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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前三章提供了歷史背景：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性質，特別是明、清以來的農村社會，作了一個整體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將毛澤東所繼承的暴民政治的根源加以疏理。這三章涉及近代以前中國史的全部，其複雜的情況實在難以想像。但作者藉助於現代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的討論，整理出一個化繁為簡的綱領，為讀者提供了理解的方便。

在第四、第五、第六三章中，作者則運用極其豐富的資料，展示了毛澤東和他的黨怎樣憑藉暴力，首先在全國鄉村中挑起“階級鬥爭”，大規模地屠殺所謂“地、富、反、壞…”等“份子”，接着將中國農民全部農奴化，最後相當徹底地完成了鄉村社會的毀滅。第四章第三節（“毛澤東暴力革命之路”）、第五章第三節（“殺人比賽”）和第六章第二節（“新式農奴”）是特別值得細讀的。

傷害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在這篇短序中，我只能稍稍澄清一下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與農民的關係.毛的“革命”戰略以“鄉村包圍城市”着稱，中共的軍隊也確以農民為主體，而且不可否認的，“土地改革”對於農民是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的。由於這些原因，一般人曾相信：中共的“革命”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在二戰期間中共也特別刻意地向西方製造這一公共形象，所以美國人，至少“中國通”，都說中共只是一個“農業改革者”的黨.但祗要稍稍考察一下歷史事實，我們便立刻看出：毛和他的黨徒從來沒有把農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過.對於農民，中共先用一些甜頭誘他們入夥，因“革命”必須有基本群眾。所以毛試圖以“分田分地”的土改，把農民爭取過來，為他賣命打仗；等到農民上了賊船以後，便只好一切任人擺佈了。本書作者曾引劉少奇一句話，是在一九四七年全國土地會議上說的：“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蔣介石。”這句話充分暴露出，在中共的心中，農民只有工具價值，即奪取政權的手段。這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完全不相同，孫的主張才真正符合農民的利益。馬列主義既以消滅私有財產為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先決條件，則農民最後必成為“革命”的對象。俄國共產黨的革命史首先在這一方面樹立了典範。列寧承繼了恩格斯的觀點，相信農村中失去土地的無產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和城市中的產業工人結成聯盟。因此他在一九一七年曾鼓動農民分田分地。但這完全是奪權的一種策略。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後，他已決定過河拆橋，展開了對鄉村的階級鬥爭。鬥爭的對象在表面上是地主、富農、中農，然而在實行中任意擴大鬥爭面，傷害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中共不是“專制王朝”，而是“極權黨朝”

毛和他的黨效法列寧（及史達林），亦步亦趨，土改（一九四九-五ο）剛剛結束，便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五一年底公佈了關於農業合作的“決議”，凖備消滅農民的土地私有權了。一九五二年這一官方導演的“合作”運動即已頗具規模，到了“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成立，中國的農民便普遍淪為作者所謂“新式農奴”了。由此可見毛和他的黨從一開始便對農民沒有任何善意，在利用了他們的人力打下天下之後，立即棄之如敝屣。毛的心中對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梁潄溟戮穿他的欺世盜名，當眾指出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他猝不及防，惱羞成怒，至於失態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

毛和他所領導的“革命”自始便不為安分守己的中國農民所認同，當年井崗山上的情況便是最好的說明。伊羅生（Harold R.Isaacs）是一位國際共產黨人，曾在中國參加過共產“革命”多年，後來寫了《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這部書中資料是由中共黨人劉仁靜協助取得的，又採訪了共產國際領袖如托洛斯基、馬林等人，所以早已成為這一領域中的經典文本。伊羅生告訴讀者：井崗山上的“紅軍”並不是從大規模而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產生的。相反的，這支“紅軍”根本孤立於農民之外，其中農民出身者則不斷逃散。而且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農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紅軍”，還把它當作“土匪”來攻擊。伊羅生的結論又得到《龔楚將軍回憶錄》的進一步證實。龔楚恰好是追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的紅七軍軍長.他親自策動並組織所謂“蘇維埃運動”。但從他的體驗，一般工人和農民都對暴力革命不感興趣，袛有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之流才響應“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妄想藉此發財。這一情況和蘇聯的革命經驗大致相合。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期間，俄國鄉村公田（communal lands）的農民，因為耕地重新分配的關係，曾稍稍參與革命活動。但公田重分之後（俄國公田照例每十幾年重分一次，因各戶人口經常在變化中），他們便遠離革命，依舊擁護君主制。至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農民則認為是城市中人的事，因此毫不關心。

農民並不擁護暴力革命

農民並不擁護中共的暴力革命，從上述的事實中我們已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打天下成功，其兵源確是來自農民，這一現象又將如何解釋呢？我過去寫過一篇《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收在《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一九九五年），主要便是分析這個問題.扼要地說，中共最初領頭搞“革命”暴動的主要都是一些不務正業的人，上引龔楚稱之為“地痞、流氓”，古人稱之為“江湖上人”或“光棍”，此外還有其他名目，不必備舉.我則改用一個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名詞，即“社會邊緣人”。中共這個黨大致是由農村社會邊緣人和城市社會邊緣人兩大集團構成的。邊緣人是在“務正業”的士、農、工、商以外的人群。以傳統社會言，如“不第秀才”即是“士”的邊緣人，“地痞流氓”則是“農”的邊緣人…。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比過去複雜多了，邊緣人的類型也跟着越來越多樣化。不過無論繁衍到多少類型，邊緣人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中共黨內集現代各種邊緣人的大成，他們善於利用機緣，並通過黨外的邊緣人，把一般群眾煽動起來，加以組織；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暴力革命大體上都依照這一方式，伊羅生和龔楚所留下的紀錄是可信的。

以農村的情形而言，上面已說過，從龔楚的報告，中共發動江西“蘇維埃”，務正業的農民都避之唯恐不及。三十年代在江西主持剿共的熊式輝，晚年寫過一部回憶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據他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的一次演講，江西有些地區的農民對於中共分給他們的土地抱着十分保留的態度。例如黎川農民分得土地後，竟仍然向逃亡在外的原來地主納租，而廣昌農民在土地重新分配之後，則只耕他們原有的田，不耕新得的田。龔楚和熊式輝當時在江西處於敵對的立場，但所見到的實際情形則恰好可以互相印證.不但如此，從江西流竄到四川的徐向前部隊也同樣遭到當地農民的抵抗和攻擊。（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所以我們祗要稍稍檢查一下歷史事實，農民擁護共產黨的謊言便立刻不攻自破了。

至於中共軍隊以農民為主體，這是因為中共佔據了農村之後，將他們“裹脅”進來，並不必然出於自動自願。這裡所謂“裹脅”是中國史上“流寇”或“造反”集團行之已久的策略，毛澤東熟讀這一方面的歷史，當然出色當行。“裹脅”指邊緣人領頭造反之後，所至之處，通過搶大戶或官府糧倉的違法活動，將一般農民卷了進來。一旦農民參加了這一類的活動，由於怕“秋後算帳”，便只好跟着邊緣人的領導走上不歸路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奉行列寧、史達林一套嚴密的組織方法，對中國傳統的“裹脅”策略的運用，更為靈活而多樣化，所產生的效果自然也遠非張獻忠、李自成一流人所能比擬的了。

最後讓我澄清一下所謂“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的概念，以結束這篇序文。本書作者在第二章的結尾處指出：明末張獻忠率領的流民，雖來自農村，也曾經是農民，但他們打家劫舍既久，已成為職業的土匪、暴民之類；他們和真心耕田農民的利益是衝突的。作者又根據史學家李光濤的研究，證實明末流民軍隊中有大批的“邊兵”、“逃丁”、“礦徒”、“驛卒”、“白蓮教”…等。這些人才是造反的主動力量，而農民則是被動的。我認為作者這一論點十分重要，和前面提到的“社會邊緣人”之說是完全可以互相印證的。我也贊同李光濤的見解，“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是一個誤導讀者的名詞.但是我還要進一步強調：這種情況不限於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的造反，而適用於中國史上所有大規模的造反運動，從秦末陳勝、吳廣開始。陳勝早年為人“傭耕”時便不肯作安分的農民，所以才會說“苟富貴、毋相忘”的話。後來陳、吳同為“戌卒”，謀造反，又搞出種種“鬼”的把戲，以“篝火”“狐鳴”來激怒群眾。他們是不務正業的“邊緣人”，已昭然若揭。又如唐末黃巢造反，即起於私販鹽、酒的武裝集團.黃巢勢力最盛時有兵六十萬以上，其中農民自然佔多數，但組織者與領導者都是所謂“江湖上人”。販私鹽、私酒的“江湖上人”早就自我武裝起來，在各地流竄，一旦遇到水、旱等天災便自然乘機把饑民煽動起來，跟着他們打天下了。

邊緣人在所謂農民造反中往往發生決定性的導向作用，不僅在中國為然，在西方也是如此。恩格斯在《日爾曼農民戰爭》中研究十六世紀日爾曼農民的階級鬥爭，也發現所謂“江湖浪蕩之人”都是一些“不可信託的分子”，但他們在農民隊伍中進進出出，發生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按中譯本《德國農民戰爭》的“德國”一詞是誤譯.“德國”的建立在一八七一年，十六世紀時尚不存在。）

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