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的自由
在“自由的層次”一文中，我提出人的自由大致可以分為人身自由，政治權利的自由，財務自由，公民或社會自由，和認知自由等幾個層次，並提出，認知自由是人的自由的最高層次。 我所說的“認知”，是指人對外部世界（包括物與人），對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和人對內心世界的所有認識，包括知識，經驗，智慧，和獲取這些知識和智慧的認知方法，工具，途徑等。 首先要明確的是，人和人類所有的認知，都是人的認知。即使是那些借實物神（原始文明里的各種神）之口，或虛擬神（如聖經中的上帝）之口，或借各種先知（如以賽亞和耶穌）之口，借各佛菩薩神仙之口，所述說的認知，都是人的認知。世界上不存在離開了人的認知而存在的為我們所知道的認知。也許，宇宙里有除了人的認知以外的認知，但我們還不知道。也許有人會說，動物的認知，或AI的認知，不屬於人類的認知。但這些動物的認知，也是通過人以人的認知方式表達出來的。 從認知的對象來看，人的認知大體上可以分為對外物和對內心的認知這兩個領域。對外物的認知，又包括兩方面：對宇宙萬物的真相和運行規律的認知，和對人與宇宙萬物的關係的認知。對內心的認知，也包括兩方面：對個人內心的精神方面的認知，和對人與群體社會的關係的認知。 人類的認知發展階段，大概可以劃分如下： 對原始經驗和自然神的崇拜階段：對經驗的積累和傳授可能是現代人（Homo Sapiens）能夠在激烈的自然競爭中生存下來的主要原因之一。對現代人來說，這肯定是個漫長，黑暗，血腥，殘酷的過程。這些原始經驗的積累和流傳，肯定是由族群中的佼佼者，尤其是能說會道的人，擔當的。結果他們就成了專業的巫師和祭司。他們對宇宙和自然的認知，還局限於對現象的膚淺的觀察，牽強的相關性的聯繫，和以祭祀為中心的認知表達。在這個階段，人們把各種自然和人為現象的根源，歸咎於各種各樣的自然神，例如水神，火神，雷神，山神，樹神，牛神，等等。人類常常以宰殺牲口，甚至活人，來祭祀這些自然神，以獲取這些神的庇護。這些自然神以實際存在的東西和形象，成為人類崇拜的對象。而人類和這些自然神的交流，是通過巫師祭司們來實現的。因此，不難想象，巫師祭司們通過對這些自然神的崇拜活動而操控了人們的思想，知識，言論，和活動。在這個階段，人類的認知是無法自由的。 公元前六世紀，歷史學家威爾斯把它描述為人類的“發育期”。他說，“公元前6世紀確實是歷史上一個非常驚人的世紀。每一個地方，人的心靈都表現出一種新的勇氣。他們都在從王權、祭司和殺人血祭的噩夢裡驚醒過來，並提出非常深刻的問題。人類似乎經過了兩萬年的幼年期，到達了發育期”。 這個世紀，世界各地湧現出了一批“特立獨行的人”。 “他們的思想集中在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提出尖銳的問題上。他們追問世界的本質是什麼？世界從何而來？往何處去？他們拒絕一切現成的或曖昧的答案”。這些“獨立獨行的人”包括了：最早研究宇宙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古希臘哲學家們（哲學是希臘語“愛智慧”的意思)；以賽亞把猶太人的預言（舊約聖經）宣揚到了最崇高的水平；悉達多·喬答摩在印度悟道講道；老子和孔子在中國講學和宣道。威爾斯說，這個世紀，“從雅典直到太平洋，人類的心靈都在震動！”。也就是說，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人類開始覺醒，開始奮力掙脫舊認知的束博和禁錮，開始走向人的自由，包括認知的自由。 在希臘，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對人類直率地說：“只要你們有決心和勇氣改變折磨你們的社會罪惡和政治罪惡，它們就都在你們的控制之下。只要你們肯想辦法，肯努力實現，你們就可以過另一種生活，更好的生活。你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呢。” 而柏拉圖的得意門生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學生們，更是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開啟的研究推向了從哲學到自然科學到藝術到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他們研究的問題，都是誠懇的、忘我的、外向的宇宙問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問題，和人群社會的構建。 以賽亞宣揚的舊約聖經，同樣是誠懇的，忘我的，外向的，但偉大的先知對希伯來人的心靈提出的問題，更多的是關於人和人類社會的關係的問題，是關於社會正義和個人道德責任的義務問題。 在中國，孔子的思想全部都是圍繞人而展開的，但這些關於人的思想，也是外向的，忘我的。孔子的思想是為了造就人之用。孔子有關人和育人的一切目的，都是為了人的有用：每個人要對家庭，對宗族，對國家和君王有用。它提出的途徑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強調了個人對人群，尤其是對國家和君王的“有用”性，但它忽視了個體本身的自由，和個性的發展。 老子的思想，比孔子的寬泛，睿智，和超脫。既有對宇宙萬物和其規律的拷問，又有對人性人心的直視。但正因為其內容寬泛，思維睿智和超脫，老子的思想反而不如孔子的思想那樣普及，受重視，或影響深遠。加上老子的說詞含糊多解，為後來者把對原始神崇拜時期的許多糟粕附會到老子的學說里提供了方便。結果就形成了“道教”。“道教”雖然號稱是老子所創，或依據老子的學說而創，但“道教”實在是掛羊頭賣狗肉，與老子的學說相差了十萬八千里。這是老子的不幸。 而印度的悉達多·喬答摩則選擇了與希臘的哲學祖師們，與先知以賽亞，與中國的聖人孔子等完全不同的領域來開發人的認知。他沒有忘記人自己。他向內審視人自己的心靈。他提出的問題是，人的心靈為什麼痛苦，不自由，不幸福，不快樂？他聚焦在“我”的自身上，內心間。他教導說，人生三毒貪痴嗔。貪，是三毒之首。人的一切痛苦，都產生於個人的貪慾。不克服個人的貪慾，人生就必定痛苦，結局就是煩惱。人生的貪慾主要有：追求各種口腹和肉體之欲；追求名譽財富和權力；追求自我中心的個人永生。人有貪念，而且貪得無厭，永遠不會停止。因貪慾無底，貪慾就不可能得到滿足。得不到滿足就會苦惱悲傷而成痴；痴了更貪更得不到滿足，就對眾生或事物產生厭惡，憤怒，和憎恨，是為嗔。為了免除人生的諸般痛苦和煩惱， 就必須克服各種形式的欲望。當貪痴嗔完全被克服，就達到了無我之境，就沒有了束博禁錮，就獲得靈魂的寧靜，進入了涅槃之境。這是人的認知的最高境界，也是自由的最高層次。 所以，從人類的歷史來看，人類認知的發展過程，就是逐步擺脫對原始實物神和虛擬神的崇拜帶來的思想禁錮，和野蠻血腥，而走向人性舒展，心靈自由的過程，是從被原始實物神和祭司們主宰的野蠻血腥的虛妄舊世界，走向以虛擬神（無形無狀的上帝）為名，以人（先知）為主導的虛擬神的世界，並進一步走向以人為中心的人的世界的過程。人類對外物對內心的認知過程，可以簡單歸納為從虛妄到實在，再從實在到空無的過程。 以看山為例。在原始神崇拜時代，人們看山，除了對實物的石頭流水，樹草動物的粗淺認知外，還摻雜了各種原始的神和靈，山神水神樹神等等，在裡面。山和我，都混沌不清。隨着人類認知的進步，科學理性地研究之後，人們看山，就只有了石頭流水，和樹草動物。山是山，我是我。而隨着研究手段和認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對山的認知不僅僅是石頭流水，樹草動物。山是山，但也不是山。我是我，但也不是我。山我一體，無區分無差別。 但是，人類從原始神到虛擬神再到人本的認知階段，從虛妄到實在再到空無的認知過程，並不是隨着歷史的進程和時間的推移而直線前進的，而是迂迴曲折的。 例如，古希臘在公元前五六世紀，就擺脫了對原始實物神的崇拜，開創了虛神而實人的對宇宙和人類社會治理的偉大探索。但這樣偉大的探索精神和實驗，卻被其繼承者歐洲文明所拋棄。在接下來的上千年時間裡，歐洲文明的統治者復辟了以神為中心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把先知們捧上神台，用先知們的實物形象替代了原始神的形象，而對民眾和社會實行神權統治。昔日銷聲匿跡的祭司們，搖身一變成了教皇神父牧師。他們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操控了人們的行為，管控了社會和國家。歐洲因此而進入了長達千年的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直到三四百年前，古希臘文明的繼承者中重新湧現出大批偉大的思想家革新家和科學家，歐洲才從噩夢中醒來，開始復興古希臘文明以人為本的精神。理性思維才得以重新發揚光大。人們從精神上思想上擺脫了神學神說對思想和人性的禁錮。人性得以舒展，人的聰明才智得以最大程度地自由發揮。古希臘哲人們播下的人本的種子，才得以茁壯成長。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突飛猛進，人文科學的復甦和進步，國家和民族的獨立，民主，平等，自由等，都是人性解放，人性獲得最大限度舒展的果。 再譬如，悉達多·喬答摩的思考，是出於對人和人類苦難的拷問。釋迦摩尼生為王子，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對他來說，自由的其它層次，如人身的自由，政治的和社會的自由，財務的自由等，都是與生俱來的。因此他所追求的自由層次，起點就比孔子老子高出許多。他追求的，是自由的最高層次，即認知的自由，內心的自由。釋迦摩尼指出了人們精神上痛苦煩惱的原因（貪痴嗔）和滅除這些痛苦煩惱的途徑。釋迦摩尼的思想里，沒有神沒有上帝，眾生皆平等。悟道滅渡全靠自修。這樣偉大先進的思想，在兩千多年前曾經風靡印度大陸。但如今，在其發源地，偉大思想家的學說卻被落後的種姓制度和對實物神的崇拜而取代，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在亞洲大陸流行的佛教，也多陷入對神佛形象的迷信和崇拜，而甚少對其真正教義的研習和踐行。今天，西方世界裡有少許先行者，意識到西方文明中對內心省察的缺乏，而追隨達賴喇嘛尊者去研習釋迦摩尼的思想。雖然這只是個小小的開端，但願涓涓細流能終成大河大江。 作為群體和社會，人類的認知迂迴曲折。但作為個體，今天我們可以選擇，而達到認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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