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60年前，即1950年6月25日，在中國東鄰朝鮮半島上發生了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規模最大的局部戰爭。朝鮮戰爭給半島的南北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也改變了亞洲乃至世界的戰略格局。

　 中國在這場戰爭爆發四個月後“以志願軍名義”派兵參戰，確是迫不得已，不過最終還是達到了維護我國安全和履行國際義務的雙重目標。斯大林等人在朝鮮戰爭前的決策雖有重大錯誤，毛ze東在戰時的決策還是高明的。朝鮮戰爭是以平局結束的，抗美援朝戰爭卻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近些年來國內出現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論調(不論是出於無知或是別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謬的。

　　朝鮮戰爭不該打，抗美援朝戰爭不能不打

　　熟悉歷史的人應該知道，“朝鮮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是既有關聯又有重大區別的兩個概念。前者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後者從1950年10月25日正式開始。對6月25日開始的朝鮮戰爭，朝鮮政府一直稱為“祖國解放戰爭”，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將那場戰爭統稱為“朝鮮戰爭”，而韓國方面出於自尊則稱為“韓國戰爭”(後來亦有稱“6·25戰爭”或簡稱“韓戰”)。朝鮮戰場的參戰各方對戰爭有不同稱謂，主要是因為參與此戰的目標有重大差異。

　　對中國人而言，只是在每年10月25日這個志願軍參戰日舉行紀念“抗美援朝戰爭”的活動。抗美援朝戰爭的目標，只是援救危在旦夕的鄰邦並“保家衛國”，對此前四個月的戰事國內戰史書中往往一帶而過，因為有許多忌諱之事不便深談。上世紀90年代以後，俄羅斯檔案解密，國內許多人也比較清楚地了解到朝鮮戰爭(並不等同於抗美援朝戰爭)的起因，自然更應該只紀念對中國而言有重大意義的“10·25”。

　　朝鮮戰爭於1950年6月25日開始時，原來是北南雙方的內戰，兩天后因美國參戰變成國際戰爭。在此之前，李承晚為總統的韓國政府叫嚷要“北進統一”，金日成領導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則要實現“祖國解放”。現在國際上有人總想炒作“在朝鮮誰打響第一槍”，其實自1948年末蘇軍撤出朝鮮和1949年美軍撤出朝鮮後，對峙的北南雙方相互之間便槍聲不斷，三八線兩邊的戰鬥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已上升至營級規模，最終演變為力量處於強勢的一方發動大規模攻勢以謀求實現統一。

　　回顧當初朝鮮民族的分裂和內戰，恰是美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劃分勢力範圍的惡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美蘇兩國以北緯38度線為界在朝鮮劃界而治，雙方各自的占領區內都建立了宣布代表全朝鮮的政府，這便種下了內戰的種子，美蘇撤軍後的南北爭端仍未能擺脫兩大國在冷戰中對峙相爭的影響。

　　美國鑑於李承晚政權的軍事力量弱於北方，反對其“北進”而要求取守勢。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也一直反對朝鮮人民軍南進，看到中國革命勝利時美國並未干涉態度才有所改變。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基本立場講話”中談到西太平洋防線從阿留申群島、日本到菲律賓，未提到南朝鮮和台灣。據當年斯大林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這篇講話斯大林研究了很久，後來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證明1月30日這天，斯大林致金日成的電報便改變了原來的態度。隨後的事實卻證明，斯大林等人對美國反應的判斷出現了重大戰略錯誤。2月14日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後，美國高層馬上為“丟失中國”發生爭吵，對於尚能控制的南朝鮮絕不肯放棄，並在積極尋找干涉朝鮮、台灣的行動藉口。

　　對朝鮮內戰前的戰略決心，中國方面得到消息的時間已經很晚。現在已經公布的俄羅斯檔案說明，1950年4月，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勞動黨副委員長外相朴憲永訪問蘇聯後，又於5月中旬到達北京，向毛ze東通告了斯大林已經同意的大致方案，並說不需要中國提供援助。隨後斯大林雖在電報中說了一句應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決定，實際是把既成事實擺在面前，毛ze東從當時的意識形態或國家關係出發都不便反對他人已經確定之事。金日成、朴憲永離開北京一個多月後，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

　　四十多年後，當時任中央政治秘書室主任並在毛ze東身邊擔任俄文翻譯的師哲在1992年出版的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中這樣寫道：“戰爭爆發後，我們才得到消息。”這句話雖簡短，卻大有深意。當時師哲在毛ze東身邊處理文電特別是同蘇聯往來的電報，不過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不便多談這段史實。1989年他曾向筆者詳細敘述過此事的來龍去脈。1992年他在向旅美大陸學者陳兼口述回憶錄時，也說明戰爭爆發後朝方才來了一名校官通報情況(此回憶錄在美國已經以英文出版)。

　　當然，朝鮮爆發內戰屬於其本國的內政，美國卻操縱聯合國誣衊朝鮮北方“侵略”了南方。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筆者在參加一些國際研討時同美國學者就朝鮮戰爭的許多事實能一致認定，不過經常對戰爭開始時的一個用詞發生爭執。美國人總是用北方“入侵”(invade)，本人則堅持不能用此詞，只能說6月25日當天“內戰開始”。這一個用詞之爭，其實關乎到戰爭的性質。因為按照國際公認的準則，國內戰爭只有進步和反動之分，“侵略”一詞只適用於國家之間。朝鮮南北兩方從來都只承認有一個朝鮮，雙方無論是誰先採取行動，都不能稱為“侵略”。如同美國19世紀的南北戰爭一樣，不能說北方“侵略”了南方。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政並乘機占領台灣，阻止中國實現統一，才是名符其實的侵略。美國的武裝干涉朝鮮，使戰爭的性質迅速起了變化：對美國來說是一場侵朝戰爭，整個朝鮮戰爭也由其本國內戰變成一場許多國家參加的國際局部戰爭。以國際準則來看，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霸權主義無疑是造成戰爭擴大的原因，自然是這場國際衝突的罪魁。從鬥爭策略角度看，當時在國際共運中居於領袖地位的斯大林也有嚴重的判斷錯誤，而交戰者又只考慮自身而未多考慮外部因素。

　　朝鮮內戰演變成這樣一種嚴重的結果，是當時的蘇聯和中國領導人始料不及的。朝鮮戰爭作為冷戰時期的第一場大規模熱戰，造成了小國把大國拖入現代局部戰爭的後果(當時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晚年在回憶中也認為是朝鮮把蘇聯拖進去的，赫魯曉夫回憶錄也有同樣的觀點)，到頭來又加劇了冷戰。美國以“聯合國軍”的旗號糾集起盟國組成國際反共陣線，給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對新中國的危害則更為嚴重。面對美國出兵朝鮮，斯大林當即表示了退縮，撤退在朝軍事顧問。朝鮮人民軍的主力卻傾力南進，企圖在美軍未到達時解放全朝鮮，結果在洛東江前線受阻僵持50天，美軍又於9月15日在其後方仁川登陸。9月下旬戰局惡化時，金日成向蘇聯求援，斯大林表示不能出兵，要他向中國求助。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向中國請求派兵援助，斯大林的意向也要中國出兵，並願意向中國提供武器並在費用上由雙方“共同負擔”(最後落實為按“出廠價五折”對華計費)。10月上旬美軍越過三八線向鴨綠江邊撲來，此時新中國已無法解決台灣問題，若在朝鮮問題上再次示弱，美國勢必得寸進尺，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為惡劣，國內反動氣焰也會增高。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毛ze東以其獨有的魄力顯示了“補天”之功，以出兵參戰的方式扭轉危局，達成了當時情況下對新中國最有利的結果。

　　歷史證明“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朝鮮內戰爆發後迅速演變為國際戰爭，是當時的世界戰略格局所決定的。新中國成立後對蘇聯實行“一邊倒”，使美國格外重視遠東局勢的變化，力圖遏制所謂 “共產主義勢力”。在改變中國共產黨內外政策的試探無效後，美國高層在1949年便開始籌劃出兵干涉台灣，1950年2月的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使其下定最後決心，只待一個藉口。同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兩天后即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即發表聲明宣布軍事干預朝鮮，同時出兵台灣並大力支援侵越法軍，從三個戰略方向對中國構成了威脅。

　　美國以朝鮮爆發內戰為理由出兵控制中國領土台灣，完全是踐踏國際法準則的侵略行為。同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時，又針對其荒謬藉口批駁說：“能不能設想，因為西班牙內戰，意大利就有權占領法國的科西嘉?能不能設想，因為墨西哥內戰，英國就有權利占領美國的佛羅里達?這是毫無道理的，不能設想的。”

　　美軍入侵台海，使中國的統一大業就此受阻，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又使東北工業基地受到威脅，剛剛解放並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自然不能沒有反應。面對朝鮮、台灣、越南三個戰略方向出現的威脅，中共中央根據毛ze東強調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則，選擇了合適的反擊地點。當時中國因沒有海空軍而難以在台海作戰，出兵越南後勤供應又極其困難，只有在朝鮮戰場同侵略者較量才最便於發揮自身的陸軍優勢。正如在中國從朝鮮撤軍前夕周en來在志願軍幹部大會上對此總結的那樣：“我們和美帝國主義較量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看選擇在什麼地方。這個當然是決定於帝國主義，但同時也決定於我們。帝國主義決定在朝鮮戰場，這個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也決定來抗美援朝。現在我們想一想三個戰場，大家會懂，不論從哪條來說，如果在越南作戰，更不要說是在沿海島嶼的作戰了，那就比這裡困難得多了。”

　　面對美國入侵中國領土台灣，新中國完全有理由採取反擊，中共中央卻考慮到國內的極端困難局面，進行對美作戰準備時還是力爭避免直接入朝參戰。1950年10月上旬和中旬，面對朝鮮危在旦夕，十幾天內中共中央又開會反覆討論，多數人列舉種種困難而不主張出兵，蘇聯出動空軍的問題上也一再退縮(開始稱三個月內不能出動，最後聲稱其飛機不能過鴨綠江)。毛ze東經過許多天不眠不休地思考，曾兩次要求入朝部隊暫停行動，經最後權衡利害還是確定：“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毛ze東敢於出兵同美國進行較量，既體現了非凡的膽略，在戰場範圍、出兵時機和參戰方式又表現出極其謹慎、量力而行的科學態度。中國參戰之前先發出 “不能坐視不理”的預先警告，出兵選擇在美軍逼近鴨綠江時，同時規定不在朝鮮以外攻擊美軍，並以非政府的“志願軍名義”出兵，為在局部戰爭條件下保持國內和平創造了重要條件。這些有高度策略性的措施，體現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所力爭的是“朝鮮戰爭地方化”即不要擴大。

　　當時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對手是蘇聯，也不願在亞洲過分地擴大戰爭，因此總統杜魯門很快將主張對華開戰的麥克阿瑟撤職。事實證明，新中國能在朝鮮這一局部戰場與美國較量，便於集中力量對敵，能有效達到既援助兄弟鄰邦又保證國內安全的作戰目的。毛ze東作出的出兵朝鮮的決策，是他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策之一，也是一個決心正確、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較高明的決策。

　　抗美援朝雖有代價，收益卻更為巨大

　　三年零一個月的朝鮮戰爭，基本回到了開戰時的三八線位置，可謂平局。中國進行的二年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卻是從鴨綠江邊開始，取得了將世界頭號強國擊退500公里並挽救了鄰邦的勝利，這一成就是任何熟悉歷史且有正確立場的人都會肯定的。

　　新中國剛剛成立，便參加了朝鮮半島上的一場當時世界上現代化水平最高的局部戰爭，難免要付出一定代價。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先後有297萬部隊以志願軍名義入朝，直接消耗戰費62億元人民幣，還對蘇聯欠下30億元人民幣(當時折合13億美元)的軍火債，戰時犧牲15萬多人(近些人因又有事後補報的因傷病死亡者，確認烈士為18萬人)。中方付出的代價與戰果相比，還是相對較少的，尤其是在裝備處於絕對劣勢的條件下發揮很高的作戰技巧，人力物力損失都遠小於對手。按“聯合國軍”公布的數字，戰時美軍死亡共5.4萬人，韓國軍人死亡22萬人，還有其他盟國的數千人，美國的直接戰費超過200億美元。

　　將抗美援朝戰爭的花費與當時中國的國民經濟總量相比，其總量並不算太高。戰爭期間中國的整個國民產值達2000億人民幣，國家財政支出為600億元人民幣，抗美援朝戰爭的開銷只占同期財政支出的十分之一。正因為如此，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國內順利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每年經濟增長率平均在15%以上。至1952年年底，我國工農業生產都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並於1953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

　　新中國站在“第一線”出兵朝鮮，讓蘇聯站在“第二線”，這種民族犧牲也換來巨大的經濟回報。在中國出兵朝鮮後，蘇聯領導人才改變了過去援華不大慷慨並有懷疑的態度，中國得到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外來經濟援助。1952年蘇聯同意向中國提供141個大型工程項目，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時又增加15個項目，形成了後來通稱的“一百五十六項”(最後落實為150項)。這些援華項目的設備雖然還算成本費，技術轉讓卻全屬無償，就此中國能以堪稱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業化的最初基礎。上世紀80年代時，解放初期主管經濟工業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對此曾回憶說：“那時他們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比方說，蘇聯造了兩台機器，他們一台，我們一台……那真是援助，體現了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情誼。”蘇聯能夠在援助中體現這種情誼，受中國抗美援朝的精神所感動可謂重要原因。有了這種援助，也使中國眾多老一代人有那麼深的“蘇聯情結”。不過一切事物往往帶有兩面性，若全面地看，在接受蘇援時全面照搬蘇聯模式，也給後來中國的長遠發展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中國出兵朝鮮，與世界頭強美國在戰場上取得均勢，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輝煌勝利，這在政治上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與蘇聯真正形成了基本平等的兄弟關係(東歐各國與蘇聯則是父子關係)。在舊中國，2萬八國聯軍就能長驅進入北京，60萬日軍就能占領大半個中國，而朝鮮戰場上的百萬“十六國聯軍”在境外便被打退，此戰又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揚眉吐氣的一場對外戰爭。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政協會上，毛ze東宣布“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豪言，在朝鮮戰場上變成了現實。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終於被公認為強國，獲得了近代從未有過的地位，美國也承認自此才把新中國看成一個平等的對手。過去日本社會上都輕蔑地稱中國為“支那”，看到自己最敬佩的美國居然被中國人在朝鮮打敗，才心服口服地改稱正式國名。

　　中國在軍事上取得了百年來對外戰爭從未有過的輝煌勝利，又極大地增強了民族自信心和共產黨的凝聚力，自鴉片戰爭後百年來喪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力從此得到了恢復。不誇張地說，抗美援朝戰爭當之無愧地成為中華民族走向歷史復興的重要心理支撐點。新加坡的資政李光耀也總結說，中國人走向民族復興，是從跨過鴨綠江那一刻開始的。

　　經過抗美援朝這一仗，中國解救了處於危機中的朝鮮政權。不論後來的半島局勢演變如何，我國工業中心東北就此獲得了一個重要的外部安全屏障，我國所顯示的威力也使周邊出現了一個較好的安全環境。後人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時，認為有兩大成果最值得重視：一是打出了幾百公里的安全縱深，二是打出了幾十年的和平建設環境。

　　朝鮮戰爭對其他相關各方的影響

　　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在國內稱抗美援朝戰爭)，從總體上看收益大於付出。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這一仗也是有失有得，不過是苦澀大於收穫。美國政要都一直認為，此戰保住了南朝鮮還是值得打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1951年5月在國會上批評麥克阿瑟曾說過一段話──“假如把戰爭擴大到共產黨中國，會把我們捲入一個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中”。我國有的着述過去引用此話時刪去第一句前置短語，便曲解了本意。如看這段話的全文便可領會到，美國當權者當時只是擔心將其擴大到中國會引起嚴重後果，從不認為介入朝鮮戰爭是錯誤的。

　　朝鮮戰爭結束時，美國高層卻充滿了沮喪，聯合國總司令克拉克上將自稱是“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軍司令官”。自命為全球霸主的美國人有此心情，其實也很自然。因為若是一個體大無雙的世界拳王與一個剛剛康復奮起的病夫比賽，就算打成平局，人們肯定會嘲笑拳王是失敗者。戰時曾任國防部長的馬歇爾也嘆息說：“神話已經破滅了，美國並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一個強國”。美國經濟受朝鮮戰爭影響，放慢了戰後的發展速度，此後又長期受到軍備競賽拖累，這反而為西歐和日本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剛剛站起來的新中國敢於出兵朝鮮同美國作戰，還能戰而勝之，這對當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及其領導人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使他們相信毛ze東的論斷──“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就在朝鮮停戰的前一天，古巴的卡斯特羅開始了武裝鬥爭。越南人民軍受中國抗美援朝勝利的鼓舞，也對法國殖民軍展開了全面攻勢，沮喪的法國政府在翌年不得不宣布撤軍，越南軍民隨後又敢於同美國展開持久戰爭。1954年秋，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又開始了抗法民族解放戰爭……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徹底動搖了西方列強的殖民體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通過朝鮮戰爭，美國認識到自己的實力難於打贏地面局部戰爭，戰爭結束後便實行“大規模報復戰略”，把軍備重點轉到發展核武器和空軍方面。美國的年度軍費，由朝鮮戰爭前的150億美元，飈升至戰爭期間和戰後的年400億美元以上，同蘇聯展開了持續的軍備競賽，導致冷戰局面進一步加劇。

　　從某種意義上看，蘇聯在朝鮮戰爭中卻成了受益者。雖然援朝和援華花費了一些經費，在其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卻很小，中朝牽制美國的主要力量還使其能處於安全地位，新中國也更堅定地站在蘇聯陣營一邊。正由於看到這一點，斯大林希望朝鮮戰爭長期進行下去，1951年6月他接見中國派出的高崗和朝鮮的金日成時曾表示：“你們打得很好，為什麼要談判呢?”看到中朝希望和平建設的願望，斯大林不能不同意和談，卻不希望馬上停戰，於1952年秋天支持中方在戰俘問題上的態度，以便繼續拖住美國。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新的蘇聯領導人忙於解決內部問題，才表示希望儘快停戰，為此提出應在戰俘問題上讓步。蘇聯通過朝鮮戰爭雖鞏固了自身陣營，卻也加劇了同美國的冷戰氣氛和軍備競賽，後來一些蘇聯和俄羅斯學者認為，從長遠角度看這對本國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美國隨之出兵台灣，使垂危的國民黨當局十分欣喜。此前美國雖籌劃干涉台灣，其打算卻是排除蔣介石而支持島內地方勢力，後因對抗新中國的需要使其由“棄蔣”改為大力“援蔣”，在一段時間內不再支持“台獨”。上世紀50年代台灣當局得到美國20億美元以上的無償軍事、經濟援助，在台灣站穩腳跟，並為後來的“經濟起飛”奠定了主要基礎，也成為朝鮮戰爭的主要受益者。

　　在朝鮮戰爭中獲得最大經濟收益的，恰恰是此前幾年剛剛戰敗的日本。

　　據戰後的1946年統計，日本因國內生產破壞和喪失多數海外市場，國民產值只相當於戰時最高年份的四分之一，眾多國民還處於飢餓之中。經過幾年恢復，至1950年經濟還未恢復到戰前水平。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日本列島作為主要後方基地，軍需品也大都在此採購，當地經濟馬上繁榮起來。1951年日本經濟總量便超過此前的歷史最高水平，隨後又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當年的日本政客也都承認朝鮮戰爭對其國內恢復可謂“天賜良機”。戰時美國為鞏固後方，又允許日本以“自衛隊”名義重組軍隊，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礎也在此時奠定。

　　至於朝鮮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則是朝鮮北南雙方。由於戰事拉鋸般地蔓延到整個半島，加上美軍狂轟濫炸，雙方的民眾死亡上百萬人，半島上經濟慘遭破壞。尤其是朝鮮北方的城市和大多數村鎮完全被夷為平地，停戰時人們形容平壤“不僅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甚至找不到一塊完整的磚頭”。戰前的北南分裂局面，通過戰爭不僅沒有解決，還進一步惡化，朝鮮半島作為世界軍事舞台上的一個熱點持續至今。

　　彈指一揮間，60年過去。追昔撫今，縱觀當年的朝鮮戰爭和形勢發展演變，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千。可以說當年的朝鮮戰爭改變了世界的戰略格局，抗美援朝戰爭又改變了新中國的地位。不過直至今日，朝鮮戰爭的遺留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那裡的局勢變化仍然關乎我國的安全。回顧當年的歷史並總結經驗教訓，對今天的人們無疑還會有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