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孙立人(1900.12.8-1990.11.19),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金牛镇人,抗日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曾在美国留学,缅甸仁安羌一战赢得了国际声誉, 营救英军并接受美式装备训练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中名声鹊起,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在国共两党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荣获第三等级的不列颠帝国勋章,被视为国军中相当另类的鹰派,孙立人将军不但军事才能极高, 而且重视教育,善于因势利导推陈出新,是一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出色将领。 生平简介 1923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入普度大学学土木工程。1925年取得工程学士位毕业。即申请得入弗吉尼亚军校,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部参加凇沪抗战。在蕰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为榴弹所伤,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后,取得仁安羌大捷,这是盟军在第一次入缅战争中的唯一一次胜利。1943年率军入缅北反攻,连战皆捷。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国民革命军新一军进驻中国东北,期间与中国共产党林彪部队发生激战,进而取得四平、长春,逼近时中共中央所在之哈尔滨。战场得利后一直追击至松花江以北。德惠之战以后因与国民党内其他将领如杜聿明等不睦,于1947年8月为蒋中正所调离东北。一年之后,他曾指挥的新38师,在长春被缴械。 国民党集团迁台前,孙立人已赴台湾任陆军副总司令、陆军训练司令兼第四军官训练班班主任;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1950年4月,孙晋升陆军总司令,致力于国军的现代化事业。然而由于孙将军是少数受美国军事教育,又无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将领,1950年初若干美国已经解密文电显示,美国驻台北武官确曾建议美方要求蒋介石离开台湾,另由亲美人士继起领导。此外麦克阿瑟曾会见访日的孙立人,也多所慰勉。孙可能因此受到国府高层严重怀疑,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中正对孙疑虑重重。但迁台初期“国民政府”为争美援,仍重用孙将军以取信美国。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以“纵容”部属郭廷亮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事后,总统府组成了以陈诚为主任的9人调查委员会,查处此事。孙被判处“长期拘禁”,直到1988年3月才解除长达33年的监护。自孙立人被拘禁后,其亲信部属一一被调离军职查办,前后有300多人因与本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 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同年3月,台湾地区“国防部部长”郑为元将军宣布孙立人出入自由。1990年,孙立人辞世后,李登辉颁发“国家褒扬令”,表彰孙立人一生的功勋。 1998年应孙立人旧部与家属奔走要求,“监察院”对“孙案”重开调查。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领公款六十万台币充作孙案专门研究经费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文件,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 早期经历 孙立人是中国早期的体育明星。当时的清华学堂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孙立人在校风熏陶下,热衷于各项体育运动,并当选清华篮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的队长,可见其体育天赋非同一般,甚至孙立人因为球场上的严重运动伤害而休学一年。 在众多项目中孙立人最擅长的是篮球。1920年他任清华篮球队长,率队击败当时称霸京津篮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院,获得华北大学联赛冠军。次年入选中国男篮代表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身高1米85的孙立人当时担任球队的主力后卫。 孙立人在清华期间,1921年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先发阵容,参加在上海举行之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当时只有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参加,东道主中国队经过激战,以30-27击败菲律宾,又以32-28击败日本,获得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这是中国在世界大赛中第一次获得的篮球冠军。 1923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孙原欲学军事,但其父对当时北洋军阀甚为反感,反对孙学军事。故孙选入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因其预科已习工程基础科目多门,故入三年级。1925年取得工程学士位毕业。即申请得入弗吉尼亚军校,斯时其父鞭长莫及,亦无可奈何。孙因已有学士位,故直入军校三年级习文史,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即今国立政治大学),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1932年“一·二八”抗战的时候税警总团以第88师独立旅的身份参战,战功卓著。这期间税警总团扩充至4个分团,孙立人也是在这段时间才调到税警总团的,先任总团特科兵团团长,但很快特科兵团撤改扩充为总团的第4分团,孙即任第4分团团长。此间孙在训练上下了很大功夫,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1933年税警总团一部入赣“剿共”,主要担负护路与构筑碉堡的任务,孙立人部也在其中,传说红军没在他们身上占到便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9月税警总团开拔奔赴淞沪会战前线。税警总团驻守蕰藻浜(吴淞江北支流),后因侧翼被优势日军突破,被迫退守苏州河(吴淞江南支流)南岸。成功阻击日军橡皮艇七次渡河。之后孙立人在苏州河周家宅一线血战中被日军火炮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 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企图包抄国军。蒋委员长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税警总团在梯次撤退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素质,基本保留了建制。由于战时税警总团已划归第8军,因此1938年2月被正式改编为陆军陆军第8军第40师。与此同时,孙立人从香港伤愈归队,在武汉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鉴于原税警总团已在淞沪会战中损耗殆尽,财政部有意重组直辖缉私武装,孙立人即成了重组的最佳人选。孙立人自留美回国以后一直很得财政部的器重,却对中央陆军颇为不以为然,有此良机自然马上辞去第8军为他保留的“高参”职务,立即赴往长沙,利用清华内迁后的旧校址招兵买马,重组财政部拟名的“缉私总队”。8月武汉失守,尚在组建中的缉私总队内迁贵州都匀, 在老税警总团的感召下,很多“老”人纷纷回归,孙立人很快组建了一支4个团的队伍。不久扩充到6个团。缉私总队按照陆军标准训练和列装,很快成为一支精锐之师。 但蒋介石不允许有独立于他的武装存在,即使是他舅子也不行,1941年12月,缉私总队被改编,孙立人被迫交出3个团给戴笠,缉私总队2、3、4团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38师,孙立人也由军级的缉私总队长降为只管3个团的师长,军衔仍为中将。编入第66军序列,赴缅参战。 第一次中印缅作战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英军指挥官哈罗德·亚厉山大上将为掩护撤退,要求中国军队离开自己的防线去掩护英军的侧翼,第5军指挥官杜聿明分析敌情后认为英军当面敌情并不严重,不愿为了掩护英军而乱了自己的阵脚。1942年4月9日,日军33师团兵分三路,开始仁安羌作战,此处本不是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范围。在这次交战中,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和装甲第7旅进行了一定的抵抗,英印第17师甚至在12日凌晨发动了一次成功的逆袭,包围并击溃了日军原田部队两个大队。但是由于整个英军的消极战略,英军在日军的穿插和侧击下溃不成军,只得仰仗远胜于日军的机动能力,“悠然北撤”。4月17日,日军作间部队(主力为步兵214联队,山炮兵第3大队)兵分两路,突袭至仁安羌,切断了南北公路和宾河北渡口,堵死了向北撤退中的英缅第1师和第7装甲旅1营的退路,并利用仁安羌附近之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英军空有火力和人员优势,却不敢北夺宾河大桥,反而退入仁安羌固守,向中国军队求援。远征军司令罗卓英架不住史迪威的威胁,让防护后路的新38师星夜驰援。此前的4月16日,新38师113团在副师长齐学启率领下到达宾河北岸仁安羌北部,准备增援。17日临晨,112团也续派开拔。113团刘放吾团长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巧克伯。 英缅甸军司令史莱姆将军17日会晤孙立人,商定113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会同安提司准将的战车,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哩公路两侧之敌。18日拂晓,113团在英军轻战车和火炮配合下,强攻宾河北岸日军,占领渡口及桥头,但被南岸日军所阻。于此同时,撤退下来的英印第13旅在市区东北角拼死突围,却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展开兵力,数次冲杀未果。 18日黄昏,日军作间部队因连日苦战,兵力不足,不得不收缩防线,主力固守东北角。18日夜,新38师113团从右翼涉水南渡展开。19日拂晓,在英军炮火的全力配合下,113团3营奋勇冲杀,至下午2时攻占501高地,营长张琦牺牲。随后1营和、2营与英军战车协同,肃清仁安羌市内日军。5时许,日军被迫撤退到南部5公里外。至此,仁安羌之围告解。这次作战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当时由于这一战绩替远征军在盟军中捞足了面子,蒋中正颁发四等云麾勋章表彰孙立人的战绩。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1年后颁发)。而罗卓英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远征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东部战线是远征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日军发现远征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第56师团趁虚深远迂回突袭腊戍,孙立人所属的66军另外两个师战力不佳,全军溃败,使远征军陷入绝境,当然这只是后话了。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让新三十八师掩护英联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对英国人的欺骗和不忠感到不满,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当时滇缅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杜聿明急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并要新三十八师继续殿后。孙立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绕过密支拿经野人山路途较远,且道路艰难,渺无人烟,给养样困难;而目前远征军尚有四个师,不如集中兵力,趁敌立足未稳,夺回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然而,杜聿明不听。孙立人便拒绝服从杜的命令,而按照史迪威和司令官罗卓英的命令,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撤退途中,他亲自端起冲锋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打垮日军多次阻击。由于日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队所吸引,新三十八师在撤退途中比较顺利的打垮日军的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撤至印度后还剩3000 余人,保持了近半兵力(《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 辑第41 册,7143 —100。》)。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阻击和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数葬送在野人山中,孙将军得知后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师搜寻并救出部分友军转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头脑清晰不亢不卑的孙立人坚决拒绝解除武装。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于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第二次中印缅作战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史迪威曾一度想解除所有团以上中国军官的指挥权而代以美国军官,遭到全体中国军官的一致反对,史迪威于是改成在团一级设立美国顾问,实行双重领导。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 (孙立人与美军同僚一起视察阵地) 于邦大捷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进攻胡康河谷日军18师团。第18师团43年8月改编为3单位师团后,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第18师团素称精锐,转战中国多年一向看不起中国军队,但此次与驻印军作战却接连受挫。新三十八师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此次作战系驻印军第一次与日军王牌部队作战获胜,称为于邦大捷,史迪威也到一线督战,据战场检验尸体共有184名,未有俘虏。这是美国军工生产和中国士兵勇敢结合的奇迹。据日军战史记载:“师团长接到两军交锋报告后,判断这支敌军只是为了掩护中美军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队,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联队急速前进,企图将其各个击破。及至该联队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38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一个营消灭中国军一个师乃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这个在九州编成的师团,在中国战场上久经战斗,纵横驰骋,同中国军交战最有自信。然而,此次在富昆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敌军虽已遭到了将近九百名的损失,却仍顽强抵抗,坚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51页)。 胡康谷地战役 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十八师团死伤惨重,狼狈逃出胡康河谷。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将军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1944年7月日第18师团被迫放弃加迈,已处于“最后死斗阶段”,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写下遗书,作最后死斗,但3天后侥幸全部撤出(《长编》,中册,281页)。驻印军胡康河谷之战,宣布毙伤日军2.3万人(其中新38师毙敌不足1万,自身伤亡1.1万。但日军记载18师团胡康河谷作战,死亡3200人,受伤1800人,合计5000人(《侵华长编》,中册,282页)。史迪威认为日军之所以在绝对劣境中逃出,是因为中国军队害怕日军困兽犹斗招致自身重大伤亡,所以封闭合围圈迟缓,故日军18师团甚至出乎自己意料,得以大部脱出。 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重创日军第十八师团(因为在日后的英日缅甸敏铁拉会战中,1.5万人的18师团还是有7000战斗兵员,作为军主力骨干兵团使用,故此处用重创而不是歼灭),一雪两年前退兵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孙立人与史迪威建军在缅北丛林) 抗战时期,美国所派来的史迪威上将因与蒋介石不和而后被美国召回。孙立人由于其美国背景,十分同情史迪威,史解职回美国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逾越名分、干犯大忌的地方。 打通中印公路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一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缅甸八莫、中国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一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滇缅公路,与滇西远征军举行芒友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哨。随后,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日占领南图,24日占领细胞,27日攻克猛岩,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主力部队,胜利结束第二次中缅印战役。 孙立人将军指挥新三十八师,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的战斗中,屡克强敌,战功卓著,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为国内外各方充分肯定,有“东方隆美尔”之誉。1945年5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孙将军率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 来自英国的荣誉 孙立人将军在中国远征军回国后获得由英王乔治六世颁发的第三等级的不列颠帝国勋章(Knight/Dame Commander;缩写是KBE/DBE),这在二战中,中国方面仅有两人获得。另一人是著名的独腿将军陈策。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6年孙立人镇守长春,被誉为“塞外长城) 1946年1月,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参谋总长会议,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由于东北战事受阻,蒋介石急电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5月15日,在四平被攻陷前夕从郑洞国手中接过新一军的指挥权,正面攻击四平,时值新六军廖耀湘部在杜聿明指挥下迂回攻占塔子山,即将切断四平守军的退路,林彪见战况不力,先下令撤退,再给军委打电话报告。杜聿明接到投降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提供的准确情报后,确定共军战力已失,命令所属5个军进行超越追击,孙立人一路的新五十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五日内攻陷长春,随后取回农安、德惠等战略要地,进展顺利。在救援海城的问题上,孙立人与杜聿明发生了矛盾,致使184师因孤立无援而投共。因为美苏的秘密协定,美国势力不进入北满和美国希望在中国推行两党制,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休战。国军部队追击到松花江南岸为止,但蒋介石为了显示国军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个团渡过松花江,占领交通要点陶赖昭堡,杜聿明明知此地地形低洼,防守困难,但是是老头子指定的,不好反驳,就把皮球踢给孙立人,孙就派非嫡系的新五十师派一个团执行这个任务。 1947年,林彪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1947年1月5日,孙部新38师1个营被共军第3师包围,孙立人命113团主力解围,结果在其塔木被全歼,113团团长赵狄被击毙。新50师150团从德惠出援也被击溃,这是孙立人第一次见识共军围点打援的威力。2月21日,1纵、2纵、6纵和一些独立师共12个师,突然二下江南,歼灭城子街新一军新38师89团,占领九台和农安。民主联军原想乘胜对德惠发起攻坚,却久攻不下,新五十师一四九团因坚守德惠被蒋介石赐名“中正团”,孙立人和陈明仁立即指挥4个师北上解围德惠,杜聿明打开了小丰满水库,使松花江江水大涨。企图截断民主联军的退路,迫使民主联军在松花江南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东北民主联军却回避决战,撤到松花江北。随后在三下江南作战中,陈明仁的71军又有两个师被全歼,师长阵亡。新一军和新六军也各被歼灭一部。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批评孙立人,指责其作战不力,骄横跋扈。蒋介石明升暗降其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解除兵权,其新一军军长之职由坚守德惠成名,黄埔出身的新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同年8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陈诚赴东北,拆散新一军组成新一军、新七军、以其老部队新50师使用新一军番号,而把孙的新38师改为新七军命其驻守长春,最后在长春围城后在他老部下李鸿带领下缴械投降,孙立人离开东北时,东北局势已经恶化,孙立人及时退出东北,对他个人而言是幸运,保全了他的名声。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早在1945年缅甸反攻胜利,孙立人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了共军总司令朱德,问他怎么看待新一军的战绩。朱德回答: “是的,他们打的很好。但那是在异域,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有美国人的全力支持,如果他回到国内这个环境,我不认为他能长期保持这种态势,制度总是比人要强。” 台湾时期 来台抵定;建立良好军制 1949年2月青年军第二零一师调台湾受训。1949年9月1日,孙立人正式就职台湾省防卫司令,第二零一师10月在金门参加金门战役。11月蒋中正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中提议孙立人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防部亦随之发表斯职。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复职总统,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之裁撤,孙接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台湾防卫总司令(当时陆军总司令部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址乃同一驻所)。1951年5月,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原行政院长郝柏村亦曾经历孙立人兴办的军事训练计划,成绩甚佳。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与孙的努力有关系。防守第一线的二零一师就是经过孙的陆军训练司令部的训练。但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 兵变疑案 有待考证 对于孙立人,蒋中正在日记里的记载显示,他并非不愿用他,但是「吴国桢)、孙屡屡挟外(美国)自重」,蒋日记里多次痛斥。从1949年五六月间美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的七封电报可知,孙立人对美国外交官一直埋怨陈诚故意雪藏他,以至于他有职无权,他希望军民分治,又说台湾局势已发展到人心思变的地步,还抨击陈诚、彭孟缉等人起码落后于时代五十年云云。身为军方要员,向外国官员责骂本国政府,自然是越轨之举。 当时与孙立人勾结的是美国的左派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初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攀旗的政变指挥官,推翻蒋政权,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宗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且铲除其亲信。」 4月下旬国军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华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 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政府的顾问。 5月3日腊斯克呈交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 对“孙案”之调查,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郭廷亮匪谍案”。另外监察院也由中国国民党籍监委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自行发动调查。陈诚的九人小组审讯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讳”之“自首”结果。由于郭系孙立人之联络官,九人调查小组认为孙“未适当防范,有失查之责。”军事法庭遂以匪谍罪判处郭廷亮无期徒刑。郭在绿岛服刑,其后假释返台却发生在火车上跳车身亡的“意外”。 1955年10月31日,孙立人将军被正式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软禁于台中向上路一段十八号的宅邸达33年,在美国军方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以“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软禁代替刑罪。孙立人平时有空种种玫瑰,靠家人卖“将军花”维生,直至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部长郑为元来到孙立人家中,向孙立人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一切行动、言论的自由”。有记者采访孙立人对“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时,孙立人一直坦荡地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孙立人兵变案各方说话不一,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既使孙立人有兵变的意图和举动,以孙将军深厚的爱国情怀,也是旨在为公为国,力求变革发展。在那个独栽世袭的年代,也是实属无奈之举。但无论如何,孙立人作为爱国抗日名将,其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后人颂扬的。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病逝于台中县大里市寓所 (台中市前私立立人高中的马路右边大宅院) 享寿90岁。孙立人将军逝世时,参谋总长郝柏村受政府训令,派陆军总司令部办理治丧事宜。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先生颁发褒扬令。丧礼由时任国防部长陈履安(原副总统兼孙案“九人小组”组长陈诚之长子)主祭,参谋本部、三军总司令部等陆海空高级军官皆出席。遗体由维吉尼亚军校代表覆盖校旗,再由中华民国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许历农、罗本立、温哈熊、黄幸强代表国家覆盖国旗,备极哀荣。遗体安葬东山墓园。 1998年孙案涉案人及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报告并还原真相。经监察院重行调查,并委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学者朱浤源进行当事人访谈和考证,“五人小组”得出孙案系子虚乌有之结论明确。2001年一月监察院正式公告五人小组调查报告原文和结论。全文现已于网上公开供查阅,成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污蔑国民党时代的一大笔。 客观评价 孙立人是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和高度指挥能力的将领,并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将军,也是国民革命军当中极少数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阶将领。反对意见则认为,孙立人孤高自傲,与作为国民革命军主流的黄埔系将领格格不入,也不擅协调各方面间之矛盾,使他在注重人脉的国民革命军中难有大作为。刘宜良(江南)的《蒋经国传》中曾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会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香港“七十年代”刊“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对孙立人受排挤的情况有相当生动的描写:“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孙立人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蒋介石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蒋介石打圆场。” 然而,历史在经过漫长曲折的岁月中大浪淘沙之后,一代名将在尘埃中显现出来的依然是质朴无华朔金刻骨的本色。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中少数能打胜仗的名将之一。他长期在补给充足的精锐部队任职,无论在中缅印对日战役,或在东北新一军对中共的战事等,面对各种艰苦复杂的作战环境皆有深刻的认识与卓越的战绩,不同于国府嫡系将领一般的庸碌和无为。 军事履历 中华民国陆军上将 学历 国立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 (1923年) 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1925年) 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 (1927年) 经历 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大队大队长 (1928年-1929年) 宪警教导总队第二大队队长 (1929年) 海军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 (1929年-1930年) 财政部税警总团特科兵团团长 (1930年) 财政部税警总团步兵第四团团长 (1930年-1938年) 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支队支队长 (1937年-1938年) 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总队长 (1938年-1941年) 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 (1941年-1942年) 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师长 (1942年-1943年) 曼德勒卫戍司令部司令 (1942年-1943年) 第一军副军长 (1943年-1944年) 第一军军长 (1944年-) 前敌司令部司令官 (1944年) 第一军军长 (1944年-1947年)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 (1947年-) 陆军总司令部(代理)副总司令 (1947年-) 陆军训练司令部司令 (1947年-) 东南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 (1949年-) 台湾防卫司令部司令 (1949年-1950年3月) 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1950年3月-1954年6月24日) 台湾防卫司令部总司令 (1950年3月-1954年6月) 革命实践研究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954年) 总统府参军长 (1954年6月24日-1955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