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媽媽離開我已經十二年了，時間一點也沒有消磨掉我對她的懷念。相反，由於爸爸提議為媽媽編一本書以為紀念，因而整理了她生前的日記，很多往事歷歷在目，使我對媽媽的思念越來越強烈。

媽媽沒有給我個人留下任何遺產。她一生沒有什麼積蓄，僅有的三千多元人民幣的退職費，在存了多年銀行以後，全部取出來買了一座青金石雕，一種珍貴的玉雕。記得雕刻的是“八仙”之一何仙姑，送給了加拿大的三姨媽。用意是以此報答妹妹對自己的大兒子、我的哥哥隻身在外的關照。她沒有金銀首飾。除了幾件可數的舊衣物，還有一隻普通的手錶，比較新而已。按遺願，都送給了當時她國內的姐妹們。她們最後收沒收，我也不知道。

但是媽媽給我，給她的親人們，以及我們所有的後代，留下了另一筆豐厚沉重的遺產，這筆遺產是無形的，其價值珍貴到我幾乎無法用文字來表述。這筆遺產是她用自己極其平凡無華的一生刻寫的。

在物慾橫流的今天，許多人用來衡量事物價值的標尺是人民幣或美元，也許他們對這一類財產不感興趣。但我還要試着用笨拙的筆把它記述下來，留給後人，或者後人的後人，直到他們感興趣的那一天。

媽媽的一生經曆象絕大多數的華夏子孫那樣平常。1925年，她出生於一個靠打苦工為生的加拿大華僑家庭。加拿大當時的歧視華人的環境逼迫她的父親舉家遷回上海。不久後日本侵華戰爭中斷了家裡的生計和她的學業，於是她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投奔了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北解放區。

她的天性象她的名字：月瓊，月光一般的柔和，玉石一般的純淨。可惜我是一個男孩，不似女孩那樣容易接近她的心靈。但我畢竟是她的親骨肉，她的每一寸哀和樂，都牽動我的神經。記憶中的媽媽始終是家庭主婦，她做得一手好菜，但從來都不敢殺雞。她知道該怎樣殺，怎樣握住雞的翅膀，怎樣下刀，甚至教會我操作，但自己無論怎樣都下不了手。她從不與人爭鋒。有時候遇到蠻不講理的人，哪怕氣得自己滿臉通紅，也罵不出一句象樣的髒字。

“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這句俗語，是從媽媽口裡傳下來的，這句話幾乎又是她一生的寫照。她與人為善的天性，差不多從她走入社會的開始，就給她帶來厄運。她的坦蕩的心懷，就象新鮮傷口上粉紅的肉芽，毫無保護地被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的粗鹽和砂礫狂虐地反覆揉搓。而這些偉大一時的政治運動，如今回憶起來竟都兒戲般的荒唐。我不敢想象年輕時候的媽媽，在無辜地被好大喜功的積極分子們誣陷為國民黨特務，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時候，吞食火柴頭自盡的畫面。我的心會為此止不住地流血，我的哽咽會讓自己窒息。她當時沒有了斷自己，因此而有了我，也因此開始了自己一生的噩夢。

從1944年她十九歲時，被“搶救失足者”運動莫名其妙定為“失足者”，次年又莫名其妙地被糾正之後，檔案里未被清理的材料便夢魘般糾纏着她。“反右”運動對她折磨的時間最長。即便在1962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後，還算作“摘帽右派”，意為還是“右派”。甚至在文革結束，右派案子被徹底糾正之後，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再為社會做一些工作的她，仍然繼續受到歧視。沒有一個單位願意接受她的工作申請，讓她嘗嘗揚眉吐氣做正常人的滋味，因為曾經右派過。

直到身患絕症，回首一生的時候，她才意識到自己這一生是多麼扭曲畸形。她的生性總把個人得失看得很淡，但卻為丈夫和四個子女由於她的原因，受到長期不公正的對待而不斷地責備自己。在患病前不久的日記里，她寫到：“因為我背上的黑鍋，兒女們不能和同階層同時代的青年一樣享受到較為合理、優惠的讀書、就業等出路……雖然嘔心瀝血，操心操勞，仍免不了常常備受困擾。”媽媽，這不是你的錯呵！生性善良的你，為什麼還要在黑鍋上給自己再加一口黑鍋呢？經年累月，積鬱成疾，1988年，六十三歲的她，患上癌症。由發現時的晚期乳腺癌，治療無效，轉為肺癌。次年，1989年10月12日晚8時，撒手而去。終年六十四歲。

媽媽的骨灰根據她的遺願，埋葬在溫哥華一處寧靜的墓園，和她深愛的父母的墓穴相距約二百米。她此生的另一大憾事，便是無法一盡對身生父母的孝敬和愛心。今天爭先恐後出國的年輕人再也不會理解，僅僅三十年前，“海外關係”四個字，可以把一個人壓死。何況她早年跟隨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父親身份是資本家。儘管這個“資本家”臨終前靠養老金過活，全部財產不過是溫哥華平民區的一幢舊房子。定為資本家就是資本家，就是革命和防範的對象，你沒有申辯和澄清的餘地。媽媽為此和她的老父母相互朝朝暮暮、天涯海隔地思念，但一點也不敢流露出來，生怕罪上加罪。現在我理解了，為什麼媽媽的遺囑要求把她的骨灰不遠萬里地移回加拿大，葬在父母近處，生不能盡孝，死也盡孝！

媽媽的一生，沒有功名和榮耀，只有屈辱和悲傷。這樣的一生，有什麼可以作為遺產留給後人的呢？

有。

媽媽的遺產是一份無言的控訴。冤有頭，債有主，媽媽最有權利站在歷史的法庭上起訴那個時代的罪惡。可不是起訴幾個迫害她的個人，對這些人，媽媽在生前已經寬恕他們了。她要起訴的是一個時代，一個理念，一套價值觀。那個時代今天已經被多數人否定了，造成的原因據說是極左失誤。但有沒有人問一問，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巨大這樣長期的失誤？深層的內因是什麼？儘管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和最聰明的頭腦，可惜至今沒有人完整回答過。媽媽的經歷回答了，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把人當成人。

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從古到今，沒有一種文化或思想把普通的個人當成優先尊重的價值和對象。古代倫理是以帝王為牧，百姓為羊的，最高地位的人不過是家奴。照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普通人被當作生產力，地位與牛馬也差不多。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把一部分人當成力量，另一部分人當成被力量消滅的對象。為世界革命的勝利不在乎犧牲三億人。在“三個代表”理論下，人還是生產力，有價值的人只限於“先進”的生產力。

當今中國人的生命價值之賤，恐怕已成世界之最。中國人在領袖眼裡是數字，在將軍眼裡是炮灰，在老闆眼裡是生財的工具，在警察眼裡是賤貨多少還帶點油水。就是飛機失事死亡賠償，中國人也是最廉價的。在小學裡我們被教導要熱愛黨，熱愛國家，熱愛人民，但從未被教導過要熱愛人。人民不同於人，人民是統治者最經常偷換的一個概念，完全根據他們的需要而變化。

直到今天，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個人的最高價值，僅僅體現在另一個比他地位更高的人認為有用。一個人，如果是一個不重要的個人，他或她的被歧視，被污辱，被虐待，被冤屈，被誣陷，被詆毀，被摧殘，被消滅，跟我們的偉大事業相比，實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旁觀的另一個同樣的人，往往視而不見，麻木不仁，如魯迅《看客》中的一個看客。因為同情可能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擠眼淚也是回家關起門為妥。中國的倫理價值觀念經年累月就是以此為準則建立起來的，並且看來會無休止地延續下去。

以貶低人，糟踐人，擠榨人為立國之本的中國，能夠走進世界之強的行列嗎？回答是：否。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人不是機器，不是動物。人有理智，有思維，有情感。當一個人的精神或肉體受到傷害，不會象植物那樣默默地自行痊癒。社會心理學證明，在社會群體中，投射一個愛，將會得到愛的反饋；投射一個恨，同樣會得到恨的反饋。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的當權者沒有做任何事情來保護個人，可謂“灑向人間都是怨”。象媽媽這樣的，甚至慘烈幾十倍，幾百倍的個案，已經匯集為海，堆積如山。播種仇恨而想收穫愛，可能嗎？一個不再有愛的社會，哪來的積極性？哪來的創造力？受了傷的人們只想躲避，只想逃匿。最壞的結果，“官逼民反”。然而歷史上那麼多的折騰已經把中國人嚇怕了，於是他們只好選擇消沉。試問，當今哪一個世界強國是由消沉的國民建造出來的？

媽媽的遺產是一紙無字的呼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人不應當一代又一代重複同樣的錯誤，他們應當變得聰明起來。為了中華民族的千秋不衰，為了子孫萬代的福祉無邊，每一個自認是炎黃子孫的人，都應該想一點做一點什麼事，來避免類似媽媽的命運永無止盡地輪迴。也許我不該提“人權”兩個字，它已經被政治家們搞得太敏感複雜了。不在文字上爭論遊戲，只要實實在在做事情。媽媽的經歷建議：立法和建立一個與最高權利機關有同等權威的機構，保護每一個具體的善良的個人，讓他們受到公正的對待。

不能指望渺小的個人可以自己保護他們自己。事實證明，每一個冤案的產生，都是因為受害者的對手比自己強大幾百上千倍，因為所有行政的、法律的、輿論的、暴力的手段全部集中在他們手裡。如果僅僅責問當事人，你為什麼不申訴呵？那將是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話。

聰明的美國人，在立國初期就發明了一個“民權保護法”即《權利法案》，兩百多年來，非常行之有效。對於他們來說，所謂人民的權利不是什麼抽象的東西，它就是具體的一個一個“個人”的權利，而對於這種權利最大的威脅，就是一個有組織的，有財力的，有執法權的政權力量。因此，如果能立法限制聯邦政府的權力，如果能立法保護每一個具體的美國人的個人權利，那麼，政府和人民就時時處於互相制約的狀態之中。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比中國穩定的原因：政府時時處於強有力的監督之下，一旦失誤，就不容易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人民的權利受到保護，也就不容易積怨至深而產生爆發性的破壞力。聰明的中國人，也能發明出什麼同樣或者更好的東西來嗎？

如果一時發明不出來也不要緊，先借別人現成的來用一用。如果用得不好，還可以不斷加以改進。萬一用好了呢？那不就造福子孫後代，功德無量了嗎？假如媽媽一生的苦難，為後人啟發了尋求幸福的思路，那她就沒有白活，也沒有白白受難，她的在天之靈會得到安慰。這也是為什麼我苦苦思考，寫下這篇《媽媽的遺產》的原因。

2001-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