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当年研究语言的起源的时候说语言形塑社会。这个观点很有前瞻性。我研究语言和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持有这个观点。不过，我自己研究的时候不知道亚当·斯密也有类似看法。不过，在其他方面，我的研究跟他的研究不一样。亚当·斯密说，名词、动词等词汇的形成和人类的社会的形成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斯密说一个适当的名词通过指认某个对象以后成为社会共用的名词，等等。我不是从这个思路研究语言的。我是将语言跟媒介结合起来研究的。本人认为，人类使用语言，肯定要使用媒介。所以，研究语言应该同时研究媒介。固然，语言被认为被人类用来形塑社会，但是，我认为语言需要通过媒介来形塑社会。这是本人关于语言的研究与西方语言哲学家的研究不同之处。本人自信在此方面能创造理论。我认为，如果将语言的研究和媒介的研究结合起来，可能形成一个广义的语言哲学。这可能为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一条大路。

为什么西方语言哲学家研究语言和其社会功能一直未能创造理论，而如将语言的研究跟媒介研究结合起来就有这种可能性？原因也在这里。当西方哲学界创立语言哲学的时候，哲学家没有考虑媒介。德国哲学家Gotlob Frege创立语言哲学的时候，他研究的只是语言。他后来又创立数学哲学，而他的数学哲学也是他的语言哲学的一部分或延伸的部分。这跟亚当·斯密的思路有类似之处，就是没有考虑媒介。20世纪哈佛大学的语言哲学家Saul A. Kripke几乎百分之百地承袭Frege的语言哲学，没有考虑媒介。还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语言哲学教授John R. Searle研究言语现象也是一样，没有包括媒介的研究。学者研究语言和政治的关系也受到类似影响。

目前，按照这种思路研究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的学者主要集中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大学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但是，虽然那里的教授出版过专著，但是，也没有创立任何理论。如果他们将语言的研究跟媒介的研究结合起来，就能创立理论。我是这样看的。但是，本人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因为我不是大学教授。

Liberty Fund是美国的一家教育基金会，研究美国的立国价值观。这个机构也是一家学术出版社。2024年5月，这家机构举行一次有关语言的政治哲学的研讨会，研讨会的题目是： An Economy of Words: Adam Smith an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重点研究亚当·斯密的语言哲学。主持会议的人将亚当·斯密的作品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列为会议参考书。这个作品是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课时的讲稿，收录在他的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的后面。这是讨论语言的第一部分，聚焦语言的起源和语言形塑社会。

会议的第二部分讨论语言和国家形成的关系。会议将本人写的一本书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Second Edition列为参考书。美国有些学者注意到本人的研究。本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包括对国家的来源的看法。这可能影响到学术界有关立国价值观的表述。美国的立国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她的独立宣言里面。但是，学术界有详细的研究和表述。这样的表述在不断调整和变动。

会议还有第三部分，讨论语言形塑社会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如语言形塑文化和商品社会方面的表现。

会议还有第四部分，讨论语言的未来潜能等。

也有很多文献列为参考书。

从这些学术动向看，将语言哲学和媒介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可能是未来学术界取得进展的一个知识增长点。

补充说明：

英国哲学家Michael Oakeshott说：法律是副词。为什么说法律是副词？法律规定什么样的社会行为是可接受的和什么样的社会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副词修饰动词，当然副词也修饰形容词。法律条文里充满副词功能的表述。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认为，哲学是名词；历史是动词；文学艺术是形容词；宗教是疑问词。这样的研究皆滥觞于亚当·斯密的研究。

我不这样研究。我认为，历史是一个提供信息的语言通讯过程；哲学是解释世界的语言通讯过程；文艺是表示态度的语言通讯过程；宗教是做出承诺的语言通讯过程；法律是发布命令的语言通讯过程。人类通过语言的这些功能形塑自己的社会。

虽然本人的思路跟西方学者的思路不同，西方人能理解我的观点。讨论相关问题时，本人的研究也能做出一点贡献。本人能插上话，甚至能有一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