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把雄安计划归为历史使命有点言过其实。 雄安可以算作是发挥中国制度优势， 主动引导资源流向的有益尝试吧。 算是一个试验田而已。
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荡来源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 这一点不容易， 因为照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不论是马列主义还是国富论，都与中国历史严重脱节， 属于按图索骥，牵强附会。
中国赖以领先世界两千年的社会制度是西方从来没有过的制度。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集中，防止经济危机。中国周期性动荡间隔周期很长， 实际上是制度被官商学黑渗透而遭到破坏失效造成的动荡。
中国制度的特点就是三极牵制结构， 而西方属于两极对抗结构。 西方制度特点是豪强资本家委托雇佣精英主政， 最好的结果是保证豪强利益的基础上，百姓不闹事， 不造反。 但是， 权贵富豪的本性决定了其对底层百姓会失去耐心而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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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东方蜘蛛盛衰启示录（下）—思索雄安的历史使命
对于中国的执政者来说，历史周期律是一个沉重而又必须面对的课题。毛主席当年解放全国进京执政，就以“进京赶考”的比喻，告诫全党全军，要戒骄戒躁，不要学当年的进京的李闯王。
实际上，共和国今天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主席一手设计的体制。主席熟读二十四史，深知中国历朝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共和国党政军体系上的设计，都充分考虑了历史上的弊端。
时至今日，我们的整个国家体制，仍然不脱离主席最初设计的框架。如果说，中国能够赶超西方列强的密码是什么，其实就是“体制问题”——或者是“体制优势”。
【中国的体制优势】
中国的王朝更替“历史周期律”，以往都是发生在农业时代。毛主席作为中国千古伟人，深刻总结了农业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在制度设计上，已经完整解决了农耕时代的致命几个问题：
——土地兼并和集中，这是王朝后期的致命问题，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量的农民破产沦为佃农。丰年尚能勉强养活自己，遇到大灾之年，无法养活自己的农民，只能游荡于社会，或者落草为寇，这时候只需要有号召力的人振臂一呼，立即揭竿而起。成为推倒王朝统治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新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度（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从理论上和法律体系上，杜绝了土地集中的任何可能性。即使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从根本上的所有权，还是属于公有制。
土地公有制，还为后来大规模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比印度的建设征地困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一党专政制度，一方面避免了封建时代家族传承体系带来的人亡政息，以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后继无人的难题，保证有能力的党的领导担任一把手。同时，又避免了西方体制之下的多党扯皮，互相推诿。从执政的效果来看，这一套政治体制制度，无疑在地球上是最为高效，最为稳定的。而且更厉害的是，别的国家只能羡慕，鲜少能够模仿。
除此之外，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党指挥枪的军队体系，为人民服务的军政宗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策略，有的是TG一路成长过来的深刻教训总结，有的是历揽历史兴衰更替精心设计。
想要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哪里，其实可以看一个反向指标。就是西方媒体和各类GZJY宣扬的是什么，骂中国越凶狠的点，正是我们的最强项、体制最优越的地方。
【改革开放，均衡和妥协】
毛主席把人民看得很高，曾经说过“六亿神州尽尧舜”，只可惜，人们的觉悟、教育水平、智商分布、工作热情，都不可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俗话说，人一过百，形形色色。单纯的公有制体系，很容易走偏到“吃大锅饭”，或者被一小部分精英，利用在公有制体制里的位置，形成事实上的体制内利益集团。
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在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之间，需要寻找一个合理的均衡点，需要适当的妥协。改革开放，既是拥抱世界，也是对个人能力的一种解放，算是对全公有制体系的一种妥协而来的均衡。
从这几十年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有些人拼命想借着现有的问题，指责286的改革开放。作为经历过整个改开年代的中年人，我自己有非常强烈的生活经验对比。所以，对这一类的言论，目之为妖孽怪论，并且写过文章专门批驳过。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利益集团可以会在任何环境下成长，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因为追逐利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只要有机会，每个人都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就像是人类的欲望一样，不可能靠长期的压制方式来管理。
改革开放几十年，整个社会无疑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当然也培养了一大群先富起来的群体。但是正如“六亿神州尽舜尧”过于理想主义，“先富带动后富”也是另外一种理想主义。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其实证明了一件事。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更符合人的本性，而带动别人致富，并不适合人的本能意识。事实上，《老子.道德经》上面就说得很清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以奉有余。”
前一阵重读《货币战争》这一系列的书，这套书可以批判着看。但是其中不少观点，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货币战争4》里面，作者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一个社会的财富，精英阶层应该占有多少比例，才能够既激励人的创造力，同时又能够保证社会相对公平，不至于走向动荡。他提出的观点是，50%vs50%，即少部分社会精英占有的财富，不能超过50%，否则整个社会将会逐渐走向动荡。
【美国和东方蜘蛛的启示】
按照《货币战争》的观点，我们来观察美国和东方蜘蛛两个样板。
美国是高度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美国地广人稀，好歹还有腾挪空间。而东方蜘蛛由于人口集中在一个地方，无处可逃，因此财富集中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为明显。
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大陆相当，因此美国的国情，和中国有一定的相似度，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来说，其实中美已经心照不宣把彼此当做最大对手。
美国现在的产业，高度集中在IT和金融领域，制造业衰败得相当厉害。市值最高的几家公司，简称FANG（facebook、Apple、Amazon、Google）都是IT公司，另外美国的金融行业也非常强大。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军队，更不用说了，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也是世界上开支最大的军队。
由于高度的产业垄断，而各个产业的利润过度集中在两三个行业里面，这些产业能够雇佣的人又很少。美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同时这种问题，和种族问题又正好纠结在一起（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收入很低），这就形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撕裂。
从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贫富差异，最终如何将一个大国撕裂。更为严重的是，当问题积累到这种阶段的时候，纵使精英们都明白问题症结，但是已经无人能够力挽狂澜。——这正如王朝的晚期，士大夫阶层其实很清楚国家的症结在哪里，但是要对自己动刀，恐怕是谁都无法付诸行动。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对抗一个大的时代趋势，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大国的历史惯性，比任何一个政治家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东方蜘蛛距离我们比较近，同是华人社会，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东方蜘蛛的问题，说起来也很简单，一方面是产业空心化，除了金融美元其他有竞争力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财富过度集中，通过房地产和金融，整个东方蜘蛛的财富，都集中在几个大家族手上。如前文所言，更为恶心的是。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祸水北引，把锅甩给了大陆。
虽然东方蜘蛛折腾不起大风浪。但是从美国和东方蜘蛛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妨想一想，他们的社会病，我们到底染上了几分？是否能够从他们的发展历程，找到工商资本社会一点周期律的影子？
因为一直在一线城市行走，我和很多人都有过交流，我自己也有生活的体会。虽然北上广深仍然充满机会，但是“先富起来的人群”，利用手里的各类资产，盘剥“后来想富起来”的人群，这种效应越来越明显。不光是社会如此，在一些大公司，也是如此。
——一套一线城市的市区房子，单单以收益和资产计算，胜过你很多科学家奋斗一辈子。
——在H为，老资格的员工，凭借股份积累的分红收入，完全可以秒杀年轻的新入职优秀员工。
——深圳的高房价，逼得华为不得不把华为终端的业务，搬到了东莞松山湖。而随着华为的到来，东莞松山湖一带的房价暴涨。其中，很多炒房者，恰恰也是华为的老员工。
……
我并不仇富，很多人的资产，也是人家早年把握了机会赚来的。但是，就一个社会来说，听任这样的财富集中而不加纠偏，很可能会走入一个“中国向美国方向进化，美国向南非方向进化”的路线。
今年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被赋予“千年大计”的使命，其中就有了这样的考量。针对这个问题，我咨询了社科院的某位专家，以下很多是他的看法。他一再声明，这只是他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雄安使命，打破资本的周期律？】
我认为，在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之下，中国已经基本跳出了农业社会的历史周期律。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粮食的调拨也变得很容易。而农业税最终的取消，也标志着困扰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农民税负问题，有了终极的解决方案。
但是，工商业社会，有没有历史周期律？我认为是有的，两次世界大战，算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总爆发，也算是周期律的一种体现。如今从美国和东方蜘蛛的发展轨迹上，我们也应该看得清楚这其中相似的周期律。
在农耕时代，耕地是最重要的资产，因此土地集中往往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在工商业社会，金融和房地产，其作用与农耕时代的耕地相似。
雄安的成立，就是要打破这个资本周期律的怪圈：
——房地产不再作为支柱产业，租赁和共享为主。
——大量资源走低成本共享方式，包括交通、居住等，以低成本的方式向市民开放。
——让创新和劳动的价值最大化，将资本特别是不动产资本的收益，趋向最小化。
——不进行过多的沉淀，不断有老人离开，不断有新人进来，实现动态的流动。主张在这里淘金，在他乡或者故乡沉淀，不主张在这里停留。
……
希望雄安不负千年大计的重托，在中国已经跳出农业社会周期律之后，走出一条跳出工商资本社会周期律的道路。从雄安一开始就严厉狙击炒房团的开局，我似乎看到了一丝的曙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