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最大的问题是不懂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乱解历史现象， 当然， 这与犬儒们故意曲解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不能过度批判。 比如说中国历代对商人的态度， 被解释成封建短视， 其实古代中国政府压制的不是商人， 而是豪强， 也就是利益集团！而商人恰巧成为跨地域豪强并且更积极地渗透政府官员， 侵蚀政府权力而已。 回到反复强调的资本定义：资本就是控制他人劳动，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信用证。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必然是战乱不断生灵涂炭， 因为中国天灾降临的事后往往覆盖很大面积， 如果商人地主官僚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天灾来临囤积居奇，土地兼并收买奴隶， 百姓必然会被饿死，不愿意饿死就必然造反。 换句话说， 中国商人剥夺了政府的经济权力之后， 国家没有可能维持稳定统一任何可能性， 从春秋战国的民不聊生， 到秦末刘项复辟之后的频繁战乱，再到明末犬儒把持朝政勾结官僚断绝上下沟通，再到满清后期豪强巨富奢侈无度，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血雨腥风都反复用鲜血与白骨证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非洲与地中海沿岸狩猎抢劫支持的社会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然，希腊文明是否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伪造的？ 这个问题无法继续讨论， 但是希腊罗马都是奴隶制社会， 根本没有建立自秦汉以来的公民社会， 也没有天下苍生的概念）。
倚天立：东西方资本运行的历史渊源 商业和商人不同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东西方资本运行的历史渊源
从今天来看，塑造一个文明，原因是很复杂的。
气候与地理条件决定了一个区域内的人种特点及其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决定了这部分人群的劳动方式和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农业、畜牧业、商业、捕捞业等）又决定了这部分人群的民族特性、政治架构、宗教文化等等上层结构的要素。
在地域经济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农业，而欧洲最重要的是商业。
一、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商人始终未能登场表演并且成为主角
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1、自从脱离茹毛饮血以后，华夏民族发祥地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基本上处于北温带以内，雨热同时，物产丰富，因此，华夏先民自然而然选择了农业来作为自己的生存保障，比四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农业时代最伟大的文明。
自然而然，华夏民族所有上层建筑的要素都是建立在“农业”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商业理所当然要被排挤到边缘位置。
2、商业最核心的要素是“盈利”，然而，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却是“仁义”，“仁义”是利他的，“逐利”是利己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仁义”与“利益”是冲突的，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作为商人，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便是“逐利”，如果一个人经商目的不是赚取利润，就像一个军人不想打胜仗一样荒唐。然而，站在道学家的角度来看，商人逐利必然耍奸使诈、不择手段，必然“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所以才有“奸商”一词的道德批判。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孟子则更是直接教育梁惠王，“王何必曰利”，并告诫弟子要“舍生取义”，因此，在道德品质上有“原罪”的商人，怎么可能逃得过圣人的鞭挞而登天子之堂？
3、自古以来，如果一个王朝的政权强大稳定，那么一般来讲，中国的版图便是完整而统一的，小农社会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加上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提倡安贫乐道，不尚奇技淫巧，所以，商品交换的需求相对较小。另外，中国人注重家庭团聚，“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愿意“重利轻别离”的商人的人口更不会太多。
4、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民间资本过多所带来的危害，统治集团的核心认识得最早、最清楚，所以从春秋开始，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开始用“重农抑商”、打压私商来限制资本对政权的渗透，并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使得商人“虽富无所芳华”，以此防范资本对权力的威胁。秦代，商人不可穿丝绸衣物，汉代，商人申报不实没收家财，唐时，商人不能入朝为官，到宋朝，商人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至清代，封建衙门的朱漆衙门终于向富商巨贾终于开出了一条缝，才出现了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官商——红顶商人。
在限制私商的同时，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均重视官营经济，对产生利润最大的“盐、铁”采用垄断专营，这样既能为国家增加收入，又能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目的就是要把经济命脉控制在政府手中。
据《管子·海王》记载，盐铁专卖的“官山海”政策，让齐国财富迅速积累到政府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万乘之国，应有1000万的总人口，其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如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并且还惹得民怨沸腾；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百姓却还毫无察觉。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起世纪经济史上的一篇具有严重穿越性质的奇文《盐铁论》。微信搜索：大国博弈（第一个就是
公元前81年，汉昭帝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西汉初，为休养生息，政府开放盐铁民营，结果百姓不受其利，政府财政压力巨大，而经营盐铁的商贾富比王侯，“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朝廷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榷、算缗、告缗、均输、平准以及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豪强商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争论不休的大事。
在盐铁会议上，推崇董仲舒新儒学的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第一，他们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第二，他们认为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民争利”、“与商贾争市利”，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第三，他们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极端自由的经济主张，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垄断工商业政策，促进汉朝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制定的经济政策，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也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但是由于理论的过于理想化，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而当时的御史大夫是经济奇才桑弘羊，他早年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垄断工商业的思想，崇尚法家，他认为工商业在民生中不可或缺，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同时他又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提倡发展官营工商业。由此，桑弘羊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可以发展农业生产，“使民务本，不营于末”；还可以“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排富商大贾”，抑制其兼并掠夺，因而绝不可废止。
实际上，盐铁会议争论的核心，便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国营垄断与新儒学倡导的自由经济之间的观点冲突，再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更好地来调整“权利与资本”的关系问题。
读到这里，很眼熟吧？
有时候，真感觉“盐铁会议”不是召开在2000多年前的汉昭帝始元6年，而是召开在1978年年底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上。
（以上部分文字，摘自百度）
长久以来，由于中国历代王朝对商业的过度压制，扼杀了带来思想自由、科技创造的宽松环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直接冻结了社会生产力前进的根本动力，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使得中华文明在唐宋之后的长期衰落成为了必然结局。
然而今天，西方社会在享受到商业文明带来的繁荣成果的同时，任由资本联盟渐渐攫取了社会的公共权力，控制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作为几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领导者，西方社会正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彷徨。可以断言，如果西方不能在短期内找到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西方文明必定在不远的将来又会走向一个黑暗的中世纪。
在此时，总结和对比东西方商业史，寻找东西方文明此起彼落的终极奥秘，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探索一种更公平、更有效率的社会运行模式，就显得更有必要。
二、商业，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催生婆
在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历史上，同样是商人，命运却跟中国的商人完全迥异。
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完整统一不同，西亚、北非和欧洲直到今天都是割裂的，碎片化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碎片化的世界天生就适合商业的发展。
从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开始，地中海文明圈的商业贸易就十分发达，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犹太人、罗马人、叙利亚人的商队活跃在地中海西岸、北非和尼罗河流域。据《西方商法史》记载，古罗马时候的商人已经结成了社团，“帝国初期，商人已结成自己的团体，在城市里成立了许多工商业协会，如商人协会、船主协会和手工业者协会。”到中世纪，商人在社会分层上已经作为一个庞大的团体或者联盟出现，与贵族联盟、农民联盟、教会联盟等团体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就是商人基尔特或者商业行会。当时的商业联盟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庞大、相对独立，并对贸易活动拥有很大管辖权的机构。它们顺利颁布了自己的章程，汇编了自己的商业习惯法，行使自己的审判权和商务仲裁权。
从中世纪晚期到资本主义中期，欧洲的商业贸易表现为几个新的特点：
1、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贸易范围越来越广，商业操作越来越专业化，同时，商团和商团联盟的势力越来越大。微信搜索：大国博弈（第一个就是
比如，在13、14世纪，德意志北部形成了一个商业、政治联盟“汉萨同盟”，共有160个城市加盟，有汉堡、科隆、不莱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该同盟战胜丹麦，订立《斯特拉尔松德条约》，垄断了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十分雄厚。
2、商团和商团联盟的内部管理趋向契约化和法制化，各国、各个时期《商法》逐渐完善，形成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继“汉萨同盟”之后，欧洲商团相继在亚平宁半岛建立了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几个商业共和国，形成了现代欧洲宪政国家的基本雏形。
比如在一篇《论中世纪的商人及商法》中，作者阐述了欧洲商法以《罗马法》为基础，从商业交易习惯向成文法向过渡并形成现代商业契约制度的过程。
“11世纪晚期，广泛的商业活动是与庄园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存的，商人在封建等级体系中获得了一种合法身份，成为独立的阶层，商人法在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并得以发展，正是在那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新出现的商法体系与教会法、王室法、采邑法、城市法相并列，彼此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时期商法总体性特性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性，商事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这种关系的参与主体要广泛的多，多涉及彼此并不相识而安全由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联系在一起。从事海上贸易，远航千里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进行商业贸易最足以说明此点。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中所形成的传统、习惯、风俗等社会规范显然不敷要求的。11世纪末12世纪初，欧洲商法已从商业交易习惯过渡到成文法，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而较少任意、模糊。商法作为客观规则体系，为商人安排经营活动，期待或预测交易相对人的行为奠定基础，且商法确立客观的交易程序，并通过商事法院在对商事纠纷的裁判时引为裁判依据而得以强化。
第二，国际性，11世纪晚期以后，规模巨大的国际集市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在全欧洲各个指定的地点或者云集了各国商人的永久性市场镇和市场城举行。较之于地方贸易，跨国贸易常常占优势，并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提供一种重要的模式。那个时期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具有世界性或国际性。商法上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在地方适用中变得更加统一、更加普遍，而较少差异、也较少歧视。“商人法乃是一种形式上的国际法，基本点在于，有容许签订约束性契约的自由，又有对契约安全的保障，还包含有建立、转移和接受信贷的种种办法，在整个中世纪时代，贸易纠纷采用商人法这办法，曾通行于王室法庭、教会法庭、甚至封建领主法庭。对于国际商人和贸易者，商人法尤为必需。商人法至少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交易一律通用的。”
第三、创新性，如上文所述，欧洲中世纪第一个法律体系是教会法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以其形式上的逻辑性为世俗法提供了榜样，而且在内容上教会将罗马法的‘自然理性’转化为‘自然法’，在教会社团法、财产法、契约法中包含着大量的取自于罗马市民法、万民法的交易规则。教会要求在交易中恪守信用和讲求公平，商人们接受了这些概念和原则，并把它们纳入到商法当中。在商人自治的大环境下，商人的经营手段会不断翻新，大量新型的交易方式和经营模式不断产生，当现存法不备时，商人、公证人或商事法院便根据所谓‘自然法’或‘良心’创制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则。”
3、欧洲商业在资本主义中期的发展，像潮水一样一点点地腐蚀着教廷与贵族的藩篱，催生出现代商业模式、银行业和证券业，并且是“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欧洲商人不辞辛劳，舟车劳顿，奔走于旧大陆的各个角落，热衷于发现和推销各种新奇的货物，刺激着人们对新产品的越来越强的消费欲望，从而间接地资助着科技的发展，同时，也用不断扩大的市场来为大规模产品制造旺盛的需求，最后牵引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封锁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商道，而香料贸易就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垄断，他们囤货居奇，致使香料价格暴涨，让以肉食为主的欧洲人苦不堪言。正是在在这种背景下，哥伦布才肩负西班牙王室的重任，冒险出海寻找新的商路，最终到达美洲，由此揭开了时间长达两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序幕。而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从而促使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
4、揭开欧洲商业史华丽的外衣，我们很震惊地发现，近代史上的欧洲商人，在很多时候与“殖民者”或者“海盗”是同义词。在整个殖民主义期间，欧洲商人兼殖民者直接和间接屠杀的人口最少超过两亿，远远超过了扩张时期的蒙古帝国，堪称杀人金牌榜上的冠军。
在还不知道新大陆之前，欧洲商人和罗马教廷派往非洲、亚洲的传教士一样，鼓励冒险，鼓励开拓，鼓励掠夺，充当着殖民主义的急先锋。而天上掉下个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商人几乎带来了一个既无抵抗更无竞争的天堂般的市场，北美、南美、澳洲、南太平洋群岛、东南亚，印度、东非等等地区，资源极其丰富，文明发育程度却又极其落后，于是，拥有科技代差的欧洲人就像狼群闯进兔子窝、绵羊群，可以恣意纵情地抢劫屠杀，进行种族灭绝，这个时候。欧洲商人从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变身成了主力军。
近代欧洲商人的贸易史，就是一部鲜血淋漓的掠夺史、杀戮史和罪恶史。
●非洲黑奴贸易
18世纪上半叶，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岛共输入非洲黑奴280万人，每运送1个奴隶至美洲，最少要直接和间接牺牲10个左右的黑人，按此比例来计算，仅此一项就意味着非洲大陆有近3000万左右的人口损失。
“而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奴隶贸易历时400年，在这期间被运送到美洲的黑人至少有1500万人；因“猎奴战争”互相残杀，从内地到沿海途中折磨致死的，以及在横渡大西洋被抛弃海底等等而死亡的奴隶更远远地超过运送到美洲的数目。据统计，17～18世纪，非洲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20世纪初则下降为十三分之一。连绵不断的奴隶贸易和“猎奴战争”，使原来繁华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村落、商路遭到了破坏、整个整个部落被灭绝，致使非洲的农牧业和手工业完全衰落了。奴隶贸易和猎奴战争还破坏了西非、中非和东非各族人民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中断了国家形成过程。”（摘自《殖民时代黑奴贸易大全》）
在这里，非洲大陆最少损失了1亿以上的人口。
●美洲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从亚洲跨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黄色人种，20世纪80—90年代，美国一些严谨的学者依据史料重新推算出，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整个北美洲和中美洲居住的印地安人共约有160种方言，总人口在3000万至l亿之间。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各个“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只剩下不到80万。
在殖民主义期间，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葡萄牙所属的领地有1000万被杀，在美国中东部，大约450万人被杀，在后来美国西进运动中，又有100万左右被杀。微信搜索：大国博弈（第一个就是
在这里，美洲印第安人最少损失了3000万以上的人口。
●1771年，在英国人横征暴敛下的印度孟加拉邦经历了一次饥荒，3000万总人口中就死了1000万。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被俘虏，英国人在他面前砍下他儿子的脑袋，喝着他儿子的鲜血，得意洋洋地说：“不喝他们的血，我们的灵魂会不得安宁”。
殖民主义期间，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美国人在澳洲、南太平洋群岛、中国台湾、琉球群岛、菲律宾、婆罗洲、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阿富汗等等殖民地，屠杀的人口更是不计其数。
●直到今天，西方武装商人在侵略战争中充当帮凶甚至主角、用被侵略者的鲜血来牟取暴利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
2004年3月31日，4名据说是商人的美国人在伊拉克费卢杰附近被打死，尸体在被车辆拖行焚烧后，悬挂在横跨幼发拉底河的北桥上，这一画面通过媒体迅速传遍世界，最终引发美国发动“第二次费卢杰战役”，重兵围剿费卢杰，造成了城市毁灭和巨大的平民伤亡。事后外界才得知，这四名美国人是美军承包商黑水公司的雇员，他们进入费卢杰时，全副武装，横冲直撞，跟美军士兵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才遭受到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攻击。
正因为这次次费卢杰战役，一个美国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公司”才浮出水面，外界才对美国的“军事承包”有所了解。
2002年，几名海豹突击队的几名退役军人创立了“黑水公司”，2005年，“黑水”一举斩获安保领域最大的蛋糕——超过5亿美元的美国国务院“全球驻外人员安保合同”，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安保承包商。到2006年，“黑水”年收入飙升至10亿美元。“黑水”的客户包括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机构。美国派驻伊拉克最高级别官员、总统特使布雷默，如果没有黑水的保护，根本不敢离开美军控制的“绿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访问阿富汗时，全程均由黑水的武装人员护驾。
“黑水公司”被外界称为“影子军队”，在伊拉克拥有从武装直升机到装甲车在内的各类重型武器，其武装人员上千人，大部分成员来自美国或者其他北约国家的特种部队，接近海豹突击队的规模，并根据美国总统驻伊拉克特使布雷默允许，享有刑事豁免权，因此，“黑水”的雇员十分嚣张，在伊拉克枪杀了大量平民，并在“虐囚门事件”中充当美军的得力助手。
例如，2004年4月4日，“黑水”雇员指挥美军士兵在纳杰夫向示威平民开枪，导致数百人丧生，但官方对外公布的只有30人死亡。
顺便说一下，2005-2006年，美国卡斯特战斗保安公司一些前雇员，指责公司同事，说他们为了让公司车队在交通拥堵时尽快通过，不惜开枪射杀平民，并开车从一辆载有儿童的平民车辆上轧过。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在东西方近代史上名声卓著的“东印度公司”，那两个罪恶遍及亚洲、非洲、美洲乃至全球的嗜血饕餮，它们在资本主义近代史上的血腥历史，便是欧洲产业资本在没有节制或者阻止下为所欲为、鱼肉大众的典型缩影。
（鉴于篇幅原因，也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罪恶历史已为中国公众熟知，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讨论。）
“这世界上有许多幽默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觉得他们不像土著人那么野蛮。”
——马克·吐温
5、随着财富的聚敛，欧洲商人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渐渐形成了强大的金权阶级，他们对内可以操纵政府机构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条款，使得政府的国家功能完全为其倾斜，对外他们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夺取其他弱小国家及其人民的巨额的贸易利润，以至于最后他们完成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嬗变，通过建立私营的中央银行，最终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权。
6、与宗教类似，商业思维也同样塑造着西方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着现代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逐利，就是西方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东方人打开西方文化密码箱最重要的一把钥匙，离开这一条，你永远看不穿西方人的狡诈骗局，永远读不懂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看破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西方社会从个体到群体行为的终极目的，也就更能体会到中华文明的仁慈与高贵。
我们从一件事情上来看东西方文明在看待道义角度上的差别。
据钱其琛回忆录《外交十记》记录，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在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访问中国。当时法国总统为密特朗，法国还没有回到北约的军事一体化，与中国关系还不错，但是迪马来了之后却说法国准备向台湾出售护卫舰，在遭到中国领导人反对以后，法国外长总共说出来3条辩解理由：
（1）护卫舰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笔生意对法国船厂来说，是一宗大买卖。
（2）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单个发财。
（3）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法国远远早于美国同中国建交，难道因为当时未签署售台武器协议，现在就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了？
其实，迪马的理由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美国人已经从你中国身上割了一块肉，你中国人不能不让我也来割一块肉，否则就是不共平，违反了利益均沾原则。
对中国人来说，法国人的逻辑并不新鲜。1899年，美国势力进入东亚，但中国已被列强瓜分，美国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于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发布照会，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提出要求“利益均沾”。起初各国并不赞成，但英国同意之后，其他各国亦相继同意，于是美国也加入了对中国的瓜分狂潮。
沾满血泪的历史已经远去，但是在现代资讯发达的今天，普通中国人仍然常常惊诧于欧美政治人物的言而无信的超极“变脸”本领，终于渐渐认识到，原来被崇洋派吹上天的西方政治文化中所谓的“信义”、“契约精神”，说到底就是张擦屁股的手纸，用完就可以扔掉；也终于理解了，西方人一天到晚签订和约，目的就是为了一天到晚的背叛。微信搜索：大国博弈（第一个就是
所以，在无数次目睹中国外交恪守诺言而屡受欺骗之后，许多清醒过来的国人经常希望中国能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至于常有网友开玩笑说：“看见祖国学会耍流氓，我就放心了。”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迪马的狡辩耿耿于怀，是因为中国人判断失误对错的标准是“良心”，是“信义”，是“公理”，但是，迪马却觉得很委屈，因为他们对错的标准是“利益”。这属于典型的“鸡同鸭讲”。迪马觉得法国人比美国人赚得少，所以认为不公平，至于说他该不该来赚这个钱，不是由他来考虑的问题，而是你中国人的问题，是你中国人有没有不让别人来赚这个钱的能力问题。
什么？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见利忘义？不义之财？对不起，听不懂，我们西方人词典里找不到这些充满道德批判意味的词汇，我们只知道“认钱不认人”、“认钱不认理”。你们中国人说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属于农业时代的陈腐观念，今天在power（强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是在所难免的。
这就是原本极度崇拜欧美科学精神的梁启超在民国八年游历欧美之后、对弱肉强食的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根本原因，他在《欧游心影录》里，鼓励着当时还跪拜在西方文明前的无数国人：
“我的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这也就是1978年中国再度开放国门后，许多中国人在“自信——自卑——再自信”的轮回之后，“自干五”群体急剧增加的根本原因。
宗教与商业，是建造西方文明大厦最粗的两根柱子。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所以，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创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微信搜索：大国博弈（第一个就是
实际上，韦伯的这种观点，虽然要比后来宣称“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之路”的浅薄狂妄的弗兰西斯·福山要来得委婉一点，但却仍然充满了西方学者普遍缺乏哲学纵深感的技术主义的片面和武断。
韦伯说的“SPIRITOFCAPITALISM”，直接翻译为“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指的是一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因素，但却是指物化了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制度。韦伯意思就是说，新教伦理延伸了西欧、北欧与北美地区早期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又物化成现有的整个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天这种理想的资本主义是新教徒“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结果。韦伯认为，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由此，韦伯辩解说，今天的理想的资本主义并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得到的原始积累，完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滴血”。
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马克斯·韦伯，他们认为新教徒的虔诚、勤奋、节俭和追求秩序等优秀品质支撑起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这种表述应该站得住脚，但是却非常不完整，对于缺少的那部分，韦伯要么没有认识到，要么就是故意隐瞒。
实际上，除了新教伦理以外，资本主义精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支撑，那就是我们上面所论述过的，欧洲商业传统的内在精髓同样铸就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
今天，我们很难去理解殖民时代欧洲商人的罪恶行径与新教传播之间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在18、19世纪的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取得了辉煌成果，商业殖民者负责占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物质世界，而传教士则负责占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精神世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一句名言：“五百年前，他们拥有《圣经》，我们拥有土地；而五百年后，我们拥有了《圣经》，而他们则拥有了土地。”
用《圣经》换土地，这样的好买卖，傻瓜才不会干。
说得简单一点，殖民商人就是去抢钱杀人，而宗教的好处则是在让你抢钱杀人之后良心上不受谴责，不管干了多大的坏事，你只要在十字架下忏悔一番，给教堂缴纳十分之一的赃款（什一税），你就被神赦免了，照样可以上天堂，永远享受“奶和蜜”。所以，在你走出教堂之后，你就再没有精神负担，可以继续去抢更多的钱，杀更多的人，反正上帝会把你的双手洗的干干净净，因为他收了你的金币，他实际上就是你的同盟。
宗教与商业，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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