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有两点以前没有留心。
1.
蒙古灭宋后土地兼并加剧而不是减少。 蒙古贵族侵占，投降的汉奸权贵侵占， 得势的寺庙侵占。
“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里，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成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
“尤其是灾年，有的地方饿殍遍野，人烟寥落，鸡犬声稀，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 这一点可以解释元朝为什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一般王朝更替的初年，因为战争消耗人口土地闲置，外加上地主豪强参与军阀混战或者把家产当军资而散掉，
或者投资方向错了而被敌人杀掉，反正土地集中会比王朝末年轻的多。 特别强大的汉唐初年干脆是均田制，土地是国有分， 政府按人口分地，
这是为啥唐初上层混乱不堪， 而底层经济繁荣。 用现在的话说是资本集中得到了有效的压制。 朱元璋年代政府也掌握大量官田， 分给军户屯垦，
虽然朱元璋虽然遭遇儿子杀孙子的上层之乱， 明初社会基本稳定。
在和平年代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造成土地集中，
官商学黑巧取豪夺的违法土地集中仅仅是其中的一种。 自然状态下，只要遭遇天灾， 小地主，自耕农就会因为存粮不多而破产，
在不卖地就饿死的条件下，多数小地主会选择活下去再说。 等到下一次天灾来临这些人只好铤而走险抢劫造反了。
当然如果中央政府强大有能力调动粮食救灾的话可以避免战乱。 但是， 土地集中以后地主家出秀才举人进士的概率增加，国家政策必然向地主权贵富豪倾斜，
比如税收从按土地面积收税变成按人头收税， 再加一些功劳减免， 富豪地主不交税了， 国库也就空了，比如崇祯， 你让他那啥去救灾？
好不容易给权贵们磕头作揖弄点银子， 又遇到大地主伙同官僚哄抬粮价。
2.
朱元璋杀掉的功臣们可能是土地兼并的主力军。这些功臣的行为可能与元朝习惯有关，元朝用大片土地封赏功臣， 国家没有地就放任功臣们自己去抢。
这种期待与刘项封建复辟时一样， 项羽不封侯韩信就投刘， 刘邦封侯小，韩信就不出兵。
朱元璋的功臣们有同样的土地封赏期，功臣们没拿到手这样的封赏肯定是愤愤不平，进而自己动手。
功臣们贪污到什么程度？ 蓝玉（著名功臣）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 数百万斤盐啥意思？ 古代盐铁专卖乃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然一个大省遭灾那啥去救。 郭桓等人贪污额折精粮合二千四百余万石，天文数字有人怀疑，但是追回脏粮700万石， 可见那个数字并不离谱。
3.
朱元璋时代不但官不聊生，朱的儿孙老婆日子也难过：
“公元1370年，天又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鞋，走到城外的岳渎坊在烈日下暴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席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领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粗米作斋戒的饮食。时值六月的南京，骄阳似火，如矢射肤".
这种玩法， 朱元璋不但与功臣们离心离德， 家里也不会有支持者。
4. 本文质疑中国文人照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把朱元璋说成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 属于三极互相钳制结构。 朱元璋时代比较典型。 ——————————————
莫误读朱元璋作出完全否定评价，他虽杀人无数，但没杀一个农民 历史沉淀的理性 朱元璋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真正的布衣皇帝，他比刘邦更布衣，因为刘邦还曾做过秦朝泗水的亭长。秦、汉时在农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是直属都尉的专职维持治安的机关，也是行旅止宿所在。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正因为朱元璋是布衣皇帝，坊间甚至读史不求甚解的文化人，多以为他是位长于粗武而拙于心计的草莽英雄，对他有很多误读。 
误读之一：朱元璋出身寒微，没有文化，思想简单，是个老粗皇帝。其实，这个断语不完全正确。虽然，朱元璋没有经过系统的正规的教育，但他不是一个老粗人物，而是一个颇有思想文化的皇帝。 朱元璋生于1328年9月，祖籍是江苏沛县，父亲老实本分，做了一辈子佃客，全家人土里刨食，勉强度日，为生活所迫，数次迁徙。朱元璋小时候跟蒙馆老师上过二年学，由于贪玩，农忙时又得下地干活，没有好好念过一天书，全凭记性好，认得几百字，但也写不得书信文契。辍学后，一直替地主看牛放羊，后因饥饿与伙伴擅自宰杀了地主的一头牛烤肉吃，被地主毒打，赶回家去。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受严重的旱灾和瘟疫，饥民四处逃荒，常常靠吃草根树皮度日，不到半个月的光景，朱元璋的父亲、大哥和母亲就在饥饿和病魔的双重折磨下相继死去，生前食不果腹，无钱抓药就医，死后亦无衣衾、棺木，就连巴掌大的坟地还是好心的邻居施舍的。后来当了皇上的朱元璋一想到这些还不无伤感地说：“朕昔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急无阴宅之难。吁，艰哉！”十七岁的朱元璋虽然长得身材高大，浑身是力，但那年头无人雇工，找不到饭吃，而亲朋故旧走死逃亡，实在是投奔无门。万般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进皇觉寺当和尚，干一些粗活杂活，换口饭吃，可由于灾情大，靠收租米生存的皇觉寺也收不到租米，因为生活无着，当行童才满五十天的朱元璋被迫装着和尚的样子，风餐露宿，四处化缘游食于江淮之间。三年后，朱元璋又回到皇觉寺，贫穷如初，依然只能干活无法诵经。朱元璋二十五岁时参加红军，戎马倥偬，无暇读书，直到在南京称王后，才可能有一些时间学习文化。可见，朱元璋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的教育，自学的机会和条件也极其有限。 但从渡江到称帝，他一有功夫就和幕府中的宋濂、刘基、范常、陶安、叶仪、杨宪等儒生列坐赋诗，讲经叙史，讨论问题；又爱好读史，《汉书》《宋史》都是他常读的书，还跟大学问家宋濂读《春秋左传》，跟被朱元璋称为“蜀秀才”的陈南宾读《洪范九畴》，也常读道家经典《道德经》，称《道德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远在龙凤十一年六月，朱元璋便任命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命编集古无道之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作之事以进，曰：“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诫耳。”他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古人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行事的根据。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大脑当成草地，任别人的思想如马蹄一般践踏，那么，再好的书也将失去其魅力和价值。朱元璋善于独立思考，富于批判精神。吴元年十一月与侍臣讨论：“汉高祖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踪指示比文臣，臂谕虽切，语意毕竟太偏。我以为建基立业，犹如盖大房子，翦伐削，要用武臣，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空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饰彩画，很不像样。偏了都不对。治天下要文武相资，才不会坏事。”读《宋史》到宋太宗改封椿库为内藏库，批评宋太宗：“作皇帝的以四海为家，用全国的财富，供全国之用。何必分公私？太宗算是宋朝的贤君，还这样小家子气，看不开！至如汉灵帝的西园，唐德宗的琼林大盈库，括人民的钱作私人的蓄积，更不值得责备了。”他常与大臣论持身保业之道，说：“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与群臣论守成之道，说：“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患。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也，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还说：“忧患之来，尝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也。”朱元璋的警世恒言，充满哲思，深可及髓，告诫当权者不要以为取得天下，或有了一些政绩，就可以懈怠、可以放纵、可以随心所欲，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防范潜在危机，剔除自身瑕疵，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行权履职。 朱元璋初下徽州时，朱升请提字，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牌匾，与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贴给他。做了皇帝后，更喜欢舞文弄墨，毛骐、陶安、安然死，亲写祭文。朱元璋喜欢研究音韵，手头常用元末《阴氏韵府》，以旧韵出江左，命乐韶凤参考中原音韵订定，名为《洪武正韵》。在读《蔡氏书传》时，发现所说象纬运行和朱子书传不同，特意命宿儒订正。朱元璋在位期间先后御制了许多振扬佛教的论文和诗谒，《明太祖文集》收文章46篇，收入《护法集》的诗文有36篇。他赋诗作词无数，注疏晦奥艰深的《道德经》二卷，著有《御注洪范》和《集注金刚经》一卷，俨然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欣赏与批评文学作品，常有独到见解。 朱元璋天资聪颖而又善思好学。“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已经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能写对仗工整的骈体文，撰写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在朱元璋的《御制文集》中收集了他作的各类诗词一百多首，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腿，恐踏山河社稷穿。”“马渡溪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再如《神龙赞》：“天性自诚，龙种果灵。稳渊不妄，有命必腾。均调四时，常奏帝庭。宛然云生，赫赫雷霆。昆虫被泽，禾黍乐萌。功著天地，上下相应。驱岩洞蛟，云车于冥。致扬而息，使浊而清。威则塞宇，潜则无形。神龙治水，环宇清宁。”连朱元璋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惊讶：“我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 有这样一个故事，体现了朱元璋不俗的思想文化修养。他曾给他手下的人算过一笔帐：老老实实地当官，守着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尽。朱元璋的这个帐，算得颇有哲理，充满智慧。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古往今来被严惩的贪官，都有一个最大的教训，就在于守不住“一口井”，这些贪得无厌之徒，总嫌“井水”不满，于是利用职权，不择手段地谋取不义之财，于是，当他们的“井水”满得溢了出来的时候，便把自己给毁了，不仅“溢流”出来的金银财宝自己享受不到，就连不满的“一口井”也丧失了。 朱元璋的文史修养可能不及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但前者活学活用历史文化资源的睿智远胜于后者。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之后，如何正确认识中华帝系与元朝的相互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大汉民族与蒙古民族的关系，关乎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以文化祭祀为切入点，在南京创建了历代帝王庙，集中入祀三皇五帝和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并规定每年春秋举行国家祭典。不计历史前嫌，超越狭隘的民族情绪，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文化视角，认可元朝为中华正统，让忽必烈同享祭祀，对于缓解汉蒙矛盾，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融合与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朱元璋虽非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夫子，终生与黄卷赤轴、左图右史、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相伴，但他的思想文化修养和政治韬略是不可小觑的。 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出类拔萃的，尽管他在治国理政中的失误和问题一直为后人诟病，但毕竟功大于过。文化的涵养使具有丰富而独特生命体验，且勤于政事、孜孜不怠的朱元璋更有智慧，于治世中体现出文化品格，在诸多方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如坚持和平发展和民族平等，善待农民，加强法制，大兴礼教，反腐倡廉，保护工商业等等。这是朱元璋建立旷世基业、成功巩固政权和一姓相承276年的重要原因。 
误读之二：朱元璋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一味地排斥农民阶级利益而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这个断语不科学。从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农民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上看，皇帝和皇室无疑应归属于地主阶级。但朱元璋真正代表的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地主阶级只是巩固和强化皇权、维护和发展皇家利益，被赋予法定权利的工具。为使朱氏江山永固，他需要保护或限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在不动摇皇权和触犯皇家利益底线的情况下，他努力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上达成和解，力图扩大三者之间的利益汇合点，并非一味地单纯地排斥农民阶级利益，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一个高明的帝王会把追求最大利益与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统一起来考虑问题。事实上，朱元璋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善待农民、改善民生、赋权于民方面，是历代封建帝王不可比拟的。 蒙古灭宋后，没收了宋的官田和一部分贵族的田地，皇家贵族、王侯将相以及汉南人降附的文官武将、僧侣寺观，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耕地，把原来耕种土地的农民抑为佃户。如诸王中晋王单是归还朝廷的土地就有七千公顷，西安王有赐田三百顷，郯王有苏州赐田二百顷，没收宋代后妃的田地归太后，专设江淮财赋都总管府掌管。另一大批没收的田地归皇后的，专设江浙财赋府掌管。文宗时鲁国大长公主有平江等处赐田五百顷。顺帝时公主奴伦引则思有田地五千顷。大臣如伯颜有河南赐田五千顷和蓟州宝坻县稻田提举司所管辖，脱脱有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辖田土。宋和金的降臣不但保有原来的田土，而且还乘机兼并，有的一年收租数量竟达二三十万石，占有佃户三千户。寺观也大量占田，最多的如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两次共赐田三十二万千顷，大护国仁王寺有水陆田十万多顷，佃户三万七千五十九户，白云宗和尚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江南寺院佃户多到五十万余户。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里，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成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同时，沉重的税赋、高额的地租，使佃户苦不堪言，有的地方佃户，生男供田主奴役，生女作田主婢妾，甚至计口立契，随田地买卖，如买卖牲口一般。官兵和地主还常常践踏田地，甚至强占为牧场，强抢马匹耕牛。淮河以北一带以至河南河北的农民，成群结队地逃向南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一次逃亡的农民就有十五万户。尤其是灾年，有的地方饿殍遍野，人烟寥落，鸡犬声稀，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 朱元璋出身于赤贫的农民家庭，成长于民不聊生的年代，对农民艰辛劳作却愁吃愁穿的处境无限同情。他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种地。插下秧苗，得除草、施肥、犁地，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不容易巴到秋收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又说：“自己年轻时在乡下，看到官吏饮酒好色、不务正业、欺压百姓，心里真是生气。但是能怎么办？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老百姓一年辛苦到头，他们种庄稼、纺织布匹，庄稼还没有打到场里这一年欠的债已经来收了。妇女所织的布匹还没有从纺织机上拿下来‘已非己有’。他们一年到头穿的是破衣服，吃的是粗粮食，做的是艰苦的沉重的劳动。”朱元璋做皇帝后不忘本，一直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许多时候在农民群体面前，有一种归属感，对农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他真心关心农民、支持农民、善待农民。他曾对大臣说：“昔日，在民间看到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厌世的情绪，恨不得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月，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产生恻隐之心，如今我代天治平，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我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 朱元璋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看一看农民的住处饮食用具和辛苦劳作的场面。回来以后，他对太子说：“现在你可知道农民的劳苦了吧！农民身不离田亩，手不释犁耙，终年勤劳，不得休息。但是，他们住的是茅屋草房，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菜羹粝饭，而国家的一切费用又都落在他们身上。”他严肃地教育太子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如果不顾农民的劳苦，对他们横征暴敛，则农民不堪活命矣！”朱元璋曾深受压迫之苦，又经过元末农民革命运动的洗礼，清醒地认识到“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的道理，做皇帝后十分注意农民和农业问题。 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初的普遍现象。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巩固大明政权，朱元璋集中精力，振兴农业。他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实行垦荒田免征三年田赋、个别地区额外开垦的荒地永不收税等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垦荒拓田。明初十五年间，全国增垦田面积达180万顷，到洪武末年，全国耕地总面积突破400万公顷，比元朝末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他大兴水利建设，坚持数年，把旱灾水患降到了最低限度。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48处。朱元璋鼓励农民种植桑、麻、棉以及枣、柿、栗、胡桃等经济作物，以增加农民收入，并把种植经济作物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内容之一。他曾颁发教民榜文说：“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棉，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真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朱元璋生怕灾年农民挨饿，竟然心细到让农民多种几棵树，以备不时之需。他减租减税，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凡各地闹灾荒歉收的，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还叫地方官员贷米，或赈济米、布、钞；丰年无灾荒，也优免地瘠民贫地区的赋税。因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政府为其赎身。控制寺院的发展，迫使僧尼还俗，成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朱元璋采取军屯的办法以军养军，尽可能不增加农民负担。他把卫所周围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叫做“官田”，要求各卫所都要从事屯种。屯种的士兵每人分给田地50亩，动员军户全家共同耕种，配备耕牛、农具，教种植技术，征收租税。后来，他曾经多次不无自豪地和大臣说：“我养了百万军队，却不多费国家一粒粮食。”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税粮达3279万石，是元朝一年税粮的三倍，明初的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气象。 
为了防止官吏胡作非为，欺压农民，朱元璋在《大诰》中明确规定凡官吏违旨扰民，或相互勾结，包揽词讼，教唆陷人者，民众可以“连名赴京状奏”，甚至可以将害民官吏“绑缚赴京”。各地官府对于持诰赴京面奏之民不得阻拦，否则官吏“族诛”。这样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许民持诰赴京告奸，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众拥有一定的制约官吏以至官府的权力，并给予这种权力以一定的法律保障。在封建社会，“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既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范畴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简约表达，它所强调的是社会成员的责任义务，统治阶级绝少强调社会成员的权益，而《大诰》中的这项规定，则是对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批判性表达，表明朱元璋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和进步的。有个叫赵罕辰的农民就率领几十个农民把县里八个贪官污吏捆绑起来，押送到京城。江苏常熟县的农民陈寿六率领他的弟弟和外甥三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奖励了这个农民，赏钱二十锭，三个人各赏两件衣服，而且免除差役三年。为了怕县吏报复这位农民，朱元璋严厉警告县吏：若有敢于无事生非迫害陈寿六者，杀其全家；若有敢于诬陷陈寿六者，杀其全家。 洪武元年大旱，到了次年三月，旱情依然严重，朱元璋心急如焚，她在父母亡灵前面祷告：“绝不敢忘记父母当年吃草根树皮的苦难，愿与天下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个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谴责与惩罚，并为百姓祈福。”公元1370年，天又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鞋，走到城外的岳渎坊在烈日下暴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席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领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粗米作斋戒的饮食。时值六月的南京，骄阳似火，如矢射肤，若无基督精神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哪位帝王愿像这样自讨苦吃？ 为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朱元璋把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作为官吏的职责，写入《大明律》，如果应收养而不收养以及监管不力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以监守自盗论”。以法律来约束和督促各级官吏，不但规范了救济行为，而且提高了救济效率。“国初立养济院以处无告，立义冢以痤枯骨，累朝推广恩泽。又有惠民药局、漏泽园、幡竿蜡烛二寺。其余随时给米给棺之惠，不一而足。”朱元璋念念不忘弱势群体，口惠而实至。据《明史》记载：“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灾。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月，征蛮师还。二月丙申，耕耤田，癸丑，振河南饥。夏四月甲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六月甲辰，诏有司存问高年。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应天、凤阳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乡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与县官均祀，复其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士卒战伤除其籍，赐复三年。将校阵亡，其子世袭加一秩。岩穴之士，以礼聘遣。丁未，振青州及郑州饥。”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得到了救助，有了栖身之所和生存之资，哀号遍野与怨声载道的现象明显减少。 朱元璋在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此言不谬！史记：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件，计3391事。朱元璋每天要看或听207.5件报告，要处理423.75件事。以致朱元璋“星存而出，日入而休”，仍处理不完。朱元璋对农民的感情是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是细腻的而不是粗粝的，他时时处处想着农民的利益，尽心尽力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梦想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大明帝国。可能有人说，朱元璋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维护朱家的统治，可同样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统治，哪位帝王能像他那样重视农业，视民如伤？ 朱元璋用严刑重罚处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杀了十几万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郡胥吏；进生、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地主、富人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没有一个是农民。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许以法定权利，只是维护皇权和皇家利益的手段。当地主阶级超越法定权利，追逐特权，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危害国家安定和皇权统治时，朱元璋会果决地限制地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如朱明王朝新贵，官封公侯，爵显禄厚，成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大地主；在科举未定之前，选用地主做官，叫做税户人才，有做知县、知州、知府的，有做布政使以至朝廷九卿的；地主为粮长、甲首，征收赋税，征粮运粮，编户定役，丈量土地，质正里中是非、词讼；粮长如果犯杂犯罪须服流刑、徒刑，一直死刑的，都可以用纳钱的办法赎罪，并继续当粮长；不许庶民蓄养家奴，却肯定贵族、官僚蓄养家奴的合法性。可在地主阶级依托权力，额外剥削农民、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的严重情况下，朱元璋会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地主，抑制豪强，以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皇朝统治。 
误读之三：朱元璋严刑峻法，滥杀无辜，大要案皆为冤案。这个断语有失偏颇。朱元璋处理的一些大要案是证据确凿，有法可凭的，当然也有冤案，还出现了案狱扩大化的问题。 朱元璋时期著名的案狱，无非是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和文字狱。 发生文字狱的因由，是旧地主阶级的文人，不甘心被造反的农民皇帝统治，顽固坚持其阶级立场，对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怀有深刻的憎恨，拒绝与新朝合作；还有一些文人曾经做过元朝或东吴的官吏，愚忠不作贰臣，坚决不做新朝的官吏。而朱元璋特别强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过。”对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办法就是杀。话虽如此，与事实还是有出入的。如诗人杨维桢以年迈为由不为官，并作诗说皇帝若不见谅，自己只好跳海自杀了，朱元璋留他在南京住了几个月，便放他回故乡去了。但是历来有人说，朱元璋有卑微心理，使得他对肯与新朝合作的文人也疑神疑鬼，总怀疑文人玩文字游戏，讥讽、影射、暗骂自己，因此，对文字吹毛求疵，妄加揣测，上纲上线，制造惨案。当然也可能经过一番考证，但我却对朱元璋杀文人到了荒诞离奇的地步深感怀疑。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朱元璋认为是暗讽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考证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其实，在朱元璋亲自操刀捉笔的《大明御制皇陵碑》里，他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夫看来似乎很不光彩的历史。陈学霖教授指出：“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宜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 空印案是朱元璋严惩舞弊祸及无辜的案件。按常例，各地都派计吏进京，向户部表报地方财政收支账目。计吏都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博，一旦发现户部审核的报表数目不妥，马上重填，免得回去重新核算加印再报，以求户部通过审核。这种做法，省时省力，但也会出现少报漏报的现象。朱元璋从中发现了舞弊行为，下令严惩，共有上万人（包括各地衙门掌印的长吏）死于非命。朱元璋处理此案，刑罚过重，且祸及无辜甚至清官循吏，为后人诟病。济宁知府方克勤，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省宪考绩，为六府之最”，却被株连，让人愤懑不已。 然而，胡蓝党案和郭桓案，虽为血案但非冤案。贵族地主侵犯人民和皇朝利益，破坏法纪的情况，由来已久。龙凤十年，朱元璋对徐达、常遇春诸将说：“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蓄家童，乃有恃势骄恣，踰越礼法，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洪武二年，朱元璋历数前朝官吏的劣行后说：“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蠧害百姓的，严惩不贷。”他制定了律令：官吏受贿枉法者，赃一贯以下杖刑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十八贯绞；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赃一贯以下杖刑八十，至四十贯斩；官吏贪污至六十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洪武三年，朱元璋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朱元璋又说：“时诸将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恃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将勋臣亦不禁戢。”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奴仆杀人，隐匿不报，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其中规定：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朱元璋是有政治远见的，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就谆谆教导官员，决不可恃功骄恣，破坏纲纪，重蹈前朝的覆辙。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再三警告官员，务必持正守法，并指出问题之种种，但官员倚势凌人、毁坏纲纪、不法营私的现象并没有收敛，反而越演越烈，就是立了铁榜仍作用不大，这使得朱元璋极为愤慨，决心严惩触犯法纪者。 
胡惟庸官至丞相，一意孤行，专权用事，朝廷上生死人命、官员职务升降等大事，有时径直处理，不向皇帝报告；内外衙门的报告有不利于自己的也一律扣押。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军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做了七年丞相，独断专行，门下故旧僚友结成同党集团，与军事贵族集团相互勾结，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和不安全。由此可见，即使私通日寇、蒙古，毒害刘伯温、行刺徐达，没有确凿证据，疑罪从无，胡惟庸也是应该被处死的。况且，朱元璋执法极严，令出必行，违者，不管是皇亲还是功臣，绝不宽宥。早在取金华时，因为缺乏粮食，严令禁酒，这时大将胡大海正领兵围攻绍兴，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下令处死，都事王恺劝他：“胡大海见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发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自己抽刀把这几个人杀了。洪武末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贩带私茶，虽然是自己的亲女婿，也依然依法处死。 蓝玉，明朝开国元勋，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立铁榜后，他仍然专恣暴横，畜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俨然如帝王，乘势渔猎百姓。曾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却被蓝玉一顿乱棍打走；又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依势兑支，侵夺民财，阻坏盐法。在捕鱼儿海战役中打败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后，蓝玉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帝妃子据为己有，妃惭自尽死。北征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明军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竟然纵兵破关而入。不经过朱元璋的允许，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扩充自己的势力。朱元璋批评他的过错，他还不悔过，仍恃功自负，甚至陪朱元璋设宴庆功，也傲慢无礼，全然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蓝玉被拘捕之前，对前来看望自己的麾下众将说：“上疑我矣。”经严刑拷问，蓝玉招供说打算在朱元璋出去田猎时起事。其时，违铁榜令者甚众，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人，又擅杀五人；周德兴营第踰制；朱亮族镇岭南，作为擅专，贪取尤甚。不杀蓝玉之流，任其横行，百姓岂能安定，江山岂能稳固？ 郭桓官户部侍郎，其罪状：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交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低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通等通同刁顽人吏边源等作弊，各分入己。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税秋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郭桓等尽行分受。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没、吞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 有人认为，贪污额折精粮合二千四百余万石，是个天文数字，是否属实，令人生疑。问题是，即使任意打折缩水，郭桓等人也死有余辜。朱元璋感叹道：“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按照这个案子，顺藤摸瓜，从中央六部到全国各地，“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追赃粮700万石，朱元璋惩治贪官的力度可谓空前绝后。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真正目的，如他所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这是比较有政治远见的。 应该看到，朱元璋处理大要案，杀了很多人，但被杀者也不都是冤枉或刑罚不当的，况且，人们得出朱元璋嗜杀的结论，多源于清朝御用文人修撰并经清朝帝王增删篡改史实的明史和一些谬种流传的野史，其可信度可想而知。清廷作为《明史》的修订者，自然不会像《明季稗史汇编》那样记录清军入关后在扬州和嘉定屠城的野蛮残暴行径，他们尽可能地粉饰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抬高自己，贬低别人。鲁迅先生有感于清朝对历史文化典籍的狂暴焚毁和肆意篡改，犀利地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可见，清朝的文化专制已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比如，“万历新政”的设计和领导者张居正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上任的时候，国库七百两的银子亏空，他死的时候，国库有一千三百万两银子，和乾隆最盛时期比较，国力也只相当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三分之二。”亲历当时改革的明代人，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如“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的思想家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更有说服力的是，因夺情事件被张居正打断双腿的著名清流邹元标竟然建议崇祯帝给张居正平反昭雪。而《明史》对张居易的评价却不高。在文化专制下，编纂者不敢不顾及帝王个人的好恶，不敢不讲“政治”，否则，后果是严重的。须知，徐骏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认为讥讪悖乱之言，斩立决。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认为是“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徐述夔父子被开棺戮尸，其孙徐食田及为该书作跋和校订者被处斩。面对如此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岂能不提心吊胆，曲意行事？谁还敢违拗圣意。正如龚自珍慨叹那样，文化人只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至于野史多无稽之谈。《明史》记载徐达死于背疽，但无朱元璋派人赐食一说。明朝中叶有一本徐祯卿撰写的多记载明朝初年掌故的笔记小说《翦胜野闻》，才有“忽赐膳”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说是什么食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翦胜野闻》“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称：“《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虽然赵翼本人认为这是“传闻无稽之谈”，但“徐达吃蒸鹅而死”却从此成了一个表现朱元璋阴险毒辣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事实上，徐达病逝后，朱元璋辍朝以表哀悼，并亲临灵堂祭奠，伤心欲绝。下诏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其三代皆封王爵，赐葬于钟山之北，徐达的碑文也是由朱元璋亲自写的，赞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可见，朱元璋对徐达病逝的痛惜之情，这绝不是假惺惺可以解释的。现代医学也表明，“疽最忌鹅”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有些人只谈朱元璋暴戾的一面，却不提朱元璋开明的一面。朱元璋对贤能之士，不管是布衣寒士，还是隐于老佛、卜筮、负贩者，皆不拘一格提拔重用。公元1390年，吏部统计，选天下耆民才智者任官1916人；1393年，选国子生20以上能文章者241人，授予教谕等官职，同时擢任国子生刘政、邓志和等50多人，为各地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就连九十多岁的耆儒，如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等人，也受到了朱元璋“崇德尚齿”的优待，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 朱元璋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对循吏清官经常给予旌表，对老百姓拥护的良臣给予提拔。陶垕仲，洪武十六年，以国子生擢监察御史。纠弹不避权贵。劾刑部尚书开济至死，直声动天下。未几，擢福建按察使。诛赃吏数十人，兴学劝士，抚恤军民。朱元璋给他优厚的俸禄，他自俸俭薄，把节省下来的资财全部施舍给贫穷百姓。朱元璋诏令表彰。布政使薛大方贪暴，垕仲劾奏之，却被薛大方反咬一口，以诬陷罪名将陶垕仲逮至京。朱元璋亲自过问，查明真相，处死薛大方，好言抚慰陶垕仲，并诏其还官，百姓雀跃。闽人迎拜陶垕仲说：“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洪武二十九年，灵壁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等人，因清廉公正，政绩突出，百姓拥护，分别升任河南、南安、登州、黄州知府。 朱元璋以为不可，而民以为可，则以民为准。洪武二十四年，新化县丞周舟因公道正派，勤政廉政，百姓安居乐业，升吏部考功主事。不久，有新化百姓请求朱元璋让周舟回任，理由是：自舟去后，民被扰不安。朱元璋顺从民意，改诏令周舟继续做新化县丞，并令礼部宴赏遣之。洪武二十九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百姓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刻苦工作，政绩更著。 朱元璋体恤老实厚道的旧官新吏，优待善始善终的清官循吏和功臣。罗复仁官作弘文馆学士，为人质朴正直，深受朱元璋喜欢。罗复仁住在南京城外一个小巷子里，只有东倒西歪的几间旧房子。一次，朱元璋突然来到罗家，正在梯子上粉刷墙壁的罗复仁见皇帝大驾光临，一着慌便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他不顾自己的疼痛，赶紧召唤女人抱小木凳请皇帝上座，自己跪在地上磕头请罪。朱元璋见罗复仁穷得可怜，却对自己很恭敬，十分过意不去，说：“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能住这样的破烂房子呢？都是朕关心不到。”于是，命人赶紧收拾一所大邸宅给罗复仁一家人住。朱元璋对那些善始善终的清官循吏和功臣，都命人修建府第，赏赐礼遇，特殊优待。他们寿终之后，朱元璋又亲写祭文，以彰其迹，教化天下。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马拉车、牛拉犁、人工播种、镰刀收割、磨盘制米，绵延几千年至今还没有绝迹，我们不能苛求朱元璋没有超越历史局限，克服腐败的体制性弊端，应该看到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腐败对政权的严重危害性，对腐败零容忍，就是一种顺应历史进步的明智之举。 
孟德斯鸠说：“将一切当代的观念用到辽远的古代去，这是产生无穷错误的根源。”洪武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问题复杂而严重，表现在：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最后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样的语境下，高尚原则虽有道德优势，但未必有生存优势和博弈优势，作为政治家而非慈善家、道德家的朱元璋只能用手中的权力，依靠农民的拥护、中小地主的支持，运用检校和直接掌握的军队，采取流血的手段，巩固自己的政权。 成化、弘治年间的学者谢铎说明太祖有超过前代帝王之功者，共五件事：攘克夷狄，收复诸夏也；肇基南服，统一天下也；威加胜国，锋刃不交也；躬至创业，临御最久也；申明祖训，家法最严也。 清人赵翼是这样评价朱元璋的：盖明主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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