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鋼憲法是什麼？ 簡單總結“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即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即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即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 . 鞍鋼憲法制度下， 幹部是沒有多少權威的， 也就是一個”書記“。 這樣做固然可以發揮工人技術人人員底層的積極性， 企業是自家的了。 但是， 幹部心裡不爽。 鄧小平要的是官僚權威， 進一步， 官僚行政權不能繼承， 怎麼辦？ 變成私人的資本。 網上一天到晚看見人侃民主， 以為選總統就是民主， 其實， 經濟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政治民主的目的也是經濟， 文人是怎麼忽悠百姓放棄經濟民主而熱衷於政治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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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鋼憲法”幕後的故事：為什麼《人民日報》八年不宣傳鞍鋼憲法
老田
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批示鞍鋼憲法之後，人民日報有八年時間不宣傳。檢索人民日報光盤，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直到1968年，人民日報才首次出現以鞍鋼憲法為主題的文章，1978年最後一次出現鞍鋼憲法的文章（還是以深揭狠批四人幫的口氣來寫的文章），此後鞍鋼憲法就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間消失了。
作為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這麼不給一把手面子，不能夠說很正常就是了。文革期間，當時負責人民日報工作的吳冷西在自己的檢討書中間說，是鄧小平讓不要宣傳的，連已經寫好的評論文章都不予發表。“一九六○年初，毛主席批發了《鞍鋼憲法》以後，人民日報寫了一些宣傳《鞍鋼憲法》的評論，我當時因忙於參加起草［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沒有及時處理。後來，大約在六月間上海會議前後，我向鄧小平請示如何宣傳《鞍鋼憲法》，鄧小平當時回答說，現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鋼憲法》現在不忙搞，鞍鋼本身問題還不少。這樣我就把《鞍鋼憲法》的宣傳壓下來了。”
【《吳冷西的檢查》，http://www.71.cn/2012/0410/514486.shtml】
鄧真是權謀大師，他要反對什麼，他不說反對，說現在還是先忙別的，而且等到鞍鋼什麼問題都沒有之後才好宣傳，這是很慎重的態度，而不是反對。不管怎麼說，毛教員把一個問題拔高到憲法高度那麼重要，但是，鄧能夠把你的事情給你徹底拖死拖黃，讓你啥事情也辦不成。然後，到了一定時候，就說那個問題根本就沒有存在過。1989年5月16日，鄧在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說，從前的中蘇論戰都是空話沒有啥子實際內容，也不構成不同政見之間的爭論：“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
其實，權謀過了頭就是這點不好，掩蓋很多真實存在的東西，毛教員拔高鞍鋼憲法就是區別於馬鋼憲法的，這是與蘇共的徹頭徹尾的不同政見。不過，權謀的存在實際上也代表了共產黨內部的不同政見存在，鄧雖然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但是內心並不同意毛教員的政見，所以，現在是他來代表中共了，所以，能夠毫無困難地宣稱從前都是說空話，他的看法跟蘇聯人沒有啥子區別，從這個意義上看，倒是反映了共產黨內部的部分真實。
就中蘇兩國的企業管理現實進行甄別，應該說，毛教員的主張還是落實了一部分的，不過，因為黨內很多高官都持有不同政見，鞍鋼憲法的落實不那麼順暢和全面，而企業管理則接續革命戰爭年代“三大民主”的慣性在前行。
有個法國記者叫做卡羅爾，他在1966年春天到中國參觀，四個月內看了25家工廠，發現中國的工廠管理與蘇聯迥異。“在蘇聯,根據‘一長負責制’的原則,千方百計突出領導者的身份,使之有別於芸芸眾生。蘇聯的‘老闆’坐在陳設豪華的辦公室里,舉手投足,衣着服飾也要顯出與部下的不同的派頭來。在中國的工廠,很容易把廠長混同於一般工人,而把工人當成廠長。我們甚至發現,有時本廠自己的職工也會因為沒有親眼見過廠長而張冠李戴,起碼,職工們不必（實際中也沒有）對廠長點頭哈腰、畢恭畢敬。”不僅在廠長和普通工人中間看不出足以支持管理權威生成的各種區別，而且廠長沒有管理權需要行使，似乎閒得無事可干，“廠長領着我們看車間,轉食堂,訪問工人家庭,甚至還要參觀托兒所。這麼一來,有時要占用他大半天時間,而且沒有人來找他請示工作。除此以外,這位肩負重任的幹部還自豪的告訴我,為了避免脫離群眾,他遵照黨的指示,每個星期還要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參加兩三個上午的勞動。這就使人們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這麼幹,那他哪裡還有時間從事工廠的領導工作?”最重要的管理手段是物質刺激或者說工資分配，關於這個卡羅爾反覆追問過：“我參觀過二十五個工廠，二十五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二十五次得到了同樣的回答,而且在以他們都暗暗驚訝我怎麼懷疑社會主義的工人也會對工資感興趣,會為工資吵吵鬧鬧。”【[法]K.S.卡羅爾著《毛澤東的中國》劉立仁、賀季生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8、235頁】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在蘇聯為了官員的權威，在生活或者辦公條件下，保持着法國學者布爾迪厄所說的“區隔”——這是管理權威的部分來源和象徵所在。在中國，是進行了相反的努力——幹部要充分地群眾化，連廠長這樣的高級別幹部為了不脫離群眾，都還要參加勞動。對於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工資和獎金分配，如實地說，當時在不同的工人之間也是有爭論的，但是，這個爭論在工人班組中間的評定和討論過程中間，已經合理地加以撫平了。據老田訪問老一輩工廠管理人得知，當時中國工廠裡面的工資和獎金評定，都是通過一種“三結合”的模式來完成的：首先是班組中間由工人相互評定，然後是車間幹部參與意見，最後是在厂部勞動工資科和財務科執行的。所有的意見或者不滿，都在分層次討論中間被預先消弭了，所以，才會出現不會有工人吵吵鬧鬧的後果。而且，這個三結合的評定模式一經確立，就視為規則不容破壞，誰要是破壞了就要受到懲罰。
【照片攝於1986年2月，胡耀邦身着西裝被一群着中山裝的高官圍着，其中有胡錦濤。胡耀邦身體力行要求官員在吃穿方面“洋化”，要官員喝牛奶吃麵包穿西服以“區隔”於屁民。他1984年親自批示宣傳壟斷全部管理權還開出過工會主席的廠長步鑫生，據人民日報主編穆青回憶對步鑫生的宣傳力度僅次於雷鋒。也是從這一位開始，官員遊山玩水被報章稱為“調研”。】
老田2009年訪問過武漢國棉一廠的廠長張保新，他回憶1979年鄧小平上台之後的工廠管理變化，當時還不敢把工資定級的權力交由車間主任，而是把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張廠長回憶，很多車間主任開始很高興，以為有了一個強力手段以後能夠更好地驅使工人了，結果卻是大跌眼鏡，車間主任獨自分配獎金的狀況只持續了一個月，馬上就指揮不靈了，從前車間內部有些瑣屑的事務沒有具體劃定崗位，車間主任看見誰有空打個招呼就管用，現在不行了，工人回答說“你叫某某人干吧”，這個某某人就是本月車間獎金最高者。結果，所有的車間主任都明白了，獎金分配絕對不能夠一個人說了算，第二個月的獎金回歸“三結合”模式，由工人在班組中間相互評定，結果工人評定的級差很少差別也很小，比工資級別差還少，權力下放之後車間主任的指揮又靈了。在毛時代的單位制內部，想要壟斷管理權或者分配權，那是一條自絕於工人的死路，如果真有一點點實事求是精神，就知道依靠強化管理權是絕對不可能管用的。但是，強化管理權的改革模式，就是這樣逆着工人的反抗硬性推下去了，效果如何我們今天都清楚：國企絕對多數都搞垮了。（見附錄二之3）
管理權的集中和壟斷，是工人僱傭地位恢復的第一步。把管理權改造為如何評定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的制度，勞動者僅僅依據其付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得到工資，核心邏輯是勞動者僅僅只按照其作為勞動工具來看待的。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間，馬克思談到按勞分配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這個法權中間最要害的內容不是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市場規則，而是工人僅僅按照作為勞動工具來評定其價值——這是僱傭勞動制的核心。毛教員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從來都沒有馬上否定過八級工資制，而是否定那種由管理權評定勞動工具的物質刺激模式。
更早在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談到要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上海的柯慶施和張春橋他們倒是寫了文章宣傳，毛澤東本人親自寫了按語把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引起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和討論，最後還安排要作出結論。但是，這個結論也沒有做出來，吳冷西的檢討中間，也追溯了結論做不出來的原因：“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鄧小平召集了一次會議，討論人民日報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如何做總結的問題。鄧小平在會上說，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隨便破除。供給制很難說比工資制進步。現在如果實行供給制，比工資制要花錢更多。對留用人員和新參加工作的人員不能實行供給制，否則國家要背大包袱。胡喬木在會上着重從理論上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要保留資產階級法權，他引證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話，來說明一般地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是不對的，並說這是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的思潮。他還說不能把共產主義的風格同現行的政策混同起來。鄧小平和胡喬木的發言，為如何做總結定了基調。我就是根據他們的意見派林韋同張春橋同志合作寫總結。張春橋同志不同意鄧、胡的意見，總結始終沒有辦法寫出來。這是鄧小平對抗毛主席思想的罪行之一。因為這次討論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毛主席把張春橋在上海發表的文章交給我，並且親自加上編者按語，基本上肯定了文章中的觀點，要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展開討論。我當時思想上也贊成張春橋同志的文章的，因為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毛主席在當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上說過的。但是討論展開後，涉及問題很廣，不僅是共產主義風格，而且關繫到現行政策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工資制度的問題。在這過程中胡喬木曾幾次對我說。這個問題很複雜，不能隨便廢除資產階級法權。這樣我就動搖了。後來，約在討論展開兩三個月之後，毛主席要胡喬木考慮如何做總結。鄧小平召集這次會議，就是根據毛主席指示召集了的。但會議的結果，基本上否定了張春橋同志文章的觀點。也就是抗拒毛澤東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我是鄧小平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執行者。”
【《吳冷西的檢查》，http://www.71.cn/2012/0410/514486.shtml】
毛教員臨終之前回顧，在中共內部有兩大不同政見——合作化的時候黨內就有人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後一個政見分歧，在毛後時代成為企業改革的主題思想，結果是把國企給基本上改沒了。
1983年胡耀邦親筆批示，對浙江海鹽襯衫總廠的步鑫生進行大力度宣傳，作為改革的標兵來推廣。據人民日報總編輯穆青回憶，對步鑫生的宣傳力度，只有雷鋒可與之相比。這個人的全部管理經驗，就是把被管理者的就業機會和利益作為管理手段使用，同時，還把不聽話的工會主席撤職以壟斷全部管理權力。胡耀邦確立的步鑫生宣傳，雖然只是一個具體的案例，但是在多個方面顛覆了從前的權力分配和意識形態規則。勞動者從此只能夠作為勞動工具來加以衡量和對待，管理者的奇謀密計被視為企業效益的唯一源泉（勞動創造價值或者財富的看法不再提起）。對異化勞動制度的重建和馬克思意識形態的顛覆，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不僅是步鑫生，幾乎每一個改革標兵的宣傳，都包括“對下奪權”的內容（勞動者回歸到工具地位，在管理鏈條中間喪失一切權力），都包括意識形態顛覆的內容（權力或者掌權者被說成是創造財富或者效益的唯一源泉），就這樣，人們對於異化的接受才逐步地習以為常起來。
胡耀邦所設計的改革，在宣傳上說是要終結“大鍋飯養懶漢”。實際上體現了這樣一種設想：通過增強官員手上的權力，讓權力能夠更大程度地操控人們的命運，這樣，就能夠逼迫人們更加努力地工作，並藉此推動經濟發展。在這個設想的反面，毛時代的單位制對於員工就業和工資的保護，有害於幹部對於下屬的操控，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壞制度，文革甚至讓底層民眾有了組織起來對抗權力操控的可能，那就更是走極端了，按照小平先生的著名理解：各種增強底層對抗權力操控的制度，就是不利於提升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死路。1984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全部設想就是如何合理地增強官員們手上的權力，及其對勞動者的挾製作用，並把這個看作是增強大中型企業活力和效益的關鍵措施，實施結果怎麼樣呢？在這個決定實施十二年之後，1996-1997年統計數據顯示：連續兩年國企盈利企業的總盈利小於虧損企業的總虧損。不管怎麼說，這個增進企業效益的設想，雖然被事實證明落空了，但是，從此開始，權力與人們的生存感受相對立的政治實踐卻建立起來，並逐步強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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