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美國對外政策

啟明

最近看到一篇有關儒學和中國政治發展關係討論的文字，其中一位學者有這麼一段話：＂我堅決批判大陸新儒家與公權力結合來推行儒家的做法，但我同時也堅決不同意基督教與公權力結合推行基督教——就算其目的是為了憲政民主也不行，因為這樣是違背了憲政民主的精神的。＂ 我贊同這位學者的態度和觀點，但感覺國內部分學者對當今基督教與西方國家政府比如美國政府之間關係有某些誤解。聯想到不久前共識網對《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一書作者於歌一篇題為＂上帝統治美利堅＂的專訪，其中誤解更加嚴重。尤其是該著作者/被採訪者關於基督教支配美國對外政策的觀點，讓人難以苟同。這裡針對共識網訪談中作者/被採訪者於歌的觀點，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一）

不知道是作者於歌本人的觀點，還是共識網編輯的炒作，首先那篇採訪錄的標題＂上帝統治美利堅＂就成問題。美國是個基督教國家，但同時也是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的國家，＂上帝統治美利堅＂（God rules over America） 容易引起誤解和爭論。另外，現在美國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多元化，包括對不同宗教和無神論的包容，以及宗教平等，而非突出某一宗教的地位。不難想像，如果美國有政府官員公開說＂上帝統治美利堅＂，遇到政治麻煩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於歌提出的＂基督教是美國的本質＂觀點（見其《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也需要進一步推敲。美國是個基督教國家，這點沒有多少疑問。美國的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里仍然有＂One nation under God" 這句話，人們也習慣說"God Bless America"（天佑美國）。但斷言＂基督教是美國的本質＂似乎不太妥當，忽視了美國社會的複雜性和社會、歷史變化。即使在美國，恐怕很多人都不會同意此一結論，至少大量無神論者和非基督教徒，甚至很多信奉基督的自由派人士也不會同意。

二十多年前剛到德州讀書時，一名來自台灣的前輩留學生（也是一位基督徒）曾經在給大陸、台灣來的新生作報告時說：美國是一個上帝通行無阻的國家。我那時在美國南方所謂＂聖經地帶＂(Bible Belt)的Mississippi和Alabama已住過幾年，對此深信不疑。其後搬遷至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並在當地生活了整整20年。＂美國是一個上帝通行無阻的國家＂言猶在耳，但漸漸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

以前在南方，聖誕節期間人們見面時互相問候"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現在很多人則說"Happy Holidays!"（節日快樂!），有意識地迴避"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s!"包括了每年12月份的猶太人節日Hanukkah，非洲傳統節日Kwanzaa，以及聖誕節和新年，這樣誰也不得罪（包括無神論者）。我自己更喜歡和習慣傳統問候"Merry Christmas!"，但時常有人在問候"Merry Christmas!"時會小心翼翼問一聲：Would you mind I say... （你介意嗎？...）。去年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節聚餐上，同桌的一名猶太裔教授質問校長為什麼聚會的聖誕歌單中沒有猶太人的節日歌曲，讓我這個非教徒都看不過去，覺得這個要求很有些過分，無事生非！去年學校的學生基督教組織 （Christian Study Club）於國家祈禱日在教學樓內舉辦祈禱活動，以及學校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上邀請牧師作例行、傳統祈禱都受到個別教師指責，鬧得沸沸揚揚。理由是我們是州政府公立學校，不應該涉及宗教活動，尤其是不應該突出某一個宗教。這些並非個別現象，其它還有眾所周知的同性戀婚姻、婦女墮胎合法化等等，許多宗教人士極力反對但也無可奈何。在此不評論其中是非利弊，只是想說明基督教在美國雖然有極大影響，但其影響受到政治、多元化、平等觀念等多種因素限制。＂美國的本質是基督教＂有些誇大其辭和表面化。

四百年前當英國清教徒登陸北美大地時，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嶄新、純淨的宗教社區 - A God's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當他們遠涉重洋，離開英格蘭和歐洲大陸時，同時也是為了逃離舊世界的宗教迫害。在殖民地時期，新教徒之間同樣多次出現過對所謂＂異端＂的迫害。現在的羅德島州就是由在波士頓地區、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受到排擠、迫害，被逼出走的一批新教徒建立的。這樣的經歷，使殖民地人民對宗教迫害特別敏感。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包括憲法制定者，雖然很多都是基督新教教徒，但同時也深受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薰陶，被歷史學家稱為＂理性之人＂（Man of Reason 或者 Man of Enlightenment）。在他們的經歷和啟蒙認識中，當宗教和權力相結合時，同樣會出現宗教專制和迫害。如果說波士頓殖民地在建立初期具有神權社會色彩，而在制定憲法時，建國之父們則絕對無意建立一個神權國家。這就是美國政教分離、信仰/宗教自由、宗教寬容的來歷。其後，宗教平等也漸漸成為美國社會、宗教領域的一個原則。只有理解了美國政教分離、宗教自由、平等的原則，才能較為恰當地認識和評價基督教在美國社會、宗教及政治中的地位。

個人認為自由民主才是美國的本質。這不僅符合事實，而且民主自由的體制和理念，在美國無論黨派、信仰、種族，絕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和認同。＂統治＂美國的是憲法(Rule of Law)而非宗教。God rules America 與 God Bless America，一字之差，其中區別極大。後者更準確地反映了基督教與美國的關係，即信仰、精神、道德和靈魂層面的依歸。

（二）

如果說基督教之社會地位，基督教是否是美國的本質尚可爭議，所謂＂基督新教支配美國外交＂則毫無疑問是錯誤的。

首先，如上所述美國是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支配＂美國對外政策都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人們去請問美國職業外交家關於＂基督新教支配美國外交＂一說，對方一定會覺得不知所云，難以理解。

其次，作者於歌在訪談中提出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概念，也令人費解。本文作者曾經在美國某大學內附屬國際戰略與和平Think Tank短暫工作過，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也是關於美國對外關係（美中關係。承蒙老同學推薦，曾贈送北大國際關係學院資料室英文原本一冊），故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略有所知。一般而言，決定美國對外政策的思路有兩條線索，分別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意識形態通常是指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和經濟方面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從未聽說過＂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這方面人們最熟悉的例子應是美國和前蘇聯之間長達四十年的冷戰，其中包括意識形態之爭和國家利益衝突，兩者兼而有之。

在對外關係領域，美國朝野的普遍共識是以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經濟利益等為主，但在具體政策上，常常會出現意識形態(Ideology)優先還是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為主的分歧與衝突。主流的看法是如果把意識形態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往往會給國家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經讓美國飽吃苦頭的越南戰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表示非常感謝美國在越戰中阻止了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趨勢。李這樣說自有其道理，也符合事實。但在美國國內，則基本上認為這是一場損害了美國自身利益，主要是受意識形態支配、最終失敗的戰爭。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當年也曾經受到一部分美國的中國學學者詬病，認為美國政府應該承認共產黨控制中國大陸的現實，認清中蘇在國家利益上的爭端與分裂，而非受意識形態主導一味封鎖和孤立中國。這個看法是否正確，或者是否反映了美國某些中國學學者的幼稚和一廂情願可以爭論，在此不做評論。後來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很多美國人認為這是走出意識形態局限，回歸以國家利益為主的務實的對外政策。這裡所說的意識形態，與越戰中的意識形態一樣，都是政治上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對抗。

意識形態影響美國對外關係/對外戰爭的一個較近的例子是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戰爭的起因比較複雜，有的說是反恐（我覺得這是忽悠），美國政府的官方說法是大規模殺傷武器（事後證明是情報錯誤。到底是情報錯誤還是布什政府的政策導嚮導致情報系統選擇性失誤，可以畫個大的問號？）。另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控制石油資源和中東地區戰略地位，有關石油一說在美國之外特別是中國似乎尤為盛行。還有一個常常被人們忽視，但不可小看的因素 -即意識形態因素。從2000年總統大選時起及布什政府初期，布什身邊聚集了一批所謂新保守主義者 (Neo-Cons。中國人較為熟悉的美國學者福山曾經就是其中重要成員)。這批新保守主義者在九十年代海灣戰爭和前蘇聯解體之後，信心爆滿，認為美國不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在世界其它地區推動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美國空前強大的武力。新保守主義者對布什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起了很大推動作用，但他們的問題是，不僅忘記了越戰的教訓，而且重新陷入意識形態支配外交和戰爭的怪圈。伊拉克戰爭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隨着該國局勢的惡化，Neo-Cons影響迅速下降。在奧巴馬時期，新保守主義更加一蹶不振。

與＂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勉強可以扯上一絲關聯的是19世紀盛行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觀念。Manifest Destiny的基本意思是美國在北美大陸的領土擴張是＂天定命運＂。其中包含兩重意思：美國是個與眾不同的國度，即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不僅有着優越的政治制度，代表着新的文明，在北美大地開疆闢土，擴建傳播新的文明捨我其誰？同時美國是上帝偏愛的國度，Manifest Destiny 既是＂天定命運＂，也是＂天賦使命＂。

Manifest Destiny盛行於19世紀，與美國在北美大陸內部領土擴張的西進運動同時，可以說是西進運動的精神動力。個人認為西部擴張運動主要是經濟和領土擴張，在此過程中新的政治制度和宗教組織也隨之擴展至整個美國。＂天定命運＂並非具體的政府政策，而是一種社會思潮、精神和內在使命的召喚。在對外關繫上，比如對歐洲的外交仍以務實的中立主義為主。有人認為＂天定命運＂對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有所影響，例如1846-1848年美國-墨西哥戰爭和1898年美國-西班牙戰爭。雖然這兩次戰爭都是在西進運動和"Manifest Destiny"思潮大背景中進行的，但主導19世紀美國 - 拉美關係和政策的無疑是眾所周知的門羅主義。到19世紀90年代，美國境內＂最後的邊疆＂也得已開發，西進運動和境內領土擴張正式結束。＂天定命運＂在1898年美國-西班牙戰爭、建立菲律賓殖民地、設立夏威夷、波多黎領地等事件中還有些影子，但此一時期美國短暫的海外領土擴張通常被稱為＂美國帝國主義＂(American Imperialism)。

進入二十世紀後，人們極少再提到＂天定命運＂這個概念。自從二十世紀初老羅斯福總統起，美國政府便基本上拒絕了海外領土擴張這一觀念。同時代的另一位總統威爾遜在一次講話中提到＂Manifest Destiny＂，這是歷史上美國總統在正式講話中唯一一次提到這個詞彙。威爾遜總統在講話中，僅僅強調＂天定命運＂觀念中追求、推廣、擴散自由民主之一面，不再提及其中的宗教含義。二戰之後，美國成為公認的自由世界的領袖。當代美國外交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就是有人熱愛有人仇恨的自由民主之政治、社會制度及其價值觀，

其三，作者於歌在採訪中提出＂由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以及始終如一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目標＂，甚至美國＂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系＂，以及美國＂或早或晚 ... 都會與'敵基督'的國家或勢力衝突，並且必欲除之而後快＂。美國幾乎被描述成一個宗教狂熱的國家。按照這樣的分析和邏輯，美國的歷次對外戰爭也應該是帶有宗教性質的戰爭才是。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美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場對外戰爭是宗教性質的戰爭。無論是建國後的第一場對外戰爭 - 1812年對英戰爭，還是1846-1848年墨西哥戰爭，1898年美國-西班牙戰爭都無宗教色彩。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韓戰、越戰、美蘇之間的冷戰等等就更不用說了。即使是最近十餘年來在中東地區的戰爭例如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對基地組織和Isis的戰爭等等，主要是反恐戰爭而非宗教戰爭。對基地組織、Isis等宗教狂熱分子和恐怖組織而言，對美國和西方的戰爭是所謂＂聖戰＂；而對美國和西方而言，對恐怖分子的戰爭並不是對伊斯蘭教的戰爭，更不是要通過戰爭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系＂。如果這是美國的目的，美國應該在擊敗塔利班和推翻薩達姆後，分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扶植基督教政權和強迫推行基督教才符合邏輯，但事實上美國沒有這樣做。我在這裡並不是說作者/被採訪者於歌本人認為美國是個宗教狂熱國家甚至從事宗教戰爭，我只是指出，而且有必要指出，依照其上述觀點和分析，很容易得出類似於此的荒謬結論，誤導視聽。

如果中國是＂美國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系的障礙＂，不僅中美矛盾更加無解，而且這顯然不符合美國政教分離的原則，也不符合當今美國與實行民主制度但並非基督教的國家如日本、印度等國家關係的現狀，甚至也不符合美國與其中東盟國但同時信仰伊斯蘭教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國家的外交現狀。

看得出作者/被採訪者的好意，希望通過其書籍和訪談影響中國政府，改善國內基督徒和基督教會的處境，進而改善中美關係，避免兩國間的對抗和衝突。良好的願望不一定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尤其是當其中參雜過多的主觀臆斷。錯誤的結論往往會給良好的願望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我們誇大基督教對美國政治和外交的影響，尤其是作出＂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中國，將成為美國國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敵人，中國將被視作美國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系的最主要障礙＂這樣的結論，不僅完全誤讀了宗教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且誤讀了中美關係的主要矛盾，從而進一步加深人們對美國內政外交的誤解。

我個人同樣希望中國的基督徒以及所有中國人都可以享受信仰、宗教自由；我也承認中美兩國政府在中國基督徒、基督教境況問題上存在極大分歧。從美國的角度而言，中國基督教的境遇問題是中國整個人權狀況、宗教和信仰自由問題的一部分，所以美國政府年復一年就此問題對中國政府提出批評。美國追求的是宗教自由、寬容與平等，而非在世界範圍內建立某一宗教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秩序＂。那是宗教狂熱的神權政府的目標，不是崇尚自由民主國家的追求。在錯綜複雜的中美關係中，基督教問題肯定不是主要矛盾，更不是＂對立的根本＂。中美矛盾始終是政治體制及相應的意識形態 - 即自由民主和專制極權之間的矛盾，以及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

中美之間意識形態分歧、政治體制之爭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逐漸淡化。不幸的是，近年來隨着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官方控制下輿論和媒體導向與渲染，某些極左思潮的回潮等等，意識形態之爭再次抬頭，使得已經走下坡路的中美關係更加複雜。挑起對抗或可暫時集聚人心，鞏固權力，但得到的一定也是對抗，後果難以預料。不過這已經超出本文所要討論的範圍了。

於歌關於基督新教和美國自由民主傳統之間關係的描述，有一定可取之處，但不是此文討論重點，我也尚未讀過其著作《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與《民族：宗教改變國家的走向》，在此不多作評論。我只簡要提出這麼一個思路：不錯，基督新教對美國民主政治的形成產生過某些積極影響。但除此之外，美國民主政治的形成有着更加豐富的歷史遺產，包括英國議會政治、英國法制傳統特別是普通法傳統，歐洲啟蒙運動中三權分立、社會契約論、自由、財產、權利等思想和理論的影響，羅馬共和、希臘民主的遺產，以及殖民地本身內部＂議會＂式行政管理實踐等等。

以上僅為本文作者對基督教與美國社會，特別是與美國對外政策之間關係的觀察與分析，並不代表作者對宗教和基督教的態度和看法。

啟明 2016.5.19

P.S. 有興趣者可參考共識網訪談錄“於歌：上帝統治美利堅”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dushu_0406/30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