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价格在价值附近起伏震荡， 供应增加则价格下降， 导致成本高的企业退出从而供应减少， 同理供应不足则价格上升，导致产量增加， 马克思主义与市场价格理论是兼容的。 但是， 前提是商人小， 没垄断。白云先生认为价格上涨本身是政府资源配置不足， 是一种社会病态， 小商人们按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方式运送调配，实际上是帮助政府填补施政的不足。 而资本家做大之后就不会再甘愿填补社会资源调配的不足， 而是认为制造这种阻碍，从而畸形牟利， 所以商大而国亡。
“物通，则天下不乱，百姓皆可得物之利，以生儿育女。大家的生活都会很富裕很安泰。如果物不通呢？这时候商贾就出现了。他们发现，这里少这个，哪里缺那个的，任何局部物的不通，都会造成物价上涨，他们本身并不生产任何商品，他们只是充当搬运工，负责在政府通物功能不足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运通能力，进行补充。只有在政府运通能力占主导地位，商贾可以利用自己的运通能力，为政府提供运通能力补充的情况下，商业才是有益的。而一旦商贾从毛细血管层次的运通能力，壮大到了大动脉的层次的运通能力，商贾就会表现为纯粹的危害，这个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 当然白云没有讲美国垄断资本家弄个傀儡玩偶上台为啥还能风生水起。 但是以前我们讲过权贵民族社会在先进优势国家可以存在， 而落后国家照猫画虎的结果必然是高层官商学黑无节制的搜刮，然后转基因变国籍， 形成买办当道然后国家分裂垮塌， 柳传志的联想成为买办， 安邦成为内鬼都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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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一、人的运通，物的华章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宣扬说，市场是最优的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同时还教导人们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商品的价格由供需来决定。在供需均衡的情况下市场就会达到最完美的秩序，把天下万物，都能配置到最恰当的位置，人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资本主义给人们描绘出来的美丽新世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发现这些理论都是和现实相矛盾的。比如，第一个矛盾是，说市场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和资源整体或者局部紧缺自相矛盾。既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和手段，应该没有紧缺会发生。有紧缺发生，就说明没有配置好。 以大自然为例，万物都被配置的那么完美和谐，没有任何的多余，也没有任何的紧缺。每一种物质和资源的多寡，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么的适宜，万物相生又相克，交迭回环，和谐通达，这才是完美的对资源的配置。 第二个矛盾是，既然商品的价格由供需来决定，按理说，市场应该削峰填谷平抑物价，那么为什么商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第三个矛盾是，既然资本主义给人类描绘出来一个美丽新世界，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却生活的越来越艰难？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讨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传说中的美丽新世界没有到来，反而是恶梦一般的生活越来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资本主义留给人唯一的慰藉，便是在拜物教层面上，让人自我催眠，让自己深信不疑，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比如以前没有汽车，现在有了，以前没有手机，现在有了。所以无论如何，现在都比以前好。 成人的拜物教现象，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不管再怎么压迫他们，再怎么奴役他们，只要给他们一件好玩的东西，他们就会对所有的苦难视而不见，对所有的罪恶视而不见，对自然环境的灾难性破坏视而不见，对人们在精神疲敝和道德文化贫穷视而不见。不仅能视而不见，还能一笔勾销。并且，还会对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幕后资本家们心存感激。这就如同小孩子一样，不管怎么愤怒怎么生气怎么哭闹，用一个棒棒糖就能哄好，让他马上破涕为笑。 可见，拜物教教徒，是一群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双重意义上，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打个比方来说，有个小孩，今天被坏人割掉一只手指头，给他一个棒棒糖哄他，他认为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有糖吃了，失去一个手指头也是能够忍受的。第二天他被坏人割掉了两个手指头，给他三个棒棒糖哄他，他就认为自己赚了，认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央求坏人明天最好能把他的胳膊和腿都割掉，给他送来一大包的棒棒糖，让他马上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还有的拜物教教徒喜欢说，你怎么能说西方人不好呢，有本事别用西方人发明的电脑和手机。在他们眼里，商品是第一性的，其他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西方人学习我们的科技发明和文化，那是西方人的伟大。我们学习西方人的科技发明，我们就有蒙昧原罪和跪谢义务。西方人以前侵略我们，无关紧要；西方人文化殖民我们，无关紧要；西方人金融掠夺我们，无关紧要。 西方人几百年以来系统性的伪造出来一套伪史学伪学术系统，蒙蔽中国人，文化殖民中国，无关紧要。他们不是以民族、国家、历史、文化、道德伦理，来认知世界并区分敌我，他们完全是根据商品的价值来标划这个世界，评价这个世界，并以此区分敌我。这就是庸俗到了极致，幼稚到极致的成人拜物教。 在拜物教教徒眼里，母鸡能下蛋，人不能下蛋，他们就去崇拜一只母鸡，一边感激涕零的吃着鸡蛋，一边给母鸡磕头。而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他则是一边吃着鸡蛋，一边想着什么时候把下蛋的鸡也杀了吃肉。。。。。 《管子》一书中说，物价之所以上涨，是因为人君不能运物通物，物有所不能运，有所不通，才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物价的本质这个问题，用西方的禽兽资本主义吃人经济学，根本无法理解，更谈不上能够进行解释。而用中国正统的经济学思想来解释经济现象，只用几个字就能讲的特别的透彻和清楚。 可见，我们透过表象看本质，就能明白，所谓的供需关系只是价格的结果，而不是价格的原因。先是物不能通，才出现了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之后，才伴随着供需的扭曲和失衡。认为供需关系是价格变化的原因，无异于是认为温度计上的刻度是温度水银柱上升的原因。这是非常幼稚好笑的倒因为果的观念。可以这么说，西方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是倒果为因的傻瓜思想。 同样幼稚好笑的一个例子是，西方人把高血压理解为是一种病，并进一步把高血压理解为是很多病的病因，这就太好笑了。血压之所以高，是因为气有所不通，所以气才要带着血用力地去冲不通之处，这才导致血压升高。心是气血之君，它要统帅和营运输布周身的气血，心平气血通，百病不生。反过来，心乱气血乱，百病滋生。 同理，人君之于天下，就如同天下之心，万物之于天下，如同天下之气血。人君反身修德，道心不乱则万物通，万物通则百业兴，天下太平。人君失道，则万物无法运通，物不通就如同气血不通，所以社会就会乱，物价就会乱。这才是经天纬地经济学问中的至道之枢。 西方人认为，他们讲的那些跟动物园里的猿猴一样嗷嗷叫的傻瓜理论，叫做经济学。可是，他们哪里能懂什么是经济学呢。 物通，则天下不乱，百姓皆可得物之利，以生儿育女。大家的生活都会很富裕很安泰。如果物不通呢？这时候商贾就出现了。他们发现，这里少这个，哪里缺那个的，任何局部物的不通，都会造成物价上涨，他们本身并不生产任何商品，他们只是充当搬运工，负责在政府通物功能不足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运通能力，进行补充。只有在政府运通能力占主导地位，商贾可以利用自己的运通能力，为政府提供运通能力补充的情况下，商业才是有益的。而一旦商贾从毛细血管层次的运通能力，壮大到了大动脉的层次的运通能力，商贾就会表现为纯粹的危害，这个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 人君有道，物通，百姓食利，天下皆富。人君失道，物不通，商贾食利，天下皆贫。商贾是什么呢？小的商贾，是现在讲的小贩子。大的商贾，是我们现在讲的资本家。我们的先人之所以讲无商不奸，奸是什么意思呢？营私为奸。所以商贾存在的本质，就是损公肥私，害民牟利。他们根本不具备为天下通物的能力，根本连这种想法都不会有。因为公私两道，如水火一样不能共存。 商业第一定理：只有物不通的情况下，商贾才有产生和生存的可能。商业第二定理：只有物不通，物价才会上涨，商业才有牟利的可能。商业第三定理，物越不通，商业的利润越高。商业第四定理：通过囤积居奇，可以人为的制造物的不通，并以此牟利。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篇所讲的那几个问题了。商贾控制的所谓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一定是走向更高的物价。商贾并不是秩序的生产者，而只是通过对秩序的蚕食而寄生的寄生者，所以他们断然不可能带给世界什么美好的秩序。他们所宣扬的美丽新世界，就是一个掠夺所有的资源、储蓄和购买力，吃人把全人类都吃到只剩下一堆白骨的人间惨象。 二、王安石变法，以及著名的宋代东林党人士，资本主义代言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破坏 如果一个国家被商贾控制，结果就是国家越来越穷，百姓也越来越穷，只有商贾地主和资本家们，越来越富。富起来的资本家们，他们在利用自己的钱，控制官僚系统，让官僚系统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提供保护，提供权力援助。如同一个生病的人一样，邪气越来越炽盛，正气就会越来越衰弱，正气越衰弱，人的身体各个部分，气血都会越来越亏虚，也就是相当于贫穷。 如果把国家当成是一个人，商贾的力量，相当于是邪气，政府的力量，则相当于是正气。一旦官商勾结，出现系统性贪腐，正气被邪气所灭，一个人要康复起来就比较难了。 因为人君失道，北宋就得了这种病，尽管民间由商贾和地主所主导的经济很繁荣，但是政府却积贫积弱，整个国家物价飞涨，百姓也被寄生的资本家们掠夺得民不聊生。大宋王朝生了一场大病。 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要给大宋王朝治病。抱负远大的宋神宗，和才智卓绝的王安石。治理国家的病，和治理人的病，道理上都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平时会说上医治国。宋神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王安石则是那个可以治国的良医，他们开始了对大宋王朝的治疗。 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物价飞涨，是因为物不通。继而又被商贾们乘其虚弊而操纵了市场和物价，所以国家的病才会越来越严重。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是怎么辨证施治的呢？ 首先，王安石利用均输法来为政府掌控交通物流和贸易。均输法的精髓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它的原创是西汉时期的桑弘羊，为西汉打击资本主义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商贾之所以能够投机牟利，就在于他们可以通过控制交通物流和贸易，让本来不贵的东西变的很贵。他们还故意的阻断供需，让本来可以很便宜就能买到的商品变得买不到。而均输法的变革，由政府来主导交通物流和贸易网络，这就等于是用两把刀子，插入了资本家们的心窝里。 桑弘羊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着重的使用均输法来打击资本家们的交通物流和贸易网络。因为要通物，政府必须得先掌控能够使物相通的交通物流和贸易网络。 这也可以看出来，如果一个国家的物流和贸易网络，被资本家来掌握的话，会有多么的可怕。一旦他们掌握了交通物流和贸易网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让什么商品可以通，让什么商品不可以通，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商品的稀缺程度，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物价，可以随心所欲的投机牟利。 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家勾结夷狄，不惜一切代价要掌握物流和交通营运系统？动辄都是几百亿的烧钱，大家往深里想想，就能理解他们的长远布局了。 接着，王安石使用市易法来打击资本家们对市场的操纵。朝廷设置市易司，规定政府可以用低价保护价，来收购市场上过剩的商品，等在紧缺的时候，再高价卖出去。这相当于直接砸了资本家们的投机倒把饭碗，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的居间调剂，平易物价，还可以增加市场的交易活跃量。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消费者，不被飞涨的物价所掠夺。第三，那些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们，他们的买卖投机，都要面对政府深不见底的对手盘，很难再随心所欲的操纵市场价格。 如果使用市易法来给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就太简单了。直接在北京设置一个市易司，规定卖不掉的房子，都低价卖给中央政府，比如两千块一平。政府收购了大量的房地产库存之后，市场上的房子供给就减少了，这时候购房需求就会增加，中央政府再加一千块钱，三千块卖给老百姓。老百姓买到了三千块的平价住房，中央财政部，赚了一千块差价。这一笔买卖赚的钱，都够造很多支航母编队了。 针对资本家们的金融掠夺，王安石又推出了青苗法。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有机会掠夺老百姓，就在于他们是乘人之危，乘人之虚，乘人之弊。看大家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不能不吃饭不种庄稼，所以资本家们就放高利贷来盘剥百姓。 而青苗法的推出，则是政府直接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在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等粮食丰收了，再连本带息的还给政府。这样就把资本家们的高利贷生意给消灭掉了。而且国家财政通过普惠金融，还可以实现资本的增值。 现在的校园贷，网络小贷等等民间高利贷，按照王安石的青苗法，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消灭掉他们。方法非常简单，政府直接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有了低利率的金融服务，而且还是政府主导的，谁还会去找高利贷呢？高利贷面对政府所主导的普惠金融，可以说是毫无竞争力。 同时，王安石为了改变中央被官僚集团架空的情况，还进行了机构改革。为了打击资本家们偷税漏税，还制定了方田俊税法，来进行财税中央集权。为了鼓励百姓兴修水利，还以政府贷款的形式，通过金融支持，来扶植百姓兴修水利振兴农业。我们现在天天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都做了什么呢？再看看人家王安石，那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师。对军队，教育等领域，王安石也都进行了通盘的改革。面对北宋这个几乎病入膏肓的国家，王安石的变革，每一招可以说都切中要害。而且，王安石变法，效果也立竿见影，让国家的财政收入几年间就增加了八倍，顿时国力大增。 那些害虫人们的饭碗都被砸烂了，他们自然的不会甘心。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破坏王安石变法。 这时候有一个破坏变法的超级喷子出现了，他就是苏轼。苏轼搁现在来说，就是一个类似于在微博上粉丝超过五千万的超级公知。他没事就写奏折给宋神宗批判王安石。平时写诗呢，就在诗里面挖苦宋神宗。 而且，苏轼还拿政府与民争利，饿死人这两个事，扣到王安石的头上，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 苏轼的与民争利话术模板，饿死人话术模板，跟后来的喷子们说饿死三千万几乎是同款。我们现在一提起饿死三千万这个谣言，就觉得公知太可怕了。而北宋版本的用饿死三千万这样的帽子攻击政敌，就是苏轼弄出来的。鉴于苏轼的笔杆子影响力非常大，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破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到后面，苏轼越来越嚣张，开始在诗里面含沙射影的对宋神宗进行人身攻击，这才爆发了乌台诗案，一个超级公知的喷子之路，才算告一段落。 有人跟宋神宗说，苏轼写诗骂他，宋神宗震怒不已，下令查办苏轼，而且要把他的后台都给挖出来。苏轼觉得自己连皇帝都骂，这下可能小命不保。在被押解去京城的路上，路过太湖和长江时，他一直想着投水自杀。苏轼的后台是谁呢？是司马光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保守派。 这些保守派，为了反对变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故意的断章取义曲解孔子的话来反对变法。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是他们就说文人士大夫不可以言利，不能成天想着怎么给国家财政挣钱。把天下利益，拱手让给资本家，才是天经地义。可见这场变法，敌人有多么的强大，又有多么的无耻，宋神宗和王安石有多么的孤独。 因为变法的阻力实在太大，之前通过变法，政府财政也积累了一些钱，于是宋神宗想通过用征讨西夏的胜利，来给变法立威，壮大变法派的队伍。然而，宋神宗两次对西夏的军事行动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朝中的保守派不希望看到宋神宗在军事上成功，再通过军事上的成功来助推变法的推行。所以这些保守派就勾结夷狄，故意的破坏宋神宗对西夏的战事。 对西夏的军事失败，对抱负远大的宋神宗的精神打击非常大，没过多久他就英年早逝。随着宋神宗的驾崩，变法随之被保守派废止。变法废止之后，仅仅过了四十年左右，北宋就重病身亡，一命呜呼。 三、近代中国买办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组合，跟明神宗和张居正的组合，他们的处境、遭遇和后果都非常的相似。都是国家出现了大病，明君和能臣应运而生，要给国家把病治好，重新给国家注入正气和生命力。然而，官僚集团，资本家和夷狄，这个复合利益集团，代表邪气和疾病的一方，每一次都把国家带入了灭亡。 而且宋明两朝，因为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政府失去了笔杆子，都出现了超级公知和超级喷子的现象。大宋王朝的超级公知和超级喷子是苏轼，连皇帝他都敢喷。明朝的超级公知和超级喷子是王阳明，他比苏轼的破坏性大多了。苏轼只是嘴贱，他并不敢，也没有能力质疑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官学，也就是经学。 而王阳明则直接攻击经学。之前陆九渊还只是个六经注我的喷子，而王阳明则比他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六经都是孔子那些人瞎编的，根本不足取。超级喷子王阳明，以一己之力，培养了更多的喷子。他们喷倒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在王阳明的影响下，心学的那些喷子们，他们前赴后继，替明朝的资本家们，消解了经学的圣性，消解了君权的至高性，喷出来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新高峰，喷出来了西方的新教改革，喷出来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 人君行公道，目的是为了是万物运通，让人们都能得利，都能富裕。而资本家是行私道，目的是为了阻断万物相通，他们这样才能通过投机倒把牟利，把百姓都变成他们的猎物。等所有的人都变穷了，都没钱了，到处流民遍地，国家这个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接着，出现革命，新的王朝诞生，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我们讲革命，和现在流俗所谓的革命，意思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流俗所谓的革命，指西方人讲的那些暴力厮杀。中国文化里讲的革命，是指王道兴替，有道取代无道，谓之革命。革命不是亡国，也不是亡天下，因为道不亡，王不亡，而只是一姓之朝的终结。在夏禹之前，中国是没有发生王朝兴替的，也没有发生过革命，因为王道一直都在正常的传承着。 在夏朝之后，中国才开始出现了革命。商汤取代夏桀，这是革命，有道取代无道。周武王取代商纣王，这是革命，有道取代无道。夏商周的兴替，后世王朝的兴替，都不是亡国，而只是朝代兴替。比如秦取代了周，亡的只是周，而不是亡中国，更不是亡道。 什么才叫亡国呢？神州亡于夷狄，这才叫亡国。中国人的王朝兴替，目的都是为了续王道，兴王业。而夷狄入主中国则不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天下失道而不能复，这才是真正的亡国亡天下。 我们前面讲了，是先有道，明君以道济物，运物通物，天下太平，才有了人人富裕安定的大同社会。夷狄窃据中国，等于是道先没了，至此，万物不复可以运，不复可以通。资本家们控制了商品，控制了金融，控制了贸易，控制了物价，吃人变成了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场景，天下变成了资本家猎杀弱者的金钱游乐场。 以人主物运物通物来划分的话，经济有五种形态。第一种，最好的一种，是万物皆运皆通，百姓皆富的那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同社会，太平经济。第二种，是王道坏，商贾资本家们控制了主物运物通物的权力，国家贫穷，百姓贫穷，只有资本家富裕，一部分人富了起来，其他人永远贫穷，这种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主义传入夷狄之后，他们不太能理解商业伦理和道德伦理，于是接受了中国文明的孵化，学习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后，演化出来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禽兽资本主义。我们中国传统的人文资本主义，只是利用纯粹的经营手段，通过阻碍物的运通来牟利。而西方蛮子的智力和道德水准没有这么高，他们直接通过暴力手段，通过阻碍物的运通，来谋取利润。 中国的资本家们，以及文化汉奸们，通过智力和文化援助，助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崛起。而西方禽兽资本主义的崛起，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牟利的机会。他们想彻底断绝宋神宗和明神宗，王安石和张居正们的复使万物运通的努力，彻底熄灭志士仁人们，企图给天下经济治病的努力。 他们的做法就是，不顾一切代价，扶植夷狄强大，并通过勾结夷狄，帮中国的资本家们，打压并制服敢于打压他们的人。中国的商贾的资本力量，和夷狄的军事力量相结合，文官集团再通过技术援助让夷狄变强大，这样的一个利益复合体，就可以稳稳的压住中国的王权，永远的阻断万物运通，通过投机倒把牟利，把中国的物产资源，变成他们的私产，把中国的老百姓，变成他们的奴隶劳工和盘剥对象。 在周朝时，他们勾结犬戎。在秦汉，他们勾结匈奴。在隋唐，他们勾结北方的各大游牧民族。在北宋，他们勾结契丹人和金人，以至于北宋灭亡。在北宋灭亡后，他们又勾结蒙古人，扶持蒙古人崛起，以至于南宋被灭亡。在明朝，中国的汉奸文人和资本家们，先是扶植建奴崛起，灭亡了中国。后来又再次扶植西方的洋人崛起，并利用洋人来对抗政府和奴役中国人。 从大历史看，西方人的崛起，只是中国的资本家和文官集团所孵化出来的又一支蛮夷势力而已。所以，西方的崛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只是匈奴建奴们的翻版。在中国文明孵化夷狄这件事上，徐光启，可以称之为是西方资本主义之父，同样，他也是中国近代买办的鼻祖。历史上有很多的买办，而明朝晚期开始的买办资本主义，经济生态之恶化，是最严重的一次。周期也是最长的一次，它的余波一直蔓延到现在。西方人，也成了中国的资本家们，所孵化和扶植出来的最强大的一支夷狄。 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工业文明，只是他们在自然经济上低能，物产贫瘠，无法和中国竞争的无奈产物。而且，工业文明和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自然经济相比，并没有什么优点。 当夷狄的禽兽资本主义，压倒了中国的王权之后，天下万物的运通，就被彻底的窒息了。终于，中国的资本家，借用夷狄的军事力量，帮他们实现了万物之间运通的彻底阻断和彻底垄断。从此之后，他们就可以过上逼着眼睛，都可以享受利润的日子。禽兽资本主义，催生出来了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中国的买办资本主义形态。中国每次亡国的背后，都离不开买办们的推波助澜。 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一种重病阶段的形态。如果买办资本主义，继续演化下去，紧接着就是国家这个生命体的死亡阶段。在死亡阶段，经济形态表现为战争和军国主义形态，这个最后的经济死亡阶段，可以称之为是战争经济。 我们来总结一下经济的物种形态，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从最开始的健康到最后的生命终结，经济会经历它生命的五个阶段，表现出五种生命形态。 第一种形态，在万物运通阶段，表现为太平经济。第二种形态，邪气渐渐趋于炽盛，国家的经济表现为资本主义形态。第三种形态，在正邪斗争中，中国的资本家们，必然的会寻求勾扶植结夷狄，来对抗并摧毁国内的正义力量。导致天下走向禽兽资本主义形态。第四种形态，中国的资本家们，和夷狄的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终于实现彻底阻断和垄断万物运通的目的，东西想卖多贵就多贵，利润想定多高就多高，他们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买办资本主义的日子。第五种经济生态，则是天下大乱，买办生态结束，走向治愈后的中兴，或者走向最后的死亡阶段，战争经济。 宋神宗和王安石失败了，明神宗和张居正也失败了，那么有人能治好经济之病的吗？虽然不多，但是历史上是有成功的先例的，那就是汉武帝和桑弘羊的组合，治愈了大汉帝国经济的疾病。使得中国的经济生态，从第二个阶段的病态经济形态，又康复到了第一个阶段的经济形态。 四、买办之祸猛于虎，当代形形色色的汉奸买办，已经成了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通过经济演化的五个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形态一旦演化到了买办资本主义阶段，病得就非常严重了。接下来不外乎是把经济的病治好，要么就是走向战争经济阶段。 王安石变法，和历朝历代的伟大变法一样，都是为了疏通天下之利，以除害利民。天下物利不通，为什么不通呢？因为被资本家们给阻塞了。 民国是中国买办资本主义经济生态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国际贸易的初衷，是为了互通有无，能更加高效率的短期内让自己的商品能生产出来。而买办们，他们要做的对外贸易，不是互通有无，而是要把自己弄的彻底没有，自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样就可以人为的制造出来万物运通的阻断，和对贸易的彻底垄断。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投机牟利。 建国后，我们建立起来了强大而完备的民族工业体系，后来，买办们通过洋跃进，摧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又通过引进外资，把中国再次变成了民国那样的半殖民地社会。并让中国陷入了买办经济的路径依赖。 而依靠买办经济，永远也不可能让中国变成可以领导世界的伟大国家。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大国重器，必须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必须得有自己的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自己的民族科技，自己的民族品牌。只有这样，才可以谈民族复兴。我们需要的企业，不是买办企业，而是民族企业。我们需要的企业家，不是买办企业家，我们需要的是为国为民通利兴利的有民族国家立场的企业家。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说明，只有走独立自主路线，才能让中国富强，才能让人民有获得感，有集体尊严和普遍幸福。走买办路线，靠给洋人打黑工，会一直受制于人，会断送民族复兴这个伟大的事业。 很多人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买办资本家们，缺乏丝毫的民族和国家立场，根本没有任何的道德伦理和商业伦理。因为从阻断物通，和垄断贸易，人为的制造稀缺和高价上看，从利用夷狄的军事力量，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随心所欲的盘剥中国人角度上看，买办才是最好的生意，简直堪称完美。 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夷狄是主人，买办们充当洋人们的狗，中国人则是猎物。买办们帮助他们的主人，猎杀中国人。有金融买办，有教育买办，有学术买办，有工商业买办，有文化买办，有农业买办，有医疗买办，有媒体买办，有科技买办，有杀婴产业买办。中国人干着世界上最勤劳最辛苦的工作，却过着猪狗不如的四等人贱民生活。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这里。 等中国的人口被消耗光，等中国人几代人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人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社会动荡。可以说，当前形形色色的汉奸买办，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我们当前极其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金融稳定。而金融稳定的关键，是要挫败国内的买办资本家们，和境外的夷狄沆瀣一气的金融投机。如果他们得手，中国人过去几代人所积累的一切财富，都会被他们席卷一空。 物价异常波动，这是万物不通所导致的结果。万物不通，是资本家的力量，大过政府权力的结果。资本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文官集团里，相当一部分人，成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物不通，说明经济病了，而飞涨的物价只是这种病的高烧症候而已。 要治这种病，汉武帝和桑弘羊和敌人们战斗过。宋神宗和王安石和敌人们战斗过。明神宗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和敌人们战斗过。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和敌人们战斗过。现在，战斗又到来了，在他们核心的号召下，敌人们已经吹响了来势汹汹的集结号。在这场战斗中，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祖辈几代人所积累下来的财富。首先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连敌人和朋友都分不清，这是要犯幼稚病的。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面前，幼稚的人不配生存。历史，是勇敢者开创的，只有勇敢者，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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