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記載:孫立人(1900.12.8-1990.11.19),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字撫民,號仲能,漢族,安徽省巢湖市廬江縣金牛鎮人,抗日名將、軍事家、民族英雄、蔣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軍軍長。曾在美國留學,緬甸仁安羌一戰贏得了國際聲譽, 營救英軍並接受美式裝備訓練同美軍並肩作戰,打通中緬公路中名聲鵲起,被歐美軍事家稱作“東方隆美爾”。在國共兩黨軍級單位將領中,殲滅日軍最多的中國將領。榮獲第三等級的不列顛帝國勳章,被視為國軍中相當另類的鷹派,孫立人將軍不但軍事才能極高, 而且重視教育,善於因勢利導推陳出新,是一名文武兼備智勇雙全的出色將領。 生平簡介 1923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預科畢業,同年赴美留學,入普度大學學土木工程。1925年取得工程學士位畢業。即申請得入弗吉尼亞軍校,1927年以文學士畢業。應邀遊歷歐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國軍事。1928年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中尉隊長。1930年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任上校副總隊長。1932年調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兼第四團團長。 1937年10月,孫立人率部參加凇滬抗戰。在薀藻浜一線的阻擊戰中身先士卒,為榴彈所傷,負傷十三處。次年傷愈後又率部參加了保衛武漢的戰鬥,兩次立下戰功,從此便在軍界嶄露頭角。中國遠征軍入緬甸後,取得仁安羌大捷,這是盟軍在第一次入緬戰爭中的唯一一次勝利。1943年率軍入緬北反攻,連戰皆捷。1945年日本投降後率國民革命軍新一軍進駐中國東北,期間與中國共產黨林彪部隊發生激戰,進而取得四平、長春,逼近時中共中央所在之哈爾濱。戰場得利後一直追擊至松花江以北。德惠之戰以後因與國民黨內其他將領如杜聿明等不睦,於1947年8月為蔣中正所調離東北。一年之後,他曾指揮的新38師,在長春被繳械。 國民黨集團遷台前,孫立人已赴台灣任陸軍副總司令、陸軍訓練司令兼第四軍官訓練班班主任;國民黨敗退至台灣後,1950年4月,孫晉升陸軍總司令,致力於國軍的現代化事業。然而由於孫將軍是少數受美國軍事教育,又無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將領,1950年初若干美國已經解密文電顯示,美國駐台北武官確曾建議美方要求蔣介石離開台灣,另由親美人士繼起領導。此外麥克阿瑟曾會見訪日的孫立人,也多所慰勉。孫可能因此受到國府高層嚴重懷疑,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蔣中正對孫疑慮重重。但遷台初期“國民政府”為爭美援,仍重用孫將軍以取信美國。 1955年8月20日,蔣介石以“縱容”部屬郭廷亮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等罪名,革除孫總統府參軍長職務。事後,總統府組成了以陳誠為主任的9人調查委員會,查處此事。孫被判處“長期拘禁”,直到1988年3月才解除長達33年的監護。自孫立人被拘禁後,其親信部屬一一被調離軍職查辦,前後有300多人因與本案有牽連而被捕入獄。 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同年3月,台灣地區“國防部部長”鄭為元將軍宣布孫立人出入自由。1990年,孫立人辭世後,李登輝頒發“國家褒揚令”,表彰孫立人一生的功勳。 1998年應孫立人舊部與家屬奔走要求,“監察院”對“孫案”重開調查。2001年1月8日,“監察院”通過決議,稱孫案乃“被陰謀設局的假案”。領公款六十萬台幣充作孫案專門研究經費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進駐孫公館翻遍了孫立人將軍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國防部’與‘總統府’的所有機密檔案文件,並未發現孫立人有任何不法行為”。 早期經歷 孫立人是中國早期的體育明星。當時的清華學堂十分注重學生的體育鍛煉,孫立人在校風薰陶下,熱衷於各項體育運動,並當選清華籃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的隊長,可見其體育天賦非同一般,甚至孫立人因為球場上的嚴重運動傷害而休學一年。 在眾多項目中孫立人最擅長的是籃球。1920年他任清華籃球隊長,率隊擊敗當時稱霸京津籃壇的北京高等師範學院,獲得華北大學聯賽冠軍。次年入選中國男籃代表隊,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身高1米85的孫立人當時擔任球隊的主力後衛。 孫立人在清華期間,1921年作為中國國家籃球隊先發陣容,參加在上海舉行之第五屆遠東運動會,當時只有菲律賓、中國、日本三國參加,東道主中國隊經過激戰,以30-27擊敗菲律賓,又以32-28擊敗日本,獲得本屆運動會籃球冠軍。這是中國在世界大賽中第一次獲得的籃球冠軍。 1923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預科畢業,同年赴美留學,孫原欲學軍事,但其父對當時北洋軍閥甚為反感,反對孫學軍事。故孫選入普渡大學學土木工程。因其預科已習工程基礎科目多門,故入三年級。1925年取得工程學士位畢業。即申請得入弗吉尼亞軍校,斯時其父鞭長莫及,亦無可奈何。孫因已有學士位,故直入軍校三年級習文史,1927年以文學士畢業,遊歷歐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國軍事。1928年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即今國立政治大學),任中尉軍訓隊長。1930年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任上校副總隊長。1932年調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兼第四團團長。 1932年“一·二八”抗戰的時候稅警總團以第88師獨立旅的身份參戰,戰功卓著。這期間稅警總團擴充至4個分團,孫立人也是在這段時間才調到稅警總團的,先任總團特科兵團團長,但很快特科兵團撤改擴充為總團的第4分團,孫即任第4分團團長。此間孫在訓練上下了很大功夫,把中國傳統教育和美國軍校的教育方式結合起來,制訂出適合自己部隊需要的訓練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與國軍其它部隊不同的訓練操典,被大家稱為“孫氏操典”。1933年稅警總團一部入贛“剿共”,主要擔負護路與構築碉堡的任務,孫立人部也在其中,傳說紅軍沒在他們身上占到便宜。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9月稅警總團開拔奔赴淞滬會戰前線。稅警總團駐守薀藻浜(吳淞江北支流),後因側翼被優勢日軍突破,被迫退守蘇州河(吳淞江南支流)南岸。成功阻擊日軍橡皮艇七次渡河。之後孫立人在蘇州河周家宅一線血戰中被日軍火炮炮擊成重傷,全身中彈片十三處,昏迷三天。 11月5日日軍從杭州灣登陸,企圖包抄國軍。蔣委員長不得不下令全線撤退,稅警總團在梯次撤退中表現出了較高的素質,基本保留了建制。由於戰時稅警總團已劃歸第8軍,因此1938年2月被正式改編為陸軍陸軍第8軍第40師。與此同時,孫立人從香港傷愈歸隊,在武漢找到財政部長孔祥熙。鑑於原稅警總團已在淞滬會戰中損耗殆盡,財政部有意重組直轄緝私武裝,孫立人即成了重組的最佳人選。孫立人自留美回國以後一直很得財政部的器重,卻對中央陸軍頗為不以為然,有此良機自然馬上辭去第8軍為他保留的“高參”職務,立即赴往長沙,利用清華內遷後的舊校址招兵買馬,重組財政部擬名的“緝私總隊”。8月武漢失守,尚在組建中的緝私總隊內遷貴州都勻, 在老稅警總團的感召下,很多“老”人紛紛回歸,孫立人很快組建了一支4個團的隊伍。不久擴充到6個團。緝私總隊按照陸軍標準訓練和列裝,很快成為一支精銳之師。 但蔣介石不允許有獨立於他的武裝存在,即使是他舅子也不行,1941年12月,緝私總隊被改編,孫立人被迫交出3個團給戴笠,緝私總隊2、3、4團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38師,孫立人也由軍級的緝私總隊長降為只管3個團的師長,軍銜仍為中將。編入第66軍序列,赴緬參戰。 第一次中印緬作戰 1942年2月,中國組成遠征軍,下轄第五軍、第六軍和第六十六軍。4月,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抵達緬甸,參加曼德勒會戰。英軍指揮官哈羅德·亞厲山大上將為掩護撤退,要求中國軍隊離開自己的防線去掩護英軍的側翼,第5軍指揮官杜聿明分析敵情後認為英軍當面敵情並不嚴重,不願為了掩護英軍而亂了自己的陣腳。1942年4月9日,日軍33師團兵分三路,開始仁安羌作戰,此處本不是中國遠征軍的作戰範圍。在這次交戰中,英緬第1師、英印第17師和裝甲第7旅進行了一定的抵抗,英印第17師甚至在12日凌晨發動了一次成功的逆襲,包圍並擊潰了日軍原田部隊兩個大隊。但是由於整個英軍的消極戰略,英軍在日軍的穿插和側擊下潰不成軍,只得仰仗遠勝於日軍的機動能力,“悠然北撤”。4月17日,日軍作間部隊(主力為步兵214聯隊,山炮兵第3大隊)兵分兩路,突襲至仁安羌,切斷了南北公路和賓河北渡口,堵死了向北撤退中的英緬第1師和第7裝甲旅1營的退路,並利用仁安羌附近之有利地形構築工事。英軍空有火力和人員優勢,卻不敢北奪賓河大橋,反而退入仁安羌固守,向中國軍隊求援。遠征軍司令羅卓英架不住史迪威的威脅,讓防護後路的新38師星夜馳援。此前的4月16日,新38師113團在副師長齊學啟率領下到達賓河北岸仁安羌北部,準備增援。17日臨晨,112團也續派開拔。113團劉放吾團長16日下午四時率部趕到巧克伯。 英緬甸軍司令史萊姆將軍17日會晤孫立人,商定113團乘汽車至平牆河地區會同安提司准將的戰車,攻擊並消滅平牆河北岸約兩英哩公路兩側之敵。18日拂曉,113團在英軍輕戰車和火炮配合下,強攻賓河北岸日軍,占領渡口及橋頭,但被南岸日軍所阻。於此同時,撤退下來的英印第13旅在市區東北角拼死突圍,卻因為地形限制無法展開兵力,數次衝殺未果。 18日黃昏,日軍作間部隊因連日苦戰,兵力不足,不得不收縮防線,主力固守東北角。18日夜,新38師113團從右翼涉水南渡展開。19日拂曉,在英軍炮火的全力配合下,113團3營奮勇衝殺,至下午2時攻占501高地,營長張琦犧牲。隨後1營和、2營與英軍戰車協同,肅清仁安羌市內日軍。5時許,日軍被迫撤退到南部5公里外。至此,仁安羌之圍告解。這次作戰解除了七千英軍之圍,並救出被日軍俘虜的英軍官兵、傳教士和新聞記者五百餘人,立刻成為英美新聞報道的焦點。史迪威大感滿意,而將新三八師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線。當時由於這一戰績替遠征軍在盟軍中撈足了面子,蔣中正頒發四等雲麾勳章表彰孫立人的戰績。美國羅斯福總統亦授予他“豐功”勳章,英王喬治六世則授予他不列顛帝國司令勳章(1年後頒發)。而羅卓英為了填補新三八師西移而產生的空位,下令六六軍調遣新二八師從臘戍到曼德勒接防,這就造成遠征軍作戰主力西調,與東部戰線空虛的危機。東部戰線是遠征軍與中國雲南連接的生命線,日軍發現遠征軍這個致命的戰略缺口,第56師團趁虛深遠迂迴突襲臘戍,孫立人所屬的66軍另外兩個師戰力不佳,全軍潰敗,使遠征軍陷入絕境,當然這只是後話了。 仁安羌戰後,英國方面決定棄守緬甸,撤往印度,讓新三十八師掩護英聯軍撤退。4月下旬,英軍撤過曼德勒後繼續向西逃往印度。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副司令官杜聿明因對英國人的欺騙和不忠感到不滿,拒絕了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執行了蔣介石令他北上撤回雲南的命令。當時滇緬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軍占領,杜聿明急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雲南,並要新三十八師繼續殿後。孫立人當即表示反對,認為繞過密支拿經野人山路途較遠,且道路艱難,渺無人煙,給養樣困難;而目前遠征軍尚有四個師,不如集中兵力,趁敵立足未穩,奪回密支拿,沿滇緬公路回國。然而,杜聿明不聽。孫立人便拒絕服從杜的命令,而按照史迪威和司令官羅卓英的命令,率新三十八師向西撤往印度。撤退途中,他親自端起衝鋒鎗率領士兵衝鋒陷陣,打垮日軍多次阻擊。由於日軍被杜聿明率領北上的大部隊所吸引,新三十八師在撤退途中比較順利的打垮日軍的阻擊,部隊裝備不但沒有損失,還收容了數以千計的難民和英印散兵。撤至印度後還剩3000 餘人,保持了近半兵力(《中國入緬軍參謀團團長林蔚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 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3 輯第41 冊,7143 —100。》)。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軍因遭到日軍阻擊和追擊,喪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時機,半數葬送在野人山中,孫將軍得知後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師搜尋並救出部分友軍轉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到達印度邊境。英駐印邊防軍要求中國軍隊解除武裝,以難民身份進入印度。頭腦清晰不亢不卑的孫立人堅決拒絕解除武裝。恰巧,為新三十八師在仁安羌解救過的英聯軍第一師師長正於當地醫院療傷,聞知孫立人部的情況後,即前往調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師開進印度,英軍儀仗隊列隊奏樂,鳴炮十響以表歡迎。 第二次中印緬作戰 1942年8月,先後到達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進駐印度蘭姆珈訓練基地,番號改為中國駐印軍,開始裝備美械和訓練。10月,中國駐印部隊改編成新一軍,鄭洞國任軍長,下轄孫立人新三十八師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師。史迪威曾一度想解除所有團以上中國軍官的指揮權而代以美國軍官,遭到全體中國軍官的一致反對,史迪威於是改成在團一級設立美國顧問,實行雙重領導。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開始向緬北大舉反攻。 (孫立人與美軍同僚一起視察陣地) 於邦大捷 第二次緬甸戰役開始,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進攻胡康河穀日軍18師團。第18師團43年8月改編為3單位師團後,每個步兵大隊從4個步兵中隊縮減為3個步兵中隊,騎兵大隊被解散,野戰醫院和山炮聯隊的汽車被撤銷,輜重兵聯隊也失去1個汽車中隊,導致運送物資十分不便,彈藥保障不足,每支步槍僅配備子彈150發,每門火炮配備炮彈100-120發。但增編了1個野炮大隊(缺編1個中隊,只有8門150毫米榴彈炮),全師團總兵力1.5萬人。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僅3個步兵大隊,4000多人。另4個步兵大隊在怒江作戰後返回密支那途中,其餘分散在密支那、八莫、傑沙等地。第18師團素稱精銳,轉戰中國多年一向看不起中國軍隊,但此次與駐印軍作戰卻接連受挫。新三十八師10月29日占領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於邦,此次作戰系駐印軍第一次與日軍王牌部隊作戰獲勝,稱為於邦大捷,史迪威也到一線督戰,據戰場檢驗屍體共有184名,未有俘虜。這是美國軍工生產和中國士兵勇敢結合的奇蹟。據日軍戰史記載:“師團長接到兩軍交鋒報告後,判斷這支敵軍只是為了掩護中美軍主力越境派出來的一支先遣部隊,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區的第56聯隊急速前進,企圖將其各個擊破。及至該聯隊到達戰場交戰後才搞清楚,敵軍原來是中國軍第38師(孫立人師)一支勁旅,和第18師團過去在中國大陸上接觸過的中國軍隊,在素質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驚。過去,日軍以一個營消滅中國軍一個師乃是家常便飯。尤其是這個在九州編成的師團,在中國戰場上久經戰鬥,縱橫馳騁,同中國軍交戰最有自信。然而,此次在富昆的中國軍,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訓練,都完全改變了面貌。儘管第56聯隊奮勇猛攻,敵軍圓形陣地在熾密的火力網和空軍的支援下不僅毫不動搖,而我軍的損失卻不斷增加。敵軍雖已遭到了將近九百名的損失,卻仍頑強抵抗,堅守密林陣地,毫不退讓。於是立即向上級報告了這個情況,使全軍不禁為之愕然。”(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3卷,1051頁)。 胡康谷地戰役 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與廖耀湘新二十二師兩路夾擊攻克孟關。3月9日,新三十八師113團與美軍突擊隊聯手攻占瓦魯班。日軍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十八師團死傷慘重,狼狽逃出胡康河谷。駐印軍攻占胡康河谷後,3月14日乘勝向孟拱河谷進攻。新三十八師113團從左翼翻山越嶺迂迴到堅布山後方,和新二十二師兩面夾擊,29日攻占堅布山天險,扣開了孟拱河谷的大門。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計劃,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分別向孟拱和加邁攻擊前進。5月下旬,孫立人將軍從繳獲的日軍信件中獲知:由於日軍第十八師團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師包圍,加邁城內兵力極為空虛,師團長田中新一坐守空城,驚恐萬狀。孫立人見機而行,不拘泥於原定計劃,以112團秘密渡過南高江,向加邁南面的西通迂迴,切斷加邁日軍的後路;以113團向西進取加邁﹔以114團向南對孟拱實施大縱深穿插。6月16日,113團與新二十二師會師加邁,1944年7月日第18師團被迫放棄加邁,已處於“最後死斗階段”,師團長田中新一中將寫下遺書,作最後死斗,但3天后僥倖全部撤出(《長編》,中冊,281頁)。駐印軍胡康河谷之戰,宣布斃傷日軍2.3萬人(其中新38師斃敵不足1萬,自身傷亡1.1萬。但日軍記載18師團胡康河谷作戰,死亡3200人,受傷1800人,合計5000人(《侵華長編》,中冊,282頁)。史迪威認為日軍之所以在絕對劣境中逃出,是因為中國軍隊害怕日軍困獸猶鬥招致自身重大傷亡,所以封閉合圍圈遲緩,故日軍18師團甚至出乎自己意料,得以大部脫出。 8月3日,中美聯軍克復密支那。至此,反攻緬北的第一期戰鬥結束。中國駐印軍重創日軍第十八師團(因為在日後的英日緬甸敏鐵拉會戰中,1.5萬人的18師團還是有7000戰鬥兵員,作為軍主力骨幹兵團使用,故此處用重創而不是殲滅),一雪兩年前退兵緬甸的恥辱。史迪威稱此戰為“中國歷史上對第一流敵人的第一次持久進攻戰”。中國駐印軍攻克密支那後,部隊進行休整擴編,由新一軍擴編成兩個軍,即新一軍和新六軍。孫立人任新一軍中將軍長,下轄新三十八師和新三十師(後廖耀湘新六軍回國增援國內抗戰,其五十師編入新一軍)。 (孫立人與史迪威建軍在緬北叢林) 抗戰時期,美國所派來的史迪威上將因與蔣介石不和而後被美國召回。孫立人由於其美國背景,十分同情史迪威,史解職回美國後,孫立人曾以中國軍官的名義發動上書羅斯福總統,要求讓史迪威重返中國,這些都是逾越名分、干犯大忌的地方。 打通中印公路 1944年10月,反攻緬北的第二期戰鬥開始。中國駐印軍由密支那、孟拱分兩路繼續向南進攻。孫立人率新一軍為東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進攻,連續攻取緬甸八莫、中國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一軍與滇西中國遠征軍聯合攻克中國境內的芒友,打通了滇緬公路,與滇西遠征軍舉行芒友會師,作為在越南河內(時稱東京)會師的前哨。隨後,孫立人指揮新一軍各師團繼續猛進,3月8日攻占臘戍,3月23日占領南圖,24日占領細胞,27日攻克猛岩,消滅中緬印邊界所有的日軍主力部隊,勝利結束第二次中緬印戰役。 孫立人將軍指揮新三十八師,在遠征緬甸,協同盟軍抗擊日本的戰鬥中,屢克強敵,戰功卓著,其運用的戰術、顯示的戰力為國內外各方充分肯定,有“東方隆美爾”之譽。1945年5月,應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之邀,孫立人赴歐考察歐洲戰場,是中國唯一被邀請的高級軍官。1945年7月,孫立人率新一軍返抵廣西南寧,準備反攻廣州。8月15日,侵華日軍投降。9月7日,孫將軍率軍進入廣州,接受日軍第二十三軍投降,並建造新一軍印緬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嗣後,新一軍進行了休整和擴充,成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號稱“藍鷹部隊”。 來自英國的榮譽 孫立人將軍在中國遠征軍回國後獲得由英王喬治六世頒發的第三等級的不列顛帝國勳章(Knight/Dame Commander;縮寫是KBE/DBE),這在二戰中,中國方面僅有兩人獲得。另一人是著名的獨腿將軍陳策。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1946年孫立人鎮守長春,被譽為“塞外長城) 1946年1月,孫立人被派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參謀總長會議,1946年3月下旬,新一軍乘美艦在秦皇島登陸,由於東北戰事受阻,蔣介石急電孫立人返國指揮新一軍。5月15日,在四平被攻陷前夕從鄭洞國手中接過新一軍的指揮權,正面攻擊四平,時值新六軍廖耀湘部在杜聿明指揮下迂迴攻占塔子山,即將切斷四平守軍的退路,林彪見戰況不力,先下令撤退,再給軍委打電話報告。杜聿明接到投降的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作戰科長王繼芳提供的準確情報後,確定共軍戰力已失,命令所屬5個軍進行超越追擊,孫立人一路的新五十師強渡遼河,攻擊公主嶺,五日內攻陷長春,隨後取回農安、德惠等戰略要地,進展順利。在救援海城的問題上,孫立人與杜聿明發生了矛盾,致使184師因孤立無援而投共。因為美蘇的秘密協定,美國勢力不進入北滿和美國希望在中國推行兩黨制,在馬歇爾的調停下國共休戰。國軍部隊追擊到松花江南岸為止,但蔣介石為了顯示國軍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個團渡過松花江,占領交通要點陶賴昭堡,杜聿明明知此地地形低洼,防守困難,但是是老頭子指定的,不好反駁,就把皮球踢給孫立人,孫就派非嫡系的新五十師派一個團執行這個任務。 1947年,林彪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後北的作戰方針,先後發動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1947年1月5日,孫部新38師1個營被共軍第3師包圍,孫立人命113團主力解圍,結果在其塔木被全殲,113團團長趙狄被擊斃。新50師150團從德惠出援也被擊潰,這是孫立人第一次見識共軍圍點打援的威力。2月21日,1縱、2縱、6縱和一些獨立師共12個師,突然二下江南,殲滅城子街新一軍新38師89團,占領九台和農安。民主聯軍原想乘勝對德惠發起攻堅,卻久攻不下,新五十師一四九團因堅守德惠被蔣介石賜名“中正團”,孫立人和陳明仁立即指揮4個師北上解圍德惠,杜聿明打開了小豐滿水庫,使松花江江水大漲。企圖截斷民主聯軍的退路,迫使民主聯軍在松花江南與國民黨軍進行決戰。東北民主聯軍卻迴避決戰,撤到松花江北。隨後在三下江南作戰中,陳明仁的71軍又有兩個師被全殲,師長陣亡。新一軍和新六軍也各被殲滅一部。杜聿明屢次發電向蔣介石批評孫立人,指責其作戰不力,驕橫跋扈。蔣介石明升暗降其升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虛職,解除兵權,其新一軍軍長之職由堅守德惠成名,黃埔出身的新第50師師長潘裕昆接任。同年8月,蔣介石將孫立人調離東北,出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部司令,在南京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陳誠赴東北,拆散新一軍組成新一軍、新七軍、以其老部隊新50師使用新一軍番號,而把孫的新38師改為新七軍命其駐守長春,最後在長春圍城後在他老部下李鴻帶領下繳械投降,孫立人離開東北時,東北局勢已經惡化,孫立人及時退出東北,對他個人而言是幸運,保全了他的名聲。11月,孫立人將陸軍訓練部遷到台灣,並從新一軍調去幾百名他在稅警總團和在緬甸作戰時期的幹部,一同前往台灣訓練新兵,在台灣建立新軍。早在1945年緬甸反攻勝利,孫立人聲名如日中天的時候,有記者採訪了共軍總司令朱德,問他怎麼看待新一軍的戰績。朱德回答: “是的,他們打的很好。但那是在異域,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有美國人的全力支持,如果他回到國內這個環境,我不認為他能長期保持這種態勢,制度總是比人要強。” 台灣時期 來台抵定;建立良好軍制 1949年2月青年軍第二零一師調台灣受訓。1949年9月1日,孫立人正式就職台灣省防衛司令,第二零一師10月在金門參加金門戰役。11月蔣中正在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中提議孫立人再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國防部亦隨之發表斯職。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職總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隨之裁撤,孫接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兼國防部台灣防衛總司令(當時陸軍總司令部與台灣防衛總司令部址乃同一駐所)。1951年5月,晉為陸軍二級上將。 孫立人致力於國軍現代化,整編撤退來台之國軍,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原行政院長郝柏村亦曾經歷孫立人興辦的軍事訓練計劃,成績甚佳。古寧頭戰役的勝利,與孫的努力有關係。防守第一線的二零一師就是經過孫的陸軍訓練司令部的訓練。但隨着孫案的爆發,孫立人的一切事跡,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歷史刪除。 兵變疑案 有待考證 對於孫立人,蔣中正在日記里的記載顯示,他並非不願用他,但是「吳國楨)、孫屢屢挾外(美國)自重」,蔣日記里多次痛斥。從1949年五六月間美駐台北領事艾嘉致國務卿的七封電報可知,孫立人對美國外交官一直埋怨陳誠故意雪藏他,以至於他有職無權,他希望軍民分治,又說台灣局勢已發展到人心思變的地步,還抨擊陳誠、彭孟緝等人起碼落後於時代五十年云云。身為軍方要員,向外國官員責罵本國政府,自然是越軌之舉。 當時與孫立人勾結的是美國的左派國務院。美國國務院自1950年初開始,緊鑼密鼓地推動台灣政變。國務院中國科於1950年2月20日擬訂「台灣政變草案」,建議以孫立人為斬府攀旗的政變指揮官,推翻蔣政權,以「反共,保台,聯美」為政變宗旨,對蔣的處置方式則以軟禁或放逐為主。 1950年3月20日,美國中情局一份機密報告稱:「近幾個月的報道顯示,受過美國教育、現負責台灣防務的孫立人,正計劃發動政變,俾使蔣介石成為有名無實的領袖,且剷除其親信。」 4月下旬國軍部隊撤離海口後,美國駐華武官巴瑞特向國務院發了一通極機密電報,引述孫立人的話說:蔣介石及其黨羽已到了「混亂與絕望」的狀態,孫建議採取「劇烈的行動以挽回狂瀾」。巴瑞特4月27日會見孫立人時,孫主動提出「蔣介石問題」。臘斯克於5月1日見到此電,兩天后的 5月3日,國務院政策計劃處官員尼茲在一次秘密會議中正式提出了由孫立人發動兵變以倒蔣的方案。方案說,政變目的乃是「徹底剷除國民黨的所有重要官員,由孫立人掌控全部軍權」——這些工作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政變後的政治真空則由美國調集官員去填補——三天之後,美國派出一批最能幹的官員到台灣充任政府的顧問。 5月3日臘斯克呈交艾奇遜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國已在台灣部署秘密行動,以武裝支持島上的領袖,他建議告知蔣介石,囑其離開台灣。 對“孫案”之調查,由副總統陳誠為主任委員,與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等組成“九人委員會”,負責調查“郭廷亮匪諜案”。另外監察院也由中國國民黨籍監委陶百川、無黨籍監委曹啟華、蕭一山、王枕華、余俊賢自行發動調查。陳誠的九人小組審訊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諱”之“自首”結果。由於郭系孫立人之聯絡官,九人調查小組認為孫“未適當防範,有失查之責。”軍事法庭遂以匪諜罪判處郭廷亮無期徒刑。郭在綠島服刑,其後假釋返台卻發生在火車上跳車身亡的“意外”。 1955年10月31日,孫立人將軍被正式免去總統府參軍長職務,軟禁於台中向上路一段十八號的宅邸達33年,在美國軍方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以“不殺、不審、不問、不判、不抓、不關、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軟禁代替刑罪。孫立人平時有空種種玫瑰,靠家人賣“將軍花”維生,直至1988年3月20日國防部部長鄭為元來到孫立人家中,向孫立人宣布,從即日起“恢復一切行動、言論的自由”。有記者採訪孫立人對“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時,孫立人一直坦蕩地說:“從未‘反’過,何‘平’之有?”孫立人兵變案各方說話不一,有待進一步研究論證。既使孫立人有兵變的意圖和舉動,以孫將軍深厚的愛國情懷,也是旨在為公為國,力求變革發展。在那個獨栽世襲的年代,也是實屬無奈之舉。但無論如何,孫立人作為愛國抗日名將,其豐功偉績永遠值得我們後人頌揚的。 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病逝於台中縣大里市寓所 (台中市前私立立人高中的馬路右邊大宅院) 享壽90歲。孫立人將軍逝世時,參謀總長郝柏村受政府訓令,派陸軍總司令部辦理治喪事宜。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頒發褒揚令。喪禮由時任國防部長陳履安(原副總統兼孫案“九人小組”組長陳誠之長子)主祭,參謀本部、三軍總司令部等陸海空高級軍官皆出席。遺體由維吉尼亞軍校代表覆蓋校旗,再由中華民國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許歷農、羅本立、溫哈熊、黃幸強代表國家覆蓋國旗,備極哀榮。遺體安葬東山墓園。 1998年孫案涉案人及家屬要求監察院公布“五人小組”報告並還原真相。經監察院重行調查,並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學者朱浤源進行當事人訪談和考證,“五人小組”得出孫案系子虛烏有之結論明確。2001年一月監察院正式公告五人小組調查報告原文和結論。全文現已於網上公開供查閱,成為台獨勢力和民進黨污衊國民黨時代的一大筆。 客觀評價 孫立人是國民革命軍中,具備豐富現代化作戰經驗和高度指揮能力的將領,並擁有崇高的國際聲望,是國民革命軍中與眾不同的一名將軍,也是國民革命軍當中極少數從美國軍校畢業的高階將領。反對意見則認為,孫立人孤高自傲,與作為國民革命軍主流的黃埔系將領格格不入,也不擅協調各方面間之矛盾,使他在注重人脈的國民革命軍中難有大作為。劉宜良(江南)的《蔣經國傳》中曾提到:“孫是個非常優秀的帶兵官,但是位很壞的領袖。講人際關係,和他的同輩,幾乎沒有人可以和得來。任陸軍總司令期間,每周軍事會報,從來未準時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願意向周至柔總長敬禮,遲到能避免,因為,總統已在場。”香港“七十年代”刊“孫立人在台兵變經過”一文,對孫立人受排擠的情況有相當生動的描寫:“可憐的陸軍,四面是海,可憐的總司令,孤掌難鳴,陸軍提出的許多問題,都遭到空海軍的聯合杯葛、阻礙。有時孫立人氣急了,就在會議上向蔣介石報告說:海軍、空軍如何好、如何行,那麼請總統將陸海空三軍測驗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軍好。先從我們三軍總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們海空軍決定好了。像這樣情形,最後還是由蔣介石打圓場。” 然而,歷史在經過漫長曲折的歲月中大浪淘沙之後,一代名將在塵埃中顯現出來的依然是質樸無華朔金刻骨的本色。孫立人是國民黨將領中少數能打勝仗的名將之一。他長期在補給充足的精銳部隊任職,無論在中緬印對日戰役,或在東北新一軍對中共的戰事等,面對各種艱苦複雜的作戰環境皆有深刻的認識與卓越的戰績,不同於國府嫡系將領一般的庸碌和無為。 軍事履歷 中華民國陸軍上將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土木系畢業 (1923年) 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 (1925年) 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畢業 (1927年) 經歷 南京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大隊大隊長 (1928年-1929年) 憲警教導總隊第二大隊隊長 (1929年) 海軍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副總隊長 (1929年-1930年) 財政部稅警總團特科兵團團長 (1930年) 財政部稅警總團步兵第四團團長 (1930年-1938年) 財政部稅警總團第二支隊支隊長 (1937年-1938年) 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總隊長 (1938年-1941年) 陸軍第三十八師師長 (1941年-1942年) 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師長 (1942年-1943年) 曼德勒衛戍司令部司令 (1942年-1943年) 第一軍副軍長 (1943年-1944年) 第一軍軍長 (1944年-) 前敵司令部司令官 (1944年) 第一軍軍長 (1944年-1947年)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副司令長官 (1947年-) 陸軍總司令部(代理)副總司令 (1947年-) 陸軍訓練司令部司令 (1947年-) 東南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 (1949年-) 台灣防衛司令部司令 (1949年-1950年3月) 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 (1950年3月-1954年6月24日) 台灣防衛司令部總司令 (1950年3月-1954年6月) 革命實踐研究院教育委員會副主任 (1950年-1954年) 總統府參軍長 (1954年6月24日-1955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