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太郎走了。他是少数对侵华和屠杀忏悔的日本人。他的证词和战时日记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网上又有原３８师团２３０联队１２队３４小队宫本见二（记录：小林次郎、大岛绪久）的又一份证词，见“一个日本兵临终前的忏悔：集体轮奸女护士”。所揭露出日军攻陷香港后的暴行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还不知道这份证词的可靠性，但这份文字有名有姓，应该不难求证。二战日本侵华史太需要这样的证词了。中日关系在二战日本侵华问题上陷入泥潭，两国官方民间对这段历史解读的分歧是源头。对此，我国历史学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什么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没有中日关系这样的问题？一般的解释是德国人认罪态度比较好，比如他们的前总理到波兰的犹太人墓前双膝下跪，而日本首相至今还参拜靖国神社；还有美国的影响，对屠杀犹太人清算彻底，而对日本人杀中国人则视而不见；德国人做事的认真，杀人也精确地杀，以至于证据确凿，而日本人则是野兽般的胡砍乱杀，不易统计，等等。其实，除了上述种种原因外，犹太历史学者对大屠杀真相的潜心研究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们对真相的探索和执着是绝无仅有的：所有的大屠杀皆有事实为证。现在环球上下，谁敢说大屠杀是子虚乌有？大屠杀的事实为全世界历史学界所公认，当然也为全世界人民和德国人民所公认。因此即便不时有几个纳粹子孙跑出来鸣冤叫屈，也为大众所不齿，于是德国政府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取缔。

　　反观日本，那时另一番景象。我有个小学同学，父亲是５０年代初留日归国的科学家，母亲是日本人，日本女人从一而终的传统让她随家一同来到中国。不幸父亲５７年成了右派，母亲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了日本特务。他们一家在中国的日子那是惨了去了。中日一复交，他们一家就逐步地从中国撤退。即便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一大家还是百分之百的亲中派。我有一次小心地问他们一般日本人对二战侵华是怎么看？比如对东史郎怎么看？回答是一般日本人都对侵华和南京大屠杀倾向于回避。而对东史郎，一般人认为他神经有毛病。这就是日本民意的客观现实。从理智上说，我也知道同日本友好是我们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可感情上我可怎么也好不起来。我妈妈的表弟，当年就是被日本兵当着他家人的面砍了头。据我姨妈说，当年逃难到乡下，被日本兵追上，在村子里的晒谷坪上，只要是长象和衣着象学生的，通通拉出来斯拉斯拉地砍了，理由是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嫌疑。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恐怖的年代，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日军部队都这么干，可这桩个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姨妈说起日本兵就咬牙切齿，你要她接受日中友好？这一辈子也休想，况且至今日本人还不认帐。壁如南京大屠杀，中国说杀了３０万，日本人说没那么多，中方的说法是造假。从逻辑上说，日本人也没错：一个命题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只杀了不２９万就可以说杀了３０万结论是假的。中国要使南京大屠杀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象老老实实地象犹太历史学者那样，证明它。其实日本人在３０万的数字上纠缠完全是无理取闹。套用国内时髦的说法：按照国际惯例，南京的杀法，即便是杀了一万也是滔天大罪。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花力气去挖掘事实和研究真相，而不是危言耸听地用大数字吓人。比如说南京大屠杀至少杀了２０万是不是更客观？用春秋笔法著史正中日本右翼的下怀，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在数字是否正确这样的枝节问题上胡搅蛮缠，回避事情的本质。一方面，日本日本右翼的辩解和宣传又造成日本人民的将信将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由于日方任罪的勉强态度，又对中国民众尤其是愤青们的仇日情绪推波助澜。这是一个双输的棋局。

　　在经济大潮中，中国的历史研究已经被而且还在被边缘化。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象样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了。我不是行中人，但直觉告诉我，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是对中华民族功德无量的大业。为什么没有人下苦功去做？大概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是探索真相和事实不正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吗？历史研究也有同证明数学定理相似的地方：证明一条是一条。积累多了，量变到质变，多数日本人民也是相信事实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犹太历史学者是我们的榜样，比照他们，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不是有点羞愧呢？

200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