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

本不想再談蔣同學。但早上起來，讀到下面一句話，讓我想一吐為快。一百多年前，美國思想家愛默生在哈佛演講時曾說：“如果你對遙遠非洲某一群黑人的悲慘遭遇痛哭不止，卻對你身邊人的苦難麻木不仁，那麼你的這種同情心並不是人類愛的象徵，而是你偽善人性的集中表演。”

百年之後，25歲的中國女孩蔣雨融站上哈佛畢業典禮講台，講述起非洲同學的故事，接着表白：“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女孩買不起衛生巾，我就感到恥辱。”演講贏得全場喝彩，被媒體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代言人，宛若瑞典“環保女孩”。

這聽起來確實感人，只可惜她的善良觸碰到了世界，卻迴避了家園。她講了“非洲女孩的困境”，卻隻字未提“中國女孩的鎖鏈”；她說要“為無聲者發聲”，但“無聲者”永遠只是遠方的、抽象的、政治安全的那個群體，而非一個個鮮活、呻吟的本國弱者。

早在公元30多年，加利利一位木匠的兒子也曾痛斥這種“表演式義舉”。耶穌責備宗教領袖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律法上更重要的——公義、憐憫、信實，你們反倒不行了。”（馬太福音 23:23）祂不是責備善，而是責備那種缺乏憐憫、功利計算的“假冒偽善”。

耶穌的責備，直指人的內心動機：不是你做了多少“對的事”，而是你是否出於真誠的愛去憐憫那真正痛苦的人。這句話，正適用於今天那些“在國際場合表演善良，卻對身邊苦難視而不見”的“公共道德人設”。

而蔣同學或許至今並未意識到，公眾對她的質疑不僅因她的家世和求學模式被審視，更因為她所流露出的“選擇性善良”和格式化悲憫，觸碰了中國公眾最敏感的神經。

一、“敘事共同體”，不是“命運共同體”

蔣雨融講“人類命運共同體”，聽上去高遠、宏大、包容。但我們必須問一句：她的道路是否可以複製到每一個中國人身上，成為“中國夢”的理想？

在這個“共同體”里，有沒有徐州的“鐵鏈女”？有沒有那個因打賞4300元而被跨省追捕的女作家？有沒有高考失利、考公落榜、在城市邊緣失業漂泊的青年？

如果她的“成功樣本”僅適用於少數階層，而非中國普通百姓，那麼她倡言的不是“命運共同體”，甚至也不是“中國共同體”，而是一個“敘事共同體”——一個政治安全、媒體易於包裝、可控可感動的舞台劇本。

這種善良，是經過篩選的善良；這種悲憫，是經過排練的悲憫。正因為無風險、無冒犯、無真實代價，所以才如此動人，但也如此空洞。

二、“善良如此艱難，遠非我想象”

《人民日報》在2025年刊發了一句：“善良如此艱難，遠非我想象。”如此平實之語，卻擊穿當下社會現實。

中國網友緊隨其後，發出直刺靈魂的反問：“你們若真的善良，人民怎會如此艱難？”

這讓我想起我的好友、河北著名企業家楊卓舒先生。他曾問我：中國有多少基督徒？我說根據于建嶸教授的田野調查，大約有八千萬。他說：“不可能有這麼多！如果真有這麼多中國基督徒，中國的道德怎會如此淪喪？”我無言以對，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思考過後我才真正搞明白：福音化不等於基督化，宗教徒不等於門徒。真正的信仰，不是掛名基督徒，而是活出基督。

蔣同學今天也正在挑戰對善良的思考：我們有多少人是善良的？中華民族真的是善良的民族嗎？“你們若真的善良，人民怎會如此艱難？”

真正的善良太難了！它從來不只是說些不痛不癢的話，而是敢於面對真問題，說出真聲音，承擔真代價。

而真正阻礙善良的，不只是風險與代價。在我們的時代，還有一種肥沃的“平庸之惡”——最普遍、最隱蔽、最沉默的罪惡形態。正如漢娜·阿倫特所指出的：最大的惡，並非源自邪惡意圖，而是源自對邪惡的習以為常、麻木不仁、不加思索。

蔣雨融同學或許並無惡意，她只是想盡力做好又一場人生演講而已。但她的迴避、自洽，以及對“中國式苦難”的選擇性沉默，本質上正是一種“精緻利己主義”人格選擇下的“平庸之惡”。

以她為鏡，我們又好到哪裡去呢？徒感羞愧而已。當我們在面對不公時選擇沉默，在看到苦難時裝作看不見，在體制中安分守己，在世界面前講體面話卻不講真話——我們就在參與製造一個對真實麻木的世界。在中國，我們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們遠不如那舉起白紙的孩子們！正是因為我們的無為，才讓孩子們的未來陷於暗淡。

“善良如此艱難”，是因為——我們也都在罪與惡中，並且無法自拔！

三、蔣同學：我們的鏡像

蔣雨融的問題，其實暴露了中國當下普遍的“精緻利己主義”人格模式。她的問題，其實是我們所有在“成功學”“奮鬥敘事”中長大的中國青年的鏡像：

中國文化一直崇尚“修齊治平”的儒家自救道路；中國青年也常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雞血口號而振奮；我們教導孩子“自我設計、自我奮鬥、自我包裝”，以及“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人生信條。

所以，蔣同學的問題，也是我們的普遍問題。她所扮演的“善良角色”，不過是我們無數人渴望成為的“體面人設”的投影，是這個文本文化慣性中“假冒偽善”的又一呈現。我們質疑她時，也該低下頭來問自己：我們是否也忽視了身邊的苦難？是否在自我奮鬥的光環下，失去了對他者的共情？是否以為靠自己努力成功，就可以無視那些努力仍失敗的弱者？

四、“良善的，只有一位”

中國傳統在“性善”與“性惡”之間爭論不休，我們常以為自己與眾不同，是善良的人。殊不知，人類早在伊甸園就喪失了善良。

不論是中國文化所強調的“修齊治平”，還是西方人文主義所鼓吹的“理性拯救”，都假設人可以靠自己變好、靠制度建樂園。

但聖經早已指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 3:23）又說：“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馬可福音 10:18）這兩句話，道破人性的根源問題。可惜自傳教士來華已數百年，中國人仍未真正明白。

人的人性是墮落的，理性是有限的。苦難的根源，不僅是制度與愚昧，更是罪。沒有悔改的善良，沒有歸向基督的義舉，都不過是“道德精緻主義”的高塔。

這也是當代“精緻利己主義者”的精神困境：他們談人性卻不談罪，談希望卻不談悔改，談共同體卻不談與神的和好；他們要終結貧困，卻不敢承認人最根本的貧窮是靈魂。

五、哈佛救不了人的靈魂，留學也未必翻轉生命

中國人背着自己文化的那口”井“進入世界，坐”井“觀天，未必能尋回真道，明白真理，帶來靈魂與生命的翻轉。

現在看蔣雨融，或許就是這樣。她作為哈佛“代表性樣本”，不過是被包裝出來的“多元符號”。哈佛不關心她講的是不是真實，更不關心她的靈魂，只關心她是否“代表了全球主義的正義敘事”。

即使在哈佛，她仍帶着中國文化的炸魚特別是典型的”精英邏輯“走上舞台：講自己奮鬥，講父親缺席，講童年創傷，最後站上高地，說一句“我坦坦蕩蕩”，便以為可以說服所有人。

她在國外接受的是教育，卻未接受重生；她懂得表達，卻不懂得悔改；她學會了發聲，卻沒有真正聽見那苦難的聲音。

六、結語：當“善良”成為表演，我們必須回到真理

真正的善良，不是可被點讚的淚點，而是為真實代價付出行動的擔當。

當蔣雨融講“善良”時，她或許未曾意識到“善良如此艱難”，且未曾警惕一不小心就會淪為“假冒偽善”。這，不只是中國的悲哀，更是全人類墮落之後的無能。

我們不是苛求這位青島小姑娘完美，更不要她承擔所有人的責任，而是希望她和我們一起思考善良，懂得：每個人都需要面真實的自己！如果連最真實的痛都不敢面對和承認，那講得再動聽，也不過是一場演出。你不能以精英自居，試圖代表“中國”，不與凡人共情，卻奢求痛苦中的芸芸大眾為你鼓掌。

世界不缺道德表白和善良表演，缺的是真實與悔改。願蔣同學能聽見這一代人的嘆息，有所反思——不是為了回應批評，而是為了找回真實的自己。也願我們每一個自詡為“善良”的中國人，都能看到各自的偽善，從而回到那位良善的源頭——在基督里悔改更新，才能更多活出良善，神州大地也才有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