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泛指行政權力， 本質是支配他人勞動和分配勞動成果的權力 其實資本的本質也是支配他人勞動和分配他人勞動成果的權力（金錢是支配他人勞動成果的權力） 人作為社會動物區別於野獸的地方就是社會化生產，管理與勞動的分工。 在管理者統一支配下勞動是人性區別於獸性的進步。 大家憎恨的是過度支配和強制掠奪，也就是壓迫。 行政權力可以產生壓迫， 資本權利就不產生壓迫嗎？ 光把行政權力關進籠子，怎麼不把資本權力關進籠子？ 更可怕的是， 把行政權力關到資本的籠子裡。 底層百姓受騙就是這麼開始的。 貪官吃喝玩樂百姓看不管， 資本家與學者一起叫喊： 把權力關進籠子， 百姓也跟着支持， 把權力關進籠子， 然後縣長就跪倒在黃四郎面前， 進了資本家的籠子， 便成資本家的狗， 過幾天貪官又出來咬老百姓了。
相關的問題還有私有化： 行政權力是公有的， 受監督了的， 官員違規， 做錯了事， 也許被理解錯了， 百姓可以開罵， 而學者資本家這個時候會挑出來說， 分了吧， 實際上是管理者控股， 公有變成私有， 那些罵街的百姓一夜之間變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股東們再怎麼吃喝嫖賭， 管你屁事， 再說，多數貪官拿到這些橫財第一件事是把財產轉移到國外。
最大的腐敗就是瓜分國有企業， 這一點百姓還沒有看清楚， 還在跟着別有用心的犬儒盯着吃喝， 報銷不放。 論資本獨裁：結論，資本獨裁才是終極獨裁 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因此，“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幾乎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識。美國這樣說，中國也這樣說；在國內，執政黨這樣說，廣大民眾也這樣說；在網絡上，左派這樣說，右派也這樣說。 然而，雖然大家所說的的話字面上完全一致，但是不同的人對這句話賦予不同的內涵，在內涵上差別很大甚至對立。 差別在於，關進什麼樣的“籠子”里，由誰來關？ 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是權力、資本和民眾的關係。 在這裡，“權力”指掌握權力的人，“資本”指雖然不掌握權力，卻擁有資本的人，“民眾”指既非官員，又不擁有資本的純粹意義上的民眾。 那麼，美國所說的“籠子”是什麼呢？由誰來關呢？這個問題咱們由美國的政客來回答： 在美國，官員是“資本家的狗”。這有美國前總統和現總統候選人等的話為證： 2015年7月28日，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接受美國著名主持人湯姆·哈特曼的採訪時：湯姆·哈特曼在節目的最後向前總統先生拋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最高法院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以及2014年對“麥卡欽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決，兩起訴訟案都得到了最高法院五名共和黨法官的支持才形成判決。這兩起判決歷史性地允許美國政治和司法活動無限制地接受秘密資金(包括境外資金)。卡特是這樣回答的：“美國的偉大來自其政治制度，而這兩起判決違反了政治制度的本意。現在，我們不過是個寡頭國家，無論是得到候選提名，還是當選總統，本質都是不受限制的政治賄賂。州長、參議員和國會議員選舉也沒什麼兩樣。現在我們已經見證了我國政治制度受到顛覆，獲益者是大金主們，他們出了錢，選舉之後自然想得到、預期得到、有時候也確實能得到政策照顧......目前在職的政府官員，不管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都把上不封頂的政治獻金看作巨大的私人利益。已經躋身國會的議員們則有更多可以待價而沽的東西。” 再看看幾位總統候選人的看法： 桑德斯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骯髒的時代，億萬富豪正在收買選舉和候選人”。 希拉里說：“將讓經濟為每個美國人服務，而不是服務於權貴階層”。也就是說，原來是“服務於權貴階層”？ 傑布·布什：“將改變華盛頓盛行的利益集團當道的政治文化。”這話已經非常明白，不用我加註腳了。 而參選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更加直截了當：“我認為這個國家很大的問題在於‘政治正確’，老實講，我真沒有時間完全做到政治正確。”。“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錢所以要給我幹事，在場這些和我辯論的，幾個沒收過我的錢? ” 在美國，根據美聯儲前幾年的消費者金融調查顯示，美國底層家庭的財富，只占去年美國整體財富的1%，而最富有的5%美國人，卻享有整體財富的63%。 俄羅斯“衛星”新聞網8月29日報道稱，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高級顧問勞倫斯·威爾克森在接受拉脫維亞Baltkom廣播電台採訪時表示，美國的政治由近400人決定，這些人的資產超過數萬億美元。他說：“正是由寡頭在幕後操縱所有過程。”威爾克森說:“美國有近400人，其總資產超過數萬億美元。這是在國內不正確的、侮辱性分配財富。巨大的不平等。政權掌握在差不多0.001%的人手裡。”據悉，威爾克森在鮑威爾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於2002-2005年出任高級顧問。 在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富豪們稱，“只要我們願意，猴子也能當總統。” 1996年3月，正為第二個總統任期而努力的葉利欽，在民意支持率低於主要對手久加諾夫的情況下，主動秘晤時任聯合銀行總裁別列佐夫斯基、大橋銀行總裁古辛斯基、國際商業銀行總裁維諾格拉多夫、首都儲蓄銀行總裁斯摩棱斯基、阿爾法銀行總裁弗里德曼、梅納捷普銀行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和俄羅斯信貸商業銀行總裁馬爾金等“七寡頭”，爭取他們的全力支持。得到總統的種種利益承諾之後，“七寡頭”從經濟支持、輿論造勢等各方面發力。結果，葉利欽反敗為勝，如願以償地斬獲又一個任期。 但“七寡頭”一點也不給葉利欽留面子。葉氏勝選後，有人馬上揚言，“只要我們願意，猴子也能當總統。”在葉利欽的就職儀式上，“七寡頭”超規格分坐一排，用不時閃現的傲慢表情告訴人們，他們根本不認為自己在參加神聖的總統就職典禮，而是在看一場沐猴而冠的表演，俄羅斯不是任何人的俄羅斯，是“他們”的俄羅斯。 這倒稱不上狂妄自大。且不說他們當時控制着俄羅斯50%的經濟，政治操縱能力也是有目共睹，俄羅斯前副總理蓋達爾曾感嘆，最厲害的時候，“他們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撤換總理。” 在英國，英國政府縮緊腰帶度日，富豪卻財富飆升。
中新網2011年5月9日電據新加坡 《聯合早報》報道，就在英國 政府為了削減赤字而縮緊腰帶度日的同時，英國1000個最富裕人士的總財富卻上升18%，達到3958億英鎊。同時，英國的億萬富翁人數也從當時的53個增加到73個，幾乎要達到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也就是2008年創下的75個的歷來最多紀錄。據8日公布的英國年度富豪排行榜顯示，全球最大鋼鐵集團阿賽洛米塔爾(ArcelorMittal)的印度籍老闆米塔爾去年的財產雖減少約22%至175億英鎊，但仍連續第七年位居英國首富。報道說，米塔財富驟減是因為阿塞洛米塔爾股價下跌。他的財產比排在第二位、同為鋼鐵大亨的俄羅斯富商烏斯曼諾夫多出50億英鎊以上。烏斯曼諾夫因為個人財富暴增77億英鎊，排名從原本的第六位躍至第二。他目前擁有總值124億英鎊的財富。 英國政府縮緊腰帶度日，英國富豪荷包暴漲。
在美國，官員是“資本家的狗”；在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只要富豪們願意，“猴子也能當總統。 ”；在英國，政府縮緊腰帶度日，英國富豪荷包暴漲。
這就是西方版尤其是美國版的“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的最佳註腳——把“權力”關進“資本”的 “籠子”里。
在中國，曾經總體上堅持集體領導，但是後來據說這樣效率低，於是在改革開放中實行“首長負責制”，讓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實踐證明，這種做法現在已經弊大於利，讓權力接受約束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在我們國內，執政黨和大多數民眾的共識就那是把權力關進“法紀”的“籠子”裡面，那就是陽光行政，依法行政。 陽光行政就是要接受廣大民眾的監督，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行政。國家行政權的行使一要講求效率，二要講求民主。法治政府應當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誠信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依法行政必須做到執法有保障、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和侵權要賠償。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所以，依法治國，是實行法治。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其核心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國家。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在這個問題上，執政黨和大多數民眾是比較一致的。 而在網絡輿論界，則有幾種看法： 第一種是如上所說的，大多數人認同的，把“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里，行政要接受廣大民眾的監督。 第二種是一部分人主張的，回到改革開放以前的那種純粹民眾監督和群眾運動的方式。 第三種是另外一部分人主張的所謂“憲政”的方式，多黨制的方式，三權分立等的方式。 第三種的這些跟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是什麼關係呢？請聽聽兩位自由派精英的說法： 自由派的精神領袖茅老先生曾經這樣說： 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MZD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他還說：“改革必須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說了算。” 另外一位精神領袖張鳴說：“說一千道一萬，要搞市場經濟，就非得搞憲政，市場不能沒有有錢人，憲政是有錢人的定心丸。” 還有很多，沒必要一一列舉了，這兩位的說法已經很有代表性了。 不管這些人打着多麼冠冕堂皇的旗號，其實質和根本目標就是“資本權力化”——讓有錢人直接掌握權力，最起碼，讓政府和權力像美國那樣，成為“資本家的狗”，和像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那樣，只要富豪們願意，“猴子也能當總統。”；讓中國的事情，由擁有大量財富的極少數人說了算。
衡陽賄選案，其實就是“資本權力化”的一次失敗的嘗試。 在中國這麼一個多民族的大國裡面，如果讓“資本”掌握“權力”，絕對是國家民族的大災難和歷史的大倒退。民國時期的中國就已經是前車之鑑。 也許有人會說，為什麼美國就那麼富強呢？ 這正是邪路派公知及其美國主子忽悠人的地方。美國雖然只有幾百年歷史，但是其通過戰爭的掠奪，通過發軍火財，通過美元霸權，當然也通過科技和生產力方面的領先地位，擁有大量的財富，但是像美國的這麼一個只有三億二千萬人口的國家，仍然貧富兩極分化，導致了席捲美國上千個城市的“99％反對1％”的“占領華爾街”的運動。 而中國將近14億人口，改革開放以來，財富也是集中於一部分人手裡，雖然經濟總量排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排在世界很後面的位置，加上這些年來，美國等外國勢力支持我們國內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企圖把我國一分為七。如果讓某些人的陰謀得逞，中國的狀況連清末民初的情況還不如。倒是跟17、18世紀的波蘭很相似。
16至17世紀上半葉，波蘭曾經是東歐的一個強國，但到18世紀初它已經走下坡路，18世紀末被俄、普、奧三個鄰國瓜分。波蘭的衰落主要是它的內部原因造成的的，不利的國際環境只是外因。 波蘭的社會結構為貴族主宰國家提供了基礎。據估計，在17世紀，波蘭本土人口每十個人就有一個貴族，因此享有各種特權，在歐洲，這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但是貴族中只有極少數大貴族才真正握有實權，他們占有大量地產，擔任各種官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國家政策，為數較多的小貴族則依附於各個大貴族。大小貴族之間雖然有種種矛盾和差別，但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他們是與其它階層對立的。 貴族的強大造成政治的危機。1572年亞蓋羅王朝滅絕後，波蘭國王由貴族選舉產生，所有貴族都有選舉權。但是貴族們傾向於選舉外國人，因為這樣可以把國王置於他們的控制下。於是王權日趨衰落，它失去抽稅、宣戰、媾和、委派官員的權力，在一切重大問題上要服從王國議會的決定。波蘭的議會和其它國家不同，它不是等級代表會議，而完全由貴族組成。議會分上下兩院，上院由大貴族、高官以及高級傳教士組成，下院則由小貴族組成，再加上為數極少的城市代表。這個議會與波蘭的社會經濟情況極為相似，它反映貴族在國家中的絕對優勢。但貴族以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為能事，他們只考慮領地的利益，從不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中央的權力就越來越小，議會本身也逐漸喪失功能。1652年，下院一個代表反對一項把傳統的星期六議會期延長一天的動議，結果使多數人的意見被否決；這以後，就形成這樣的慣例：只要有一個人反對，任何決議都不能通過。這種慣例美其名曰“自由否決權”。由於有這個慣例，議會不僅不可能對重大國事作出決策，就連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問題。在1652－1674的55屆議會中，有48屆議會因“自由否決權”而解散，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僅受到一票反對而被解散的。 中央政府的衰落使貴族們大受其益，特別是大貴族受益最多。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勢力範圍內的稅款攤派，1640年以後甚至可以任意抽取地方稅，還可以組成地方軍，使國家變得更支離破碎。國家唯一的經常性稅款是從國王和教會的領地上抽取的，還不足以維持和平時期一支12000人的軍隊。每逢戰時，即使議會能夠取得一致意見開徵“非常稅”，稅款也總是不足，完全不足以應付持久的戰爭。軍隊無餉，戰鬥力低落，國家面臨危局，大貴族趁機擴大勢力，小貴族就更加依附於他們，產生了一個個國中之國。 當歐洲的多數國家都出現君主專制制度，以維護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的時候，波蘭的國家卻正在解體。而這又恰恰發生在俄、普、奧、瑞等國上升為強國的時候，於是，列強對波蘭的瓜分就不可避免了。1660年東普魯士擺脫對波蘭的藩屬關係併入勃蘭登堡，為普魯士國家的形成打下基礎。1662年立窩尼亞丟給了瑞典；1667年第聶伯河以東的大片領土又丟給了俄羅斯，波蘭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 統治階級中也曾經有一些人企圖扭轉這種頹勢。加西米爾和索畢斯基（1674－1696）兩位國王都曾企圖加強王權，實行某種變革，但都在貴族的反對下失敗了，加西米爾甚至還被趕下台。18世紀初波蘭內憂外患接連不斷，變革的企圖時有出現。但是這時候的變革變得更困難了，不僅貴族反對，外國勢力也橫加干涉，不允許波蘭奮發圖強。波蘭貴族的內訌使波蘭落入不同外國勢力影響之下，俄、普、奧、瑞都先後插手波蘭，交替占過上風。最後一任波蘭國王波尼亞托夫斯基（1764－1795）曾是葉卡捷琳娜的情夫，他的當選表明俄國在波蘭占優勢。這引起其它列強的不滿，波蘭問題於是成為國際爭端的一個焦點，最終導致俄、普、奧三國第一次瓜分波蘭（1772年）。在面臨亡國的威脅下，波蘭的貴族這時真的想改革了，但已經為時太晚。1791年5月由“四年議會”（1788－1791）公布的新憲法被俄國用武力碾碎（1793年），緊接着便是第二次瓜分波蘭；1794年貴族領導的武裝起義又在俄軍的鎮壓下失敗了，1795年波蘭被第三次瓜分，於是一個獨立的波蘭從地圖上消失了。 這一切告訴我們，貴族民主發展到極端必然導致議會癱瘓，政府無所作為，引起社會混亂，進而把國家導向滅亡。 國內由於富豪掌握或者控制權力，國外由於列強的虎視眈眈，前波蘭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鑑。 這是從國家的命運來說的。
那麼民眾的命運呢？ 首先，覆巢之下無完卵。 另外，權力、資本和民眾的關係上是中國社會的最基本的關係。 他們之間又分別形成三對矛盾。 “權力”（由執政黨掌握）與“民眾”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官”與“非官”是其不同或者叫對立的一面；而掌握權力的執政黨代表着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權力”與“資本”也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從正面說，執政黨依靠“資本”的積極的一面，發揮其在經濟發展和強國富民中的作用，同時執政黨行使的“權力”又依法制約“資本”，不讓其侵犯或者過度侵犯“民眾”的利益；從反面說，一部分已經“資本化”的“權力”（即腐敗分子）作為 “資本”在“權力”中的代言人，與“資本”相互勾結，共同壓迫民眾，同時，“資本”為了徹底擺脫約束，無限度地滿足其私慾，又挑戰或者希望控制“權力”，最終實現“資本權力化”。 “資本”與“民眾” 也是對立統一的關係。“資本”與“民眾”都“非官”（這一點常常被“資本”用來混淆概念，用“人民”或者“民眾”的名義掩蓋自己的實質），同時，“資本”在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要依靠“民眾”，有時候客觀上也做些有利於“民眾”的事情；但是“資本 ”雖然不能像“權力”那樣對“民眾”有顯性強制力，能夠強迫民眾必須如何如何，它卻對“民眾”具有“隱性強制力”，能夠迫使“民眾”不得不如何如何。“資本”與“民眾”的關係有時候也是對立的，所以，既不應該盲目和籠統仇富，也不應該讓“資本”用“民眾”或者“人民”的名義裝扮自己甚至直接去自作多情代表“民眾”和“人民”。 在三者的整體互動中，有時候，“資本”和“權力”勾結，壓迫“民眾”，比如“強拆”等；有時候，“民眾”和“資本”共同制約“權力”，比如共同對“權力”進行社會監督；有時候“權力” 和“民眾”一道制約“資本”，比如政府依法處罰“資本”損害“民眾”利益的行為。 它們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制約的關係，但是一旦讓“資本”掌握“權力”，讓“資本”一家獨大，或者像以前的波蘭那樣由“資本”控制“權力”，中國的民眾不但不會有美國的民眾的生活水平，連蘇聯解體以後的俄羅斯也不如，俄羅斯雖然衰落，畢竟還船破有底，軍工產業和重工業的優勢還在，資源方面的優勢還在，中國呢？ 另外，中國的悲哀還在於富豪們的素質比不上西方一些國家的富豪高。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進入相對比較文明的階段，很多富豪會熱衷於慈善事業。而中國的具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東西尚處於原始積累階段，加上某些富豪並不是通過合法經營和勤勞致富的，他們害怕以後受到清算，千方百計推動權力更迭。另外，有一些有錢人，或者是曾經與執政黨有歷史恩怨的，或者是前朝遺老遺少，帶有一種扭曲的仇恨心理和報復心理對待社會和底層民眾，因此不但貧富兩極分化，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撕裂甚至尖銳對立。 所以，綜上所述，從國家層面說，對於“資本”，可以像普京時代的俄羅斯一樣，錢儘管賺，干政是紅線。當然，不能讓他們搞徹底的私有化，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 從民眾層面說，應該認識到資本的二重性尤其是其能夠發展經濟富民強國的積極因素一面，尊重合法經營和勤勞致富的富人和他們的勞動。在他們的利益和大多數人的利益比較一致的情況下，和他們共同制約“權力”，把“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里，共同監督“權力”的運行。 但是，堅決反對他們對國家財產的全部控制，堅決反對“資本權力化”，無論是打着各種冠冕堂皇旗號的激進的“資本”掌握“權力”，還是漸進式的“資本”控制“權力”，一律堅決反對和抵制！ 想當官就不能發財，想發財就不能當官（這話是有問題的， 如今真共產黨已經鳳毛麟角了， 當官時為了獲得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利，發財也是為了獲得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利， 為啥要對立， 作者是對官商學黑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 角色錯位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因為權力運行過程中出現問題而採取把“權力”關進“資本”的“籠子”里的飲鳩止渴的辦法。 “權力”的運行過程中的確有存在問題，也的確需要解決，但是絕不能讓“資本”一家獨大的情況再在中國出現，要對那些利用民眾對“權力”運行的不正常現象的不滿情緒推動“資本權力化”的圖謀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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