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兩部作品《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可謂膾炙人口，經久不衰。也正因為如此，作品的影響力就不可等閒視之。解讀這兩部作品，可以發現法國之所以成為全球“政治正確”首都，其思想根源所在。

歐洲現代文明的基礎發端於基督信仰的傳揚。竭力忠實於聖經真理，是美英保守派文明；自義解讀聖經則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典型傳統自由派。如今的奧巴馬自由派，則與聖經真理無關；不僅如此，它們追求的是擺脫上帝管教、憲法約束的完全“自由”。為了最終實現“理想自由”，它們連人類最根本的倫理和規則都要顛覆，因此已經墮落為一目了然之邪惡。

本文暫時略過邪惡左派不表，單述傳統自由派，因為他們向年輕人和善良之人灌輸似是而非的假真理，頗有危害。

《悲慘世界》等作品，曾經感動過無數讀者，對西方政治生態產生過極其深刻的影響。作為傳統經典，以後還會繼續保持這樣的強大影響力。應該沒有人對此有異議。 《悲慘世界》 敘述罪犯冉阿讓戴罪出獄借宿主教家偷竊銀器再次被捕，主教大愛撒謊為冉阿讓脫罪。被道德感化的冉阿讓後來成為成功的企業家，這是故事主線。因為雨果對自己這部作品的定義是一部“宗教”作品，故此不能與一般歐美人文、社會和愛情小說相提並論。其它故事細節，不在本文關注之內。一百多年來，全球範圍內對《悲慘世界》這部作品充滿了讚美、欣賞；可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鮮見有人質疑過這部道德高尚，幾近“完美”之作品。然而，魔鬼存在於細節之中，作品影響越大，誤導可能越甚。

關鍵質疑：

1.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窮人日子過得艱辛，確實是當時的社會問題。但偷竊這個行為在屬靈和屬世都是罪，聖經真理從來沒有設定“良性合理”偷竊和“罪性非法”偷竊這樣的“區別”。布爾什維克割命的“正當性”恰恰就是先“認定”所有富人的財富都是“不義”，因此才後有堂而皇之地搶奪、殺人之“正義”。可見，別人之財是義還是不義自有它的真實和後果；你的偷竊、搶奪之罪無法掩蓋。偷竊就是罪，沒有任何藉口。更何況，主教的銀器在雨果和冉阿讓的眼裡並非“不義之財”，雨果為偷竊找到的道德藉口也許只剩下冉阿讓“過不下去”了。然而，自己“難過”得確是個問題，但偷竊則是另一個問題。無論什麼藉口，偷竊是罪，是躲不過去的事實。

冉阿讓後來成為富豪， 也說明借債（相當於啟動資金的主教銀器）勤奮和智慧也可以解決溫飽問題， 不一定非去偷。我們東方都崇尚“君子不食嗟來之食”。作為有貴族傳統的法國，不會不知道。窮困之下，還可借債；借債不成最後還有乞討一條路。乞討比嗟來之食有尊嚴，當然比偷更有自尊。

2. 以聖經為真理的基督徒都知道，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權柄；而且這種赦罪基於認罪悔改這樣的前提。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作品中主教赦罪之權柄從何而來？主教有什麼權柄以有罪為無罪，且“善良”地掩蓋偷竊罪行？ 特別是冉阿讓連屬世認錯都沒有的前提下，主教就“赦免”了他。難道主教比上帝的權力還大？主教的“愛”比上帝的愛還深？主教的“公義”可以僭越上帝以有罪為無罪？主教有上帝般能預知冉阿讓必然改邪歸正之超然能力？

3. 主教“赦免”冉阿讓所採取的方法是“撒謊”；就是以謊言掩蓋犯罪；主教過犯，罪加一等。其小說效果是：只要我認定自己在“做好事”，就可以不擇手段、不計後果。撒謊不是問題，甚至殺人都是為了正義。這在聖經真理裡面絕對是大忌；但在左派眼裡卻更能顯出與眾不同的、超越上帝的“大義”。讓我們設想：假如冉阿讓被主教“赦免”後拿着主教的銀子上山打家劫舍，後來殺人無數。那麼主教會不會後悔自己的犯罪行為？主教事先怎麼能夠確信自己撒謊+大愛一定可以換來冉阿讓從此洗心革面？

自義主教（雨果及許多法國人）、自義自由派認為成功的可能性是100%！《悲慘世界》一部小說勝過所有的事實，勝過一切的常識、勝過嚴謹的邏輯。 掩蓋冉阿讓罪行使他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成為作品的主線，成為法國政治正確的“主流”思想。可見他們完全無視冉阿讓的故事絕對是特例；完全無視小說之匠心說教違背了上帝的公義原則。 否則何以解釋今天的“政治正確”；何以解釋歡迎中東“難民”湧入、何以解釋紛紛主動去穆區送死的白左女？後來從法國發芽蔓延出來的布爾人滿世界刀光血影不就是“主教”大愛結出的果子嗎？布爾人不就是不擇手段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嗎？結果又如何？——因此違背聖經公義原則的“自義”，其行為是淫蕩的、後果是可怕的。

4. 警官的自殺，也是作品為了產生道德震撼感覺的一個重要安排。有明顯戲劇和文學效應，但對弘揚真理無補有害。

到此，有讀者一定會質疑：那麼小說如何才能既體現基督大愛，又體現上帝公義呢？ 假如飛雲作此小說，那麼作品會讓冉阿讓準備偷竊正要下手之前，觀察已久的主教忽然現身。主教的出現使冉阿讓的罪行沒有得以實施，成為“意念”之罪、道德之罪。然後主教以愛主之心愛人，贈送冉阿讓銀器；後面的故事可以完全繼續。若作這樣的情節安排，文學效果不會下降，同時可以彌補小說致命硬傷。

雨果的另一篇作品《巴黎聖母院》則把主教描寫為故事中基本上是最“邪惡”的人，其產生的影響極其惡劣。基督徒都知道自己的不完美，而作品中的主教則完全看不到基督的任何影子。換句話說，在世人眼裡應該是相對常人道德較為高尚的“主教”反而是最虛偽邪惡之人。與《悲慘世界》一樣的舉反例，以偏概全：報恩野狼救命，風落椰果傷人。給世人的信息就是：連主教都如此邪惡，乃至比不上一般普通人；基督真理？ 不信也罷！對真理門外的讀者來說，作品的客觀效果就是如此。丁玲們在山西農村“挖掘”鄉紳“罪行”不果，然後無中生有編造“白茅女”故事閃動街機仇狠，自由派文人自義反作惡，一脈相承。區別只在“天真”與“邪惡”之間。

雨果發表《巴黎聖母院》時大約三十歲的樣子；作品中恨不得即刻砸爛舊世界的衝動呼之欲出，其中借主教體現出了對基督的不屑甚至反感（會說的不如會聽的，會寫的不如會讀的。作為讀者，飛雲不準備在此與辯護者爭論）。可見他當時非常“憤青”，非常極端， 雖然也非常有“愛情”。

30年後的1862年，雨果發表《悲慘世界》。作品體現他的屬靈狀況相對年輕時已有成長，他甚至說自己醞釀了幾十年的《悲慘世界》就是一部“宗教作品”，也就是說他希望以此作品弘揚基督之愛，初心可嘉。

雨果小說的產生，和法國的信仰狀況有關，和法國人常常自以為義、自以為善、且對聖經真理解讀偏差有關。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國產生“巴黎公舍”；滋生布爾祖先、乃至今天成為西方政治正確大本營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不難發現今天歐洲、美國天真左派（包括許多基督徒）不顧公義原則設立“庇護城”、開放邊界、取消死刑、為罪犯開脫的無邊大愛，以及褻瀆聖經真理凡此種種，從近一個半世紀前風靡全球的《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等作品裡面都可以找到思想原型。

由此看來，謹慎保守完備的聖經真理，是何等重要！

【後面的話】

作為文學作品， 讀者包括飛雲自己都持欣賞態度。本文意思是要從不同角度解讀作品，並無全盤否定意向。這個從本文修改故事情節即可看出，望讀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