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文坛有此一说。不只因为他俩是“难兄难弟”，而是值得一写。其实叶公超比孙立人要走运得多，他虽遭蒋介石罢黜，但人是自由的；而孙立人则被软禁33年之久，固有人称之为“第二个张学良”。

　　水落石出。随着蒋介石父子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返，历史的天空终还孙立人月白风清的本色。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孙立人(1900—1990)，字抚民，号仲能，安徽舒城人。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孙焕庭是举人，曾任山东登州知府；伯父孙泓泽是进士，曾任台湾沪尾海关监督。孙氏门庭注重文化教育。孙立人六岁上私塾，后随父移居青岛，就读于一德文学校。孙立人自幼喜打抱不平。某天，他与小朋友们在海边玩耍，忽然冲来几个德国小孩围攻一个中国小男孩，孙立人立刻斥责那群德国小孩。这时，一个大一点的德国男孩突然打了孙立人一记耳光。孙立人没有哭，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却烙下了耻辱的印记。他决心长大后习武，保卫国家，不受外国人欺负。

　　1914年，清华学堂在安徽招5名学生，千余人应试，孙立人名列第一。父亲孙焕庭送孙立人一方砚台，上铭孔子的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孙立人毕生将此当做座右铭，警策自己。

　　清华首任校长周贻春，对学生管理甚严。孙焕庭亲自将孙立人送到周校长面前，说：“请你把我这个孩子就当做你的小孩子，有什么不对就打，打死了我都不心痛。”孙立人在清华生活了9年(其中一年因运动受伤，休学)，与闻一多、梁实秋、吴文藻、吴国桢、梁思成等同窗。清华的严格管理和体育盛风，培养了孙立人的军人素质。在清华，孙立人对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足球、篮球健将。1920年任校篮球队长，率队出征，获华北大学联赛冠军。次年，入盟中华篮球代表队，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战胜日本队、菲律宾队，夺得远东运动会篮球冠军。同学们称他是“站人”——一个站立的五尺男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孙立人的同学闻一多连夜抄写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孙立人想起儿时在青岛所受的耻辱悲愤填胸，与同学们在体育馆门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当场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张。此誓。”

　　这年的6月，孙立人在清华《癸亥级刊》上发表《守财奴》，短短二三百字，活画出江南江北两个富翁对穷人的不同态度，彰显了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财富鄙视的情操。

　　1923年，孙立人从清华毕业，并考取公费留美。他本想学军事，后屈从父愿到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孙立人总觉壮志未酬，毅然弃文习武，赴弗吉尼亚军校(V.M.I)学习军事。

　　弗吉尼亚军校是美国著名的军校，与西点军校比肩，是马歇尔、巴顿将军的母校。学校的生活完全是斯巴达式的，室内无自来水、暖气，没有洗澡间，老式厕所。伙食差得不堪想象，面包硬得像鞋底。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轮流值日。该校还有一大“特色”，老生喜欢打“老鼠” (新生) 。一名新生由一位四年级的老生当监护人，即令新生没有触犯校规，教官和高班生也喜滥施惩罚。当年马歇尔刚入校，被老生打成重伤，却坚持不说出那个打他的老生的名字，被传为美谈。起床后，老生站满楼道，孙立人等新生跑出去集合，要经每个老生没头没脸打一拳。一次孙立人被打昏倒地，醒后爬起来再跑，跑慢了还要挨打。老生常罚他洗衣洗袜，把烟头按在他的颊下，皮肉烧得滋滋响。他在学校食堂吃了一年的饭，从来不敢抬头，老生放下刀叉，他也必须立即起身走人。连食堂天花板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这一年的“老鼠”生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磨炼其坚忍刚毅的军人风格。他由一个白面书生被训练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1927年6月，孙立人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到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次年回国，正式开始他的职业军人生涯。

　　“爱兵如子”

　　孙立人幼承庭训，秉承中华孝悌忠信的传统，以尊人伦、崇道义、言忠信、行笃敬为生命本色。他又受西方教育的熏陶，融合中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带兵方法。他的旧部交口称赞他的严教与慈怀：“爱兵如子”。

　　1934年孙立人任税警四团团长，驻防浙江。某天，他见操场上一只大狗在狂追一只小狗。小狗夹着尾巴逃命，大狗也追累了，停下不想再追。可有人仍指挥大狗去追。孙立人一眼认出那人是九连排长李广才，将其呼了过来，责问他为什么要如此。李排长很尴尬，说不出理由。孙立人说：“你们连长保你升中尉的公函已到团部，现在好啦，罚你三个月不准晋级！ ”孙立人晚上训话时，批评李排长助大狗追小狗是以强凌弱，不道德，说应该帮小狗才是。同时对李广才表示悔改的态度予以肯定。

　　淞沪抗战时连长徐永受伤，右腿被锯掉。数年后，孙立人在贵州都匀驻防，想起了这位老部下。他问属下袁子琳徐连长现在何处。袁告诉他，徐连长装了义腿，现寄住昆明一亲戚家。孙立人即将徐永招来，派他到政训室当干事，并亲自关照政训室主任要照顾他一点。

　　对于自己的过失，孙立人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且从善如流。

　　税警团的日子，孙立人一直坚持生活在基层。一双皮靴穿了十多年，马裤也打了补丁，从不开小灶。到连队与士兵一样坐在地下吃饭，盛饭也自己动手，边吃边与士兵聊天。某天到临时军训队公干，中午在队部吃饭，伙夫送上饭菜时，孙立人见菜里有一只小虫，立即把伙夫叫来，罚他跪下。在侧的司书袁子琳见状，也放下筷子呆呆地坐在那里。孙立人问他怎么不吃，袁说吃不下。孙立人马上意识到了什么，让那伙夫站起来了。饭后，孙立人对袁子琳说他绝对没有军阀习气，只不过一时气急，又说：“你以后凡是发觉我有任何处置不当的事，不要怕，尽管说好了，我会改的。”

　　孙立人治军之严是有名的。骄上谦下，不损同侪。

　　“经济公开，用人公开，训练严格，管理严格”是他提出的口号。在用人上，他从不任用半个私人。在编练税警时，军需方面的官佐都是由盐务局指派。上级或同僚推荐的，他要自己考察后再决定取舍。老部下晋升也不占便宜。他公开表示“ 老部下，新部下，都是我的部下。”唯才是举。后来到台湾，他曾向“国防部”提出要“参谋大学”的前三名毕业生，上面不批。后来，“国防部”塞来一些无真才实学的“关系户”，也不买账。

　　抗战时，部队的家属都留守在西南边陲某县城。某次，由于战局变化，组织紧急大撤退，而他本人却在前线。他给留守处处长下了一道死命令：“排长的眷属没撤完之前，连长的眷属不准上车；连长的眷属没有撤完之前，营长的眷属不许上车。以此类推。”同时另立一条：留守处长及眷属和他自己的太太(孙夫人)必须坐最后一班车撤退。

　　孙立人在税警团时，对全团所有的士兵都能直呼其名。他在全团大会上自豪地说：“全团班长下士以上的，白天在一百公尺里，夜间只要有点点月光，三十公尺之内，人向前走，我在后面一看，都可以直接喊出他的名字来！”

　　他的察人之术也挺有趣，注重“点名注记”。观其仪表做记录，分A＋、AB＋、B若干等。凡在B以下的人，其他条件再好，一般不用。此举看似有点“唯心”，但据知情者说，曾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当年的点名注记就是A＋，全军唯一。另一位伙伴，点名注记是B-，申报受训、提升多次被打回票。后同事们出于同情为他改为B＋，受训了，提升了。不过后来发现此人果然品行不端，做了不少出格的事。

　　1943年，孙立人麾下的学生大队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刘里悦自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军心混乱。刘是沦陷区逃亡青年，为报国雪耻，弃笔从戎。可当他见到政府偏安后方贪污腐败的现象后，愤而自杀。孙立人当时作为新三十八师的师长，召见了死者的一位朋友，那人天性耿直，当孙的面冲口而出：“我们认为师长骗了我们！”弄得孙立人很难堪。但孙立人没有训斥他，第二天亲自为200多名知识青年兵上课，讲述自己从军的目的及经过，以及在军校的磨炼……慢慢地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孙立人表面威严，但其实颇仁慈。他喜欢与下级开玩笑。1944年，在缅甸前线，他与史迪威、郑洞国于一个中午到部队视察。他头戴钢盔，肩扛步枪，见到九连连长王学义坐在地上吃饭，幽默地喊“报告连长！”连长一见三位将军，顿时紧张。孙立人便说，“你是连长，我是一等兵。”一句话，把全连人都逗笑了。当时有个17岁的战士曾文斌，十分调皮，对孙立人说：“你说你是一等兵，我是上等兵，比你还高一级！”“是，报告上等兵！”孙立人风趣地对曾文斌持枪敬了个礼。第二年在战场上，孙立人又遇到已当上班长的曾文斌，竟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

　　1947年,孙立人发现社会上有许多15以下的少年，为使他们免遭流浪，荒废前程，孙立人便将这些少年组织起来受训，以年龄编队，将其命名为“幼年兵”，多达1300人。这些孩子称孙立人为“幼年兵之父”。那时，他自己还没有子女，就认了6个烈士遗孤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为义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揭钧及著名天文学家李严即是其义子。195 3年，“幼年兵”解散，孙立人送每人一张自己的签名照。孙案发生后，这些照片都被收缴，有的人还被株连。孙立人组建的女青年大队队员黄珏(后为大学教授) 等因孙案被判10年刑。有个幼年兵，太不懂事，罪当死，但孙立人怜其无知，不忍行刑，在档案上录下“记死一次”，冀以自新。

　　孙立人视察部队，往往拣蹩脚处，查伙房，看厕所，关心士兵健康。他发现有不少战士患夜盲症，就给部队增发鱼肝油；军中出现脚气病，他请清华大学的老同学想法从糖厂废料中提取酵母，制成酵母片来治疗。他还指令军法处改善囚犯生活，指示“囚有诉，必以听，有疾者，必以问”，并训示执法者要“三慎”：“须慎拘留，慎决狱，慎刑罚。”

　　孙立人特别念旧。面对他获得的英国皇家勋章，他对当年《中央日报》的随军记者说：“这个勋章，是我弟兄们的鲜血换来的哟，我一个人赏受荣誉，我心实在难安呀！”

　　仁安羌战役，为解救英军，营长张琦壮烈牺牲。孙立人下令步兵团抢回张琦的遗骸，为张亲选墓地，自绘葬图，令工兵连夜造棺、安葬。他对抢遗骸的步兵团长说：“如果不抢回张营长的遗骸，我对不起他的父母。”1988年，他忽然想起张琦，心中不安，想方设法向“国防部”为张琦申请抚恤金，并将美国追赠张琦的银星勋章托人带回大陆，于1989年转交给张的独生女儿张锦兰。

　　与他有总角之交的烈士齐学启副师长，与他在清华同学9年，在“一、二八”、“八·一三”战役中屡建奇功，后于缅战中壮烈殉国。孙立人一直缅怀于心。他派旧部回大陆专门去齐的墓上代为祭扫，却发现墓已不存，于是出资6000美元，托旧部刘立忠、彭克立与湖南省有关部门联系，于1990年初终将齐学启遗骸移葬于岳麓山，并亲撰墓志铭。此事办妥后，孙立人长吁口气：“故人安眠地下，吾愿偿矣。”

　　在孙立人被囚禁的岁月里，每逢上元节，他都会买许多银宝纸钱，装入一个个袋子，写上他手下为国作战阵亡将士的名字，焚烧祭拜。

　　“血肉磨坊”·“中国万岁”

　　孙立人训练的部队富有战斗力，武器也精良。1932年，国民党军队在“南昌行营”举行射击比赛，有30多个师、120个团参加。比赛结果，孙立人的团获团体第一，而且在个人成绩的前10名中，有7人是税警四团的神枪手。

　　孙立人能征惯战，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将军。他除获有国民政府颁发的十数枚各类勋章外，还荣获美国司令丰功勋章、美国丰功勋章、美国银星勋章、美国自由勋章以及英国丰功勋章、英帝国司令勋章等。

　　他的战功主要写在淞沪抗战和仁安羌大捷的史册上。

　　日本人称上海“八·一三”淞沪之战是“血肉磨坊”，足见战况之惨烈。

　　将有必死之心，兵无生还之念。1937年9月下旬，孙立人奉命率税警四团开赴上海，坚守苏州河，在蕴藻浜、大场与日军正面厮杀，拉锯战相持两周。日军虽拥有精良的武器，但七次强攻四团的防地，均被击退，双方损失惨重。有则新闻说：孙立人到某营指挥所询问战况，营长报告说全营伤亡殆尽，已无兵可派。孙立人问：“你仍在？”该营长即赴前线。不久，孙立人接报告：营长已阵亡……

　　税警总团六个团参战，孙立人部战绩最佳，孙立人因此被提升为第二支队少将，辖管三个团。

　　10月27日，日军乘涨潮和晨雾，用橡皮舟搭浮桥，有40余人偷渡成功，隐藏在岸下储煤洞里。孙立人以土克洋。先指挥用手榴弹炸毁浮桥，切断敌后路，后点燃浸透汽油的棉花包，塞入岸下储煤洞烧死日军。两个小时解决战斗。

　　11月3日，敌人卷土重来，强行渡河。五团迎战，伤亡过半，团长又阵亡。孙立人率部支援，组织“敢死队”与日军逐室逐屋进行争夺战，终把被日军占领的阵地夺了回来，打破了以“常胜军”自誉的“久留米团”师的神话。上海沦陷后，日军在此立一碑，碑文是“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本已受命准备换防休整的孙立人，想拔掉日军占领的“小红楼”这颗钉子后，再将其移交友军。为炸“小红楼”，他向军部申请了20颗地雷。凌晨四时地雷送到，孙立人走出掩蔽所去接受地雷时，被飞来的一颗榴炮弹击中，所幸头戴钢盔，无大碍，但背部、臂部和肺部被击中13处, 血流不止。他一边接受包扎，一边下令二营长张在平当代理团长并去炸“小红楼 ”。在听到炸掉“小红楼”的消息后，孙立人才上了宋子文派来的救护车。在医院手术时，急需用血，一学生模样的青年捋起袖子捐了500毫升，连姓名也没留下。孙立人一辈子都记着他的血管里流着袍泽的血。

　　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妄图截断我唯一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应英军之邀，我入缅支援。孙立人时任由税警总团改编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奉命为入缅远征先锋队。

　　任安羌油田是缅甸最大的油田，日本垂涎已久。为战略需要，4月15日英军总司令立姆上将下令炸毁油田。油田遂成一片火海。日军一面扑火，一面抢占宾河渡口，将英军十七师堵在宾河南岸。日军又抢占仁安羌北的宾河大桥，切断700 0英军的后路。英军被围了两天两夜，弹尽粮绝。处在四面楚歌中的英军司令立姆将军向孙立人求救。孙立人接报后，根据战况，要求英军再坚持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于明天下午六点前将贵军解救出围。”对方问“有无把握”，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一一三团连夜驰奔。次日晨，两个营强渡宾河，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完成反包围。激战一昼夜，经反复肉搏，三失三得。三营长张琦壮烈殉国。日军终于溃败不支，我军于18日攻克仁安羌，救出了被围的英军。全过程仅用13个半小时，歼敌1200人，一一三团也伤亡过半。死里逃生的英军见到我军战士，激动地高呼：“中国万岁！”

　　此后，孙立人又受命殿后，掩护史迪威将军及英军撤退。此时的英军如惊弓之鸟，想经缅甸清德温江逃命。为了自己安全逃脱，英军计划等自己的部队全部过桥之后便炸桥。孙立人获悉后，大为震怒，会见英军司令，责以大义：“我们救你们于生死之中，你们现在怎能弃我们的安危于不顾？”英方自觉理亏，同意等新三十八师过境后再炸桥。

　　新三十八师进入印度后，驻印英军总司令魏非尔上将要依国际惯例解除中国武装。所幸孙立人早有准备，为了自卫，部队一进驻印度便占据要冲，构筑工事，枕戈待旦。并严正警告英军勿轻举妄动。英军慑于新三十八师之威，之义，态度转变为欢迎。新三十八师旋即乘胜进军蓝姆加，在美军协助下，成立中华民国驻印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通了滇缅公路。19 45年2月1日，盟军在畹町举行通车典礼，彻底粉碎了日军对我的军事封锁。

　　1943年元旦，英皇乔治六世为孙立人授勋。接着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孙立人授勋，同时颁颂词，称孙立人将军“ 其智勇兼备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1945年3月，艾森豪威尔电邀孙立人赴欧考察。蒋介石迫于美国人的压力，勉强同意。孙立人又在BadToI拜访了巴顿将军。他们两人是弗吉尼亚军校校友，相见甚欢。巴顿将军与孙立人共进午餐，并亲自为其开车，礼遇极隆。临别时，巴顿将军将战利品——一枚德国十字勋章和手枪赠予孙立人。孙也以战利品一把日本武士刀答谢。继而，孙立人又接受英国参谋部邀请，接受英国授予的“英帝国司令勋章”……

　　这些荣誉是福，也是祸，燃起了蒋介石和黄埔系高官们的妒火并埋下怨种。

　　“斯人也，而斯疾也”。

　　大凡历史上被称为“人物”者，大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孙立人也不例外。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一个站着的人。他向以岳武穆“精忠报国”标榜，并认此训示属下。他追求“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教育现代化”。在他被软禁期间，义子揭钧问他当初为什么要追随蒋介石。孙立人说：“当初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国家民族的思想，我是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只想替国家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外国人不敢再欺辱我们。” 被囚后他常说“伪君子不如小人”，显然指的是蒋介石。

　　民国要人张佛千戏说孙立人是“政治白痴”。孙氏生性刚正弘毅，不苟且，不徇私；但个性张扬，喜怒于色，有点“ 恃才傲物”，加之他素不按“官场术”出牌，得罪了不少同侪和达官贵人。

　　孙立人自美学成归国后，便投入了蒋介石门下。1947年蒋介石派他到台训练“新军”，显然是排挤他；但他对蒋介石仍忠诚不贰。1949年蒋介石以在野之身赴台，不得不倚重孙立人。孙立人当时重权在握，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忙得不可开交。蒋从基隆港一上台湾岛便问：“我来有没有人说话？安不安全？”孙立人答：“谁敢说话？至于安全，有我在，没有问题。”因孙立人保驾有功，蒋介石即在一张纸上写下“新台币二十万　 蒋中正”。孙立人将这笔钱充了军费。1950年3 月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的当天，即任命孙立人为台湾陆军“总司令”，足见蒋介石对他的重视。其时，蒋介石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孙立人则不以为然。他主张面对现实，先将台湾的事搞好再说。孙的观点，恰又得到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的支持。蒋介石认为孙立人是“挟洋自重”，与当局唱反调，遂起戒心。至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签，孙立人这座美、台之间的“桥”便已完成使命，蒋介石开始考虑过河拆桥了。当蔡斯提议让孙立人任“中美联合作战中心”台方指挥官时，遭蒋拒绝。蒋对孙的戒备心理越来越重，以致胡适、蒋廷黻回台，以及叶公超间或去孙公馆聊天，蒋介石获悉后，都会申斥孙立人：“你少跟那些政客来往！”“我要孤立你呀！”等等。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多是出自黄埔的“天子门生”，他们视孙立人这个“面包帮”为“圈外人”、“杂牌军”。孙立人是以他的实力单枪匹马进入台湾高层的。他“傲慢清高”，看不惯国民党内的腐败劣行。缅甸的仁安羌之役，使他成为唯一享有国际声誉的将军，“木秀于林”，自然饱受同僚的嫉妒与倾轧。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司令”王叔铭、“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开会时，孙立人的提案总是以一比三被否决。一次在讨论海、陆、空三军提薪问题时，三人结伙压低陆军。孙立人急了，当着蒋介石的面指着同僚的鼻子说：“你们背后给人家下绊子能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能耐咱们比试比试，你说是文，是武，是稍息，是立正，是X＋Y, 是ABC，比哪项，随你们挑……”同僚们则讥讽他“太小孩气，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是在美国镀了两年金嘛！”

　　“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在南京中山陵的拜把兄弟，两人私交本来不错，因周至柔涉嫌一军火贪污案，孙立人觉得事出有因，不肯出面帮周说话而结怨。那时蒋介石每周要开军事汇报会，孙立人从未准时出席过，理由非常可笑：迟到了他便不需向当时的“参谋总长”周至柔行礼，只需对蒋介石补敬一个礼即可。

　　“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历来是当官者的护身符。孙立人僧面、佛面都不看，竟不屑于蒋经国。在一次宴席上，蒋经国说黄笑话，众人大笑。但说着说着忽然中止。大家请他继续，蒋经国却说：“有人不高兴，不好意思讲了呀。” 原来只有孙立人一人正襟危坐，表情严肃，一脸的不快。尔后，孙夫人说丈夫太不给蒋经国面子，让人下不了台。孙立人却说：“我们在座的都是‘国家’领导阶层，应该为民表率，怎么和市井粗人一样，何况还有女眷在！”

　　蒋介石把兵权视为命根子。蒋经国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时，大力推广《“国军”政治工作纲领》，要求人人宣誓，誓死效忠“总统”，指使政工人员在部队搞特务活动，监控军队。孙立人看不惯，1950年底在部队展开“良心会”活动，让高级长官听取士兵的良心话。孙立人在会上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蒋经国获悉后，针锋相对，组织“庆生会”抗衡，在部队密布特务组织，以抓“匪谍”为名，以在军内外达到镇压威慑产效果。

　　孙立人有句口头禅：“做人做事，总要光明磊落，不要鬼鬼祟祟，因为老天有眼！”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两个大字： “诚拙”！

　　蔡斯是美总统在台的代理人，他十分欣赏孙立人，极力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美报刊称孙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和“美国军事学说的说明人和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

　　早在1949年4月，麦克阿瑟亲自邀请孙立人访问日本，并表示美国希望他代替蒋介石，被孙拒绝。孙立人回来后将访日会见麦克阿瑟的情况，如实向陈诚汇报，并请转告蒋介石以示“诚拙”。孰料，这却使蒋介石如芒在背，下定了日后要剪除孙立人的决心。

　　孙立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讲礼遇但不失国格，不唯命是从。史迪威将军当年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兼驻印军总司令，孙立人是他的部下，但有时两人意见相左，他也坚持。因此史迪威常抱怨孙“不听话”。孙立人与蔡斯为公事也常争吵，为军医编制两人甚至拍桌子打板凳。

　　1942年，在印度伊母法尔，有一英国少将未按陆军礼节，直入孙的办公室，孙立人当即斥责，逼他照礼仪重来一次方罢。

　　孙立人疾恶如仇。他的两个堂叔在机关做事，有贪污行为。他知道后大光其火，说：“我抓到他们，一定要关起来从重处罚！”

　　“历史到底是史家写的，不是皇帝写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孙立人在蒋介石眼中成了一枚盖了戳的邮票。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毅然将其扔进了废纸篓——他将孙立人与郭廷亮“匪谍”案捆绑起来，卸去孙的“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将其软禁，遂使孙立人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

　　郭廷亮所谓“匪谍”案，说起来扑朔迷离，其实很简单。蒋介石父子“作案”，交特务头子毛人凤操办。毛对郭廷亮威逼利诱，把郭“做”成“匪谍”，染黑以后，再把这块膏药贴到孙立人的背上，迫使孙立人背上黑锅。郭廷亮被关了27年后，终于将真相公布于天下，他在《陈情书》中细说原委：

　　“……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参军长上将的唯一办法……本案是以你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解决……我保证你的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影响。等到案情结束后，我就给你调更好的军职……”(台湾《自立晚报》1988年3月20日)

　　郭廷亮在回忆了毛人凤对他的这番训话后，严正声明：

　　“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主任等所杜撰编造。”

　　郭廷亮本是孙立人的旧属，自然与孙有所过从。孙立人无法扯下这个胶在背上的黑锅。

　　案发后，以陈诚为首的九人调查委员会，于1955年8月26日向孙立人调查。委员之一许世英故做反面文章，以长辈身份大骂孙立人“为什么这样胡来？”孙立人怒发冲冠，慷慨陈辞：“我孙立人，生平只晓得国家民族，忠于领袖，从不胡来，如果我要胡来，三十七八年，大陆兵荒马乱，政府自顾不暇，我在台湾，可以胡来；我当陆军总司令，六十万部队，我一手训练的，兼台湾防卫总司令，有指挥作战权，如果我胡来，那时可以胡来；现在我一兵一卒都没有，还想胡来，三岁小孩都不会这样蠢……”又说：“只要有事实和根据，枪毙我就是！”许世英听罢对陈诚说：“辞修，孙立人没有错呀，不该杀，你如果杀了他，我和你拼老命。” “司法院长”王宠惠流泪说：“我站在法的立场说，凡事要讲事实，人证物证，这件事，大家只说是上面交下来的，可是没有事实及人证物证；而孙将军说的都是事实，有人证物证，这事我们怎么好办。” 王云五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这事既是上面交给我们处理，我们不能不向上面有个交代，本案孙将军本人虽然没有罪过，可是他的部下是匪谍，他管教不严，有失察之过，也应受点处分。”

　　“总统府”第一局局长黄伯度在拿到郭廷亮的“自首书”后，要孙立人引咎辞职，写辞呈。孙迫于无奈写了，但因不合上面的要求，被迫“修改”了6次。定稿的辞呈严重违背事实，孙立人拒绝签字。黄伯度威逼说如果他不签，将要危及他3 00位部下的生命。这击中了孙立人的要害：“不能连累他人”。孙立人只有牺牲自己了。

　　“作案”要圆。蒋氏父子为掩人耳目，又制造所谓“屏东机场阅兵误时”、“利用演习进行兵谏”和“南部阴谋事件 ”等烟幕呼应，用谎言行骗中外，置孙立人于死地。

　　众评家分析原因。有的说美国人太看重孙立人，功高盖主，主受不了；也有的说蒋介石挥泪斩马谡，平衡黄埔系心理；还有人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是老蒋为小蒋扫除绊脚石，好继 “皇位”……

　　孙案与张案不同的是：张案坑的是张少帅一个，而孙案害的是一群人！被判死刑、20年等不同刑期者35人，被处分、降职、监视者200余人，累及家属成千上万。当年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立了大功，被孙案株连后落魄到只能在凤山推车卖煤球。孙立人的清华同学魏振武，本在陆军子弟学校当体育教师，却被判了死刑。孙的旧部、少将军法处处长周芸雨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丧尽天良的是还令他10岁的儿子去刑场收尸，而且连判决书都没有！

　　孙立人一夜间从人间蒸发。新一军战史不准写，与孙立人相关的书不准出，孙立人送郑成功纪念馆的对联被摘，连台北圆山太原五百完人纪念碑上孙立人的题字也被剜去。叱咤风云的孙立人从此幽居沉潜，闭门却扫。

　　孙立人先后有三位夫人。1919年与龚夕涛结婚。龚早逝。1930年与张晶英女士结为伉俪。晶英女士因不生育而愧疚，遂于1950年为孙立人物色了家庭护士张美英为妻。后自己皈依佛门，远离世垢。美英女士，台湾高雄人，知书达理，善理家务。育二男二女，儿女成人后事业上均有建树。

　　失去战马、脱下战袍的将军，瞬间变成了一介布衣。孙立人无不良嗜好，不烟不酒。昔日，有人说“官久必富”，孙立人听了说：“为官哪有工夫去发财咧，只有官久必穷。”孙立人用有限的积蓄买了块山地，幽禁在家的岁月里，他薅花弄草，栽培果树，种植玫瑰，由夫人张美英踏着三轮上街卖给水果摊、小花店，补贴家用。不久，台湾兴起养鸡业，孙立人饲鸡，夫人卖蛋。家中荤食，以蛋为主。鸡蛋、皮蛋、咸蛋，人称“三蛋司令”。后因饲料价格暴涨，改养金丝鸟。夫妇二人为生计忙碌，过着地道的平民生活。但孙立人不改军人本色。一次有客来访，他记错了时间，闻客到后，他跑步到门口迎接、致歉。

　　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情。

　　孙立人有浓厚的清华情结。当年在缅甸仁安羌之战夺得的日本军刀，回国后即送给清华母校作纪念。四个儿女全部毕业于清华 (台北) 。晚年生活拮据，仍将所撰《孙立人回忆录》所得200万新台币稿费悉数捐给清华(台北和北京)作奖学金。囚禁中，他有一个小心愿，想把自己培植的两株茉莉移到母校清华大学，但未能获准。直到他恢复自由后，才得以偿愿… …他给儿女们起的名字也很能见他的爱国情怀：中平、安平、天平、太平。意为“中国安定，天下太平”。他还令儿女们不得入美籍，不嫁、娶洋人。他素来律己宽人，对于个别伤害过他的部属，他不计前嫌，始终认为“他们是不得已的”。临终前，竟然还嘱儿孙们不要因他的事，闹得“政府”太难堪……

　　蒋经国任“总统”后，出于某种目的，曾派“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拜访孙立人，问他愿不愿意出来做事。孙以“老了”为由推辞，并表示“现在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了”。蒋经国表示要送他一幢小楼，也遭拒绝。因孙所居的房子太破旧，只接受了当局对厨房和浴室的改造。

　　路不平，有人踩。

　　为孙立人伸张正义者，大有人在。后来成立的“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认为：“不使一人含冤，万世兴叹，务须依证据认定事实。”“深恐主其事者，认防微之有术，喜扬厉以为功，倒因为果，以人废言。”“监委” 陶百川说：“白谤止冤，孙立人案是天下第一冤案。”“监委”曹启文上万言书给蒋介石，蒋把他的万言书掷在地下，还用脚踩了几下，并下令禁止曹启文出境。当年孙家的水电工郑锦玉于1982年移居美国，致力于“孙案”相关材料的收集，1985年携《陈情书》回台，想呈蒋经国，恳请了断“孙案”。可回台时刚入中正机场，东西即被查没，被审讯24小时，责令不得泄露“孙案”内容一个字，还禁止其日后回台……

　　一手是遮不了天的，即令能遮，只能一时，岂能一世？

　　蒋介石死了，蒋经国死了, 宣告了国民党一个时代的结束。1988年3月15日，孙立人义子揭钧教授上书当时的 “行政院长”俞国华与“国防部长”郑为元，要求恢复孙立人的自由。5天后，郑为元携水果拜访孙立人，告知“今后你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见任何你想见的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此而已。

　　1988年3月20日，“监察院”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复检旧档，公布当年五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强调 “没有发现违法情事”。被囚33年的孙立人始获自由。

　　是年11月25日，孙立人以自由之身迎来他的九十华诞。“总统”李登辉颁赠寿屏，“行政院长”俞国华等赠寿联、花篮致意。官样文章之外的是旧日袍泽、老部下3000余人从海内外纷至沓来，为孙立人祝寿。当孙立人在寿堂出现时，旧属们群呼：“司令官万岁！”甚而连当年缅甸战场的一些落籍缅甸的日俘，也在一本名为《旭》的杂志  (二战退伍军所办刊物) 上为文表示诚挚的祝贺。寿联琳琅，陶百川的一副堪称代表，联曰：“忠义可风，公道自在。”孙立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最重要的是荣誉。”并呼吁：“政府应正式行文给我，对国内外公布我是无辜的，然后还给我应得的荣誉。” 可是，台湾当局始终没有行文昭雪，理由是当初“没有判决书”。因此有人说“这迟来的正义根本不算正义”。对孙立人只是形式上的平反，却没有在政治上平反。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孙立人常说：“我现在除了牵挂一些受害的袍泽之外，还有就是能回到故乡，为祖上扫墓。另一件心愿：能回到弗吉尼亚母校去看看！”

　　孙立人的心愿未能实现。1990年11月19日，他合上了他的人生册页。

　　丧礼备极哀荣。

　　孙立人逝世当日，台北大小报纸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总统”、“院长”前来致哀，宋美龄也送了花圈……最令人感怀的当属孙立人的旧部和“零一四”案受害人的集体跪拜，以及原女青年大队队员的披麻戴孝。

　　孙立人的遗体上覆盖着清华大学校旗和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校旗。唯独没有国民党党旗。孙立人从没有入过国民党！更耐人寻味的是，弗吉尼亚军校校旗的正反面都有字，是拉丁文，译成中文是，“举世唯一人”，“暴君必亡”。

　　可歌可泣民族英雄孙立人，英魂不灭，精神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