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近日許多網友被剛剛發生的巨大歷史事件困擾，這就是川普發動的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夫婦的武裝綁架。這件事不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世界歷史上也絕無先例。困擾的原因當然就是不知如何作判斷，無論從法律還是從道德層面。這種降維式的打擊，到底有何法律依據，是否打破了二戰以後一直保持的國際秩序，是否凡霸權國家都可以照此行事？到此刻，還沒有一個權威和公認的定論。這樣下去，世界秩序會不會大亂呢？

紐約時報日前採訪了川普總統，問他行使全球權力是否受任何限制，川普回答說有：“是的，確實有一件事，那就是我自己的道德觀、我的想法。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東西。我不需要國際法。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川普接着又說，他“確實”需要遵守國際法，但也表示，“這要看你如何定義國際法”。雖然川普自詡為“和平總統”，並尋求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但他卻在第2個總統任期內發動一連串軍事行動。川普批准攻擊伊朗核計劃的午夜之錘行動，過去一年來也主導對伊拉克、尼日利亞、索馬利亞、敘利亞與也門發動空襲，包括這次針對委內瑞拉。

難道國際法可以被隨意定義嗎？在國際法之上，是不是還有一個更高的法則，而從頂端對國際法的作出解釋？有的。這就是當代法哲學的泰山北斗，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的封筆之作，《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1999)。

雖沒有拜讀過這本書，但讀完了此書的簡介後，有一種茅塞頓開之感。羅爾斯是一位溫的現代自由主義法哲學家，卻在書裡給出了一個非常強硬不容置疑的結論，明確告訴世人，文明的規則是不適用於野蠻人的。在這本書裡，他提出了一個“法外國家”的概念，來證明對這類國家，文明世界不僅有權拒絕寬容，甚至有權發動戰爭干預。

幾乎工程師式的思維，羅爾斯以是否遵從道德，是否尊重人權，是否有侵略性這樣幾把尺子，對地球上所有的政權進行了一次大掃描。結果畫出了一張層次分明的世界地圖。在這張地圖上，羅爾斯把所有的社會形態分成了5類，直接決定了誰是文明社會的朋友，誰是可以寬容的鄰居，誰又是必須被打擊的敵人。這像是一個國際社會的徵信系統，一個國家的信用等級，決定了它應享受什麼待遇。

第一類是自由國家。自由民主國家作為羅爾斯心目中的理想模板，像是金字塔的塔尖。比如美國、西歐、北歐，此類國家在內部實行憲政民主，在外部推崇和平。

第二類叫做正派國家。這是羅爾斯最獨特也最具爭議性的一個概念。什麼叫做正派？羅爾斯說，這個世界上有一些國家，他們不是自由民主國家，可能實行政教合一，可能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社會內部有森嚴的等級制度。在很多西方激進的自由派眼裡，這種國家就是落後和專制的代名詞，是需要被改造的對象。但是羅爾斯說，且慢，我們依然必須承認他們是正派的，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因為這樣的國家第一對外不搞侵略，不輸出破壞，他們只想關起門來過自己的日子，絕對不會試圖用武力把自己的信仰強加給鄰國。第二，對內尊重基本人權，比如生存權、人身自由、財產權，在法律面前受平等對待的權利等。這些國家可能不給他們的公民完全的言論自由或者參政權，但是絕對不會搞大屠殺，不搞奴隸制，不搞信息封鎖。

為了把正派國家這個概念講清楚，書中甚至專門虛構了一個國家，名字叫做卡扎尼斯坦。這個國家是一個想象中的伊斯蘭國家。在這個國家裡，伊斯蘭教是國教，只有穆斯林能夠當國家領導人。但是這個國家不搞宗教迫害，其他教派的人活得很安全，也能通過某種協商機制向政府表達意見。這樣的一個國家就是正派國家。自由國家不能因為覺得自己的制度優越，就強行去向他們推行和平演變，這是文明世界的底線。要求全世界都變成像美國一個樣子，那美國就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獨裁者。

第三類就是前面提到的，法外國家，也就是俗稱的流氓國家。這個國家的特徵非常鮮明：對內，他們殘酷壓迫自己的人民，把人權踩在腳底；對外，他們信奉武力，準備通過戰爭或者恐怖主義來擴張自己的權力，鼓勵或者放縱國內的破壞性力量侵入到鄰國和國際社會。對於這類國家，羅爾斯的態度就發生了180°大轉變。他對正派國家有多寬容，對法外國家就有多強硬。羅爾斯認為對流氓的戰爭不僅是允許的，甚至可能是正義的最高形式。

他顛覆了一個在國際關係裡被視為鐵律的概念，也就是主權。在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下，主權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別人家內部無論發生了什麼，種族屠殺或暴政，那都是他的家務事，外人無權干涉。但羅爾斯在萬民法里對此提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觀點，人權是主權的紅線。只有當這個政府能夠履行保護人民基本權利職責的時候，才配擁有主權，才配享有互不干涉的特權。如果你越過了這條紅線，如果你開始大規模的踐踏人權，甚至像馬杜羅政權被指控的那樣，把國家機器變成販毒和恐怖主義的工具，那麼對不起了，你的主權就已經自動失效了。同樣情形也發生在此刻的伊朗。

第四類，貧窮國家。這些國家，不是壞而是不幸，由於歷史原因，極度貧困，缺乏政治文化的土壤，導致他們始終沒有辦法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他們的人民在受苦，但是他們的政府並沒有對外侵略的惡意。當然，自己國家的治理得一塌糊塗。對於這類雙重性，羅爾斯認為，文明世界的責任不是徹底的改造，而是對其援助到一個臨界點之後就果斷放手。左派或者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會跳出來說，毫無疑問，當然是給錢了。要搞全球分配正義，把富國的錢分給窮國，直到大家一樣富裕為止。

托爾斯搖搖頭，問了一個根本問題，貧窮到底是因為什麼，自然資源匱乏嗎？不是。比如日本，資源貧乏的要命，但她是世界頂級富婆。再看阿根廷，資源富得流油，卻總陷入困境。委內瑞拉就更不用說了，它是全世界石油儲量最豐富的國家，卻把自己給玩殘了。羅爾斯一針見血指出，造成這些國家貧困和混亂的根本原因不是缺錢缺資源，而是它的政治文化出了問題，制度不公正，人民缺乏政治德行，社會傳統壓抑了人們的創造力。分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沒有正義的制度，再多的錢也會被腐敗吞噬，或者被用來填補無底洞，甚至反而強化那個政權。所以羅爾斯認為，文明世界對這些負擔沉重社會的援助核心，不應該是輸血，而應該是造血。

第五類，仁慈的專制主義國家。這類國家雖然保證了國民最基本的人權，但是國民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渠道。這種國家的統治者就像是一個仁慈的大家長，對國民說，我這麼做都是為了你好，但是你別插嘴。羅爾斯認為，這樣的國家雖然還行，尚有最基本的人權底線，但是畢竟政治秩序高度不健全，剝奪了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羅爾斯說，這種政權處於邊緣地帶，不算敵人，但也不完全是合格的隊友。這一類仁慈的專制主義國家較少，不是重點，暫且放一邊，除非它向第三類法外國家演變。到了那一步，動手也來得及。

羅爾斯眼中有正義。這種正義不是要把世界變成一個整齊劃一的大同樂園，不是要讓每個人的銀行賬戶數字都一樣，而是給每個社會提供站起來的機會。當一些負擔沉重的國家還躺在泥淖里的時候，有義務拉它們一把，在制度上給予建議，緊急時提供物資幫助，直到它們站起來，成為國際社會中有尊嚴的一員為止。

民主國家當然不應該為了追求財富土地去發動戰爭。為了國家利益最大化而發動的戰爭是舊時代的野蠻行為。但是，只有一種理由可以讓戰爭變得正義，那就是自衛。注意，這裡的自衛不僅僅是說，等敵人打到本國的國土上再反擊。羅爾斯把自衛的概念擴展了。他認為，法外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文明世界的一種威脅。因為法外國家不僅對內殘暴，它們對外也往往具有非常大的侵略性。它們信奉的是暴力，不遵守契約。讓這樣的政權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讓他們成為毒品和恐怖主義源頭，這本身讓守法公民生活在恐懼之中。

綜合羅爾斯教授的法哲學，一條貫穿首尾的脈絡十分清晰。對某些國家首先使用武器，不僅不違背最高的國際法，而且正當和正義。而對那些信仰不同，價值不同的國家，只要它們不突破底線，就必須和而不同。那麼怎麼樣才能分辨兩者的區別？那就是，張大眼睛，豎起耳朵，不被偽裝欺騙，不被謊言迷惑。在這裡，時間也許是最鋒利的試金石。

202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