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兩年多，二零一一年十月，就到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間，中國這塊古老的舞台上，演出了兩千年難得一見的大戲。忠奸善惡，冤魂怨民，輪番登場，應接不暇。其間的腥風血雨，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歷史，只有離開足夠遠的時間空間，才能看清。否則，“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為海外的獨立思想者，我比同輩人也許多一點比較優勢，這就是保持距離。由於不參與，不捲入任何政系派系，不斷地把觀察思考的結果寫下來，有時就發現一些為很投入的參與者不易看清的東西。當然看得也不一定就那麼准。至少有些看法別人暫時還沒有，值得留着讓人作比較。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選擇途徑，歸納到最後不外乎兩個：一個是革命，一個是改革。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從文革結束到現在為止是改革。前者用了近七十年，後者用了整三十年。為了表達簡練，我把所有意識形態，黨派路線之爭的內容都抽去了。從表面看，革命和改革是中國人百年來僅有的兩條選擇途徑。再進一步辨析，可以這麼說，革命只不過是用暴力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改革只不過是用高速增長來維持現政權，彌補政權的執政合法性。一百年過去，中國人主要所做的不過這兩件事，也只有這兩件事做成了。其它的或許也做了一些，但都沒有重大影響。七十年時間，政權的名稱和人選，的確換過了，換得很徹底，不止一兩次。近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持續不斷，最近才減慢下來。通過“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苦心經營，政權暫時還維持得住。其餘都做了什麼，左思右想，乏善可陳。

提出革命和改革這兩條選擇途徑的兩個人，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鄧小平。其餘的領袖人物如蔣介石和毛澤東，只不過沿着前人既定的選擇途徑在走，並沒有新的創建。後人如果提不出替代性的選擇途徑，只能跟着前人走。哪怕發揮得再淋漓盡致，走的再遠，仍舊不離窠臼，不算新途徑。如果民間有人提出不同途徑，並且左右了政局，也可以算作創新。但是沒有。中國的民間大眾缺乏這樣的能力，或者被壓抑得太重，所以只能跟從。

外表看起來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革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革命，使用的意識形態名詞有不少差異，比如孫的民族，民權，共和，毛的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其實本質沒有不同，都是用武力手段消滅掉一種現存政治力量。歷史邏輯在說，每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都有其社會歷史根源，沒有完全消滅的必要。即便讓它們存在下去，自生自滅，也比人為消滅的好。相反，消滅一種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破壞了政治生態平衡和和力量間的相互制約，才是真正災難的開始。孫中山先企圖消滅滿清的政治力量，後企圖消滅北洋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先消滅了蔣介石的政治力量，後消滅了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不同政見的政治力量。雖然勝利了，但即刻產生極權專制。因為對立着的勢力消失，平衡也跟着消失，重心一邊倒。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由把此當作常態。

當鄧小平在八九消滅了黨內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以後，自己也意識到途徑必須改變，不宜繼續走消滅異己的老路。所以，近兩屆中共高層的換屆，各方派系都有所克制。目前，國內的新左派又稱毛派，還在繼續發展壯大。對所謂的右派即憲政派，只拘捕了一個劉曉波，還沒有開始政治清洗。這都說明某種途徑改變的必然趨勢。

可是鄧小平的選擇途徑仍然不是一種徹底改變。改革的主要目的，只不過兩個，一是阻止另一次革命；二是補充現政權的執政合法性。但方法只限於高速的經濟增長，給民眾一個看起來不錯的期望值，以為隨着增長，自己也能從中獲益。隨着世界經濟變局，高速增長難以為繼，鄧的選擇途徑也已走完。

世界各國在歷史上，一旦政權出現合法性危機，都不外乎兩種選擇，一是武力封殺反對派，二是用經濟增長吸引支持者。後者比前者有效。但是當既有利益分配完畢，經濟增長走到盡頭，無計可施的時候，再回頭封殺反對派，結局都不理想。前蘇聯走過這條路。現伊朗也可能走這條路。如果經濟增長失去動力，武力鎮壓不得人心，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還政於民，從最基礎的層面重新建立政權合法性。當然，也可以選擇對外發動戰爭，轉移內部矛盾。不過這不是一條出路，是一條死路。

如果把台灣也放入中國視野，台灣人近幾十年的選擇，不同於大陸。他們選的是和平民主抗爭。國民黨曾經在台灣進行過獨裁統治，壓迫甚至暗殺政治異見者。但是台灣民進黨沒有選擇推翻國民黨的途徑，而是利用狹小空間，慢慢地擴展，一直堅持到廢除黨禁，實現政黨和平輪替。這說明，除了革命和改革，也就是說，除了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之外，還有另外的選擇途徑，即用和平手段改造現政權，慢慢演變。六四學運雖然也是和平抗爭，但由於對革命這個選擇途徑的不自覺沿襲，運動最終被引入暴力政治輪替。

最近出現的對巴東鄧玉嬌案的網民呼籲，對“綠壩”軟件的群體抵制，都是大陸中國人重開另一種選擇途徑的初步嘗試。雖然中國現在已經淪入系統腐敗，全面腐敗，但這正是研究腐敗，建立未來防腐機制的時機。雖然中國現在已經出現巨大的貧富不均，但這正是分析根源，尋找制定方策的力點。錯過這個時機，失去研究對象，新上來的政權還真的是紙上談兵，無從着手，很可能不由自主又回到老途徑，搞起大鍋飯來。人和邪惡是不可分割的。再邪惡的勢力，也不能用革命一勞永逸地手術摘除；再革命的人，某種條件下一樣會變得邪惡。善良的人與邪惡勢力的抗爭，常常需要持續幾代人時間。唯有有節制的和平手段，才能保證抗爭長久持續，步步為營，不被暴力所中斷，前功盡棄，從而從底子裡，而不是名稱上改造社會，完成現代化轉型。

200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