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李秀成的争论，源自戚本禹发表于1963年第四期《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家”多认为李秀成写下自述是“伪降”，委曲求全的叙述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则认为“自述”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戚本禹的文章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著名教授，在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时任萱萱掌门人的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戚本禹一时压力极大。

　　逆转形势的是毛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戚本禹开始听到口头传达时还以为是“忠王不忠”，后来才知道是“忠王不终”，意为晚节不保。

　　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实是文章大家，遣词造句具有极高的准确性，用“终”而非“忠”，等于只否定了李秀成被俘后的阶段，并没有否定李秀成的一生，这种评价完全符合历史唯物论。

　　之所以想起这场公案，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九一三”前后，关于如何评价林彪，又出现了激烈争论。总有一些人想重新全面肯定林彪，或者用各种离奇的猜想，把林彪说成是某种阴谋的牺牲品。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准确，还是用毛主席评价李秀成的四个字“忠王不终”来评价林彪比较准确。

　　林彪的人生轨迹和李秀成有惊人相似。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林彪曾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却出了严重问题，最终晚节不保，是为“不终”!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林彪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一点很少有人质疑。红军时期，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从连长晋升为军团长不是偶然的，确实是“能打胜仗”的结果。同时，林彪的迅速成长也和毛主席耐心细致的辅导分不开。毛主席在1930年1月5日撰写的论述中国革命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写给林彪的函授教材。这份教材公开发表后，也教育、鼓舞了无数革命者。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人或他麾下的将领如吴法宪、李作鹏等，都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林彪随身带着一个挎包，里面装满了毛主席著作的各种单行本，很多都被林彪反复阅读过，上面满是圈圈点点。

　　林彪能打仗，也和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关。比如在平型关战役之后，他连日军的鞋底硬，不利于爬山都注意到了。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到东北指挥大兵团作战，很快就总结出了“六项战术原则”，包括“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猛战术”、“三三制”、“四组一队”、“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些战术原则非常实用，是毛主席的军事哲学思想在战术领域的具体体现。被推广之后，东北我军的战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使经过美军教官训练的、前身为“中国远征军”的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一军、新六军、71军等都瞠乎其后，先后被全歼。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长期养病，但也有不少亮点。比如林彪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当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九一三事件之后，多认为这是林彪的政治投机之作，现在看来，这未免是因人废言。

　　林彪的这篇讲话，正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扭转了大会前期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增强了党的团结，对团结全党战胜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林彪的这篇讲话并不仅仅是林彪个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看法。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成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开始狠抓政治工作，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队建设进入了我军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我军影响力最大英模雷锋，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林彪归纳总结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在今天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963年11月16日，毛主席提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接着毛主席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并发出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

　　但遗憾的是，林彪未能善始善终，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革命晚节”，终于在文革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现在一些庸俗的、甚或别有用心的历史研究者，总是希望把毛林之间的斗争描绘成无原则的政治斗争，这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毛主席和林彪之间的斗争，根本上是路线斗争、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往往包含了权力斗争，有时甚至体现为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并不等于政治斗争。比如今天西方的选举，双方并无本质的政治分歧，甚至相互抄袭政策论述，这种选举其实已经沦为无原则的权力斗争。

　　毛林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关于文革的看法。关于毛主席的文革理念，我曾经有专文论述【点击阅读】，概括起来说，毛主席是希望通过“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升级换代，建立一个能够落实“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原则的人民社会主义。

　　而在林彪看来，文革的意义就在于夺权，这一观点在他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体现的十分明显。既然被他视为夺权主要对象的刘邓在文革中已经出局，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已经确立，那么文革就应该结束了，所以在准备九大时，他授意陈伯达搞了一篇核心观点是“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但被毛主席否决。

　　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所以毛主席对那些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不理解文革的老干部是宽容的，基本上采取了批评、教育、等待的态度，比如对待小平同志和卷入“二月逆流”的老帅们都是这样。

　　林彪反对文革，如果他能够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应该也会像对待小平同志那样对待他，林彪的历史定位也会和现在截然不同。但问题在于林彪选择了用搞阴谋的方式搞政治，这就犯了政治大忌。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坚持“称天才”的方式挑起争论，目的是要用清君侧的方式先清除文革的骨干力量，再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换句话说，张春桥不是林彪的目标，文革才是林彪的目标。

　　毛主席对这一切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在毛主席看来，你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如果提出来公开辩论是可以的，但用搞阴谋的手段来推行，这就证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问题是严重的，原则性的。而毛主席“对原则问题一向抓住不放”。

　　在战争中使用谋略，兵不厌诈、借刀杀人、假途伐虢等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欺骗敌人。但在政治斗争使用这类谋略，就是在欺骗那些信任你的人。

　　林彪没有意识到，政治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必须是阳谋，不能是阴谋。一切策略手段都只能在亮出自己政治旗号的前提下才能使用，而政治旗号本身是不能作为谋略手段来使用的，否则就等于蓄意欺骗党和人民，等于自证自己是政治骗子，等于公开宣布自己政治人格的破产。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南巡途中提出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针对林彪在庐山搞阴谋讲的。

　　尽管林彪已经暴露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但毛主席在处理林彪时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宽容，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南巡，整整等了他一年，希望他能够觉醒并主动检讨，主动下台阶，但林彪始终采取了抗拒的态度。被他宠爱、信任的“老虎”林立果，反而试图通过暗杀——一种更加极端恶劣的阴谋来解决问题，最终导致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一代名将，暴尸荒野。

　　林彪为什么不肯走下毛主席为他设好的台阶，通过主动检讨来摆脱政治困境?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在我看来也很简单，因为林彪是用搞阴谋的方式搞政治，承认自己的错误，等于承认自己在搞阴谋，这等于政治自杀。

　　毛林之间的矛盾，本质是路线斗争，任何其他解读都是错误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所有反文革的力量都站在林彪身后，所以毛主席可谓力挽狂澜，林彪集团的失败，标志着文革的继续深化。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忠王不终”的林彪留下的最大历史教训，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三要三不要”，林彪违反了这三条原则，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

　昨天写了《新中国人物论之：“忠王不终”话林彪》一文，网友反应很热烈，也提了不少问题，我尽己所能，尝试回答一下。

　　一问：林彪对文革的态度究竟如何？

　　答：林彪对文革的反感，不亚于党内其他老干部，实际上也不亚于刘邓。这从他私下里称“文化大革命”为“文化大要命”就可以看得出来。最近这些年来，林彪的“四大金刚”中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出版了回忆录，都证明在1966年底批判资反路线，刘邓出局之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成为抗拒文革的主要力量。

　　二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林彪给人以支持文革的强烈印象呢？

　　答：这是因为文革初期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的军人集团并不处于地方上的“当权派”位置，所以不是造反派冲击的主要目标。并且，随着地方“走资派”的相继垮台，军队开始“三支两军”，反而获得了接管地方政权的机会，成为文革的受益者，这也是林彪在文革初期高调支持文革的深层次原因。

　　但林彪表现出对文革的支持，并不等于他真正理解、认同文革的目标(如前文所述，这就埋下了后来分裂、失败的种子。

　　三问：毛主席是不是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利用林彪，准备在打到刘邓后再打到林彪？

　　答：许多秉持反毛立场的阴谋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谣言，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

　　虽然从林彪1966年的“五一八讲话”之后，毛主席就明白林彪理解的文革和他的本意有差距(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写的很清楚，并且这封信也给林彪看过)，但并不认为这是无法克服的问题。

　　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毛主席意识到文革的全部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后可能还要进行多次，九大最重要的功能是要肯定文革的意义并巩固文革的成果，所以毛主席确定的主题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谁和谁的团结呢?从广义上说，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从狭义的角度说，就是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团结，如果林彪坚决执行了九大方针，当然不存在打到他的问题。

　　九大通过的党章，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写上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这在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现在披露的资料看，这一条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力主写上，毛主席同意的。写上这一条，是中央文革小组希望和林彪集团加强团结的重要表示，只有从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角度，才能明白为什么要写上这一条。

　　但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性格的狭隘性，以及反文革的政治本能顽强的表现出来了，他不仅没有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团结，反而在选举时默许军委办事组成员故意不投江青的票，把分裂暴露在全党面前。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更是率先发难，要揪张春桥，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反击，最终导致了林彪自身的覆灭。

　　1970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吴法宪的检讨上用痛切的语气批示：“（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1970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叶群的检讨上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里指的就是他们破坏团结的行为。最后一段讲政策的话，是毛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错误，仍然希望挽救他们。

　　纵观历次党内斗争，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毛主席从来都是后发制人，从来没有主动的去“整”什么人。

　　以作为林彪命运转折点的九届二中全会为例，如果不是林彪率先发难，一度搞得像是要“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那么一切也就风平浪静的过去了。所以毛主席经常感慨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四问：林立果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答：林立果的问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林彪的授意下对林立果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1969年10月18日，在任命林立果担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时，又擅自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林立果（即：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把林立果推上了自我毁灭的快车道。林立果身边的人也吹嘘说，“林立果的出现，解决了我们党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林彪要培养自己的儿子当“太子”的意图昭然若揭。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立果的问题逐渐暴露，这也迫使毛主席必须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试想，中国革命付出了如此重大牺牲，如今又搞了文化大革命，难道最终竟然是为了建立一个林家世袭王朝吗？这个结果是毛主席和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所以林立果的出现是林彪最终出局的重要因素。

　　林立果在林彪集团内被捧为“太子”，也表明这个集团是一个带有法西斯色彩的军事-封建集团，毛主席粉碎了这个集团，避免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这是毛主席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现在一些反毛反的发昏的人，把林立果捧为改革开放的先驱，那只能说是贻笑大方了。

　　至于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阴谋暗杀毛主席。这个阴谋是不是来自林彪直接授意，目前没有看到更有力的材料，这里不多谈了。但林立果之所以如此有“能量”，当然是和林彪长期纵容、扶持分不开的，作为回报，林立果则亲自把林彪送上了那架飞往地狱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这对林彪而言，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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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郭对林彪的军事才能与贡献都评价过高。林彪的军事长处是战术总结和战术练兵，短处是缺乏大视野，是共军将帅中唯一不能大规模作战以弱胜强的元帅。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缺席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