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该是个做论文的题目，但是限于条件，只能写一篇杂谈。 任何政权都不能缺乏合法性基础，否则仅能维持表面秩序，然后“一天天烂下去”。这里说的合“法”，不是某个法律专家杜撰的条文，而是被统治阶层的内心价值标准。大众认可了，你就合法，反之非法。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固定却又相对固定，一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演变，过程很慢。不过最坏的演变是变得没有价值标准，什么样的人夺取权力统治社会都予认可。那将是这个社会的末日。中共拼命抢夺“普世价值”的话语权，用心就在这里。至于说为什么合法性取决于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这是另一个话题。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一开始是怎样诞生，后来又经过怎样的演变一直到今天的呢？这篇短文只能点到即止。一个政权有没有合法性基础，不是被人论证出来，张三说有就有，李四说没有就没有，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由很多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混合作用而合成。但是会慢慢地被人的思维认识，认识也参与进来，最终产生作用。 中共1921年建党，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政党这个概念，在清代是不存在的，也就是非法的。清朝廷允许结社，清议朝政，但是不许结党，尤其是旨在推翻政权的党。1911年清室退位，民国建立，很多来自海外的新思想涌入，建立政党也就顺理成章。民国的国体很不完善，立法不全。中共虽然建了党，可没有登记注册（无相关法律），偷偷摸摸，连开会地点也要中途转移。 从鼠摸狗盗到登堂入室，缘自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一百六十五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四人，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代表中一半由各省党部选举产生，一半由孙中山指定。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王烬美、李维汉等人都以个人身份出席了大会。估计这个大会事先也没有政党登记，连党代表的选举法则也不全。 正因为民国初建，新思潮汹涌，所以一切所做都处于试验阶段，孙中山的创造也就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孙的这次建党，让政党组建军队，是继苏联之后的本国首创。由于在列宁以前，政党（Politico Party）是代议制的产物，是用来争取选票而不是用来夺取政权的。西方一般认为，政党在法律框架下活动，是合法的。试图打破框架推倒重来，就是非法的“乱党”。“一大”以后的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乱党”。但是孙以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推翻清王室的首功之臣身份，还是被民众接受了。尽管一些有远见的人士比如梁启超等不满，但是被新思潮宣传俘获的大众没有异议。 梁1927年5月5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 （《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 自己并没有充分合法性的孙中山，开了“乱党”可以篡政的先河。从那时起，顺便也授予了中共的合法性（联共），加上放手让苏联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合法性（联俄）。因为中国的帝制太久，国人没有法制概念，认为只要皇帝说的就是法。孙中山利用这种迷信心理，自比为开国第一人，也就是无冕的皇帝，用个人意志代替了立法。从中山陵的规模和气势看，这不是无端猜测。 很多人和我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要不然社会就不会快速进步。当时这样想，是没有错的。可是观察了一百年，还是这样想，就落伍了。一种非常手段，可以很有效。但是种子种下以后，长成大树，就没有办法拔出来重新种。选什么种子来种，比长得快慢要重要得多。比如孙的“军政”。这是一个非常手段，意思是说，你们都闭嘴，先听我的，以后我会慢慢把权力还给你们。这只不过一厢情愿，即便孙本人真的这样想也没有用。一旦开始“军政”，权力就交给了军人。军人一旦有了权力，还管你什么孙中山，况且他很快就死了。历史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不会按某某的美好想法去演进。马克思认为只要把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就能很好开发利用，结果集中起来只给少数权势者带来便利。马克思在地下没有办法指挥动他们。
中共用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合法性还是来源于孙中山。孙说了，“革命尚未成功”，于是要继续革命。由于革命法则，不经司法程序，蒋介石很容易地被判处为孙中山的叛徒。有“革命政党”和“军政”这两个尚方宝剑，中共在内战中所向无敌。谁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孙中山，由于孙是中国的象征，这也就是反对中国，谁就是国家的敌人。以孙中山为国父的中立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接管权力几乎没有抵触。也就是说，中共在他们的内心有继承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中共一直把孙抬得很高（革命先行者），以继承人自居。意为，“我是革命后行者，是合法的”。即便马恩列斯的像都移走，也不移孙的。假设孙的革命不合法呢？答案就简单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三十年，中共摧垮了自己的合法性。用中共领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折腾”。文革是催生民间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怀疑的最大的一次运动，因为几乎没有人在文革中受益。邓小平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虽然他口上没有直说，但“谁反对改革谁下台”，暗示的就是合法性基础问题。因为革命的基础已经用光了，必须找一件替代品。 发展经济是一件很实用的合法性基础替代品。今天西方的政党几乎每一个都要借发展经济来为权力的延续背书。可惜他们遇到与中共一样的难题：经济是不会恒定发展的。经济发展有着和政治不同的自在规律。好在西方有政党轮替，化解掉了政权危机。为了政治故意刺激经济，到头来一定是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就是泡沫。泡沫一定要被挤掉才能重新来过，这对政治却是致命的打击。 中共今天还有相对量的合法性基础，是和近三十年来的掠夺性经济增长分不开的。当然，掠夺的是环境资源，农民和下层百姓，不是上层百姓。现在唯一对中共还满意的是上层百姓。如果挤泡沫要挤掉上层百姓的利益，那点脆弱的合法基础就很危险了。而现在正是中共政权准备挤泡沫而又非常犹豫的时候。有人说，经济垮了中共也不会下台，因为有军队。可是他们不懂，合法性基础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不信任是挖不出来的。如果人家不喜欢你，刀架在脖子上也白搭。待到经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也用光了，这个政权该怎么办呢？ 2010-4-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