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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吃饭了，我习惯的打开已经大半天没有去看的手机，首先见到的是纽约朋友W几个小时前的两个未接来电。我有些奇怪：虽然我们平日通话很多，但基本都是我打给他，少有他主动给我打电话、更别说一连两个。于是我立即回拨过去，他瞬间接了，声音异样甚至听上去慌乱：“哎，那个、那个，你知道了吧？李进进，李进进”，我说：“ 李进进，怎么了？”他说：“李进进，嗐，出事了”，我急忙问：“出什么事了？要紧吗？”他有些颤抖的说：“不在了，去世了！”

我目瞪口呆、如闻无稽。之后我和W的对话，都是在突然听说了无法想象、难以相信、不可思议的奇祸惨变和噩耗悲讯时，通常惯有的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追问与探究。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不断刷屏的手机中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报导、细节、图片和评论。从这些纷至沓来的混乱不清、彼此冲突的信息里，我知道了确认的李进进罹难时间是上午11：45。到了近夜，连和他交集不多的北大各个群里也开始出现有关的消息和哀悼文字。

11：45，正是我带着女儿在一间游艺厅里给她几个星期后要举办的生日聚会预看场地的时点。我不敢想，但又抑制不住的去想：就在我一如平日、行至惯常的同时，千里之外纽约法拉盛的那个我熟悉的办公室中，场景该是多么的惨烈和残酷；李进进在他几十年曲折壮阔的人生临近终了的最后一刻，心里该是何等的无助与绝望……

李进进，李进进。对许多人，这是一个如影随形、习惯熟悉的名字；对更多人，这是一个陌生普通、平常自然的名字；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跨越了我生命中三十三年、也是大半生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在我内心遥远似传说、清晰如铭心的名字，是一个“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字，是一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名字，是一个看似应该终生失之交臂但冥冥之中总觉得有一天会再续前缘的名字。这般感受、这种意义、这类存在的名字，在任何人的一生里，都不会有几个。

整整半夜，我没有入睡，惊心动魄、难以置信、心乱如麻、百思不解渐次交替。我心事浩茫、浮想联翩，思绪穿越过那既漫长久远又倏忽一瞬的三十三年。

二

六月二号，我在《北京之春》发表了纪念“六.四”三十三周年的文章《我经历的1989年4月19日至20日新华门之夜》，里面写到：

4月17日的晚上，北大三角地树荫婆娑、人影瞳瞳。一些人在看从前一天开始出现的大、小字报，更多人在昏黄的街灯下伫立、徘徊、交谈、张望，似乎在等着、期待着什么。十一点左右，从二十八楼里突然冲出七八个人，一起撑拉着一条八、九米长的白色竖幅，竖幅上写有三个粗大的正楷字“中国魂”。人群一阵骚动，一下围在了他们的周围，然后尾随着在三角地一带巡游。人越聚越多，队伍越来越长，很快，队列在此起彼伏的呼喊鼓噪声中拐上了通往北大南门的路。

在八九前的历次学运中，从三角地沿大讲堂南侧到南门那条短短的、五分钟即可走完的路，是最艰难、最关键、最漫长的一段路程。每一次，已经聚集起来的学生们，总要在这条路上踌躇、彷徨、矛盾、争辩、反复、进退很长时间。很多回，义愤填膺、一鼓作气的学生们在这条路上再而衰、三而竭，然后在南门前做鸟兽散，一场可能惊天动地的事件就此消于无形。学生们血气方刚，但并不无知鲁莽，他们知道在校内游行、抗议、示威是一回事，一走出校门意义则完全变了，之后的事态发展、结果以及个人的命运就不再由自己控制和把握。毕竟，学生们是来求学而不是来革命的。而一旦走完那条短短的路、能出了南门，则后面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学生们一路最后走到天安门——虽然有过一两次，北大学生已经走到人大，却不但召唤人大学生加入同行受挫，而且把自己情绪也影响的沮丧低落，最终溃散返回，以至不少人恨恨的说：人大就是北大运动的滑铁卢。

4月17日这天晚上，同样经过了几十分钟的犹豫和挣扎，人群推搡着终于冲出了南门。等到了海淀黄庄时，嘈杂的人流已经成为了一支整齐有序的队伍：中心是持护着“中国魂”的十几个人，后面是跟着步行的大批学生，两侧则是数不清的骑着推着自行车随行的人们。这时我忽然发现，两天来人们一直期待的王丹已经和我也认识的邵江等其他几个学生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后来，友谊宾馆门口架设的摄像机和现场解说的外国女记者，一路走到天安门，几百人簇拥着竖幅缓慢凝重的一阶阶登上纪念碑，长达一分钟没有间断的镁光灯，突降的磅礴大雨冲刷着“中国魂”，几个学校的学生临时站出来作为代表集合磋商，七条要求的汇聚提出，学生移师人大会堂东侧，人大会堂前烈日暴晒下不吃不喝的近十小时静坐，王丹、李进进相继主持和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三名人大代表千呼万唤的姗姗始出，直到18日下午五点大家分头散去……

在文章里被我三言两语略去不表的4月18日人大会堂前的整个白天，其实同样值得用万语千言去追忆记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李进进的名字、见到了李进进的其人。

4月18日凌晨大约四点钟，骤雨初歇，纪念碑前的人全部转移到了人大会堂东侧席地而坐。此前，在深夜昏黄灯光下的纪念碑北侧台阶上，王丹和即时站出来的几个各校学生匆匆草就了七条要求，并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告：下一步行动目标是天亮后将七条要求向全国人大递交，并等待他们的答复。五点半过，东方即白、晨曦临近，大家静静等待着。八时许，旭日升起、朝霞万道，阒寂的广场周围有了人迹和车流，对无数人来说和千千万个一样普通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王丹和几个学生手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成文纸上的七条要求一步一顿的走上人大会堂高大的台阶。我和几百人一起，静默的看着他们上上下下，注视着事情的演进。一、两个小时后，现场不少人离去，但仍有三、四百人坚持留下不走。又几个小时过去了，阳光从清澈温煦变的暴烈灼热，众人从激动期盼变的焦躁烦乱；人们彻夜无眠、半日饥渴造成的头脑迟钝、精神恍惚、身心疲惫开始渐渐的演变成了情绪的不稳定。时间到了正午，学生们不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事态仍旧没有进展。我暗自心焦，却也感觉不到有任何出路。目前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事情完全僵住了，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套：全国人大别说答复学生们的要求，估计连接请愿书都不会；而没有结果学生们下不了台，也就绝不会离开；双方这样死扛着，谁也不肯让步，如此没完没了不知道会耗到何时，还有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眠和进水进食的学生们的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状况……我猜想，和我一样思虑、忧愁、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人不在少数——毕竟，那是中共僭政几十年以来学生们第一次的类似行动，仓促、临机、全无经验可循；一个月后的三千人大绝食和数万人二十天占据天安门广场，当时还连天方夜谭都谈不上，仅仅眼前的这种状态，就已经是一道难以迈过的坎和一个无法处理的危机了。

为了缓解心情，我弯着身子从坐地的人群里外移，然后悄悄离开了静坐的队伍，在人大会堂东侧便道上往返漫步。

那时的中国远不似今天的警察社会，天安门广场昼夜敞开、任人徜徉，不过正值烈日当头，不但广场上聊无人迹，连人大会堂东侧从长安街直通到前门西大街的漫长人行道上也罕有人行；加上天安门一带硕大无朋，人大会堂前静坐的几百各学生并不醒目，所以也没有吸引来多少人围观。在学生围坐的圈子外一直逡巡、观察的不多几个人，一望而知都不是过客。于是，我刚踱步没有几个来回，就遇到了意料之中的邱进和意料之外的侯军。

邱进，时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六四后调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再后历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八局局长、副部长、中国驻上合组织特派员。他最闻名世界、广为人知的，是2012年2月7日从北京赶到成都，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接回了叛逃的王立军。我在邱进1985年刚刚担任北京团市委大学部长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会儿他三天两头往北大跑。团市委就在台基厂市委大楼里。离这里咫尺之遥；一有学生出事，第一个赶来的，除了他没有别人。

侯军，南京人，北大技术物理系83级学生，后转入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相貌清秀、风流倜傥。侯军毕业后加入当时傅政华领导的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大要案队，后来下海经商，开发了高德地图，曾担任高德公司董事长。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离开北大去了哪里，所以在人大会堂外看见他，颇感奇怪，就问他：这里都是学生呀，你怎么大中午有空跑到这里来？他说：这就在我们单位附近，我来这儿有任务呀！结果我才知道，原来中国的刑警居然也出政治外勤。

三

和邱进、侯军匆匆寒暄完毕，我回到了静坐的队伍中。此时群众比我离开时候更加躁动不宁、杂乱纷纭、人心浮动。忽然，全体在场者的目光同时转往一个方向，乱哄哄的空间里刹那鸦雀无声，因为那里站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年龄、衣着、仪态、风度、谈吐和当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莽撞冲动的绝大部分大学生完全不同，他用带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我叫李进进，是北大法律系宪法学博士生，原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我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众人屏住呼吸、目不转睛，他接着讲下去：“人大代表应当同学生们见面，我们也有权利向人民代表递交请愿书，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我愿意代表大家去递交请愿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三千多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个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应当离开——同学们应当学会斗争的方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你们同意我的主张、信守承诺，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会堂，如果不同意，我就离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这类学校呆过的人都知道，和现在不同，那时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和本科生存在于两个世界：年龄、空间和精神上的两个世界。本科生有趣味相同的庞大群体和足够释放力比多与荷尔蒙的精彩天地，研究生的世界对其来说枯燥并且寂寞；而研究生则蔑视和看不起本科生，视之为一群头脑空虚、华而不实、游手好闲的浮荡少年，也不屑于与之为伍。我既沉溺于本科生的热闹，又对这一群体俯瞰轻看；既和博士生们绝少交往，又对他们无条件的信任。虽然那时大学生中流行说“傻不过博士”，但我心里很清楚，至少北大博士，聪明的程度是以几何级数高于本科生的，而他们的思想、头脑和学养，则是本科生难以企及的天花板。正因此，在学校做了五、六年学生干部的我，居然从来不知道有一个研究生会主席叫李进进；也因此，当我第一眼看到李进进、第一次听到他的讲话，就由衷的折服、仰慕和钦佩。同时，看着他的神态举止、听着他的吐字抑扬，我有些精神恍惚：他的样子和声音怎么和另一个曾经的研会主席张来武如此相像？我甚至盯住他使劲看了好几眼，以证明他的确不是我再熟悉不过了的张来武。

4月18日是八九民运起始的第一天，共产党四十年暴政的阴影还像梦魇一样死死缠绕在人们心头，让人们恐惧窒息。这个时候，能率先参与已属不易；说到挺身而出，那是需要坚定的信念、深刻的自觉、强大的意志、超乎寻常的勇气以及必不可少的冲动和鲁莽，而能同时具备这几个品质的人凤毛麟角。所以，此刻每个人都指望、期盼着别人舍身赴险，远不似运动已经蓬勃发展的四月底那样，大家争先恐后赴汤蹈火，以致身先士卒都成了一种特权，身分模糊、历史不清的人想当英雄就会被攻击成“投机”、“摘桃子”。现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李进进愿意出来自我牺牲、无畏奉献、带头作烈士，大家欢欣鼓舞、掌声雷动、衷心拥戴。我不仅暗地啧啧称奇：李进进这个策略可谓绝妙，是解开目前死结、打破眼下僵局唯一现实的方法和可行的路径；他把根本无法实现的让全国人大负责人接受并答应学生要求的目标，降低成只要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接过了学生的七条请愿书即可完成任务，这种结果学生和当局应该都不会拒绝，双方也都有台阶下，妥协有希望达成；毕竟是第一次行动，如果要价太高，当局会断然否决，学生又不肯失了面子，必然要无止无休的僵持，而根据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如此一来不但发动群众、推动民主的初衷无法达成，最后的结局就是人心涣散、群情沮丧、不了了之；而只有“退一步、进两步”，才可能鼓舞士气、维系军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集腋成裘、蚕食鲸吞。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之前一直呼喊坚持“人大负责人不出来接受和答应‘七条’就绝不罢休”的学生们，或者已经精疲力竭、迷迷糊糊的没听明白区别，或者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顺水推舟，于是对李进进的倡议一致热烈欢呼、无异议通过。

四

紧接着，李进进登上了通往人大会堂的高大台阶，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巨型罗马柱的后面。人们全神贯注、翘首以待。良久良久，望眼欲穿的人群终于看到李进进远远的身影走出了那排森严大门中的一扇，拾阶而下，一步步回到队伍中，脸上带着失望和愤怒。显然，李进进事先并没有想到交涉会这么艰难，更没有料到权力会如此的愚蠢、颟顸和傲慢；他费尽心血的企图为骑虎难下的双方化解、解套和止损，避免不可预计、双败俱伤的灾难性后果，结果，学生们被说服了，但他的苦心孤诣、设想和努力却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回应，事情又要无止境的拖延下去。一直保持着平和、理性的李进进终于被激怒，湖北人的倔强犯了，他面对着所有人愤慨和激动的说：“中国有三千多个全国人大代表，我不想说他们尸位素餐，但事实是，三千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肯、敢出来倾听在烈日暴晒下等待了十几个小时的几百学生和站在他们背后成千上万同学们的呼声！那好，你们研究吧，我们可以等下去，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直至你们出现！”底下所有人同样愤怒的高喊：“我们等！”

在后面遥遥无期的坐等中，李进进和周围的几个人开始不断演讲、轮流发言、领唱歌曲、宣示决心、向路过的市民讲述学生们的诉求、向大众募捐。围观的人已经有几层，越来越多的外媒记者开始出现，就地采访学生。我看着滴水未进、口干舌燥、声嘶力竭、说话逐渐坚难的李进进，心里升起一股和想他相识的强烈愿望。我想，我先找地方买几个冰镇的可口可乐给他送过去吧。于是我再次悄悄离开队伍。人大会堂东门东边是广场，北边是长安街，找商业区只有向南。结果这一去，本身也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虚弱不堪的我来回足足走了四十分钟，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卖饮料的地方，最后无功而返，留下长久的遗憾。

这样堪堪耗到了下午五点，就在人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刻，愚尚可及的中国政府终于对李进进一力促成的学生理性妥协做出了迟钝的反应：姗姗而来的团中央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以及拉来凑数、身为布衣却比其他两个更聪明也更受学生欢迎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在人大会堂巨大冗长台阶的中间位置，接过了李进进手中的请愿书。李进进如释重负，回身挥手，以示功成，随即走下阶级，向人群宣告：静坐示威目标已达，现在立即分散回校。不到几分钟，人大会堂东侧喧嚣的人群风流云散，他本人也迅速淹没在纷纭的人流中。在他消失前的一刹那，我最后一次向他的身影望去。那个瞬间，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再一眼看到他，要等到可怕、漫长的整整三十二年后，在几万里之遥的纽约。

事后我想，中国政府之所以拖延、耽搁了整个一天，到当天工作时间即将结束的一刻才勉强向学生做出让步的姿态，除了权力的傲慢、对民意的蔑视以及僵化、低效的体制和通报决策过程导致的麻木不仁、愚钝推诿，更主要的是担心如果不赶在下班之前送走瘟神，那么到了晚上人会越聚越多，本来尚可控制的星星之火，就将燃烧成不可收拾的燎原烈焰。然而，共产党最终还是一厢情愿了：人大会堂前的潮水才退，连夜都没有过，新华门就掀起了怒涛汹涌的滔天巨浪。

在我写这篇文字期间，我第一次读到了李进进2015年4月18日发表的一篇亲历记忆《八九回忆：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这是一篇珍贵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那整整一个白天的来龙去脉和起承转合，远远丰富和生动于我可能的叙述。

五

当天晚上，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合眼的我，在临上床前挣扎着写下了一段札记。记述完峥嵘一日，我最后写到：

“4月18日，像阿基米德说的和女娲做的那样，李进进用一个支点托起了地球，以一己之力独自撑起和补足半塌的天，拯救了整个危局，把一场看上去注定要失败的冒险逆转为壮举，写下了创世纪的篇章。如果没有他与他的智慧、谋略、机变和勇气，我和今天的所有人，现在或者正躺倒在人大会堂外，或者正挣扎于广场的暴力中，或者正在校园的风中悲伤的哭泣，而不可能有此时灯光下短暂的宁静、平和与安定”。

就是从《八九回忆：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里李进进的亲身叙述中，我得知了他在4月18日那天的初衷、愿望、目的、动机和心理历程。而这一切，与当时坐在现场人群注视着他的我感受、想象、理解和领会到的如出一辙。李进进的回忆还让我了解了当时无法看到、三十三年来一直未曾知晓的他在人大会堂里面经历的细节。不过，他文章中记录的所有时间点和其他一些情节，却怎么也无法和我的记忆吻合。另外一篇我刚刚看到、不知作者的《八九一日：4月18日，北大学生在大会堂、新华门静坐请愿》，讲述那天经过时提到：“大会堂开门后，王丹和郭海峰进去向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请愿书，并希望能有人出来与学生对话。经过周折，信访局接受了请愿书。王丹向学生出示了收据后便自己回北大了。但大会堂门口的学生并未散去，他们要求有人大代表出来当面接受请愿书。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站出来领导了接下来几乎长达一天的静坐请愿”，可是，这一段情景在我脑海里却搜寻不到痕迹，而李进进文章对这一过程偏偏也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我无法确定谁的记述更为准确，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对自己的记忆失去自信——最明显的例子是，我顽固的记得“中国魂”竖幅上的字迹4月18日凌晨在纪念牌北侧基座上被那阵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殆尽，然而下面这幅照片却清清楚楚显示出“中国魂”始终墨迹浓重、鲜明耀眼；还有在我印象中4月18日静坐和围观的人数一直不算太多，但同一张照片告诉我，至少在后半段时间，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1989年中国学生和全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涛巨浪、波澜壮阔、巅峰迭起，4月18日人大会堂外的静坐虽然史无前例、领天下之先，但和之后此伏彼起的高歌巨澜相比，只是最初一首缓慢宁静的序曲和多年死水后的微琏，很快即被后面的光芒所夺目、笼罩和湮没。不过，由于后面的一系列事件场面太大、时间太长，我目睹与经历的都是其中的一隅和片段，所以在心中刻下的印记反倒不如我从头至尾全方位阅历的4月18日那么深刻与持久。而这，也促使我尽管在北大因识人太多而不堪重负，却前所未有的主动渴望去结识和我并无交集的李进进。

六

然而，世事难料。4月18日之后，北京的形势急转直下，风云激荡、瞬息万变、一日千里，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也被时代大变动的巨浪东抛西荡，于是和李进进结识的愿望再也无暇落实和实现。而他，在那天之后也消失的不知所踪。在五月那些最紧张多变和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隐约听到有人提到李进进参与创建了工自联。而再一次确切得到他的消息，已经是在风雨如晦、风声鹤唳、“杀人如草不闻声”的6月11日。那些天里有如东厂锦衣卫海捕文书汇编的《人民日报》在当天有一条简短的新闻：“非法组织‘北京工自联’法律顾问李进进在武汉落网”。当我们一群人聚集在北大44楼看这条消息时，后来的《北大向何处去》作者谢宁说：“这是现代的施洋大律师！”

施洋，李进进湖北同乡，1915年入湖北法政学校，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成绩毕业，1919年在汉口开律师事务所执业，不久任刚组建的武汉法政学会常务副会长。施洋1922年7月参与筹建全国最早的地方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任法律顾问，先后领导武汉大小十数次工运。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施洋担任法律顾问；2月4日他和林祥谦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月7日湖北军阀萧耀南开始武力镇压，当晚施洋在家中被捕；2月15日凌晨未等法庭审理结束，施洋即在武昌洪山被执行死刑。

施洋的年代，军阀虽然无法无天，但民众还有展示意志的权力、媒体还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所以1923年8月汉口人力车夫在各码头为施洋设祭，数千人扶灵游行、跪地痛哭，所以1924年2月上海《民国日报》特地出版施洋纪念号，以悼念他殉难一周年。正是军阀这种容留的权力和自由，使得施洋生前和身后光芒万丈。而共产党密不透风的罗网般统治，虽然没有剥夺李进进的生命，却不但把他驱赶出自己的家园，让他终生流亡异乡，还把他在故国里的痕迹清除的干干净净，如同根本未曾存在过。如今，墙内绝大部分年轻的同胞不但对李进进的名字闻所未闻，连知道六四的也属于另类。被捕时和施洋被杀时一样三十四岁年龄的李进进，没有生在施洋那个时代，是幸运还是不幸？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很多年以后，我一个1989年后出国的北大至交W从统一前的西德辗转来到美国，最后在纽约定居，并成了李进进在民运圈子之外屈指可数的好友之一，几户家庭时常在一起欢聚。2021年8月12日上午，我由W陪着，走进了纽约法拉盛第三十九街13656号，去完成一个贯穿了三十二年的夙愿。

我又一次、也是第二次见到李进进，这是三十二年前他消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海里之前那个瞬间我最后一眼看到他之后的第一次再见。他的样子、他的声音完全如我从前的记忆；直到看了他拿给我的亚洲周刊封面上那次静坐的照片后，我才重又发现，其实他和过去的差别已经相当之大。

我们终于彼此面对面，相互紧紧握住了双手。这不是苏冠兰与丁洁琼式的“第二次握手”，而是朝望暮及、乱世歧路、颠沛半生后的首次相见。在我以往的生活里，遇到一个人又想相识，就会即刻去结识；如果当时无缘，事后也就时过境迁、不了了之了；令我念念不忘、铭记半生，刻意又有因缘的去朝花夕拾的人，李进进是唯一一个。我把此行之前特地准备好的两罐可口可乐郑重的递给他，对他说：这是晚到了三十二年、迟来了将近半生的两罐饮料——我们都为人生的不可思议和奇异多姿而感动与慨叹。

只是，那时我无法先验和预知，这个我等待和记挂了三十二年的相识，既是互相的初见，也是彼此的永诀。

七

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曾经说：“如果我注定要死在一个疯子手里，我会微笑着去迎接和面对”。甘地这样说的时候，已经对自己命运的结局有了强烈的预感。甘地固然求仁得仁，但一个不世出的千古圣雄居然死于一个无名之辈之手，却无法不让一代代后人扼腕叹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数不清的叱咤风云、撼天动地的一世豪杰，最后糊里糊涂的死在了小人物的手里。秦末首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的张楚王陈胜，正在徐图大举、以定天下的关键时刻，居然被一直跟随自己的车夫庄贾所害，终于功亏一篑；苏轼形容“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志吞六合，气盖万夫”、被时人颂为“国士无双”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一人打下半个西汉江山的“用兵之圣”韩信，晚年却在吕后的诬陷和指使下，由一群妇人拉下了生命终场的帷幕；从瓦岗寨归顺李世民的唐初名将王君廓，平王世充、灭刘黑闼，东征西伐、屡立战功，先后被授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右武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上柱国、彭国公，后因故叛唐，准备逃往突厥将以有为，结果却在途中为野人杀死；几十年纵横天下、扫荡宇内，即使在清军席卷下四处流离，但仍旧不屈不挠转战各地、谋划东山再起的大顺皇帝李自成，1645年5月在湖北通城九宫山率轻骑二十余人勘探行军道路时，竟被当地农民姜大眼杀害，留下千古遗恨；大清名将、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大败英法联军、横扫捻军的僧格林沁，同治四年五月在山东曹州府吴家店中伏，带领骑兵突围途中，竟然命丧于16岁的捻军童兵张皮绠；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罗马称霸亚平宁半岛的主要障碍、军事天才、被战略之父汉尼拔称为老师和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第二名将的皮洛士，公元前272年借调停纠纷偷袭斯巴达，在巷战的混乱里被一个老妇从屋顶上用一块砖石砸中以致身亡；英格兰历史上伟大国王、三次十字军东征领袖、中世纪最杰出军事家之一的狮心查理，1199年在征战法兰西期间被一个小孩误发一箭致命……今天的李进进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一生，波澜起伏、千回百转，经历无数风浪、度尽万般险恶，却万万没有想到事发肘腋、壮志未酬、命断莫名，突然之间横死丧生于一个来路不明的杂碎手中，这该是多么的死不瞑目。心理学家们描述的濒死体验，是极度的平静、安详、轻松和全景式的人生回顾，在李进进蒙难的最初几天，我总是不由自主出神的想，在他感觉到血一股股流出、精力一线线耗尽、意识一点点模糊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在他生命彻底离去、灵魂即将升腾前的一瞬间和一霎那，他想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闪过飞速的念头：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一生的大限终于来临了；可是，怎么会是这样、怎么突然就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可做、未做啊，今天出门时我还对家人说等回来后如何如何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是在梦里吗？也罢、也罢，不想了，万事皆空、一了百了……

八

李进进遇害后很长一段时间，在震惊愤怒、痛心疾首、悲哀伤恸之余，我也深深感到人生无常、祸福旦夕、天定宿命——“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去年8月12日中午，当我坐在李进进法拉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追忆三十二年前峥嵘岁月的时候，他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张xx；他更无从知道，在芸芸众生中，一个八竿子打不着、也根本不该和自己有交集的小人，命中注定要成为自己的克星。而那个此时谁也不知其存在的他生命里的孽障，那个尚在万里之外的某个角落、此刻同样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个李进进存在的魔鬼，正一步步、迂回的向这里慢慢逼近，不久就将让这里血流成渠。

去年8月12日下午，当我请李进进和W在法拉盛他办公室不远处的新木兰大酒楼吃饭的时候，同座还有刚刚到达纽约来美国留学的我一个女性朋友YY；那时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死神正在一天天走近，七个月后就会抵达他的身边；他更无从想象，将要携带死亡而来的，就是和正在听他侃侃而谈的桌对面女孩同一批获得两年半来刚刚开放的留学签证、稍后不久就要越洋飞到美国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

从1993年来到美国后，近三十年里李进进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的亲人们后来也陆续全都到了美国。除了情感和责任，可以说他和中国再无干系。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脱中国人凶残、变态的魔爪。

九

在革命阶段，在恐怖岁月，在狂飙时期，在激进年代，在血与火的对抗里，在新与旧的搏杀中，类似李进进这种残酷血腥的谋杀惨案，毫无疑问会掀起一场大规模冲突、清洗、抓捕、审判、镇压和杀戮的血雨腥风，就像马拉之死、基洛夫遇刺和甘地被害后历史纪录下的那样。可今天李进进遭遇的一切，是发生在和平、法治、尊重人权的美国。不错，法律不可逾越，程序必须遵循，但人心、情感、亲疏和爱憎呢？我看了无数相关的直播和评论，结果真让我失望：除了一个人斩钉截铁、义愤填膺的呼吁把二级谋杀加重为一级谋杀外，其他人少有显示出对凶手的切齿痛恨、爆发出对罪犯的愤怒声讨；大部分人包括他的朋友都让我难以理解的“合、理、非”和温良恭俭让，什么“那个女孩”、什么探讨心路、什么研究根源、什么“都是受害者”，最多说一句“不管怎么说杀人都是不对的”、“该谴责和承担法律责任”。这种不可思议的轻飘飘，是因为美国的文明？是来自宗教的宽容？是仿效佛家的慈悲为怀？是显示圣哲的莫测高深？是克制？是矫饰？我是在丛林国家里长大的，几十年里与狼共舞，我做人和写文章，从来都是爱憎分明、敌我清晰、快意恩仇、血性张扬、痛快淋漓；我相信犹太教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相信圣人的“以直报怨”，相信鲁迅的“我一个都不原谅”，相信中国人“以血洗血”的朴素原则。这种性格、这种信念让我不可能像李进进那样和与他理念相反、对川普刻骨仇恨的何频在生活中仍然来往如常，也使我旗帜鲜明、毫不掩饰的大声呐喊对歹徒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李进进喋血已经整整一百天了，凶手的身世来历、行凶动机仍然是一个罗生门。在众说纷纭中可以看到，凶手尽管多变、冲动、偏执、极端、分裂，但却有着三个鲜明的特点使她迥异于千千万万同样人格的人：胆大、心理素质超强、极其善于伪装。一个二十几岁的普通女性第一次到美国，通常都是举步维艰、处处谨慎、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漫说去杀人，就是别人来杀她恐怕也是任人宰割；而凶手在行凶时、在被捕后、在法庭上，都看不到一丝身处异国他乡、孤立无援状态下应有的犹豫、胆怯和恐惧。凶手的杀心和决心应该起于作案前的上个周五，在实施剥夺他人性命、也断送自己一生的惊天动地罪恶的前夕，凶手毫无难以避免的矛盾反复、进退唯谷、忐忑惶恐、辗转反侧、坐卧不安，相反还好整以暇、从容不迫的去参加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活动，以至于让与她近距接触和深入交谈的王军涛丝毫没有觉察、预感到两天之后有可能发生不测。正是由于凶手这些异乎寻常的特质，才使人们很难相信这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谋杀。在事后的几次访谈里，我尊敬的北大学长王军涛欲语还休。不过，面对一个公众和社会事件，隐私应该让位于公义，公众具有知情的权力，历史需要真相的还原；作为凶手作案前最后一个与其长时间交流的人，盼望他能把更详细的内容讲出来，使渴望了解真相的人们知道尽可能多的事实。孟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李进进和王军涛或许真的是阅人无数的“老江湖”，但他们都是老派的正人君子，他们那个年代已经逝去，今天的中国早就面目全非；加上多年远离故土，使他们更难理解和洞悉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年轻人诡谲狡诈阴暗的内心，因此李进进莫名其妙的付出了生命代价，也因此王军涛发自内心、无可奈何的感叹和凶手接触越多越难看清其本来面目，以致完全被蒙在鼓里，而他自己手下那个同样二十几岁、“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年轻民主党员却能在片刻之间一眼识破凶手的本质及其编造的谎言。

十

我和李进进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月24日下午三点十分。那一天，正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的日子，彼时距他生命终点，仅剩下短短的十八天。如今，“尺牍书成墨未干”，却“梦为远别泣难唤”：我们的通话记录就在眼前，他的信息和留言犹存手机，邮箱中他用作邮件标识的头像历历在目，他常用电话号码里自录的提示音宛若鲜活，而我们已幽冥两隔、人鬼殊途，就像陶渊明《拟挽歌辞》里写的：“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李进进于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曾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但却用了几十年漫长岁月才终于走进的幻影。我们的相识，阴差阳错，推迟了三十二年。期待了三十二年的相见，却注定只有一面：这种境遇，可算是旷古罕有、空前绝后了。李进进刚离世的那几天，因为倾情太深、痛惜太切，我居然产生了匪夷所思的幻觉、想象以及强烈的内疚和深深的自责：我想，科学相信蝴蝶效应，心理学讲究气场说，李进进来美国近三十年安然无恙，偏偏在我去他办公室见他的短短几个月后就天崩地裂，这一切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前往掀动了蝴蝶的翅膀、搅乱了气场的能量？我把这种奇思怪想向YY倾诉，YY奇怪的看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救主和神仙吗？这几个月里，去过他办公室的人数不胜数，好多人还不知道去过多少次。即便蝴蝶效应和改变气场是真的，也怎么都轮不到你啊！”我只有苦笑。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们说的再多、想的再深、写的再切，也不能丝毫减轻他的亲人们的悲哀和煎熬。那永远的、真正的、刻骨的、外人看不见的痛，是属于他白发送黑发的老妈妈和“无父何怙”的孩子们的。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李进进惨痛罹难后，有至交挚友发自内心、情深谊重的呜咽和悲鸣，也有弥漫泛滥的猎奇、品评和蹭热度，还有冷漠看客们无耻的谰言和污蔑、恶毒用心者下流的诽谤与谩骂——可见在共产党邪恶统治的毒化和扭曲下，中国人是非不分、人妖颠倒、善恶混肴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即便他们身体到了自由世界，心灵也仍旧浸泡在污秽的酱缸里、囚禁在狰狞的牢笼中。

可是这一切，就像洞悉人性又冷面揭穿的伟大智者陶渊明在他《拟挽歌辞》系列的第一首里说的“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此刻于李进进，又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

进进吾兄天堂安息。

呜呼哀哉，伏唯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