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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這恰恰是人類社會複雜的重要方面，不要說當前發生的事情不容易搞清，歷史學家還為很多大家覺得顯而易見的問題爭論不休呢。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可以參考的是西方法律在程序正義上的各種要求、限制和規定。可惜我不是學法律的，否則可以從專業的角度說得很清楚。我個人的知識來自法律電影、小說和部分法律科普，可能不準確，但是已經不明覺厲，才知道在調查、取證、採信、對質、證據、證詞等等方面的各種嚴格要求，目的就是保證程序正義，儘可能防止人為的隱瞞、偽造、曲解、構陷、毀壞、斷章取義、偷換概念等等。有時過於嚴格使無法把壞人繩之以法。但是這些都是各種教訓換來的，就像工程中的規範，都是血的教訓換來的。

因為證據不足壞人得以逃脫，那也恰恰說明了法律制度的嚴肅性的基礎，就是無罪推定。無罪推定雖然有時放過了壞人，卻不會隨便冤枉好人，雖然都讓人對法律制度降低信心，但至少維護了程序正義，大家都在框架內進行遊戲。當然都有一個度，必須是法律體系總體的權威還可以，法治精神比較能夠得到貫徹。這種情況常見於現代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另外兩種國家，法律系統不靈，壞人能夠輕易逃脫，這個社會可能黑社會會比較多，因為民眾只能尋求另外的仲裁方式；另外一種是如果因為政治或者其他原因，法律的各種漏洞讓構陷好人成本太低，那麼很容易變成警察國家而人人自危。前者在很多不發達的民主國家常見，因為法治體系和法治精神比較落後。後者在你懂的國家裡面常見。

所以我個人覺得既然一個小小法律案件都如此之難，更不用說涉及千百萬人的一個城市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涉及大洋兩岸到超過四分之一地球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弄清真相是如此之難。

但是，任何時候，回到基本面和常識去推測，有其作用和價值。

大一的時候，劉曉波曾經說中國人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當時傷了很多人的自尊，包括我在內。現在看來，這個可能連憤怒都不是，可能是事實。第一，這麼多年，看到大量國人缺乏公民和集體意識、崇尚權力而蔑視公平、無視法治而巨嬰倍出，就覺得我們還生活在前工業化前文藝復興時代，不配稱為現代公民。而撬動一切需要知識界的良心，政府推動、從小開始的普及教育和更重要的是社會共識。但是當前的情況下，是一個無解的死循環。除了被殖民還有更好的辦法嗎？第二，香港人我在這裡接觸了一些，從更多的間接了解下發現他們實際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金庸先生的俠之大者和漢族正統情懷就是一個代表。但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懷念港英政府？那個可是殖民政府啊。這個涉及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關鍵時刻假不起來的，所以值得深思。

我們再回到更基本的事實和廣闊的世界，仔細想想，戰後七十年，我們享受了很長的和平，我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為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作用功不可沒。這個將來再過幾百年回頭看，可能更為驚嘆。這是人類歷史第一大規模的國家之間沒有戰爭，而是以經濟交流經濟競爭為主的七十年。無論中日韓香港台灣都是受益者，當然西方也受益，因此維護這個體系和遊戲規則非常重要。如果維穩，我覺得這個維穩對人類生活更為關鍵。我們難道不應該客觀的想象一下，這個體系的建設，無論從哲學、法律、經濟、國際貿易、科學乃至價值觀的建設和發展，難道不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成就？這裡就沒有任何的情懷，只有別人處心積慮要戰勝你、羞辱你、掠奪你？設想一下，如果不是蘇聯垮台而是美國垮台，你更願意生活在哪個世界？如果沒有美國對日本的馴服（憲法的修訂，解除武裝和扶植反對黨），日本人軍國主義分子可能就不一定是少數吧？和中國的關係會更好還是更差？你是更願意到現在的東歐還是柏林牆倒塌的東歐去旅遊、工作、生活？所以默克爾說過一句話，有美國的世界不是理想的，但是沒有美國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普世價值其實並不是西方獨有的東西，是文明發展到現在共同擁有的，我們應該合理追求的方向。如同吃飯睡覺一樣的重要。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會考慮什麼可以真正給自己和後代帶來安全感。有人覺得是財富，有人覺得本民族或者國家非常重要，哪怕不完美，至少表面上看大家都長得差不多，因此有潛在的話語權和足夠的空間，這種空間也來自比較廣泛的人脈資源。有人覺得制度，法律程序，公平意識和社會共識更重要，因此更相信提供這種服務的社會更安全。因此，說到底，最後都是用腳投票。

目前內地的法治現狀，法律程序意識，對憲法的尊重，普法教育，哪樣能夠讓Hong Kong人民放心？任何人可以被嫖娼，如果可以引渡，誰有安全感？

這麼熱的天，幾十萬人上街，如果不是“愛到傷心處”，可能嗎？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