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院4月30日消息披露，曾于2011年12月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当选2013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前的4月25日，他曾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此次与华裔学者邓兴旺，陈雪梅和杨威同时入选美国科学院。

于是全职任教中国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能当选美国外籍院士，却为何偏偏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兴趣。

5月2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基金委主管，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科学网在头条位置以《美科学院：施一公入选院士是因科学成就》为题转载了新京报的报道《清华教授施一公当选美国两院院士》。 

报道说，2010年，两位海归科学家：施一公和他的好朋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科学》杂志（Science）上联合撰文，批评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经费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经费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但中国科技部随即则回应称，“这不符合事实”。

他们的批评引发了广泛关注，而在去年中科院院士增选时，虽然施一公进入了预选名单，但没能最终当选。同样未能入选而声明放弃申请中科院院士的饶毅，为施一公的落选而鸣不平。

但施一公就此事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自己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这一条，他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京报并连线美国国家科学院采访提问：美国国家科学院看重施一公在哪些方面的成就？

高尔文·莫莉（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办公室高级媒体官员）：很抱歉，这方面的信息要等到明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年度会议上才会公布。2014年4月26日-2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华盛顿召开年会，新入选的成员的入会仪式有可能是明年4月26日举行，该年会的议程目前还没有最终敲定，但是新成员当选的理由，年会上会公布。

新京报：美国国家科学院选择外籍院士的标准和程序是什么样的？

高尔文·莫莉：新成员入选美国科学院，是为了表彰他们的杰出贡献和持续的原创研究成果。由于新入选的成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不存在成员申请入会的过程和程序。此外，只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正式成员才可以提交正式提名。提名递交后会对被提名人进行广泛和仔细审查。每年增选美国籍院士不超过84人，外籍院士不超过21人。

新京报：施一公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学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在选择外籍院士时，会不会考虑年龄因素？

高尔文·莫莉：任何成员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都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成就，所以年龄问题不是考虑因素之一。

新京报：施一公之前落选中科院院士，但成为了美国双料院士，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高尔文·莫莉：这个问题你需要去问中国科学院。

根据中国青年报北京3月22日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代表委员中的部分中科院院士，也曾探究2011年中国院士评选中饶毅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落选的真正原因。

中国青年报说2011年的中科院院士评选可能是近年来最受外界关注的一次，饶毅和施一公两个学界明星的双双折戟，引发了舆论对院士评选的热议。两人为何落选至今仍众议纷纷，有持“国籍说”的，也有持“回国时间太短说”的，还有持“私人恩怨说”的。

对于饶毅和施一公的学术水准，接受采访的两会院士都作出了正面评价，认为符合院士的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朱作言院士称：“我首先肯定，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科学家，就我个人而言，他们的科学水平是毫无疑问的。”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孟安明院士也说，对两人的水平，“学术上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某知名大学教授、中科院生科医学部不愿具名的A院士坦陈在院士选举中给两人都投了赞成票，“（他们）学术水平没问题，国内的科学家也都认可”。

此前，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也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饶毅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他甚至表示，“其学术水平不仅远在同领域的第二轮候选人之上，也高于部分院士”。

对于饶毅和施一公先后出局的原因，接受采访的院士们认为第一因素仍是国籍问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章程”均明文规定，院士候选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

孟安明院士说，饶毅在教育部那里是出了线的（饶毅属于由归口初选部门教育部推举的院士候选人），他也参加过教育部投票，“但是事实上当时存在一点问题——他们的国籍，在推荐的截止期还没有弄明白，虽然他申请放弃美国国籍，但是申请放弃，美国国务院那边要正式通知，同意你放弃（才算数）”。

朱作言院士也说国籍问题“可能也有些影响”，“他们的中国国籍还在（办理）过程当中。如果一年以前就完成了手续的话，我估计情况会好得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2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回应，两人落选院士与“国籍”无关。曹效业说施一公和饶毅的国籍没有问题，并称公安部给过一个函，说明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两人具有中国国籍，但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

A院士说，虽然有部委出函说他们正在解决国籍问题，“第一轮大家还比较理解，认为他们正在办手续，也许等到证实以后，国籍问题就应该已经解决了，所以第一轮投票过后施一公上去了。施一公上去的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饶毅排在下面，就卡住了”，没有进入第二轮。

A院士说，到了后面，大家对国籍这个问题还是有看法。“严格来说，没有解决就没有选举资格。施一公到了下一轮，等到投票的时候大家一讨论，国籍问题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但据了解，施一公到第二轮投票时已经出示美国国务院国籍取消通知。

饶毅的博文指出，近十几年来，生科医学部还曾将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者选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院士未放弃外国国籍。

饶毅还说在院士候选表上，他本人出示的是公安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证明”，上面有公安部钢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八条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国国籍”，“这说明复籍证明是唯一能够证明入籍日期的法律承认的文件”。

除了国籍问题，在国内呆的时间太短、贡献太少也被当做两人落选的因素。

此前，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饶毅和施一公刚从国外回来不久，“能对中国科学做多大贡献呢？关键在这一点”。 确实，《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也载明：“对于长期不在国内工作的院士候选人，在坚持院士标准的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

饶毅2007年9月从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的岗位上全职回国，施一公2008年2月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岗位上全职回国。

在饶毅落选后，施一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个人认为饶毅的学术水平非常高。他不是高产型的科学家，但他的每篇学术论文分量都很重。”

记者检索到的数据显示，饶毅2005年就带中国国内研究生发表中国25年来第一篇《细胞》论文，2007年以后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文章4篇。

还有院士说，学术水准如何，也不能完全靠论文数量，“全世界发表论文的人那么多”。

孟安明认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要强调对中国科学做了多少贡献。“比如说，他在国内干了十年或二十年，我们不说他发表了高水平论文，他有可能培养了高水平的学生。而且，他入选了，水平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好的。”从两人回国时间看，“可能有的人觉得时间比较短。就是说对中国的直接贡献，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A院士也透露，确实有些院士有想法，“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回国没做多少事情，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回国以后不是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反而占用的资源太多”。“真正踏踏实实地为中国科技改变面貌的是一批比他们回来更早的人，当时并没有跟国家提出多少要求的人，中国科技出现现在的局面不是他们两个做了多少（工作）。”

此前，王晓东院士认为，饶毅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从1996年起，饶毅就协助推动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建立、合作建立和共同主持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协作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种参与，不仅海外无人企及，国内也极少。

另有院士对两人在学术之外的活动有微词。

引起反响最大的是2010年饶毅和施一公联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评论，说“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但在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中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曾益新院士认为“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关注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发表过许多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的观点激发了大家的反思和讨论，这无疑对中国的科学事业是有利的。”

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却有院士指责饶毅走“愤青”路线，称他“高调”，“发几篇文章好像就能解决中国的科技问题？他说的那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回国时间短、贡献少的说法，饶毅的博文不以为然：“不仅以前当选有时间短的，就是这次（生科医学部）的第一名，回国（的时间）并不比我们长多少，而肯定比我在国内做事情的时间少很多，且他在美国不过刚刚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

饶毅博文指出，生科医学部2011年度当选者，与往常一样，多数做基础研究，以科研论文为代表性成果。“施一公全职在国内发表的优秀论文远多于中国任何科学家”，“有人提出不能以论文取人，而论文数量和质量远不如他的人，并无论文以外的贡献，却当选院士”。

中国青年报另有报道说，饶毅和施一公落选中科院院士，引发舆论对院士评选制度的反思，是不是评选机制产生了问题。

中科院院士评选，所依据的文件是院士章程，具体操作则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院士增选细则》）。这些文件显示，成为候选人后，院士评选大致可分为三轮：第一轮，产生初步候选人；第二轮，产生正式候选人；第三轮，投票选举出院士。

饶毅“倒”在第一轮，也就是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的时候，他就出局了。

初步候选人的产生过程是，各学部常委会将本学部院士按专业划分为若干评审组（每个评审组应不少于15人），同时将本学部的有效候选人亦按相应学科分组。接下来，先由评审组的院士对本评审组的有效候选人进行评审打分，然后，学部办公室将评审组打分结果和初步候选人选票寄送到本学部院士。院士对本学部的全部有效候选人进行评审打分后将选票寄回到本学部办公室。各学部常委会以评审打分结果确定初步候选人。

施一公则“倒”在后面一轮。通讯评审后，会议评审开始，产生正式候选人。会议评审的程序是，各学部常委会组织召开本学部评审会议，对初步候选人逐一进行评审。全体与会院士进行无记名投票，按得票数多少为序产生本学部正式候选人。

根据规定，最后，学部常委会组织本学部院士对本学部的正式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获得三分之二以上选票的候选人，按照本学部的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成票数多少为序依次入选，成为新科院士。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朱作言院士认为这一选举制度“是相当完善的”。

他说，中国的院士选举还有公示制度，这一点没有哪个国家能比。“一些国外的院士到中国来，谈到院士选举的问题，他们都觉得中国的院士选举相当严格”。“但是否某一点需要改进，我不谈这个事”。

要求匿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生科医学部A院士也说：“院士选举是我知道的中国所做的所有事情里面，可能最民主、最完善的。如果攻击它的话，我觉得大家真是找错目标了。”

饶毅也认为，科学院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并非问题所在，“我觉得科学院院士的选举，大体范围内还是比较公正的”，“我同意程序没有问题”。

朱作言院士认为，虽然院士选举是个非常民主的过程，但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看法对还是不对，那是两回事”。“民主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这个意志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有些是最优，有些是次优”。

但是也有院士对评选机制提出疑问，曾多次主持科研体制改革调研的中科院生科医学部王志珍院士就是其中一分子。

有院士提到，中国院士的公开评选虽显得透明，但也为候选人活动造势甚至送礼拉票留下了空间。孟安明和朱作言院士都承认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他们又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会取得相反的结果”。

A院士称，院士候选人送礼，“很多是变相的，比如说送茅台酒、好烟、保健品等，有的时候如果说觉得这个（候选）人他还比较能获得认可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作用”。

如果候选人跟有投票权的院士完全不熟悉，他可能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让院士去了解他，“肯定是每个想当选的人都会有这个做法，比如请他做个学术报告”。“因为好多院士跟候选人不是同行，很难判断学术水准，如果关系拉得比较近，他做的工作讲得也更清楚些，这种情况下，才能得到选票。不是简单地说是买卖关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极少的，而且不太可能的”。

此前，饶毅就称，现在很多国内生物学教授都不去听生物学报告，但看到有院士作学术报告就去听。A院士说，这是灰色地带，“你说绝对不可以也不是，你说他没有不道德的地方也不对，他是在拉拢感情”。

饶毅认为，拉拢感情是缺乏自尊。

另一问题在于，由于新学科的发展，院士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熟悉也容易导致问题，一些做得很出色的候选人可能因此被淘汰。如A院士就提及有些候选人所在领域可能让大多数院士感到陌生。

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何毓琦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同行院士评审在美国院士评选中非常关键。由学部任命的同行评审委员会由30～50名院士组成，“所有新当选的院士都会受到鼓励，加入同行委员会，服务至少3年，以保证委员会始终保持新鲜的想法和思想。同行委员会中会有两到三位院士对每位候选人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水平非常了解，能够公开站出来为他讲话”。

何毓琦认为：“在中国，学部根据院士投票结果对候选人进行排序和淘汰，这是一种非常机械化的淘汰制，可能会导致非常有价值的候选人被不公正地淘汰，没有解释也无权追索。”

资料显示，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候选人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整个过程就像诺贝尔奖评选一样，接到电话才知道结果。

附1：经得起推敲的理想主义者施一公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0-12-28 钱炜

“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施一公，43岁，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获2010年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有资格也有能力站在国际水准的高度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批评。他和饶毅今年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短文，以直率之辞唿吁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在《科学》上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施一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一面在《科学》杂志上公开指出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病，一面在这些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当镁光灯聚焦到施一公身上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并不像一些“学术明星”那样光说不练，他在为公共事务鼓与唿的同时，从未停下手中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兴成为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

今年将施一公推上了风口浪尖的，是《科学》上那篇只有676个英文单词的短文。这篇题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由他和北大教授饶毅联名发表。

此举并非出于书生意气或沽名钓誉。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9月3日，他还与饶毅、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等人一起，在科学网的组织下召集了30多位科技界专家学者开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讨论人才引进的问题。这个会议还特意邀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将意见和建议带回去。

施一公和饶毅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有人质疑文章里为什么只谈缺点，避而不谈中国已经取得的科技成就。对此，施一公解释说，这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只允许写这么长，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席职位回到清华时，就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并没有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由于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的名字常见于各大媒体，名气也更响亮。

这一趋势在此次事件后达到了顶点。他和饶毅的联名文章刊登后，立即被国内各大媒体转载，在科技界也掀起波澜。网上民调显示:95%以上的网民认为科技体制亟待改革。“我收到了几十、上百个电话、短信和邮件，从大学校长到普通研究员，甚至还有在沙漠里勘探石油的地质人员，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观点。”

尽管如此，施一公和饶毅还是承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有人指责他们“挟洋自重”，也有人说他们“自私、要夺权”。对此，施一公表示，“我回国近三年，亲眼目睹、经历了科技界的众多于科技创新不利的潜规则，从心里深处感到焦急。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他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当大家都在担心施一公会不会因此而“倒霉”时，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他接到了相关部委的多次邀请，请他为科技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咨询或论证，“这令我挺感激的”。尤其在10月3日，科技部部长万钢邀请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科学界人士，就科研体制问题举行座谈，“会上气氛很热烈、融洽”。

然而，其后的11月8日，科技部突然向媒体发表了一份正式回应，称此文“与事实不符”，并指施、饶二人“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和饶毅不会再对此事做公开回应。”施一公强调说，他们的本意特别不希望将矛头指向某一个政府部门，因为这是整个科研大环境的问题，不单单是哪一个部委或官员的问题。

“我很高兴成为国内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以我个人受些委屈，来唤起更多人对这件事的关注，是值得的。”施一公如是说。

“科研本身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尽管回国后施一公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科学界的公共事务上，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科研。

即使在最忙的时候，施一公也保证用60%的时间来“泡实验室”。按照他的说法，“每天早晨六点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赶在孩子们睡觉前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再回实验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时。”

超负荷的运转，给施一公带来了学术上的丰收。2009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科学》上发表了首个对转运蛋白晶体结构的研究。但此后不久，美国布兰戴斯大学Christopher Miller的实验室用更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同一个类似蛋白的晶体结构，其结果与施一公小组的有所不同。于是，网上有人就此对施一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质疑。事情甚至惊动了国内科技界的一些着名专家。

今年1月底，施一公小组再次在《自然》上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该转运蛋白的底物识别和转运机理，并纠正了之前他们自身以及美国研究小组的偏差。

说及此事，施一公有些哭笑不得，“之前由于我们的分辨率偏低，数据质量有限，所以在允许出错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偏差。而美国那个研究小组尽管用了比我们更高的分辨率，也还是照样出错。再者，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纠正过去错误的过程，这与学术造假有本质不同。越是前沿的创新研究，越容易出现偏差。这种学术争论恰恰是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但一些外行不懂，就拿来炒作，这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怪现象。”

由于施一公领导的研究组在膜蛋白结构与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研究中连续取得重大进展，今年11月1日，在第12届科协年会上，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一道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

今年“两会”开幕前，在总理与教育界的座谈会上，施一公作了17分钟的发言。“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而目前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一个显着差别是：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在施一公的建言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高校自主权下放”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这两句话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人才培养是施一公的一大夙愿。他早在回国时就说过，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他的这个院长也当得与别人不大一样——只负责人才引进与人事制度改革，别的统统不管。

“过去三年，我参与面试了80多位申请者，最后有40多位海归全职回来建立他们的独立实验室。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增强了清华在这一领域的实力。同时，与国际接轨，实行终身教职制度。”对此，施一公解释说，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等这些人员回国满6年之后，将他们的工作成绩交由国外的同行专家评议，以避免国内的潜规则，如果通过，即获得终身教职。

而最令施一公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带的实验室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他们将成为今后国际结构生物学界的中流砥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是教学生们怎样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章，而是教他们怎样做研究课题，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培养。”

回国三年来，尽管有所成就，但其中艰辛，言谈间施一公也有流露。于是记者不禁问：“您在回国前，难道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么？”

“当然知道！”他回答得很干脆，“但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到大学建设，各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附2：中国的科研文化

作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 施一公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 饶毅

来源：科学时报 2010-09-03

科学时报编者按：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近日，两位科学家联合撰文，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此文英文版在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发表。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