还是得怪大哥的姓氏不好，多么好的名字一旦冠以其贵姓就都变成负面效应了。

记得刚入学不久，在鸣放宫播放日本电影《生死恋》。看了电影之后年轻人兴高采烈，大哥则义愤填膺。他大声疾呼：“进口这样的电影，要把青年人引向何处？”为此还和小郭辩论过几次，小郭嘲笑他连电影都没看懂。这更激起大哥的愤情，于是乎利用周末去电影院自费看了两场，又奋笔疾书给《吉林日报》写信，不过信都被退回来了，这又不免遭到小郭和老肖的又一番嘲笑，估计那时大哥肯定挺郁闷。

暑期放假前，系里召集年级全体学生会议，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讲一些注意旅行安全等假期注意事项。随后他讲要注意政治学习、关心时事多看报纸。他深有感触地说：“国家形势发展很快，我一天看四个小时的报纸，有时对形势发展还是看不透！”会后大哥不无嘲讽地说：“国家政策说变就变，世界形势瞬息万变。那是看报纸能看得透的么？看四个小时没有用，看八个小时也白搭！”

按理说，大哥是正正经经的老高中毕业生，功底相当扎实。但是毕竟年龄大了，又有家庭事务的后顾之忧，又何况我们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甚多。故而大哥也是跟头把式地折腾了四年。尤其是学英语，对年级大的人困难就会更多一些。什么现在时、将来时、将来完成时，搞得大哥晕头转向。大哥学过六年的俄语，当中学老师时又曾自学日语，当然他的中文功底更是相当深厚。学英语有困难，他就指责英语不严密、不规范。他曾多次称赞俄语如何规范如何准确。“俄语有六个格三个性两个数，词法相当严密，绝不会给人以误解。”“当年在规范俄语时，不但有语言学家，就连罗蒙诺索夫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参加了。你说它能不严密么？”每当大哥唠叨这些时，年轻人也许会顶上一句：“为什么世界通用语言不采用俄语呢？”大哥默然。

理论力学考试是在冬季的一个周六下午。那段时间我感到很累，于是考完试后就跑到四叔家去蹭酒喝了。等周日我回到教室，只有彦虹和则钟两个人在自习。小姑娘们对我说：“老农啊，快去劝劝老贾吧！他说考得不好，恐怕是不及格了，眼珠子都流汗了！”那次考试题的确偏难，其中有一道题如次：“用一根定长L无质量细绳栓住小球m，在绕固定杆以角速度ω旋转时，求该绳与固定杆间的夹角”。其实这是一道“送礼题”，就是给同学们过六十分门坎儿预备的。可是大哥却钻了牛角尖，他用手旋转钢笔想模拟一下，不料当钢笔一转，他感到绳子缠到杆上了，再转一下又缠上了！越折腾就越糊涂，那还有夹角可求？这么一搞，大哥的头绪就全都乱了套，后面两道有关“爬梯子”和“车载小球”的大题更是无从下手。他对我说：“老天巴地的，跟一帮小孩儿混，还弄个不及格。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嘿，这话听着耳熟！一年前半物班的药兄也是这么讲的。我们年级有药兄、柳惠我们三个人当过兵，不过药兄比我俩大头兵要牛一些，他是军官转业后又考上大学的。他是典型的东北大汉，身高马大、嗓门也高。刚入学时一副趾高气扬的摸样。不料第一个学期下来就走了麦城，高等数学闹个不及格。他对我们说：“昨晚我一夜就没能入睡，我哥哥我老婆一个劲儿地劝我。你说我多丢人啊！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这位药兄自尊心太强，经此闷棍后便偃旗息鼓、竟一蹶不振，从此很难听到他的大嗓门了。看来开学伊始我们都托大了，其实年龄愈小学习越好，这也许是77级的普遍现象。而大哥等人后顾之忧甚重，“老妈的命、孩子的病”，要操心的事多着呢！他们能够坚持下来就值得令人赞佩！

除了“主义”之争时，大哥的性格还是满随和的，总是嘻嘻呵呵地打趣逗乐，希望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在新年晚会上，大家起哄让大哥出节目，他扯着嗓子唱起《送女上大学》：“大路上走来人两个，一个老汉一个青年。那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呀……” 这让我不禁想起电影《林海雪原》里土匪哼哼的小调：“提起了宋老三呐，两口子卖大烟呐……”　东北有一句老话说“老要张狂少要稳”，估计大哥也在因循古训，有意地张狂一些。那时我们宿舍住十四个人，十分拥挤。大哥有打呼噜的毛病，而泓滨、建中我仨又患有失眠症。熄灯后，大哥入睡很快，不久就传来呼噜声。大哥的呼噜节奏很强，有如钱塘大潮奔腾而来。失眠的人本来就心烦，对声音极为敏感，如何能够消受如此“天籁之音”。有时那两个小兄弟就会将袜子、鞋或者书一类的东西抛向大哥的上铺。他似乎被打断了美梦，“嗯”了一声，大概能够平息十几分钟，尔后又开始鼾声大作。第二天早上，他总是笑嘻嘻地将昨晚的战利品物归原主。有时我们会说：“你昨晚又拉风箱了。”他说：“是么，我咋不知道呢！以后我得注意点。”

毕业前大哥邀请我们5、6 个同学到他家喝酒。他们住的是大嫂任教中学的房子，不足十平米，而且没有厨房，条件相当简陋。大哥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电子器材公司，一年后就当上了科长。按理说大哥春风得意，前途无量。可就是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哥负气离开春城，远走大庆。那时候大庆石油管理局富得流油，房子、票子都很充足。还记得大哥刚到大庆后不久，在信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新房子的结构和尺寸，信中洋溢着大哥的满足。

这几年同学相逢，女同学总会嘱咐他几句：“老贾呀，在家里别老耍犟头，就老两口过日子了，不要跟曹老师较劲儿！”大哥嘿嘿一笑：“我啥时候跟她一般见识了！”人老了，性格会变得好起来，大哥也会如此。

如今大哥退休了，过着悠哉闲哉的生活。由于他亲历文革，希望给后人留下些史料，故而潜心研究文革，每天笔耕不辍，号称要整个大部头。听那意思这位老红卫兵对文革的否定多于肯定，这会儿他恐怕真的成了“假马列”真“修正”了。

10  傻大姐儿

     我们年级有两个班，我们班是半导体材料专业，另一个班是半导体器件与物理专业，分别简称为材料班和器件班。头三年大家是在一起上基础课，因此关糸比较紧密。如果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两班人马无论是形象、性格、班风迥然不同：器件班的平均身高肯定高出材料班一大截子，尤其是器件班的小伙子几乎是个个高大英俊；材料班的同学喜静，器件班同学好动；有一次两个班搞足球比赛，到了下半场，材料班的同学的体力就顶不住了，画一和斌桥这两个主力己经大汗淋漓、小脸刷白，材料班的领队大力同学几乎到了发飙的程度。而器件班的小伙子们刚好处于“万马战犹酣”的境界。尤其是阎永铁和赵彤两位同学满场飞奔，势若游龙。材料班最难的是组织文娱活动，大家都往后面躲；器件班搞晚会则是热闹非常：唱的、跳的、闹的，不乏其人。有一次在全系举办的圣诞晚会上，立才、以宁等表演唱“铃儿响叮铛”。喝！你看这四个小伙子风华正茂、激情四射！材料班旳同学死抠学习，器件班的同学贪玩儿。不过人家是两手硬：玩得好，学得也好。有两个典型的例子：赵彤从来是天不亮就起床，跟从周明德先生去练鸭形拳，下午还要踢一场足球。毕业时他报考清华的研究生，那年清华的高数试卷B相当难，就连我们班的斌桥这样的高才生都走了滑铁卢，赵彤硬是得了91分。不过考政治却砸了锅：有一道题“论述人都是自私的”，赵彤顺着杆就爬上去了，洋洋洒洒地论述人都是自私的，结果政治卷子只得了53分。他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真想给他一个巴掌。后来我们一起分到十三所，数十年的交情，情同手足，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揭他的疮疤了。还有那位贾府的丫头，打蓝球、打排球、滑冰，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可人家旳学习也整得名列前茅。不过器件班也有另类，傻大姐儿就是只学不玩的典型代表。

    傻大姐儿可不傻，虽然算不上冰雪聪明，那脑袋瓜儿的转速也得超过苹果II 了。据说她上过中专，年龄是老大不小的了，所以器件班的女同学都叫她大姐。不过这个大姐好像从未照顾过任何一位小妹妹，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学习上了。即使是课间从数学楼往理化楼赶场的路途中，手里也捏着用皮筋捆绑着的拇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英文单词。但见她目不斜视，你跟她打招呼她是端端地看不见的。三根指头煞是灵活 ，不停地捻动纸条  ―  估计她点钞票肯定不会如此熟练 ― 口中亦念念有词。那个劲头怎么形容呢？那叫迷！那叫痴！

      大约是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跟在傻大姐儿的后边去图书馆，“假马列”又操心了：“你说这傻丫头，也不动动心思划拉个对象，整天就知道学习！”那个年代有一个口号：“把林彪和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倘若是像谌容小说虚构的那样，中央下个文件给每个人减去十岁。那保不准傻大姐儿也会追求一番花前月下的浪漫生活，可现在那是时不我待，必须争分夺秒！她真真地恨不能像姵蕾小姐那样飞奔如箭使时光倒流。

    傻大姐儿还有一个坚持四年的习惯：每逢下课铃响，她必定会以极快的速度第一个冲向讲台，向授课老师提问题。不过只有三门课，即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非但没有看到她去提问，保不准上课时她还偷偷地背单词呢！我常常纳闷儿：她怎么消化理解能得这么快呢？像我这样的笨鸟，上课时好像都懂了，做题时又不会了，考试时就发懵了。

     有一次王剑刚老师给我们上《电动力学》答疑课。风度翩翩的王老师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一直就把77级学生当哥们儿待，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下课铃响了， 王老师满心想下课后找几个烟民一起去过过瘾、吹吹牛，却不料傻大姐儿已经冲到了讲台。他无奈地摊开双手，意思是说总该让我去洗洗手吧？傻大姐儿愣是揪住不放。这时器件班的一群调皮小伙子们开始鼓掌起哄，傻大姐儿根本就不搭理这个茬，依旧我行我素，每天照冲不误。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毕业后傻大姐儿考取了清华李志坚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尔后又去英国留学了。可以断想，在离开吉大后的求学时光中，她这个光荣传统肯定会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傻大姐儿，特殊的人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