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闻天的两次动员 1948年5月，我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巡视团当巡视员，团长是高岗，副团长是张闻天(洛甫)。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我以为是什么工作上的事情，急急忙忙奔向他的办公室。张闻天就住在我斜对面的楼里，没走几步也就到了。 张闻天见到我来了，便站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对我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工作调动问题。组织上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林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还问我“你看怎么样”，我当然得表个态。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不愿意去。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做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个当法，怕完成不了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脾气也不太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一听我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就动员我说，你不知道，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了，已经空了一两个月，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选秘书提了三个条要求：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林彪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所以，想要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符合要求，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你还没有结婚，这一条你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时间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啦! 顺便说一下，那时候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1946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简称“二八、七、团”。所谓“二八、七、团”就是年龄二十八岁以上，七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人不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了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批评。我那时虽然党龄七年以上，也是正团级以上干部，但还没有满二十六岁，所以，我连对象都没找。 张闻天见我干坐着不吱声，就又说，你虽然没有在军队工作过，不熟悉军事工作，但你到军队工作一段时间也有好处，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说，按林彪提出的三个条件，我手头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县委书记的人很多，但有的结婚了，有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是不是你先回去考虑一下，过两天我再找你商量。 从张闻天那里回来，我心情很不平静。想来想去，还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这么拖着，希望能拖过去。过了两三天，我看不见动静，还以为没事了呢，想不到蔡黎又来找我了，让我去见张闻天。 我心想：张闻天又一次找我去谈话，十有八九仍是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不然的话，如果可以不去，最多让蔡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所以我一边跟着蔡黎走，一边就赶快想：要是张闻天还是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我该怎么同他讲呢?但是，因为我们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过几十米远，还没有等我想好措辞，就已经到张闻天办公室的门口了。 看见我进来，张闻天面带笑容，问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还是重申第一次谈话时所讲的理由，表示经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去。 知道我还是不想去，张闻天就又动员我说，林彪亟待要配个秘书，我手头一时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是不是你先去工作一段，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以后，再把你调回东北局，这还不行吗? 我一看张闻天这么负责的同志亲自同我谈了两次，又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马上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去!这下张闻天高兴了，笑着跟我说，你安心去好啦，我想你是能够完成任务的。接着，张闻天当场以他个人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信很简单，只一张纸，大意是说，现介绍谭云鹤同志去给你做秘书，请接洽。完了他又用另一张纸写了一个条子，对我说，林彪现在在太阳岛休息，你按照这个地址，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 看这个样子，张闻天已经同林彪商量好了，所以我一同意，他马上就写了个非常简单的介绍信，而且把林彪在太阳岛休息的地址都告诉了我，还说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所以，我就更不能有别的想法了，只能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 叶立平祸从天降 说起给林彪当秘书的事，还引出了一段趣闻。 张闻天第一次同我谈话，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愿意去，我就给我延安的老朋友叶立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我的这种心情。 我与叶立平相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延安整风中我被打成所谓“特务”，不能留在党的机关了，组织上就把我弄到了陇东中学去教书。我读过高中又读过一年大专，而边区的文化水平又低，所以当教员我勉强可以。叶立平原来是“鲁艺”的，早就被分配到陇东中学了。我是带着“特务”的帽子下去的，叶立平也带着顶跟我一样的帽子。我们两个“特务”一见面，就很谈得来，后来又一起教书，一起开荒，还都喜欢文艺，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了。1946年我们又一起到了东北。 我给叶立平写那封信的时候，他正在辽北省镇赍县当县长。1948年初，我在东北局巡视团工作期间，到镇赍县去检查工作时和他不期而遇，他还请我喝了顿酒。也就是这次见面，我才知道了他的通讯地址。所以，我就把我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的事，给他写了封信。以后四十多年中，不但没有见过，连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以致彼此连一封信也没有。 1987年，我去大连出差，无意中我说到叶立平的名字，大连的同志就问我哪个叶立平，是哪几个字，我就说是哪哪几个字。他们说，你说的这个叶立平当过大连市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已经离休了，但还住在大连市。我一听高兴极了，特意同我老伴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 谁知一见面，他就嘻嘻哈哈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文化大革命”中，你把我整得好苦啊!我听了非常奇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一起工作，连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而且1966年10月我就被打倒了，隔离了六七年，当然更谈不上揭发交代他什么问题，怎么说我把他害苦了呢? 等我坐下来一细问，才知道，我写给他的那封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的信，他一直没有扔，林彪在台上红得发紫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销毁，也就无意保存了下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斗，被抄家，造反派搜出了那封信，就拿那封信攻击他：你保留这封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拿谭云鹤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这件事，作为有朝一日攻击林副统帅的炮弹?为这件事，把他批斗了好几次，真是滑稽透顶。 林彪考我 张闻天跟我第二次谈话，我表示同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就再也不考虑愿不愿意去的问题了，而是死了这条心，光想着去了以后，如何尽快熟悉情况，怎么给林彪当好秘书。所以，第二天上午，我就坐有轨电车从南岗到松花江边，然后雇了一条小船，过松花江去找林彪了。 好在那天不是礼拜天，过江去玩的人不多，不少小船看到有客人来，纷纷招呼上他的船，我挑了一条船夫挺年轻、船也较新的上去了。那天的天气不错，很晴朗，没有风，不多一会儿就到了江北。 上了太阳岛，沿途看到不少俄国青年男女，正在自己的别墅院内享受生活。他们有的四五个人，在树干上拉上球网，在那里打排球;有的躺在躺椅上，聊天说笑;有的只穿着游泳衣，在院内沙地上晒太阳。 太阳岛我来过好多次，所以，按照张闻天告诉我的地址，很容易就找到了林彪在太阳岛住的那栋别墅。 当时太阳岛的别墅，有两层楼的不多，一般都是木结构的平房式的建筑。林彪住的那栋别墅就是座平房，面积不算很大，完全木式结构，大概有六七间。别墅有个小院，也不算大，周围有一米左右高的木栅栏，门口有警卫站岗。 我去的时候，警卫好像已经知道了今天上午要来，所以，我只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就领我进去了。登上三四步木楼梯，就是客厅。客厅大概有二十多平方米，室内的陈设十分简单，有几把椅子，一个三屉桌，其他的东西，像沙发什么的，一概没有。 我抬脚刚一进屋，第一眼就看见林彪正坐在一张白帆布的躺椅上，在他身边站着一个女的，他就是叶群。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彪。但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那文静的模样，怎么也让我想不到他就是平型关大战的指挥者，只有他身上穿的那套板正的黄呢子制服，还能让我感觉到他是个带兵打仗的。这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叶群。林彪见到来了说：“来了，坐吧。” 我先把张闻天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又叫我坐。看样子，张闻天已经同他打了电话，他知道今天上午我要来。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等等。当我说起：我听祖父说，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孝感县洗脚河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叶群，你去拿几张纸给他。”我一听，心想，拿纸给我干什么?是看我字写得好不好，还是让我作文章?我正胡乱想着的时候，叶群从另一间房子里，很快就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这时候，我就明白了，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边坐下来，掏出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但我很奇怪，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着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话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知道他在考我，开始是有点紧张的，要记录迅速，生怕漏掉一个字，还要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大概记了一千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回答说，明天我来不了，林彪问，为什么?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代呢，四五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果你四五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不休息了，你就直接到辽阳街一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到任第一天 五天以后，我到辽阳街一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与我同去的还有我的警卫员郭珍。 辽阳街一号也是一座平房，它带有窗子在外的地下室，地下室上面大概有七八间房子。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五六间。要进入房间，得登五六层水泥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一二十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子中间，有一个水池子，点缀着假山石。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用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专供人们出入。 辽阳街一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的路程，过三个街口就到了。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首长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我进了院子，正巧碰到叶群。她一见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接着叶群又喊负责林彪生活、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彼此介绍认识。之后，叶群吩咐王本，把我和警卫员连同我们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到给我安排的宿舍，就对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林彪的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过30平米，摆了几个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 我一走近客厅，叶群就喊：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 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出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这次见面，林彪没有什么客套，上来就向我交代我的具体工作。林彪说，你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我。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睡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我就可以了。我给下面部队或给军委、主席发的电报，我找你或者我到你办公室来口授，你记录整理后，我认为可以了，然后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审阅。退回来，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你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了就行了，如果有修改，你得让我看看。 林彪交代完，看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他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那时候，我的行李很少，除了一套被褥之外，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那几件衣服就塞在一个布袋子里，晚上当枕头。还有一个小箱子，装点书籍和日用品，再就是一把小提琴。 可难办的是，在林彪这里我安排不了我原来的警卫员郭珍。郭珍是我搞第一批土改时在密山县半截河带出来的积极分子，跟我已经三年了，也是共产党员。我原想让他继续在林彪这里当警卫员，而且他符合条件。当时给林彪当警卫员的都是从关里来的老战士，经过司令部严格挑选批准的。王本就过来劝我说，你就让他回去吧，在这里，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警卫员干的，都可以让警卫班干。 没办法了，我就给江北局行政处长申力生写了张条子，请他给郭珍另外安排工作。郭珍就拿着他的行李，带上我给东北局行政处写的信去了。郭珍跟了我三年，我们相处得有点感情了。郭珍临走时，眼泪哗哗的，低着个头，一句话也没说。我只好安慰他几句说，如果你的工作安排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来找我。但以后他再没有来过，直到1953年我到松花江省委当秘书长，打听到因为他只念过两年小学，没有文化，只好在省工业厅当收发。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已经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孩子。但第三年他就得癌症去世了。 我当过县委书记，在部队属正团级干部，王本是副营级干部。起初我还以为都是当秘书的，伙食标准应该没什么两样。可我一看警卫员给我们打来的饭菜，发现王本的饭跟我的不一样。我就想把我们两个人的饭菜放在桌上，两人一起吃。但王本不干，说了几次，以后他干脆让警卫员把他的饭送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吃去了。我看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他的。 我和王本都没结婚，所以，我们两个单身汉就住在一起，外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办公室。但王本是管生活和警卫的，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坐在我那里办公，一天东跑西颠的，那间办公室实际上主要是我用。刚来的时候，看到办公室的墙上，除了门窗以外，挂满了军用地图，还插有标明敌我两军位置的长方的、三角的红、蓝色的小旗，觉得很新鲜。 王本在林彪这里工作了好几年，并且原政务秘书季中权调走后这一两个月，文电的处理都是由他兼管的。虽然这一两个月，部队休整没有打大仗，没有在战争环境中当秘书的经验，但他对秘书这一套还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向王本请教，学习如何处理文电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具体办法，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如何区分平电、急电、加急、特急、绝密电报，签发电报的手续过程，满墙的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签如何使用，等等。很快我也就掌握了。 初当秘书我有点不适应 刚到林彪这里，与在巡视团相比，我显得有些清闲。除了处理文电，日常工作就是摆弄地图，也就是根据各方来电所涉及到的敌我态势，随时将敌我两军的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 总部获得敌情、我方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所属部队的报告，二是中央军委的通报，三是在空中截获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向其部队发布的命令。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作标记，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XXA就是XX军，XXB就是XX师)，沾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两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色粗红标明敌我两军的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两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很多情况下，因为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这类的运动战，不可能来得及画出这种地图。 电影里演林彪发电报，好像拟好了电文稿就随随便便地发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林彪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做的电文包，其中一个装林彪口授的电文。每次林彪口授、我记录好了之后，在发电之前，都要请罗荣桓、刘亚楼或者加上谭政审核一下，那我就得把电稿装到电文包里，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的秘书，也都各自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他们退回后，我再打开，看有没有不同意见需要修改，如果有，我得给林彪看，他看完了，定了稿，我再把电文稿装到另一个电文包——专门对机要处的，加上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拍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罗荣桓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电文包的钥匙。每次发报，只要不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的，都得走这么个过程。 到林彪那以后，开头我觉得心情还好一点，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不久，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辽沈战役，迟迟没有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了。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聊起来，他问起我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我说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次军情简报嘛，以后就不由我口授了，由你负责起草;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 “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两个钟头就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的事，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张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条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他选了一张送去了。 由于我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又没有当过秘书的经历，一时还不能正确判断电报的紧急程度，我刚到林彪那儿半个多月，就因为我经验不足，惹出了一件让我感到挺尴尬的事情。 一天中午，我收到一个纵队来的一份特急电报，反映该纵当前敌人的新动向。当时林彪正在午休，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要不要马上给林彪送去呢?送去，怕影响林彪休息，不马上送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最后还是送去了。 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看见窗帘拉上了，我就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报，一边打开了电灯，这才发现林彪跟叶群正睡在一起呢!这一下子弄得我那个狼狈不堪呀!我原来以为中午休息，他们大概是分开睡的，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正在我左右为难，马上退出来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的时候，林彪倒先开了口，打破了尴尬场面，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红着脸在那儿简单地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我一听这话，赶快关上灯，把房门带上，退了出来。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林彪倒什么话也没说。 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并且时间一长，我也能基本区别轻重缓急了。下面来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大事，非常紧急，动不动就是特急电，到了林彪这里，多半都可以先放放。后来我也明白了，要是上面来了特急电，我都要马上给林彪送去，那林彪也就不用休息了。 第二号、三号人物 常来辽阳街一号找林彪的人，没有几个，除了高岗，大概就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号人物罗荣桓，和第三号人物刘亚楼了。 就我个人观察，林彪与罗荣桓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默契。林彪很少到罗荣桓那里去，罗荣桓经常是自己来找林彪，如果有什么问题，两个人一商量，就定了。而且，两个人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从来都互不干涉。 林、罗在东北合作，是从1947年5月正式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从苏联治病回来，到双城去看林彪。林与罗见面，两人谈得很愉快。林彪就请罗荣桓留在双城，罗也一口答应了。林彪马上给毛主席打电报，说我见到罗荣桓，我主张他在前方同我一起工作，他也同意，后方仍由高岗主持。 罗荣桓一来，管起了政治思想、后勤补充、干部配备工作。林彪一下子就省心了。过去林彪既要指挥作战，又得做政治工作，整天忙得四脚朝天。有了罗荣桓，情况就不一样了，林彪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指挥打仗了。 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很好。林、刘也算是老上下级关系了。刘亚楼一当兵就在林彪当军团长的红一军团，16岁就当了营长。1937年，刘亚楼去苏联留学。一年后，林彪因伤也去了苏联，两个人又在莫斯科见面了。没过几年，苏德战争爆发，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司令部，作少校参谋去了。以后，刘亚楼随苏联红军到了大连。在大连罗荣桓见到刘亚楼，一看刘在苏军当了几年参谋，有经验，又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就推荐他给林彪作参谋长。 罗荣桓推荐刘亚楼当参谋长，算是选中了人了。刘亚楼一到，司令部的建设、参谋工作，立刻有了改观。 原来如此 林彪考我的第三天，我还没有办完移交，东北局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报告会，当时只通知是听林彪的报告，没有通知是什么内容，我也去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见到林彪。 会议开始后，我就听林彪说，我今天讲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接着他就说，“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我一听，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两天林彪叫我记的，就是今天他作报告的腹稿。当时我看到他只拿着几张纸，是个提纲性的东西，讲话时偶尔看一下。 为什么林彪要作这个报告，这有它当时的背景。 当时不光群众，也不光是干部，甚至在一部分相当负责的同志当中，对苏联出兵东北后的表现很有意见。比如，把鞍钢和沈阳的有些设备拆下来运走了，甚至把北安到黑河的铁路都扒掉运回苏联;还有，一些苏联红军，违犯纪律，乱拿乱收东西，甚至强奸妇女，等等。觉得这不像个伟大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所应该干的。大家很有情绪，很有意见。所以东北局专门请第一书记、东北军区第一把手林彪作这个报告。 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他让我去起草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各师(个别情况下，林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他都事先思考得很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场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比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的生活 林彪的生活和保卫不归我管，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就我日常接触到的和王本有时对我说的，那时林彪的生活比较简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不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 那时候，林彪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从来不说什么。林那一段指明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于睡眠。但平津战役期间，他也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 我听王本说过，在我去之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林彪不知道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副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人事不省啦!刘亚楼听说了，就往林彪这边儿跑，跑来就哭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林彪抢救过来。刘亚楼当场就把那个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以后如果林彪再让你们去抓药，一律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那里负责林彪保健的大夫叫戴济民，他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是一位老同志，已经四十好几了，蓄了一嘴的小胡子，相当瘦，但身体不错，他在辽、沈、平津战役期间始终跟着林彪。 辽沈战役期间，那时已是十月份了，东北已经相当冷了，他还对我说过，你不要看我年纪大，身体还瘦，但很健康，我一直坚持每天早上用一桶凉水从头上冲下来。我说，那不冷吗?他说，习惯了，也就不冷了。沈阳解放之后，我听说他经人介绍，找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大学生结婚了。以后我曾见过他的这位夫人，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长得蛮精神的。1977年我调回到卫生部工作以后，因为搞清查“四人帮”的事情，有一次，说到一件事，有人提到戴济民。我仔细一打听，就是他，那时他七十多了，不再工作了。我打听到他的住处，还去看望过他一次。看到别后三十年，他身体已大不如从前。过不几年，他就去世了。 林彪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开上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但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有这个条件时是这样，实际上，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过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却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不好动是林彪的一个习惯，连出去散步的时候都少，除了考虑问题，喜欢在屋子里走方步，就喜欢坐着，或在躺椅上躺着。 那时的林彪，性格比较平和、含蓄，有耐性，跟我原来想像的武人性格大不一样。 我到林彪这里不久，出了一次纰漏。1948年夏日的一天，林彪要到哈尔滨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的孩子或烈士子弟。 这个东北局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集资修建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网球、篮球、地滚球等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那儿玩。在那里，我常常碰到陈云、李富春、高岗他们，还和他们一起打过台球。开头，我们一见他们来了，就赶快走开，给他们腾地方儿。但他们常常是一个人来，所以不让我们走，要跟他们一同玩。 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学生，本来是王本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等林彪说要走，我出去叫车，才发现麻烦大了，汽车不在，司机也不见，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一看这情况汗都急出来了，赶紧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请他稍等一会儿。 但林彪一看表，只差十几分钟了，晚了就失约了，他不想让那帮孩子等他，他就要自己走着去。从辽阳街一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鞍山、龙江三个街口，有一里地左右远，路虽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就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不干，坚持要走，而且是说走就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去了。我以为，这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哪儿知道，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一句重话也没有说过，他完全没有武化人的味道。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是愉快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所属部队的电报，他有时把我找去口授，但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里来找我。他口授完了，我整理一下，他再看一遍，如果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他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他总是用我的笔。 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一个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一支旧笔。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比较注意，所以还可以凑合着用。但林彪不了解我这支笔的脾气。他写字用力又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一戳一个窟窿。窟窿戳多了，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有一支好笔呢? 这事让我觉得很为难，要自己花钱买一支好笔，没有钱;要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拖着。 没过几天，林彪又用我的笔改电文稿，一张纸又让他戳了好几个大窟窿，而且有好几个地方的字迹都让钢笔水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正好王本那次也在，就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王本告诉四处以后不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人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新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林彪的手提箱 林彪不爱运动，不会跳舞，也不爱玩，偶尔到外面散散步，算是他的运动了。我记得有一次林彪提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散散步，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私人的王家花园，陪他转了一两个小时。那次我们还不期而遇碰到了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延安整风学习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凯丰。 高岗因为他是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碰到礼拜六了，有时就打个电话来，问问林彪想看点什么节目。而林彪从来不讲什么意见，总是让我们回话说，“就请高岗同志定吧”。有一次，高岗打电话来，说礼拜六晚上准备看京戏，他想点《游龙戏凤》和《花田错》，问问林彪还想点什么折子戏。等我去问林彪时，他还是那句话“请高岗同志定吧”。而那天晚上，林彪根本就没有去，他让我们告诉高岗，他有事，不要等他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本，王本说，高岗就爱看这些臊玩意儿。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他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我曾看过里面究竟装些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其实箱子里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比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削好了的红蓝铅笔。那时的书，都是竖排版的，在书中林彪认为重要的地方，都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叶群说当了秘书才好找老婆 在辽阳街一号，叶群是最闲的，基本上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也许是闲来无事，也许是要同我这个新来的秘书熟识些，我到林彪那里不几天，叶群曾跑到我办公室来闲谈过几次。 头一次闲谈，她就提到她在《东北日报》看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她还说，你发表在《东北日报》上的文章我看到了，写得很不错嘛。我说，这哪里是什么文章!那是洛甫(张闻天)同志派我下乡作些调查，口头汇报后让我整理出来，我也不知道要送《东北日报》发表，我也是登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还有一次，叶群又跑到我办公室里同我聊天。聊了一会儿，叶群就问我，听说让你来当秘书，你还不愿意来? 我一听，就把我同张闻天两次谈话不愿来的理由说了一遍，并且说，就是这些原因，确实不是出于别的考虑。这时候叶群说了一句话，她说，唉!你这个人!你不是还没有结婚吗?给林彪同志当一段秘书以后，也好找个对象嘛! 我听了以后，心里十分反感。如果我不给林彪当一段秘书，镀镀金，一辈子也找不到老婆似的。叶群一说完，我当下就沉下了脸，但强忍住了，没有同她顶撞。这时叶群大概也看出来了，就说，好了，好，不谈这个了。站起来就走了。从这件事情起，我对叶群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那时的叶群不担任任何公职。豆豆和老虎还小，豆豆不过四五岁，老虎才两岁多，她家雇了一个小保姆，叶群就在家里照顾林彪的生活和照管两个孩子。这给我的印象也不太好。当时的情况下，东北形势紧张，大家都在非常紧张地工作，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林彪的生活又专门有个秘书在管，她一点工作也不做，我以为不怎么合适，哪怕在哪个机关挂个名，不一定坚持天天上班，她也不应该在家当官太太。 不过，那时叶群请了一个“白俄”，每周来两三次，教她学俄文。偶尔，叶群也在老师的帮助下，一个月两个月翻译或摘要翻译一点苏联《真理报》的社论或重要文章，我是在《东北日报》上看过她发表的译文的。 那时候，叶群就有好乱插手的毛病，我和王本都有些烦她。我还好一点，是管政务的，叶群无从插手。但王本管生活，许多事情离不开叶群，常常叫他左右为难。 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之前，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是季中权，过去我们不认识，我到林彪那里以后，听王本偶尔说起过他。1977年我调到卫生部做副部长，第二年夏天季中权也被调到卫生部来，开始是卫生部党组成员，1979年又提起来做卫生部副部长。我们有时谈起当年给林彪当秘书的情况，我们两个对当时的林彪和叶群的印象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