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60年前初读到诗人屈原《离骚》中这句名句时，一边感慨大师的年代多么艰辛，一边又庆幸自己的时代多么幸福。不是吗？生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古人的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一个甲子过去，现在回味到自己的懵懂无知。几千年过去了，当年感到困惑的东西，今天仍旧扑朔迷离。差别也许是比那时更难裁断。

不过好在，穷尽一生探索，到今天此刻为止，我似乎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虽无十分把握，却不妨记下来，与各位分享，以得到指教。

简单讲，人间如乱麻般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怎么才能理出头绪？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真理，要不要追求，怎么追求？这林林总总的难题，有没有一条法则，能将其大致解开？我以为找到了这个法则，正如标题所言：只论好坏，慎判对错。

据说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人生准则。遇到或者听到各种匪夷所思的怪异发生，第一时间都有判断。关键在，你的判断以什么为依据？祖先说的，父母说的，师长说的，领导说的，央视新闻联播说的？当然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无意干涉你的选择，但有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某一事件，宁可用好坏来评估，避免用对错来判断。

好坏对错不是一样的吗？好就是对的，坏就是错的，你这简直像在废话。别急，分析进去，差别大了去了。不过在展开之前，不妨先扯扯近年的热门话题：政治正确。不知为何，它已经渗透到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成了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依据。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 PC）最初源于对语言中歧视与偏见的修正，旨在通过语言和行为的规范，保障少数群体及弱势群体的权益与尊严。数十年来，政治正确已遍布语言表达、影视文化、公共政策、职场管理以及学术探讨等多个领域。在数字时代，政治正确通过网络社群和舆论监督形成强大的舆论约束。公职人员、学者、企业家或艺人若发表违背政治正确的言论，常会面临公众声讨、赞助商解约乃至被迫离职。

对政治正确的评判各式各样，有褒有砭，也有人无所谓，但我却厌恶之极。在我眼里，所谓政治正确的舆论判断，等同于思想枷锁与精神迫害。所有目的只一个，就是控制他人的言行直到灵魂，最终奴役其身心。

这样言辞激烈自有道理。

政治正确的所谓正确，在开始的时候好像出自善良，同情心和正义感，但是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政治正确据说最早出现在 1793 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书（Chisholm v. Georgia）中，当时仅表示“在政治/法律上符合规范或准确”。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该词开始出现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党人的讨论中。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在美国“新左翼”（New Left）运动、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被左翼学者与教师作为反讽与自嘲的词汇使用。至于为什么到了今天，会被大众的接受，下意识以此为一切是非对错的判别标准，我也感到惊讶不已。

下面用一个典型的寓言故事加以说明。故事名叫《政治正确小红帽》，出自美国作家詹姆斯·芬·加纳（James Finn Garner）1994年的畅销讽刺幽默作品《政治正确童话故事》。

大概是这样的。母亲让小红帽带无脂无钠的健康零食和矿泉水去探望祖母。书中特别强调：这不是家务是女性的职责，为了建立社区关怀。祖母也并非患病，而是处于“完全的健康状态”。小红帽充满自信地独自穿过森林，不受传统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式暗喻”的恐吓。在森林里遇到大灰狼。狼提醒她“小女孩独自走在森林里不安全”，小红帽反驳说这是性别歧视，但理解作为“社会边缘群体”所受的压力，因而原谅了它的无礼。狼随后抢先赶到祖母家吃了祖母，书中称这是“食肉动物完全合理的自然行为”。随后狼穿上祖母的睡衣，摆脱了传统“男女性别二元论”的束缚，体验了一把异装。 

小红帽到达后，二人展开了充满政治正确的对话：“你的眼睛真大！” “我忘了你像蝙蝠一样存在视觉障碍”；“你的鼻子真大！”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但在独特的风格里非常具有吸引力。”“你的牙齿真大！”狼回答：“我对我自己是谁、是什么感到非常满意。” 

一位路经的“木材能源技术员”（伐木工，避免歧视）举着斧头冲进来企图救人。然而，小红帽和狼同时喝止了他，“你这个性别歧视兼物种歧视者，怎么敢假设女性和狼在没有男性介入的情况下就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祖母此时自己从狼的肚子里跳了出来，一把抢过伐木工的斧头将他砍倒。最终，小红帽、祖母和大灰狼三者达成了共同的目标，建立了一个基于互相尊重与合作的“替代型家庭（Alternative household）”，在森林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很好，好就好在解构了宏大叙事的左派偏执狂。他们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在语言细节上纠缠，破坏正常人的传统认知？一切为了狼的利益，话语背后全是潜藏的祸心。

历史上的各个朝代，统治者都用武力征服臣民，但到了近现代，他们有了长足的进步。暴力征服成本过高，不易控制，并且血淋淋太难看，预后不良，而用语言控制则高明多了。在语言的征服下，臣民们不但不奋起反抗，还乖巧服帖，免费自动地为帝王织造奴役的网络，把一切不满抵触情绪，化解在无形之中。多高明啊！

不信请看事实。前苏联之所以成功统治70多年，主要依靠的是一套“正确”的语言体系。凡是与之违背的人，不但自己内心会产生罪恶感，周围的所有目光，都会自动织成无形的天罗地网，让你无可遁形。希特勒的“谎言千遍即成真理”，成功驱使一个民族为自己捐躯。中共在文革前后的表现同样典型。反革命分子被枪毙的最后一刻，还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内心已被语言完全征服。

语言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首先它和现实存在并非天然同一。表达现象的语言，可以与现实接近，有时却天差地别。其次，语言的构建和使用，既不科学也不规范。谁发明的？谁订正的？不甚了了。语言很多时候甚至能被任意解释或理解也无法可究。但即便如此不靠谱，人类还是不得不使用它。否则既无法交流，又无法记录，不可能产生人类文明。

发现语言的局限，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主要思想贡献，只可惜至今没有被多数人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边界”这一著名观点，主要出自其早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其核心命题是：“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凡能够被逻辑表达的事物（主要指自然科学命题），都在语言的边界之内，是可以认知和谈论的。而伦理学、美学、宗教和“世界本身存在的意义”等超验问题，无法用逻辑命题严谨地勾勒出来。书中名言：“对于不能言说的事物，应当保持沉默。” 越过语言边界的言说都是没有逻辑意义的胡话。在这里我想加一句，政治也是不可认知的超验问题，同样无法用逻辑命题严谨勾勒。假如硬要说，便是没有逻辑意义的胡话！

推理到此，说政治正确等于没有逻辑意义的胡话，大致成立。事已至此，既然没有意义，多说无益，为何要打破头皮地去争论对错呢？有人会情不自禁地惊呼：没有了对错，怎么能发现真理？没有了真理，世界怎么存在？有鉴于此，我在这里慎重建议，也许可以用好坏来代替对错。

既然前面有人同意，好的就是对的，坏的就是错的，照此逻辑，借用或替代过程没有障碍。好坏与对错相比，前者更倾向于感知，更接近人的自然特性也就是人性。甚至不需要通过大量经典和教条，人们可以自然地通过愉悦，舒适，放松的感受来判断好的事物。

反过来，让人难受，恶心，痛苦的事物，必定是坏的，也就是错的。可惜，世上太多被命题为正确的事物，用途在于压抑和折磨人，就是要你痛苦。而无数有用的傻瓜们，正在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它！相信他们的傻，不因智力低下，只因善良心和正义感。这种错乱，在我眼中几乎每一天被见证。祸根正是语言。

通过世代的努力，只论好坏，慎判对错，让令人愉悦舒适放松的事情渐渐多起来，让令人难受恶心痛苦的事情渐渐消失掉，何错之有？只要长此以往，各位梦寐以求的真理必将到来。一切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2026-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