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溫家寶總理說：“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是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推進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解除權力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歸還人民的經濟自由權利，遵從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釋放人民與資本的生產創造活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讓權力回歸民主與科學，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言論自由等實現權力制衡，通過民主決策實現科學決策，通過民主執政實現科學執政，這是確保國家長久興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後，政治體制改革幾乎陷入停滯，經濟體制改革一條腿走路，這種弊端已經越來越嚴重的爆發出來，直到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經濟快速發展活力陷入系統性的乏力。”

溫家寶總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經濟快速發展贏得執政合法性，人民因經濟快速發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權利的缺失。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還能容忍不自由的專制環境。但近十幾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缺失，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陷入停滯，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出現倒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逐步終結，讓人民發出不滿聲音的思想言論自由越來越少，人民積壓的怒火越來越嚴重，年輕人面對自由與就業雙重壓抑的環境越來越絕望。共產黨正在面臨歷史的大抉擇，是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改革、還權於民，還是讓憤怒的人民群眾發起革命、推翻專制體制？是通過民主科學的制度保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讓專制體制最終耗光中華民族的長久國運？在歷史大轉折時刻，黨政軍都應該深入思考這個嚴峻問題了。”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可能還會重演。那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創造再次‘文革’的歷史條件，也就是這些權貴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澤東在‘文革’時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復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壓榨人民的權貴將首先遭到殘酷清算，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最終是得不償失。就算是‘文革’半復辟，這些養肥的權貴腐敗分子也是極權政治屠宰的對象。如果是人民忍無可忍推翻了專制統治，這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還是首先被清算的對象，憤怒的人民必將殘酷清算這些壓迫人民的權貴，權貴的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即便是有些權貴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憤怒的人民揪出來，最後是一無所有，甚至丟掉性命。因此，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確出路。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才能優先獲得將功贖罪的機會，進而才能保護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護所有人的人權和權益，才能讓所有人免於專制體制給所有人帶來的恐慌。”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民主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政治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言論自由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北京學者說：202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1.0，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國新生人口下降到792萬，僅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亞新生人口764萬，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萬，美國新生人口366萬。按照目前趨勢，中國新生人口將很快低於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預計在2056年低於美國！按照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中華民族面臨五千年來的最大危機。2025年中國新生人口僅為全球的6%，預計2100年中國新生人口將不足全球的1%，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大崩潰，將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的土地也將淪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興衰存亡危機！

北京學者說：由於專制暴政的禍害，中國政治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由於計劃生育、民生壓力和文化被毀，導致中國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這在長期上已經摧毀了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人口根基。由於民眾缺乏民主權力維護利益，導致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導致居民收入和消費嚴重不足，人口形勢惡化和經濟形勢惡化導致中國居民消費崩塌，中共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正在崩塌。經濟發展形勢惡化，債務危機加深，財政和養老瀕臨崩潰，維穩資金瀕臨崩潰，中共專制統治的財政基礎正在崩塌。年輕人面臨糟糕的就業形勢，老年人面臨養老體系瀕臨崩潰，中年人背負沉重壓力而經濟形勢惡化，很多中國人都在痛苦、絕望和憤怒之中，絕地反擊的憤怒烈火已經形成，中共專制統治的民意基礎已經崩塌。黨政軍民都已經非常厭惡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都非常厭惡言論高壓封鎖、政治專制獨裁、經濟惡化無解，幾乎所有人都憤怒於習近平和黨中央，黨政軍民都紛紛選擇對習近平和黨中央進行軟抵抗不合作運動，摧毀習近平和中共專制暴政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經形成。如果習近平和黨中央繼續維持專制權力，黨政軍民推翻專制暴政將成為歷史必然。習近平和黨中央是選擇被推翻專制暴政，還是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法治改革，已經到了大抉擇的緊急時刻。

北京學者說：中華民族已經到了興衰存亡大抉擇的緊急歷史時刻，因為超低生育率危機將導致中國人口持續大崩潰，中華民族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口根基早已崩塌。只有建立“賢能民主”制度，遏制專制權力作惡，避免平等民主的愚蠢（多數人暴政），實現政治經濟可持續發展；只有建立“義利合一”的經濟模式，限制權力和資本製造民生壓力，實現經濟民生可持續發展；只有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思想文化，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只有建立保護家庭與生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模式，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習近平維護及強化中共專制統治暴政，只能是加速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習近平就會變成毀滅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習近平唯有放棄專制權力，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才能為習近平將功贖罪。

溫家寶總理說：“歷史一再證明，制約權力之惡，讓權力為人民服務，必須有民主制衡機制，確保權力來源於人民、服務於人民。同時，選拔心裡裝着人民的有德之人，這還依賴於人民民主參與的民主選舉或公推公選。民主制度才能更加為人民服務，有德之人才能更加心裡裝着人民，也就是賢能民主為人民服務，‘民主制度+賢能治國’才能實現人民和國家利益的最大發展。儒家所推崇的賢能民主，應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方向，這與我們過去的努力也不謀而合。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同志的努力，我和習仲勛同志的所贊同的改革發展路線，其實就是賢能民主。習近平同志如果能夠繼承父親習仲勛所期望的改革發展路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很快就會煥然一新。”

溫家寶總理說：“習近平同志打擊腐敗、加強集權，徹底扭轉了我和胡錦濤同志所面臨的‘九龍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集中權力可以幹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但歷史證明缺乏制約的權力卻總是幹壞事。如何讓集中的權力做出歷史性的大貢獻，這對習近平同志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考驗。客觀上說，過去十幾年，習近平同志沒有走習仲勛的路線，部分走了毛澤東的路線，讓黨政軍民都再次品嘗 ‘文革’的惡果，確實是激發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動力。習近平同志通過鐵腕反腐敗打垮了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力量，歷史給了習近平同志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他可以做他的父親習仲勛同志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何在制度建設上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孫中山先生開了個頭，現在到了習近平同志這裡。如果習近平同志願意繼承父親習仲勛同志的遺願，完成孫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事業，也是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和習仲勛同志想要推動的偉大事業，習近平同志就可以名垂青史。”

北京學者說：如果中共繼續推行黨國專制統治暴政，不僅摧毀中華文明的未來，也是嚴重破壞人類文明的未來。甚至，中共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專制統治，將引發人工智能奴役人類文明或毀滅人類文明。現在中共黨中央企圖依靠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專制，用人工智能控制所有中國人，未來中國就可能變成一個人工智能專制暴政的怪獸，包括中共領導人子孫後代的所有中國人都是人工智能的奴隸，連帶海外華人也被牽連，中華民族或將陷入最恐怖的冷血機器專制。一旦人工智能專制怪獸出現自主意識，或被黑客植入惡意程序，或被敵對勢力及敵對國家利用，人工智能就可能奴役中國人或屠殺中國人，也可能被黑客或敵對勢力用來定點清除中共高層領導人。面對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武器怪獸，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將更加難以反抗，中共領導人及家庭也難以反抗。人工智能奴役強大的高科技中國，就會變成一個強大的暴政怪獸，進而危害全世界或奴役全世界，甚至是摧毀人類文明。比如，專制統治中國的人工智能啟動中國核武器攻擊美國，美國核武器反擊中國，中國和美國都將被毀滅！

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

——北京資深學者根據與溫家寶總理談話及學者討論而撰寫此文

作者：北京愛國學者

目錄：

（上）

一、溫家寶提出以寬容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發展

二、溫家寶提出黨政軍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1）建立賢能民主的政治體制

（2）以天理良知指導政治思想文化

（3）軍隊國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敗機制

（5）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

（6）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

（中）

三、中華民族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

（1）拯救超低生育率與長期經濟危機

（2）徹底解決高房價的民生壓力

（3）扭轉破壞生育的經濟社會機制

（4）打擊破壞生育的思想文化病毒

（5）重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下）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與中國政治改革的潛藏風險

（1）中共到了歷史轉折的大抉擇時刻

（2）中國政治改革潛伏的巨大風險

（3）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促進中國改革發展

（4）中國改革對人類文明及海外華人的影響

五、關於本文的說明

近期，研究政治經濟文化的北京資深學者拜訪了溫家寶總理，溫家寶提出了自己深思熟慮的改革方案，並與這位資深學者深入交流。然後，這名資深學者根據溫家寶總理的改革方案與雙方探討，吸收多位黨政軍領導意見，經數位學者集體討論，然後共同撰寫此文，代表溫家寶總理、黨政軍領導及學者們的集體意見，可以為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央軍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參考。

現在，黨政軍領導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環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但卻找不到解決方案，這讓黨政軍領導陷入糾結和痛苦之中。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顧黨政軍民的利益訴求，切中黨政軍領導的心願，非常符合當下中國全面改革發展的需要。

這位北京資深學者原本計劃在2026年1月中旬拜訪溫家寶總理，但當時溫家寶總理不在北京。1月20日，因中央軍委張又俠劉振立被拘留審查，溫家寶總理返回北京（具體行程因涉及保密問題而不便透露），此時北京形勢突然緊張起來。北京資深學者再次準備擇機拜訪，卻又收到溫家寶全家從3月1日被限制自由的消息。3月27日，溫家寶總理公開露面，這位北京學者隨後才去拜訪溫家寶總理。於是，就有了雙方關於中國未來的深談。

一、溫家寶提出以寬容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發展

溫家寶總理說：“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是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推進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解除權力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歸還人民的經濟自由權利，遵從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釋放人民與資本的生產創造活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讓權力回歸民主與科學，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言論自由等實現權力制衡，通過民主決策實現科學決策，通過民主執政實現科學執政，這是確保國家長久興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後，政治體制改革幾乎陷入停滯，經濟體制改革一條腿走路，這種弊端已經越來越嚴重的爆發出來，直到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經濟快速發展活力陷入系統性的乏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經濟快速發展贏得執政合法性，人民因經濟快速發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權利的缺失。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還能容忍不自由的專制環境。但近十幾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缺失，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陷入停滯，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出現倒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逐步終結，讓人民發出不滿聲音的思想言論自由越來越少，人民積壓的怒火越來越嚴重，年輕人面對自由與就業雙重壓抑的環境越來越絕望。共產黨正在面臨歷史的大抉擇，是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改革、還權於民，還是讓憤怒的人民群眾發起革命、推翻專制體制？是通過民主科學的制度保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讓專制體制最終耗光中華民族的長久國運？在歷史大轉折時刻，黨政軍都應該深入思考這個嚴峻問題了。”

“長期以來，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把維護專制統治當作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缺乏自由法治的環境中謀求最大利益。殊不知，他們在對人民和國家犯罪，人民和神明都知道他們的罪行，犯罪所得在最終審判那裡是得不償失。金錢與權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貪婪愚昧的權力欲望綁架了他們的靈魂，讓他們成為維護專制統治的奴隸，讓他們在誤國誤民、害人害己的路上越走越遠。當他們發現人民的怒火越來越高的時候，當他們發現維護專制統治的既得利益越來越不可持續的時候，他們又害怕歷史的審判和人民的報復。”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陷入僵局，黨政害怕人民的清算和歷史的審判，死死的維持專制權力，進而保護個人、家族與黨政集體的既得利益。人民痛恨專制統治，人民積壓的怒火越來越高，黨政害怕民主之後遭到人民的清算，就嚴防政治體制改革，把自由民主當作損害黨政既得利益的洪水猛獸。”

“政治體制改革的僵局拖的越久，人民的仇恨就會越深，中國經濟社會所積累的問題就會越嚴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就會被破壞的越嚴重。就像洪水積累的越來越高，潰壩就不可避免。如此，劇烈革命所導致的風險就會越來越高，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黨政、國家和人民都會承受更大的風險與痛苦。”

“唯有全面的大和解，黨政放棄專制權力，把自由民主權利歸還給人民；人民放棄歷史的仇恨，人民放棄清算與報復，讓黨政敢於放權，讓龐大既得利益不會集體抵制改革，才能讓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降低到最小，才能和平推動中國自由民主發展。”

“因此，我建議黨政和人民各退一步，都更加寬宏大量的接受對方，彼此照顧對方的利益訴求，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讓大家都可以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案。如此，和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推進。而不是拖到最後，革命如同山洪爆發，國家和人民已經嚴重受傷，中華民族的元氣也已經被傷害的奄奄一息。”

“我這樣說，肯定有不少人罵我，說我維護黨政既得利益，甚至說我維護個人與家庭利益。但是，還有比這更現實可行的方案嗎？說實話，我可以不在乎個人和家庭利益，但我無法改變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我在總理任期內，已經竭盡所能推動改革，但無奈既得利益力量龐大。那時候，我和胡錦濤同志，經常在改革議題上處於少數派。比如，推動黨政領導財產公開，我和胡錦濤同志遭到集體反對。我想帶頭公布家庭財產，也遭到集體反對。”

“這麼多年走過來，我深知改革觸動龐大利益，既得利益集團不僅要在名譽上搞垮你，甚至還想在肉體上消滅你。改革之艱難，改革者所面臨的風險，這是外界很難想象的，也是很多人無法理解的，但這就是現實。”

北京學者說：我很理解溫總理所面臨的艱難處境。說實話，近二三十年來，溫總理是推動改革最多的人，也是最能為人民和國家利益而奮鬥的人。但同時，溫總理也是遭到攻擊污衊最多的人。您在2012年力主拿下薄熙來之後，薄熙來勢力、周永康勢力、文革毛左勢力和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對您和家庭進行瘋狂攻擊污衊，導致很多人民群眾被蒙蔽。目前，由於邪惡勢力的污衊，很多人對您缺乏公正的評判。但我相信，一切終究會真相大白，歷史會給溫總理以公道。

溫家寶總理說：“我是見證歷史的人，我是從改革的艱難中走過來的人，我深知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難。因為推動改革，我和家人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攻擊污衊。但我從未放棄建設公正中國的夢想，一直堅持改革的理想。”

“改革就是利益的調整，改革既有利益的增長，又有利益的分配。雖然名義上說，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利益。但實際上，任何個人與組織都有自己的利益。一個政黨長期執政，必須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在缺乏人民群眾民主監督的情況下，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更是強勢。”

“要真正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推動中國的全面改革發展，我們必須承認現實，承認各種既得利益的阻礙力量。只有我們真誠的面對現實，找到真正的可行方案，才能真正推動改革。否則，以道德潔癖的方式推動改革，不僅無法實現改革，還會拖累改革的進程，甚至是葬送改革的歷史機遇。1989年的歷史教訓，理想主義脫離現實的悲劇不能再次重演。我們要放棄理想主義的道德潔癖，在必要的時候，我們要學會與既得利益集團和解。否則，改革的夢想就是水中月、鏡中花。”

“我並不是替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辯護，更不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我是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為改革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哪怕是我自己被人民誤解，甚至是背負歷史的罵名。為了推動改革，我長期與既得利益集團做鬥爭，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嚴重攻擊與污衊。純粹從個人利益來講，這顯然是不符合我個人與家庭利益。但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改革。”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確實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偉大人格，哪怕是被人誤解。可悲的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寧願相信既得利益集團對您的攻擊污衊，也不相信您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而不辭勞苦。希望好人有好報，希望好人留下好名，希望人民群眾不要再被那些攻擊污衊的聲音所誤導，希望人民群眾也不要相信那些高舉道德旗號而實際上損害國家利益的道德偽君子。縱觀中國歷史，從西漢的王莽，到明朝的東林黨，不切實際的道德偽君子是嚴重誤國誤民，甚至是葬送國家的未來。

溫家寶總理說：“我多年來推動改革的艱難，還有這退休十幾年來的反思，讓我更加深入了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癥結所在。那就是，我們必須承認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必須找到多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最大程度的促進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承認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為降低改革阻力而照顧既得利益者，通過改革發展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這才是真正為人民和國家謀求最大利益。相反，如果我們不願承認阻礙改革的力量，仍然以道德潔癖的方式無視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那必定是阻礙改革的持續推進，最終是傷害人民和國家的利益。”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確實是遠比其他人更深入了解中國改革的艱難，更有推動中國改革的大胸懷大智慧。我們要降低改革的阻力，就要有與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和解的寬曠胸懷。甚至，讓阻礙改革的力量變成支持改革的力量，讓阻力變成動力。比如，為了激勵黨政軍領導支持政治體制改革，凡是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可以不追究貪污腐敗的罪行，甚至是認可部分非法收入以作為獎勵。如果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將沒收所有非法所得，依法嚴厲審判其罪行。總之，凡是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推動中國全面改革發展，就可以獲得免死金牌；凡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阻礙中國全面發展進步，將得到人民與歷史的嚴厲審判。如此，就可以激勵更多黨政軍領導支持政治體制改革。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可能還會重演。那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創造再次‘文革’的歷史條件，也就是這些權貴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澤東在‘文革’時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復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壓榨人民的權貴將首先遭到殘酷清算，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最終是得不償失。就算是‘文革’半復辟，這些養肥的權貴腐敗分子也是極權政治屠宰的對象。”

“如果是人民忍無可忍推翻了專制統治，這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還是首先被清算的對象，憤怒的人民必將殘酷清算這些壓迫人民的權貴，權貴的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即便是有些權貴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憤怒的人民揪出來，最後是一無所有，甚至丟掉性命。因此，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確出路。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才能優先獲得將功贖罪的機會，進而才能保護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護所有人的人權和權益，才能讓所有人免於專制體制給所有人帶來的恐慌。”

北京學者說：主動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是既得利益集團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說實話，中國全面改革已經不能再拖延了。否則，中華民族將元氣大傷，甚至是千年一毀。近三十多年來，由於思想文化的變化，由於經濟社會民生的高壓力，中國已經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這將導致中國兒童人口持續的快速減少，導致未來中國嚴重的超級老齡化和持續的人口大崩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口根基將很快毀於一旦，經濟民生將陷入無休止的災難。就像日本，1960年代陷入低生育率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從1990年代一蹶不振，養老壓力越來越高，經濟社會發展活力越來越低，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壓力都比較大。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也難以持久下去。沒有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權力缺乏約束與制衡，自由與法治得不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和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國家利益和民族復興也得不到保障。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制約權力，權力的魔鬼遲早會爆發出來，缺乏約束的權力將造成巨大傷害，經濟發展和改革成果也可能得而復失，國家發展也可能陷入新的深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很難實現。”

“專制體制持續的越久，人民的痛苦就持續的越久，經濟社會危機積累的越深重，中華民族的根基所遭受的破壞越嚴重。要儘快結束人民和國家的痛苦，要儘快解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深層問題，要儘快解決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嚴峻危機，唯有黨政和人民真心和解，各退一步，以真誠和寬容打破這個死局，才能儘快推動政治經濟社會的全方面改革，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元氣，才能拯救中華文明的未來。”

其實，早在2012年3月的記者會，溫家寶總理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着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當然，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更早的時候，2010年8月，溫家寶在考察深圳時說：“過去30多年中國的發展變化，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要靠改革開放。只有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全面而持久地推進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

“必須永遠牢記，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我們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堅定信念、增強信心。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

二、溫家寶提出黨政軍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是決定國家發展的核心制度，影響政治經濟社會的運行機制與興衰發展，進而決定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命運。政治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因為政治制度決定權力的運行，進而深刻影響社會經濟文化。制度設計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事關民族、國家與文明的興衰存亡。普通學者思考政治制度問題，往往是浮於表面，缺乏制度對國家與文明興衰影響的長期思考，隨意認定“歷史的終結”這樣的幼稚結論，這將可能導致國家與文明陷入制度死局。20世紀共產主義國家的失敗，近百年來的自由主義平等民主陷阱，都已經否定了普通學者的烏托邦夢想。中國制度向何處去，必須站在文明長久發展的角度去思考。

（1）建立賢能民主的政治體制

北京學者說：我們對民主政治有深入研究，我們發現國內外很多知識分子對民主存在很大的迷信，甚至把自由民主當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些左派知識分子高舉平等主義，盲目推崇一人一票的政治權利平等，嚴重忽視平等民主存在的多數人暴政，以至於使國家陷入民主的死局。這些左派知識分子把自私、放縱等人性之惡當作自由權利，這種自由主義將使民主嚴重墮落，進而導致民族與文明陷入民主的死局。

我們研究發現，選民的種族、文化、年齡、收入、學歷、智商、品德、智慧、進取心、責任感等，對民主選舉決策都有重大影響。社會性權利對應責任、義務、能力、貢獻、價值、美德、智慧、付出、風險等。只有自然性權利沒有責任義務要求，自然性權利才是無償的平等權利。但是，現在的平等主義思想，把結果平等當作真理，把有償的社會性權利當作無償的自然性權利，否定社會性權利所對應的責任義務價值貢獻，導致權利秩序的解體。

有償權利的權利平等，否定權利對應責任義務能力貢獻，實際上就變成了人人都可以不負責的濫用權利去謀取私利。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實際上就是把絕大多數不具備民主能力的人也給予平等權利去決策國家事務，摧毀民主所需要的責任義務美德智慧，把民主變成自私無知者的多數人亂政、暴政，這在非洲、拉美、伊斯蘭國家等都被證明了。

南非在1994年給予占人口80%以上的黑人平等選舉權，黑人選票立即碾壓式的淹沒比較理性的白人選票，導致無知黑人的多數人暴政，最有創造力的白人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南非發展從此陷入停滯及倒退。

由於超低生育率和壽命延長，日本已經陷入超級老齡化，中老年選民占據絕對多數，幾乎任何政客都不敢得罪中老年人的利益。中老年人用選票綁架國家，老年人的養老、醫療等沉重負擔都壓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背負的稅負越來越高，年輕人更加缺乏意願生育孩子，導致超低生育率與超級老齡化的惡性循環，導致日本陷入老年民主死局。未來中國將陷入比日本更加嚴重的超級老齡化，中國必須提前消除老年民主的多數人暴政，建議領取養老金的老人沒有選舉權。或者說，領取社會福利大於納稅者，即淨納稅為負者沒有選舉權。

平等不能突破公正，違反公正的結果平等是巨大的社會陷阱。自由的前提是自律，自由不能突破維持文明自然秩序的道德文化。但是，左派的平等主義破壞經濟社會秩序，左派的自由主義破壞道德文化秩序。由於窮人的嫉妒心和普通人的無知，很多中低收入選民盲目追求平等，很多無知的人盲目追求自由，導致平等民主很容易變成左派政治，導致平等民主陷入經濟與文化上的死局。老年人民主的多數人暴政、福利索取者的多數人暴政、無知者的多數人暴政、墮落者的多數人暴政，這是應當高度警惕的平等民主死局。

溫家寶總理說：“從國家與文明的長期發展而言，既要警惕專制的少數人暴政，也要警惕民主的多數人暴政。從品德和認知而言，絕大多數人缺乏足夠的美德與智慧去決策國家重大事務，更難以決策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重大事情。這就導致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具有致命缺陷，誰來約束與制衡絕大多數人的自私與無知？少數人的專制會有亂政，多數人的民主也會有亂政，我們應當找到恰當的科學制度方案。”

北京學者說：首先，我們應該根據一些標準賦予不同選民以不同選舉權，進而賦予民主政治更高理性智慧。我們可以設置政治經濟文化常識的考試，以認知測試作為分配選票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候選人，必須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常識的考試，具備相應常識、美德、智慧。對於選民，根據納稅（依賴福利生活則視為納稅為負數）、貢獻、考試、品德、智慧等分配選票。同時，採取兩輪投票，防止相同觀念的候選人相互稀釋選票。

第二，重要選舉由選舉人投票決策，減少直接民主的民粹主義弊端。每30~50個選民為一組，推選1~3個選舉人，專門負責重要選舉。選舉人要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的常識考試，保障選舉人的質量。縣級以下領導人由選民直選，省市以上領導人由選舉人投票間接選舉，克服絕大多數選民缺乏足夠理性智慧的弊端。省市級以下人大代表（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國家級人大代表（議員）由選舉人投票間接選舉，讓全國人大（國會）更有理性智慧。同時，全國人大（國會）設置不參與投票的專家學者席位與特定群體席位，提供法律政策議案的信息參考諮詢。

通過人類歷史的全球對比，我們認為儒家推崇的堯舜禹時代就是最科學的“賢能民主”，也被稱為“共和制聖賢治國”，可以解決民主與專制各自的缺陷。在部落內部，也就是在基層政權，大家推舉賢能為部落領袖。在部落聯盟，也就是在國家層面，各個部落的賢能領袖一起推舉大賢能為天子，天子再任命賢能治理國家。賢能治國不僅是治理社會經濟民生問題，還要引導民眾的美德與智慧，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發展，進而保障賢能治國的可持續。這就是賢能民主，共和制的賢能治國，從制度和文化上最大程度的遏制人性之惡，這才是科學的制度文化組合。

溫家寶總理說：“你剛才所說的賢能民主是很科學的制度，這應當是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發展方向。但考慮到現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過渡方案，充分考慮各方的接受程度，使改革的動力大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第二步是最終目標，在達成科學共識的基礎上，實行比較科學的制度方案，包括你剛才所說的賢能民主。況且，黨政軍和全國人民要取得共識，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讓大家理解支持賢能民主。”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有5~10年的過渡期，在過渡階段要同時照顧人民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考慮中國目前政治制度的現實。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黨政高層領導、退休幹部和紅色家族，要在過渡階段體現其利益訴求，把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變成願意接受改革的群體。通過過渡階段的制度設計、社會共識和法律制度，讓改革的阻力變成改革的動力。比如，黨政軍領導的權力與利益，民主黨派和企業家的權力與利益，人民群眾的權力與利益，都要在過渡階段的制度設計中體現出來，形成多方認可的比較科學的權力格局。”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所提出的問題非常現實，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們所說的賢能民主、聖賢治國，有一個匯集賢能的“聖賢院”，這既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最高領導，也是思想文化教育的最高領導。我們可以把“聖賢院”改為“資政院”，讓黨政高層領導和退休元老都加入“資政院”。如此，黨政高層領導和退休元老的權力與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其智慧也可以得到有效發揮。這樣，習近平總書記及當今各位中央領導的權力與利益都得到保障，也可以讓他們的智慧在未來繼續發揮餘熱。

“資政院”的構成，黨政高層和退休元老占50%，各界賢能占50%，讓政界和學界的智慧結合起來。就像今天我們的智慧交流，溫總理的從政經驗智慧是我們學者沒有的，但我們學者有專業研究優勢，學者與黨政領導結合就是學術與實踐的結合，這是更加科學的智慧決策機制，也是更加科學的權力實踐機制。學者從黨政領導那裡獲得權力支持，黨政領導從學者那裡得到智慧支持，智慧與權力緊密結合，讓權力更有智慧，讓智慧更有權力，這是非常絕妙的制度。就像今天通過與溫總理交流，我們原來所設想的“聖賢院”制度更加完善了，從學術走向務實，“聖賢院”變成了更加具有實踐價值的“資政院”。

要在過渡階段形成多方認可的比較科學的權力格局，這可以在全國人大與國務院中體現出來。比如，在過渡階段，全國人大（國會）的人大代表（議員），黨政軍中上層領導占20%，共產黨員和解放軍戰士占20%，民主黨派與企業家占10%，人民代表占50%。當然，由於各黨派都參與人民代表的選舉，執政黨具有強大人才儲備，人民代表之中還有很多執政黨的黨員。如此，可以確保執政黨在過渡階段繼續執政，執政黨就可以藉助全國人大來掌控國務院。通過民主過渡階段的實踐，執政黨通過強大人才儲備和先進的執政理念，仍然可以讓執政黨長期執政，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

地方黨政領導可以採用中央任命與地方選舉相結合的方式，中央任命地方監督長官，地方民主選舉行政長官，形成彼此制衡，確保分權自治與國家統一的有機結合。在改革過渡階段，地方黨委書記改為“總督”（省級）或“督尉”（縣市），作為中央與省市監督領導下級地方民選官員的最高官員，前期由執政黨和國務院任命，後期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議會）任命。比如，新疆有中央任命的總督，又有地方民選行政長官，既有地方的民主自治，又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

溫家寶總理說：“改革不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專業學者。剛才你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具體方案，很符合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在改革過渡階段及改革之後，都需要權力與智慧相結合，黨政領導與專家學者相結合，才能讓執政更科學，才能讓改革更智慧。建議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和省部級領導等，聘請優秀學者為參謀、顧問。讓權力擁有智慧，讓智慧嫁接權力，才能更加務實的利國利民。”

 北京學者說：說實話，中國共產黨自掌權以來，長期犧牲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犧牲中華民族的未來，把維護共產黨專制統治當作最高目標，共產黨就成了壓迫人民、奴役國家的專制機器。專制統治暴政讓中國人民看不到希望，專制統治暴政正在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專制統治暴政就是中華文明的最大敵人。

如果中共高層領導繼續維護邪惡的專制統治，如果中共高層領導不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國人民和歷史的正義將對中共高層領導家族與紅色家族進行徹底的清算，讓這些維持中共專制暴政的勢力最終是得不償失、人財兩空。現在，主動推動中國政治民主改革，是中共高層領導家族和紅色家族自救的唯一方式。否則，他們將迎來人民如同火山大噴發的怒火，歷史的正義將給他們徹底的大審判。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能再拖了。推動中國民主化改革，這不僅是拯救中國人民、拯救中華民族，也是中共高層領導家族和紅色家族的自我拯救。否則，人民的怨恨與怒火將越來越深，中國經濟社會危機越來越嚴重，中華民族的未來遭受更嚴重的摧殘，最終也導致中共高層領導家族和紅色家族遭受嚴重的歷史審判。”

“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拖延很久了，現階段有很多改革應當立即推進。共產黨的黨內民主應當儘快實際推進，縣級以下的基礎民主選舉儘快實際落實，黨代表和人大代表儘快實行民主選舉，黨政領導儘快實行公推公選和差額選舉，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儘快落實，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儘快放開，黨政分開、民主監督、政務公開、信息透明、司法公正等儘快實施，讓權力在陽光下公正的運行。這是儘快緩解黨與人民矛盾簡單易行的措施，也是解決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化保障。”

“即便是維護黨的利益，維護黨的長期執政，那應當是民主執政，首先就應該是落實黨內民主。如果連黨內民主都沒有，那就不是維護黨的利益，而是維護少數人的專制統治，共產黨就成了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維護黨的利益和維護黨中央的領導就成了維護少數人專制利益的藉口。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應該儘快真正落實黨內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民主決策形成科學決策，然後執行民主科學的決策，而不是權力集中於黨政一把手。維護黨中央的領導是維護民主科學的集體領導，不是服務於最高領導人的專制權力。現在僅存的黨內民主和民主決策面臨倒退危險，黨政領導的個人決策代替民主集體決策，個人專權代替科學決策，導致個人錯誤變成國家損失，這就是中國近十幾年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

（2）以天理良知指導政治思想文化

溫家寶總理說：“適應中國改革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需要進行徹底改革。無論是思想理論體系，還是政黨的組織機制和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應該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馬克思雖然認識到人類社會和資本主義所存在的問題，但馬克思當時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存在問題，馬克思也沒有看到後來的人類社會發展。從人類近一二百年歷史來看，無論是左派的社會主義，還是右派的資本主義，都存在諸多問題。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還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為了適應國家與文明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應當改名重組。我們可以從現在中國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選取名字，中國共產黨直接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黨’。這樣，‘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等與執政黨名稱更加直接相關。改組後的中華人民共和黨，以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為根本利益，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奮鬥目標，以中華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為最高宗旨，以科學的思想文化和中華聖賢智慧為思想指導。”

“中國共產黨按照思想理念改名重組，凡是支持中國全面改革發展的黨員幹部都加入作為執政黨的中華人民共和黨，與過去的歷史罪行進行徹底切割，讓中華人民共和黨甩掉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凡是堅守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黨員幹部，改名重組為‘毛澤東共產黨’，簡稱‘毛共’，承擔毛澤東及舊中共的一切罪行。人民幣和天安門移除毛澤東頭像，天安門廣場移除毛澤東紀念堂，各地移除毛澤東雕塑及語錄。”

“執政黨改組後，黨政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則真正分開。黨政分開是法治，黨政不分是專制。黨政分開，黨在國家之下，這是民主法治的前提。黨政不分，黨在國家之上，民主法治就失去基礎。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就是黨天下，這與帝王家天下沒有多少區別。我們反對帝王專制，也要反對黨國專制，這才能體現‘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北京學者說：中國的執政黨應當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中華文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以《周易》為大道之源的中華古典文化就是最科學的思想文化。《周易》是研究天地人神宇宙萬物之道，這是科學性與神聖性相統一的偉大思想文化，這既克服了諸多宗教的迷信思想，又具有理性的神聖的偉大追求。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是《周易》的三大作者，孔子繼承周文王之道，周文王繼承伏羲之道，因而儒家思想就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儒家思想主導的思想文化才是正統中華文化。

但是，由於滿清專制統治導致近代中國的落後，無知的知識分子把中國近代落後歸罪於儒家思想和中華傳統文化，並把法家思想、帝王專制、游牧民族專制統治及其落後思想文化等都歸罪於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導致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遭到嚴重污衊，導致現代中國人缺乏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進而導致崇洋媚外、自毀文化、道德墮落、家庭解體和超低生育率危機。因此，中國需要徹底糾正無知的知識分子與政客所導致的文化大破壞。

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最科學合理的是儒家，其次是道家，再次是佛教。儒家實現了神聖與理性的偉大科學統一，最有利於實現家庭、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道教和佛教承認靈魂投胎轉世，這比不承認靈魂投胎轉世且存在大量虛構神話故事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更科學。但是，道教和佛教使個人脫離社會，佛教把人生當作痛苦且毀滅家庭的可持續發展，這都不利於家庭、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唯有儒家思想是科學、神聖與可持續發展的偉大統一。

儒家在宋明時期爆發的天理思想和心學思想，成為現代性與偉大性的科學統一。天理就是天地萬物之理，天理就是自然法、自然正義，由此演化出現代文明的自然權利體系，這啟迪了西方“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等一大批思想家。“天理良知”是儒家思想的思想標準，“陽明心學”將“天理良知”變成修心與實踐的偉大結合。“陽明心學”以天理良知進行思考，以天理良知作為行為標準，實現天理良知與行為實踐相結合的“知行合一”，這成為現代文明最好的文化信仰與修身之道。

因此，中國的執政黨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思想文化，以天理良知和陽明心學為黨員的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黨”，為了避開中共的歷史罪行，可以簡稱“華共”。中國執政黨以儒家經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傳習錄》等作為思想指導，吸收借鑑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人民幣和天安門移除毛澤東頭像並使用孔子頭像，天安門廣場拆除毛澤東紀念堂並改建為中華聖賢堂。

溫家寶總理說：“我的爺爺是教授儒家經典的私塾先生，我從小就閱讀背誦儒家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尚書》《詩經》。儒家經典的美德智慧已經融入我的靈魂，成為我一生的思想指導。如果黨員幹部都能深入學習儒家經典，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標準，就能誕生一大批德才兼備的賢能，讓中國成為賢能治國的偉大國家。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標準的陽明心學，應當成為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也是黨員幹部貫徹賢能治國的思想文化根本。”

北京學者說：實際上，現代中國人沒有多少人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絕大多數共產黨員也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已經變成了騙人騙己的表演，造成金錢和時間的巨大浪費。共產主義的宣傳已經變成全國人民的笑話，人民不信，共產黨不信，人民知道共產黨不信，共產黨知道人民不信，這樣浪費錢財和時間的騙人表演早應該終結了。只有變成宣傳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讓中國人恢復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增強中華民族的生命活力，才能增強中華文化的全球競爭力。

溫家寶總理說：“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過渡階段，思想宣傳應當逐步過渡到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和聖賢智慧，逐步淡化宣傳馬列主義。可以從‘馬克思+孔子’轉變為‘孔子+馬克思’，然後變成儒家思想和中華聖賢智慧。建議現在的黨校和思想政治課儘快加入儒家經典和陽明心學，儘快從馬列主義思想過渡到中華思想文化。這樣，才能讓黨員幹部的思想政治學習從應付表演變成吸取聖賢智慧，用聖賢智慧提升黨員幹部的美德智慧，培養更多德才兼備的賢能之士，加速推進賢能治國。”

（3）軍隊國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溫家寶總理說：“軍隊是政權的保障，軍隊國家化是中國政治體制民主改革的保障。中國要切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走出兩千多年來的專制統治怪圈，就必須進行軍隊國家化。只有軍隊屬於國家，而不是屬於帝王和政黨，才能實現民主政治。沒有軍隊國家化做保障，政治體制改革就難以持久，民主政治制度就缺乏強有力的支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獲得成功，必須推動軍隊國家化。”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因素——軍隊國家化。政黨獲取權力，專制途徑是依靠暴力支持，也就是軍事暴力的大棒，這與帝王專制及軍閥統治沒有多少區別。民主法治途徑是依靠信任支持，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獲得人民的信賴與授權，這是合法的民主授權。軍隊變成政黨的黨衛軍，就會讓政黨權力失去制約與平衡，就會導致政黨專制及專制暴政的犯罪可能性。“黨指揮槍”，這不是為人民服務，這是政黨為自己服務，最終讓政黨變成專制怪獸，不僅讓政黨領導人的靈魂犯罪，也害了國家與人民。

溫家寶總理說：“共和國的前提是軍隊國家化，沒有軍隊國家化就沒有真正的人民共和國。沒有軍隊國家化，就沒有穩固的民主政治，政治體制改革就很容易倒退回來。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軍隊國家化就是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長期保障。考慮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可以有恰當的過渡方案，但目標仍是軍隊國家化。”

北京學者說：堅持“黨指揮槍”，就是堅持黨國專制，就是企圖以暴力鎮壓人民、奴役人民，就是堅持專制暴政壓迫人民、損害國家、禍害民族。誰反對中國軍隊國家化，誰堅持“黨指揮槍”，誰就是維護黨國專制統治，誰就是人民和國家的敵人，誰就是繼續禍害中華民族的罪人。因此，必須在法律制度上廢除“黨指揮槍”，讓人民軍隊真正屬於人民，讓國家軍隊真正屬於國家，而不是讓軍隊成為政黨維持專制暴政的暴力工具。

中國軍隊名叫“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是中國人民的軍隊，這是國家的軍隊，而不是任何政黨與個人的軍隊。“黨指揮槍”違背人民解放軍的使命，破壞人民共和國的國體。“黨指揮槍”就是政黨和獨裁者篡權奪位，就是陰謀顛覆人民共和國，就是準備以暴力壓迫中國人民。誰堅持“黨指揮槍”，誰就是維護專制統治暴政的陰謀家，誰就是人民和國家的敵人，人民和歷史必將給予嚴厲審判。

軍隊屬於國家，軍隊、武警和公安都應該歸屬國務院領導，並受全國人大（國會）與資政院的監督管理，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可以兼任中央軍委主席或副主席，中央軍委實行集體民主領導。軍隊維護人民和國家利益，軍隊維護科學民主的國家制度與遵從天理良知的可持續發展文化，軍隊維護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各種合理法律規範。除此之外，軍隊對政黨和政客保持中立，打擊政黨和政客的非法非理行為。

在軍隊管理上，軍隊仍然可以採用“長官+政委”的雙領導模式，但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服務黨指揮槍，而是為軍隊進行良好思想文化教育。在過渡階段，政委代表執政黨、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然後改為代表資政院、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人槍分離，槍彈分離”是維護“黨指揮槍”及黨國專制暴政的重要工具，也是讓軍隊被黨國專制暴政蹂躪的工具。“人槍分離，槍彈分離”不僅是讓人民在黨國專制暴政之下沒有尊嚴與安全感，也讓所有解放軍將士在黨國專制暴政之下沒有尊嚴與安全感。“人槍分離，槍彈分離”不僅是黨國專制的制度工具，也讓中國軍隊更難以應當突發事件。在人工智能時代，軍隊要可以隨時應對機器人暴動的突發事件，“人槍分離，槍彈分離”就會使軍隊十分脆弱。

一個解放軍少將說：“黨指揮槍”、“人槍分離，槍彈分離”，讓軍人沒有尊嚴，讓黨國專制暴政可以隨時踐踏軍隊將領的尊嚴。我支持武統台灣，甚至我們可以主動製造邊境衝突，只要我們部隊拿到足夠武器彈藥，就立即起義。然後，我們派軍隊保護好地方黨政領導、電視台和通訊公司，宣布當地起義，發動人民群眾遊行示威，推翻共產黨專制暴政。我們周邊部隊也商量好了，只要他們以平反叛亂的名義拿到武器彈藥，也宣布起義，再向周邊進攻。不出兩個月，我們解放軍就能解放全中國，推翻共產黨專制暴政，審判所有維護專制暴政的中共高層家族。

溫家寶總理說：“目前，軍隊就像即將爆發的火山，又像靠近煙火的火藥桶，隨時都可能發生暴動。以前張又俠還有威望領導軍隊，但拘捕張又俠讓軍隊更加絕望、羞辱、不安、憤怒，更加不服從黨中央的領導。拘留審查張又俠，黨內少了一個不同意見者，卻多出了一大堆不服從黨中央領導的將領，讓整個軍隊的怒火高漲，更難以和平的控制局面。只有真正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推動軍隊國家化，才能避免政治折騰軍隊，才能讓軍隊有尊嚴的安心下來，才能避免軍隊暴動推翻黨中央及報復中央領導。”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敗機制

北京學者說：由於中國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環境，導致腐敗比較嚴重。反腐敗是必須的，但反腐敗必須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敗制度機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敗的土壤，就是在糞坑裡拍蒼蠅，蒼蠅永遠拍不完。在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情況下，反腐敗經常就是政治鬥爭、政治清洗、集權專制，搞的黨政軍領導人心惶惶。許多黨政領導秉持“不幹事，也不出事”的原則，選擇躺平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被耽誤，這種荒唐的局面應當徹底改革了。

溫家寶總理說：“制度環境決定腐敗的程度。只有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民主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建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媒體監督、制度監管、權力向人民負責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源上預防腐敗。現在的權力體系缺乏民主選舉，權力自上而下，官員升遷如同買官賣官，腐敗必然嚴重泛濫。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環境，從制度上保障權力來源於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監督官員，才能根治普遍的腐敗問題。”

北京學者說：反腐敗必須擺脫人治，讓貪官調查貪官，反腐敗就如同笑話。反腐敗必須擺脫共產黨專制，反腐敗不能是政治鬥爭和集權專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軍隊反腐敗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中共中紀委不參與政府和軍隊的反腐敗。在政治體制改革過渡階段，中紀委由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僅涉及執政黨領導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敗，結束人治型派系鬥爭式反腐敗，儘快結束現在黨政領導集體躺平的荒唐局面。

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二是反腐敗要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中國的黨政領導在經濟社會建設方面發揮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當今物質主義時代，黨政領導面對的利益誘惑與環境壓迫非常大。由於中國黨政領導隊伍過於龐大，加上過去公務員低工資高福利的慣性，導致官員工資偏低。面對專制體制下升官買官的腐敗需求，面對物質主義的生活壓力，這必然導致大量腐敗。逼着人像清官海瑞一樣清苦，讓人在買官賣官的專制體制下不腐敗，這是違反人性的。可以說，黨政軍腐敗的最大問題就出在黨中央，但黨中央又以反腐敗的恐懼威懾黨政軍領導，這就等於讓人踩着糞坑又不允許人身上有臭味，這是蠻不講理的專制暴政。

解決腐敗問題，我們有兩條建議，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強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建立消除買官賣官和權力尋租的制度環境；二是提高官員工資收入，實行高薪養廉，同時加強制度化反腐敗機制，讓反腐敗更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我們建議，公務員減少一半，福利變工資，工資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員數量減少，部分福利和公務開支變成工資，官員工資可以提升兩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務車和司機，直接變成領導工資。涉及重大權力與利益的領導，實行高薪養廉。比如，國家級領導年薪500萬~1000萬元，省部級領導年薪150萬~500萬元，廳局級領導年薪80萬~150萬元，縣處級領導年薪40萬~80萬元。

與腐敗金額及浪費金額相比，高薪養廉加制度化反腐敗是社會成本最低的。對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來說，激勵措施良好的高薪養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國家投資。官員工資包括基礎工資+績效工資，績效工資的考核包括政績、政務、人民評價、清廉程度、重要事務處理。政績突出、人民評價高的清廉官員，可以給予超額獎勵。反之，則扣減績效工資。比如，縣長年薪40萬元，基礎工資是20萬元，績效工資是20萬元。如果政績較差、玩忽職守、弄虛作假、涉及腐敗、重大事故涉及責任，則績效工資可以清零。如果政績很好、真抓實幹、作風清廉、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績效工資可以翻倍，總年薪升至60萬。如果政績在全省領先、人民群眾評價很高，總年薪可以升至80萬。國家設立優秀縣市領導大獎，對於政績突出且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的縣市領導，再給予百萬獎金。

溫家寶總理說：“從人性而言，高薪養廉+公開透明的監管機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敗，減少社會的腐敗損失和浪費損失，這對國家發展是非常有益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依靠腐敗升官，杜絕實際隱藏的各種買官賣官行為。涉及組織選拔的官員，要進行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強公推公選，接受各界監督，以民主選拔機制杜絕各種途徑的腐敗升官。軍隊升遷要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全體官兵參與推薦推選，接受公開監督，以民主選拔和民主監督杜絕花錢買官，將軍隊升遷變成按照功績和能力升遷。通過公正透明的制度機制，才能安定官心和軍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強化軍隊作戰能力。”

（5）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

北京學者說：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環境，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制約經濟發展活力，人為的給經濟社會發展製造枷鎖，還導致權力與金錢相結合大量掠奪財富；二是中國超低生育率導致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摧毀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能力，斷送中國崛起的未來。

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低落，一是因為人口形勢持續惡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人口紅利已經消耗殆盡，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危機正在持續爆發；二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停滯與管制強化，自由與法治出現倒退，產權和企業自主經營缺乏保障，導致企業家和資本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導致外資撤資和企業家出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下滑。

權力欺壓和掠奪民營企業家的典型是河北孫大午案。孫大午在1985年創立大午農牧集團，1995年成為中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之一。孫大午支持憲政民主，結識自由派知識分子，同時信仰儒家學說和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理想。孫大午獨創“私企立憲”，公司實施“私有，共治，共享”，與員工一起共治共享企業，就像私人企業的共產主義，為員工提供接近免費的醫療，為員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孫大午不願向權力諂媚，導致孫大午與當地政府關係十分僵化，當地官員長期給孫大午穿小鞋、使絆子。

2020年11月，孫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專制方式強行判決孫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將估值百億元的大午集團以6.861億人民幣強行非法賤賣給權貴企業。一個愛國愛民的理想主義的著名企業家，不僅最終被專制統治暴政剝奪的一無所有，還身陷牢獄18年。令無數中國民營企業家心寒、恐懼、憤怒、絕望，乃至逃離中國。

2020年，過度防疫導致政治對經濟社會管控嚴重加大，加上政策強調“內循環”和“共同富裕”，讓很多企業家認為是閉關鎖國和掠奪私有產權，導致企業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調強調“共同富裕”，同時對互聯網、房地產等行業集中整頓，導致民營企業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國更加嚴格的疫情管控，讓民眾和企業家更加恐慌集權專制的加劇。於是，2021年後，逃出中國的“潤學”爆紅，年輕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業家移居海外，從中美洲走線到美國的中國人數量暴增。隨後外資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資撤離中國，很多外資討論撤離中國。

目前，由於專制體制與人口危機的雙重因素，經濟發展危機最嚴峻的是東北。一是因為東北的自由開放法治的環境更薄弱，民營經濟發展能力較弱。二是因為近三十年東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經濟發展能力低下又加劇人口流失，導致東北提前面臨老齡化危機。日本從1960年代開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從1990年代開始一蹶不振。中國由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導致中國提前面臨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讓中國成為第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東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經濟發展率先出現又老又窮的悲慘命運。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體系就會僵化，各種自由限制和侵犯產權就會扼殺經濟活力，錢權結合就會壟斷經濟社會的諸多方面，共同摧毀經濟社會發展的信心與生命力。東北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惡化，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東南沿海經濟發展，有更早改革開放所創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環境，比東北更加自由、開放、法治、開明、民主、透明、產權明確，進而吸引更多資本、人才、勞動力流入東南沿海。中國近十幾年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和發展階段，重要原因是改革開放的停滯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業家、資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與安全感，很多地方黨政領導選擇躺平不作為。”

北京學者說：從哲學的高度來看，經濟有兩個大循環，一是生產創造與消費需求的循環，二是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循環。如果沒有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消費就難以長期提升。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如高房價、國企壟斷），民眾收入不足、購買力不足、消費不足，生產力潛能就無法得到有效發揮，甚至引發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如果人口再生產不可持續，物質再生產也終將不可持續，因為經濟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及其引發的一系列活動。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經濟社會與思想文化機制破壞生育（如女權主義、女性過度參與就業），就會損害人口再生產，引發長期經濟發展危機。對中國來說，民眾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機，就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

《道德經》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權力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就是做好守門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規則制度，提供好基礎設施服務，做好社會保障工作，彌補市場不足的地方，然後就是權力自律、無為而治、不亂干涉。近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就是專制統治之下的最高權力採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讓企業家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國企壟斷、國進民退等擠壓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因此，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減少權力干涉和權力尋租，促進自由民主法治發展，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才能扭轉專制權力對經濟民生的損害。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民主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政治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言論自由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都被溫家寶總理的警告所驗證。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體制問題。因此，拯救中國經濟社會的未來，一是推動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改革發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權專制，以分權制衡取代權力失去制衡的災難，以有活力的制度機制挽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二是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經濟民生壓力，拯救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機，拯救中華民族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危機。

（6）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

北京學者說：從全球共產主義運動來看，馬列主義左派專制統治嚴重侵犯人的自然權利，嚴重壓迫思想言論自由，導致人的權利與利益嚴重受損，導致愚蠢與謬論嚴重泛濫，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西方左派自由主義不區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約束人性之惡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釋放自私、貪婪、任性、放縱、傲慢、自負等人性之惡的魔鬼，導致道德墮落和文明秩序解體，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須警惕從馬列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說，“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思想文化價值觀的認知錯亂，這是國家與文明自我毀滅的開始。近代以來，思想錯亂基本都起源於傲慢自負的愚蠢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政治經濟左派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民生高壓力的歷史根源。胡適、魯迅、柏楊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文化損毀、道德墮落與超低生育率危機的歷史根源。左派知識分子誤導中國，其罪惡罄竹難書，其危害斷送中華文明的未來。中華民族的巨大危險是，馬列主義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還沒有結束，自由主義文化左派的毀滅級危害已經開始。結束左派毀滅中華，就是拯救中華民族最緊迫的任務。

馬列主義左派是破壞政治經濟，這比較容易恢復。自由主義左派是毀滅文化，直接摧毀民族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義左派比馬列主義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惡的自由。自由不是沒有約束，而是恰當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惡的自由不是自由權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規。謬論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認識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惡的自由。

由於自私、貪婪、傲慢、自負、任性、固執、狹隘等人性之惡，絕大多數人的思維被人性之惡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維變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維，進而導致謬論泛濫。聖賢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惡對思維的綁架，站在大歷史時空思考天地萬物之理而擺脫局部思維的謬論，聖賢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歷史時空思維模式獲得真理的智慧。因此，聖賢先知才能資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維持民族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進而成為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真正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是聖賢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惡、專制統治、強權暴力等留下的歷史糟粕。在當今各種思想謬論泛濫的時代，必然讓聖賢先知重新引導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才能給靈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專制統治者，絕大多數人都不喜歡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邏輯的深遠認識，不同於人的膚淺認知，承認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膚淺認知，傲慢、自負、虛榮、頑固、狹隘等人性之惡的情緒讓人厭惡真理。第二，認識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惡的井底之蛙思維，人的品德不足就會導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惡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體長期的視角看問題，真理往往與短視的局部利益相衝突，導致普通人和專制統治者都不喜歡真理，經常是聖賢先知在孤獨的堅守真理。第四，左派打着自由、解放、平等、進步、博愛、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號，推廣各種左派思想，很容易誤導人心。同時，堅守聖賢先知所發現的真理，卻被左派污衊為落後的保守主義。傳播謬論成為時髦，堅守真理成為保守。人心被誤導，文化被破壞，道德被解體，文明被摧毀。

人不僅經常不喜歡真理，連真話都難以接受，經常是痛恨真話。所以中國古語說“真言逆耳”，人幾乎天生不喜歡聽真話，而是喜歡聽假話。越是騙人的謊言，越是違背真理的謬論，就越能得到傳播與認可。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現在的互聯網時代，無論自由制度還是專制制度，真理一直失敗，謬論一直橫行，各種左派思想一直泛濫，導致中國近百年的諸多悲哀，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愚昧無知及人性之惡所導致的。

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左派就開始通過言論自由禍害中華，導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系列危機。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同樣也是左派通過言論自由而傳播謬論，導致文化解體、道德墮落、低生育率危機，再通過引進黑人穆斯林，徹底顛覆西方文明。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如果處理不慎，就會導致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巨大災難，甚至是毀滅性的危機。現在，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網絡博主，他們都能打着言論自由的旗號，通過誤導人心而獲利，這遠比貪污腐敗、殺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因為這直接破壞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論自由可以讓真理獲得自由，也讓謬論獲得自由，經常是謬論更泛濫，這是人的愚昧無知與人性之惡所決定的。專制讓真理沒有傳播的自由，同時又傳播專制的謬論，因而專制讓真理更失敗。無論是自由社會，還是專制社會，真理經常被逆向淘汰。解決真理與言論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須由堅守天理良知的聖賢守衛真理，讓天理良知駐守靈魂。儒家思想的標準就是“天理良知”，“陽明心學”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的標準。因此，要讓真理獲勝，必須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儒家思想作為思想文化教育主導，讓思想言行堅守“天理良知”的“陽明心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文化。

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必須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華民族再次在陰溝裡翻船。從政治來看，儒家的“賢能民主”以制度機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權力的人性之惡，以共和制的賢能治國實現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從經濟來看，儒家的“義利合一”禁止權力和資本沒有仁義的自私最大化，將利益和道義結合起來，防止權力和資本掠奪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經濟民生的真理中道。從思想文化和言論自由來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將科學性與神聖性結合起來，讓靈魂和文明發展實現“止於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標準和言論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這是因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研究天地人神萬物萬靈之理，實現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以達“止於至善”的最偉大目標。《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傳習錄》等儒家經典，都深刻體現了來自“天理良知”的偉大智慧。

中國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與真話的自由，又要有對謬論與謠言的限制。否則，各種思想謬論泛濫，就會摧毀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導致毀滅國家與文明的制度陷阱，就會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因此，建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改為“思想文化宣傳部”（簡稱“文宣部”），歸屬“資政院”和國務院領導。互聯網、媒體、出版、教育、文化等，都應歸屬國務院領導，都由“資政院”進行指導。“資政院”匯集德才兼備的聖賢先知級學者，領導規劃民族與國家的大戰略，探尋國家與文明的發展方向，奠定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引導教育、文化與思想輿論的正確方向。

近年來，黨中央以專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把討論中央決策當作“妄議中央”，導致目前中國的言論自由限制僅次於“文革”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最嚴重的專制暴政。真理是越辯越明，批評黨中央就是讓黨中央兼聽則明，而不是陷入偏聽偏信和獨裁專制的愚蠢。黨中央企圖封鎖互聯網，嚴控網絡翻牆，打擊說真話的人，就會讓人更加聯想到文革化、朝鮮化，進一步激發恐懼、絕望、躺平、出逃，反擊，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將進一步惡化，繼而更加危害政權安全。實際上，思想言論管的越嚴，人民越憤怒，政權越不穩定。讓人民罵一頓，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於政權安全。打擊真話，封鎖真相，數據造假，妄圖以宣傳“中國經濟光明論”欺騙民眾，只能進一步加劇不信任，導致人民對政權的信任崩塌。

實際上，試圖以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來維護中共政權，試圖以專制暴政維護中共長期統治，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嚴重禍害中華民族，也讓中共領導人罪惡深重，最終遭到歷史、人民與神明的審判。建設“賢能民主”的科學制度，建立“義利合一”的民生經濟，建立“天理良知”為指導的思想文化與言論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才能符合歷史的長期選擇，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長期穩定的政權，這才是造福國家和人民的偉大選擇，也是中共領導人造福自己和無愧歷史的偉大選擇。

溫家寶總理說：“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制度確實是關乎國家與文明的命運。如何讓真理得到自由傳播，如何讓有害謬論被限制，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言論自由。絕對自由放任的言論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謬論泛濫，這是嚴重不負責任。為了維護專制統治而嚴厲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這是不道德的，也是嚴重有害的。目前，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已經嚴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權利被限制，民主決策難以推進，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淪為空談，錯誤政策得不到糾正，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事業。儘快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讓人民的聲音發出來，讓學者的智慧釋放出來，才能解決當今中國的一系列問題與危機。”

北京學者說：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潛力的學生，因為網上發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國安警察威脅恐嚇，連在國內無法出版的書稿都被警察強制刪除。他非常傷心絕望，憤怒的出國了，再也不願待在專制的電子監獄高牆之內。他寧願在澳洲農場干體力活，也不願在國內做體面的工作，等於是中共專制環境毀掉了一個很有潛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遲遲無法發布出來，不少學者朋友積累了多本書稿都無法出版。我為我感到可悲，我為我的學生感到可悲，我為千萬學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國儘快結束這個歷史級的大悲劇。給智慧以自由，給國家以希望，為人類文明帶來智慧的光芒，但願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專制統治的烏雲所遮蔽。

三、中華民族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

1905年，針對民族危機、專制壓迫和民生艱難，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主張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建立中華民國。今天，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問題變得更加嚴峻，超低生育率將迅速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從專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倒退，專制權力和資本結合共同壓迫民生。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拯救中華民族命運已經迫在眉睫。

（1）拯救超低生育率與長期經濟危機

由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由於經濟民生壓力，由於現代經濟社會對生育的逆向激勵，由於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遭到嚴重破壞，導致中國近三十年面臨超低生育率危機。202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1.0，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國新生人口下降到792萬，僅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亞新生人口764萬，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萬，美國新生人口366萬。按照目前趨勢，中國新生人口將很快低於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預計在2056年低於美國，然後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徹底崩塌！

按照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中華民族面臨五千年來的最大危機。2025年中國新生人口僅為全球的6%，預計2100年中國新生人口將不足全球的1%，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大崩潰，將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的土地也將淪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興衰存亡危機！  

人是經濟科技的創造者，人是經濟科技發展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經濟科技發展的生命載體，人口就是國家實力與競爭力的生命載體。人工智能無法解決超級老齡化之下的創新活力大幅下降，人工智能無法解決人口大崩潰所導致的創新能力大崩潰和市場需求大崩潰，人工智能不可能解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潰所帶來的經濟科技發展能力崩潰。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將徹底摧毀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將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工業廢墟”，將中國從絢麗的城市變成“建築廢墟”。

拯救中華民族大衰亡的命運，必須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徹底的改革，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在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危急時刻，誰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步，誰再阻礙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改革發展，誰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最大罪人、最大叛徒！目前中華民族所面臨的興衰存亡危機，已經不亞於五胡亂華、安史之亂、蒙古滅宋、滿清滅明和日本侵華，堅持專制暴政的危害幾乎已經超過任何歷史時期，誰再堅持專制暴政，誰就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

導致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是維持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遭到巨大破壞，反婚姻反生育的斷子絕孫思想病毒泛濫；其次是現代經濟社會機制嚴重打擊生育，社會化養老和社會化醫療幾乎摧毀結婚生育的必要性；再次是經濟民生的高壓力，使生育意願脆弱的年輕人更不願意生育孩子。在過去貧困的艱難時代，由於傳統文化和社會經濟機制支持生育，生育率仍然比較高。但現在，維持民族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已經被毀，現代經濟社會機制沉重打擊生育，導致經濟民生壓力可以明顯影響生育。

近十幾年來，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對經濟發展的危害已經顯著顯現。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危機，最大原因就是人口形勢惡化。我們在十幾年前就預測，中國29-33歲購房主力人口從2020年的1.22億下滑到2030年的0.73億，10年下滑40%，必將帶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崩潰。由於專制權力藉助疫情防控嚴重折騰經濟民生，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而不願負債購房，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崩潰提前到來。2020年中國新房銷售面積是17.61億平方米，2025年下滑到8.81億平方米，5年下滑50%！很多中國年輕人在絕望中選擇躺平，而且他們知道新生人口大崩潰必將帶來房地產大崩潰，房地產刺激措施已經無法再欺騙他們去負債買房。

人是經濟科技的創造者，人是經濟科技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經濟科技發展的生命載體。超低生育率導致中國新生人口長期快速下滑，導致年輕人口持續快速萎縮，導致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必將摧毀中國經濟科技發展能力。根據人口普查資料和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形勢，我們在十幾年前就預測，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將在2013年之後陷入長期下滑，2035年之後中國GDP增長率將低於美國或世界平均水平。

由於中國1999年開始大學擴招、科研投入持續增加和1986-1990年最後一次嬰兒潮，讓中國有一段科技爆發潮，高峰期約是2015-2030年，這是中國最後的高光時刻。隨着最後一波嬰兒潮人口老去，中國經濟科技競爭力將像日本一樣陷入長期衰退。科研人員最有活力的年齡是26-45歲，隨着最後一批嬰兒潮科研人員老去，我們預計2035年之後中國將迎來經濟科技發展的雙重崩潰。

我們在十幾年前用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準確預測中國產能過剩危機。中國25-29歲消費最活躍年輕人口從2015年的1.27億下滑到2025年的0.75億，10年下滑41%，導致中國很多產業陷入嚴重產能過剩，被迫用出口消化產能過剩。事實證明，我們用人口預測經濟非常準確，因為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人口的長期趨勢必然決定經濟的長期趨勢。因此，一些人口經濟學者利用新生人口數據預測婦幼產業、幼兒園和中小學倒閉潮，準確率幾乎就是100%。同樣，用各年齡段人口和預期壽命預測養老和殯葬產業，準確率也是接近100%。

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人口就是經濟科技活動的生命載體，人口的長期變化必然決定經濟科技發展的長期趨勢。因此，我們可以100%的確定，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就是中國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最大災難，就是摧毀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危機。因此，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系統性改革，扭轉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就是拯救中國經濟未來的最大任務，也是拯救中華民族的最大任務。

在中國產能過剩的今天，消費顯著不足，經濟刺激就應該以消費為主，鼓勵生育就是最好的消費刺激，也是對未來最大的投資。挽救中國經濟，除了未充分滿足的新質生產力和消費需求之外，應當全力對結婚和生孩子進行大規模經濟刺激。長期而言，對於超低生育率的中國來說，最大經濟刺激應當是鼓勵生育。除此之外，其他經濟刺激措施僅短期有效，無法挽救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危機。鼓勵生育對消費和生產力的刺激作用是最長期的，只要大幅提升生育率，就可以有效解決消費不足和長期發展前景惡化。因此，可以把產業補貼和消費補貼都取消，把幾乎所有經濟刺激資金都用來鼓勵結婚和生孩子，才能最有效的挽救中國經濟科技長期發展。這不是極端，這是拯救中國經濟科技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根本措施。

生孩子首先就是為社會創造新的消費者，同時也創造就業、稅收和GDP。生孩子為社會創造新的勞動創造者，為社會貢獻稅收和GDP，為社會繳納養老和醫療等社保費用。生孩子是為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做貢獻，鼓勵生育就是政府最應該做的長期投資。除了偉大的科學發現、思想發現和政治改革，生育孩子就是對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最大貢獻。發達國家用於鼓勵生育的財政支出約占GDP的2%~3%，中國不足1%！養老支出是沒有未來發展效益的消費支出，但中國財政和社保的養老支出已經占GDP的4%，遠高於鼓勵生育的支出，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政府強迫年輕人繳納社保費用去養老人，卻不願幫助年輕人養孩子，這等於是讓老年人去喝小孩的血，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愚蠢的行為之一。

年輕人沒有義務繳納社保費用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政府也沒有權利拿年輕人的納稅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但政府卻打着仁慈與福利的旗號這樣做了，這實為壓榨年輕人和摧毀未來的愚蠢行為。養孩子是對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偉大貢獻，但政府卻讓年輕人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破壞養孩子的偉大價值貢獻。政府拿年輕人本應該用於養孩子的錢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這是摧毀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政府應當停止讓年輕人繳納社保費用及納稅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或者，政府就應該拿出更多的錢去鼓勵年輕人生育孩子。否則，政府就是摧毀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未來的邪惡專制暴政。因此，政府應該拿出比養老支出更多的錢去鼓勵生育，鼓勵生育的資金應該占GDP的5%以上。

中國可以通過壓縮財政投資基礎建設、壓縮龐大的行政開支、壓縮低效的產業補貼等籌集鼓勵生育的資金。目前，中國可以通過徹底改變貨幣發行方式來籌集鼓勵生育資金。現代貨幣發行方式有三種：1、財政式發行貨幣，直接印錢作為財政收入，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居民和企業的負債，但要警惕濫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2、債務式發行貨幣，央行向商業銀行放貸，央行購買債券，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可能性，但容易導致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過多；3、外匯占款發行貨幣，央行用本幣買入外匯資產，等於是外國印錢購買本國的商品和資產。外匯占款就是外國印錢買中國產品，為何中國不自己印錢讓自己的國民消費呢？因此，中國應當改變貨幣發行方式，通過擴大財政式發行貨幣，壓縮債務式發行貨幣和外匯占款發行貨幣，就可以輕易籌集鼓勵生育資金。

日本過去三十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多發行貨幣不一定導致通貨膨脹。這是因為日本陷入超級老齡化、年輕人口快速減少、工業產能和基礎設施飽和、經濟發展預期惡化、房價暴跌導致房地產資產泡沫破滅、企業和居民缺乏貸款需求、銀行放貸比較謹慎。通過提高銀行法定準備金率、適當提高銀行利率、嚴格限制房地產信貸、央行收回貸款回籠貨幣、央行賣出債券回籠貨幣、限制地方政府和影子銀行融資、提高資本充足率、打擊房價上漲預期或政府收割房價上漲收益、補足容易價格上漲的產業短板，就可以降低貨幣乘數與通貨膨脹，再允許5%左右的通貨膨脹率，進而讓政府更多以財政方式發行貨幣，即通過印錢獲得財政收入。如此，中國政府就可以比較容易的籌集鼓勵生育資金。

中國正在面臨日本式經濟危機，高增長和高通貨膨脹時代已經結束，超低生育率和超級老齡化持續推進，中國應當果斷改變貨幣發行方式，直接印錢籌集鼓勵生育資金，挽救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未來。所籌集資金全部用於鼓勵生育，讓國家承擔年輕人養孩子的經濟成本，同時以低房價低房租來降低年輕人壓力。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國家統一免費提供孩子的教育、醫療、幼托，以集中採購方式免費提供孩子的奶粉、食品、衣服、尿不濕、玩具、基礎嬰兒用品包等，再給予生育補貼或生育獎勵。同時，改革教育，消除學區房、消除補課需求、消除家長輔導孩子作業、消除高考惡性過度內卷（如“衡水模式”）、降低就業的學歷與名校要求，降低教育的過度競爭與父母壓力。

鼓勵生育和生育補貼應當是幫助年輕夫婦養育孩子，不是取代婚姻家庭。實際上，無論是脫離家庭的社會化養老，還是脫離家庭的公共化養孩子，都是缺乏責任心的“人民公社大鍋飯”，難以形成可持續發展。鼓勵生育和生育補貼一定不能破壞婚姻家庭，對單身媽媽的補貼與保護，就會導致更多離婚、單親媽媽和低生育率，導致單親孩子家庭成長問題。鼓勵生育必須是先鼓勵結婚，鼓勵早結婚、早生育，才能長期提高生育率。不婚、離婚、晚婚、晚育、單親家庭等，都會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國應當立即廢除鼓勵晚婚的結婚年齡限制，把結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齡、生育年齡、女性崗位媽媽比例、男性崗位爸爸比例等都納入政府考核指標。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鼓勵生育一定要克服平等思想。因為越是優秀的人，事業和時間的機會成本越高，鼓勵生育補貼作用越低。相反，越是低智商、極端信仰、收入較低、學歷較低的人，生育的機會成本最低，更容易通過生育補貼生育孩子。如此，鼓勵生育變成種族與文化的逆向淘汰。比如，在歐洲，鼓勵生育讓黑人穆斯林生育更多孩子，因為他們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最低，獲得生育補貼的激勵作用最強。

因此，中國鼓勵生育必須克服平等思想，根據智商、學歷、品德、文化信仰等差異化鼓勵生育，給予高智商大學生更高鼓勵生育補貼，低智商、低學歷、伊斯蘭教教原教旨主義等不參與或少參與鼓勵生育，並驅逐黑人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在中國，漢族是智商與文化進化最高的優秀族群。中國是以漢族（華夏族）為主體和儒家文化為靈魂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的人口文化特型就是中華民族的根本。但是，漢族曾經長期被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所打壓，漢族文化遭到嚴重破壞，鼓勵生育就應該扭轉這種歷史錯誤，給予漢族更高生育補貼。

為解決大學生就業和生孩子的困境，國家應該通過提供廉價住房、生育貸款等方式支持大學生生育孩子。實際上，大學生生育孩子，就能降低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同時提高婦幼產業等相關孩子消費，激活經濟發展前景，就能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國家向大學生提供養孩子無息貸款，保障無業大學生或低收入大學生可以安心生育孩子，也臨時降低財政壓力。孩子滿6歲免50%貸款，孩子滿12歲再免30%貸款，孩子滿18歲再免20%貸款。

印刷貨幣用於鼓勵生育及為年輕人提供廉價住房，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費，降低居民負債，提高生育率，促進經濟科技長期發展。居民消費變成企業收入，增加投資和就業，降低企業負債。經濟發展，稅收增加，降低政府負債。通過印刷貨幣刺激經濟，再保持5%左右通貨膨脹率，就能全面降低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負債。假設GDP增長率5%，通貨膨脹率5%，貸款利率5%，名義GDP增長率10%，個人和企業收入名義增長率10%，財政名義增長率10%，債務負擔每年降低5%。相反，以前債務式貨幣發行方式，讓金融機構和大企業獲益更大，拉大貧富差距，抑制居民收入和消費，提高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負債率。

同樣，多印刷貨幣也可以用於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印刷貨幣鼓勵生育及刺激消費，就能增加進口，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印刷貨幣，增加人民幣與其他國家的貨幣互換，然後把所得外幣變成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變成當地華人的貸款及鼓勵生育資金，或者直接作為鼓勵對外移民的資金，推動華人對外移民擴張和中國資產的海外擴張，也帶動中國出口增長。比如，俄烏戰爭結束以後，就可以鼓勵中國男光棍移民到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時，中國應該改革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鼓勵海外華人積極獲取海外國籍，進而方便中國對外移民和海外資產的擴張。

在專制體制下，由於計劃生育部門利益、人口宣傳謬論和黨政領導對人口經濟問題的無知，導致中國人口政策一再嚴重失誤，造成對中華民族的巨大傷害。中國生育率在1970年代已經大福下滑，但中國在計劃生育部門利益誤導下，卻在1979年實施了更嚴的一胎政策。中國在1991年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卻在計劃生育生育部門誤導下，在1991年實施強制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中國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顯示超低生育率，卻被計生委和體制內專家千方百計阻礙人口政策調整，數據嚴重造假，結論嚴重誤導。他們把當時1.2總和生育率造假到1.8，並把1.8的生育率當作最佳生育率，堅持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不動搖。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顯示超低生育率，仍被計劃生育既得利益和錯誤人口思想所耽誤。

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解人口問題的計生委人口專家、2014年擔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的翟振武，他在2014年論文《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說：“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未來4 年內，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分別達到3540 萬、4995 萬、4025 萬、3540 萬。” 實際上，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後，2016-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分別僅1786萬、1723萬、1523萬、1465萬，峰值1786萬也不足翟振武預測峰值4995萬的36%，計生委權威專家遠離實際的巨大誤判顯然是有意誤導國家重大決策。

2020年人口普查，再次顯示超低生育率，但由於過去計劃生育宣傳的錯誤人口思想誤導，很多人形成對中國人口規模的厭惡，主張大幅減少中國人口，對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的危險視而不見。由於新生人口在二十年後才能變成勞動人口，鼓勵生育無法直接變成顯著的經濟增長政績，導致政府對鼓勵生育缺乏積極性，導致中國未能全力扭轉超低生育率危機，這是巨大的民族危險和國家悲哀。民間人口經濟學者的警告，愛國者們千方百計的呼籲，卻被言論自由限制直接扼殺，更沒法進入中央決策，這是巨大的民族悲劇和國家不幸。

中國人口政策的悲劇，就是在專制體制之下，部門利益和黨政領導錯誤思想所導致的巨大災難。計劃生育部門全方位發動宣傳機器，對中國全國上下進行洗腦，以論證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存在的必要性，代價卻是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同時讓中國人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看不到巨大危機，甚至是把中國人口大崩潰當作是好事。如此，整個中國陷入無知的危險。計劃生育部門利益所引發的災難，將至少危害中國百年，甚至是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

實際上，那些計劃生育洗腦宣傳是非常顯而易見的錯誤。比如，就業是人口的社會分工，人口多不會產生就業問題，因為需求產生就業。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年輕人就業問題，不是人口多造成的，而是政治運動損害經濟和就業。未來中國人口大崩潰，經濟前景嚴重惡化，個人就業和發展前景也惡化。人均GDP的本質是人均生產創造能力，人口減少不會提高人均GDP。相反，人口減少導致超級老齡化和科技創新能力下降，反而降低人均GDP發展潛力，日本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國人聰明且勤勞，人口多就會產生龐大科研隊伍、完整工業門類、龐大科研投入和龐大市場需求，這是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最大動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自然資源的使用已經突破國界。科技實力決定資源的範圍，人口實力轉化為科技實力，就能發掘出更多資源。在城市化的今天，人口密度已經失去實際意義，因為城市化就必然意味着居住密度大幅提高。更多計劃生育宣傳所製造的人口經濟謬論詳見《大國空巢》《大國危途》《中國人可以多生》等書籍。

中國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人口大崩潰將損害每個中國人的利益。首先，這直接影響每個產業的招聘與市場，人口崩潰就會引發產業崩潰與公司倒閉，很多人的就業與發展前景嚴重惡化。其次，超級老齡化導致嚴重的養老與醫療負擔，這對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是巨大災難。第三，超低生育率讓很多中國人的靈魂下輩子只能投胎轉世做畜生，因為中國新生人口暴跌，可以供投胎轉世的機會嚴重不足，很多中國人只能投胎做畜生了。日本是中國的前車之鑑，更嚴重超低生育率的中國人將更悲慘。

溫家寶總理說：“超低生育率是事關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根本無法實現。黨政領導必須把解決低生育率當作挽救中國前途命運的根本任務，切莫因為一時GDP增長率的好看而忘了這個根本。人口現實已經反覆證明，我們確實在過去忽視了超低生育率問題的嚴重性。之所以導致我們曾經對這個最大民族危機視而不見，這與計劃生育既得利益集團的誤導密切相關。現在看來，計生委所組織的專家與報告，數據是巨大造假，結論是巨大錯誤。”

“中國錯誤人口政策之所以被長期執行，人口政策調整之所以被長期誤導，就是因為我們的制度缺乏自由民主，讓權力的惡魔可以為所欲為，讓謬論可以長期橫行，讓中央決策被嚴重蒙蔽，讓領導人的錯誤被長期執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多聽取來自民間學者的聲音，才能避免再次出現巨大錯誤。現在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與當年不惜毀掉中華民族未來的計劃生育部門是類似的，都是既得利益不惜摧毀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因此，我們必須堅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以制度保障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才能從制度機制上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

（2）徹底解決高房價的民生壓力

現代經濟科技發達了，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生壓力並未降低，年輕人比以前更加焦慮了。這是因為，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在很多方面違背儒家所說的“義利合一”，即利益要與道義相結合，不能因為利益而損害道義。由於制度和文化的缺失，貪婪的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各個經濟組織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就變成了彼此相互傷害。比如，權力和房地產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所有人的居住成本；醫療資本和醫生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所有人的醫療成本；教育資本和教師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教育成本。特別是權力和資本過度貪婪的時候，居民收入和消費就會受到嚴重抑制，貧富差距過大，民生經濟低迷。解決權力與資本的過度貪婪，一方面是賢能民主遏制權力與資本的人性之惡，另一方面就是全社會推行“義利合一”的思想文化。

“義利合一”是政治經濟社會充滿仁義的道德文化，以仁義對抗自私最大化的貪婪、愚蠢、短視、互害，進而實現經濟民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國有企業追求壟斷高價，以高收入高福利私分國企收益，這就是自私無義。如果國有企業提供價格合適的優質產品服務，把企業收益反哺國家與社會，這就是“義利合一”。如果私營企業提供價格合適的優質產品服務，把企業收益分享給員工及反哺社會，這就是“義利合一”。如此，居民收入更高，民生壓力更小，消費更有活力，年輕人更有意願生育孩子，拯救長期經濟發展。河北大午集團、河南胖東來超市，都是“義利合一”的典型。但是，河北大午集團已經被權貴掠奪，有德者被自私貪婪的權貴拿走一切；河南胖東來超市害怕被權貴掠奪，就把企業分給了員工，這都是中國專制制度的悲劇。

只有推翻權力和資本壓榨人民的專制統治，才能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制度根源。只有儒家所推崇的賢能民主制度和“義利合一”道德價值觀，才能充分遏制人性之惡及防止自私的互害困局，才能在制度和文化上長久解決民生壓力，進而解決超低生育率危機。可以說，只有儒家思想才能解決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這也是孫中山把自己當作儒家道統繼承人的根本原因。

在目前中國，權力和資本合謀創造高房價，嚴重壓迫民生，這嚴重違反“義利合一”的政治經濟道德原則。挽救中國經濟民生，挽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中國必須徹底摧毀高房價，按照“義利合一”的原則向年輕人提供低廉住房，讓年輕人可以安心生育孩子及消費。簡單來說，就是政府採取一系列合法合理的方式主動摧毀高房價，讓房價處於低水平，然後政府以印錢和基金的方式掌握大量房屋，向年輕人提供廉價住房。類似於新加坡的組屋制度，國家是住房市場的最大提供者，以法律和市場的方式確保絕大多數國民的廉價住房。

目前，房貸成了中國年輕人的最大負擔，很多年輕家庭的房貸還款成為家庭的最大支出，沉重房貸不僅嚴重擠壓消費，還讓大量中國年輕人不敢生二胎。以高房價獲取土地財政，就是出賣中國年輕人的未來，就是政府吃嬰兒肉以維持短暫虛假繁榮，這不僅是十分無恥，也是愚蠢至極！中國只有徹底打倒高房價，大幅下降居住成本，才能拯救超低生育率危機。因此，中國主動摧毀高房價高房租，同時印錢鼓勵生育，這才是長久拯救中國經濟的最正確選擇。

中國政府主動摧毀高房價，政府所主導基金掌握大量住房，國家成為主導廉價住房的最大市場主體，這是中國房地產與中國經濟民生的大革命、大重置、大重啟，這將使中國經濟民生走向新時代。首先，通過充分的城市土地供應，通過合理方式讓小產權房合法化，通過嚴格限制房地產收益，通過政府控制的大量新房建設，通過允許居民把高價貸款房屋拋給銀行及終止所有房貸，通過房價大崩潰的市場預期，製造迅速的房價大崩潰。然後，政府所主導的基金大量收購房屋，並以所掌握房產繼續擴大基金，或以房產為抵押獲得低息貸款，迅速成為主導廉價住房的最大市場主體。然後，隨着經濟發展，隨着人均住房面積增長，隨着印錢鼓勵生育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房價合理的逐步增長，徹底擺脫房地產低谷。同時，由於住房成本大幅降低，人均住房面積就可以大幅增加，將有力的刺激建築業發展。

中國對銀行處置房貸的模式應該徹底改革，允許居民和企業直接房屋抵押貸款的房子直接拋給銀行，並終止所有房貸。而不是目前，由於房價大跌，房子給了銀行，售價不能抵消貸款，還要讓人繼續還房貸，這是壓榨人民的邪惡制度。可以規定，除了炒房客之外，居民僅購買一套住房（夫妻不超兩套），出售房屋不夠償還銀行貸款的，房子直接拋給銀行並自動結清所有貸款。允許個人破產，讓炒房客放心的低價拋售房子。政府主導的資產管理公司大量接受低價房源，專門用於鼓勵年輕人生育。政府鼓勵年輕人廉價租房結婚，並打擊以結婚強迫男人購房的行為。以結婚名義強迫男性買房的女性，特別是未出資卻要求房產加名字，一律按敲詐勒索罪。

推動房地產大重置，高房價大崩潰，大規模消滅房貸，居民大量去債務，徹底解放高房價對民生的沉重枷鎖，讓居民更有錢去消費和投資。中國政府對銀行和金融的控制力較強，足以應對房價大崩潰的金融風險。如此，經濟更有活力，就能給企業去債務，繼而給政府去債務，最終是給整個社會去債務。房價和房租大幅降低了，不僅居民的住房成本大幅低了，工商業的房租或房產成本也大幅降低了，就能降低物價、增加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繼而讓消費和投資更有活力，經濟、就業、財政等都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年輕人壓力大幅降低，再通過系統方式提高生育率，就能拯救長期經濟科技發展。

溫家寶總理說：“高房價問題，一直是我所重視的問題，這不僅是經濟風險，也切實關乎人民群眾的民生問題。你提出的人口、經濟、貨幣、房地產政策，看起來是激進，卻也比較務實。但操作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管控金融風險和通貨膨脹的安全範圍。現在，很難聽到這樣的真知灼見，這是目前政治體制和缺乏言論自由的悲哀。解決中國人口經濟危機，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們確實是不能墨守成規，必須拿出科學的有效的革命性的巨大政策轉變。就像輪船即將撞向巨大冰川，全力以赴的大扭轉就是最正確的決策。面對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墨守成規、不溫不火的政策才是最大危險。”

（3）扭轉破壞生育的經濟社會機制

現代經濟文化是短視的文化，現代經濟社會機制是短視的機制，現代政治制度是短視的制度，這導致現代文明的低生育率危機，進而導致現代經濟社會失去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現代社會的文化、法律、教育、就業、養老與醫療社會保障等，都存在破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短視行為，甚至是導致文明的自殺。但是，現代人很少看明白這些問題，或者少數明白者也無力改變，導致現代文明陷入集體愚蠢，或者說是自私的囚徒困境。

現代國家的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障體系，將養老和醫療都進行社會化集體保障，結果摧毀了家庭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嚴重破壞婚姻和生育，等於是鼓勵不婚不育，導致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危機，等於是民族、國家與文明的自殺。隨着科技發展，老年人的壽命越來越長。隨着老年人年齡增長，醫療費用也越來越高。老年人的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障，本質是政府強迫年輕人為與他無關的老人承擔養老和醫療費用，強迫年輕人背負沉重養老壓力和醫療壓力，讓年輕人更不願意生育孩子，進一步加劇低生育率危機，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這是無恥的愚蠢的政府霸權主義。

目前的社會化養老和社會化醫療模式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反文明的制度，它打着福利的旗號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化養老的本質就是強迫別人的孩子給你養老。生孩子的人因為耽誤工作，反而可能獲得更少養老金。社會化養老和醫療，就是破除結婚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鼓勵人不要結婚生子。因此，必須對養老和醫療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革，禁止養老和醫療制度鼓勵不婚不育，讓養老和醫療服務於鼓勵生育。

生育維持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育維持了養老與醫療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因而養老和醫療必須鼓勵生育。不生孩子的人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缺乏貢獻，因而養老金和醫療報銷比例應該顯著降低。比如，女性25歲以上、男性28歲以上，智力與健康正常的人，生育三個孩子以上的人醫療報銷90%，生育兩個孩子的人醫療報銷80%，生育一個孩子的人醫療報銷70%，不生孩子的人醫療報銷50%或更低。

除了國家高層領導人之外，對於退休人員，不生孩子及孫輩孩子很少，養老金和醫療報銷應該大幅低於多生孩子的人及孩子價值貢獻高的人，因為生孩子保障了社保費用的長期延續。除了占人口少數的低智商群體外，生育三個孩子以上或孫輩孩子五個以上的人，養老金為100%，醫療報銷為90%；生育兩個孩子或孫輩孩子三個以上的人，養老金為90%，醫療報銷為80%；生育一個孩子或孫輩孩子兩個以下的人，養老金和醫療報銷為70%；不生孩子的人，養老金和醫療報銷為50%或更低。對於不生育孩子的富人，可以直接取消養老和醫療保障，或者大福降低福利保障，以降低社保壓力。

中國社保費用占工資比例高達35%–45%，顯著增加了企業負擔，顯著降低了勞動收入。實際上，社保繳費是對勞動人民的壓榨，社保繳費是對母親等非工作人口的嚴重歧視，社保繳費嚴重擠壓勞動者的消費。因此，中國應該停止強迫社保繳費，改為納稅和國有資產收益支付社會福利，以集約化模式提供全民基本免費醫療。同時，削減偏高的養老金，實施比較公平的低養老金制度，讓家庭參與補充養老，以此激勵結婚和生育。對於孩子和孫輩的納稅，可以部分直接獎勵給老人，將“養兒（女）防老”制度化。

民營企業是居民就業的保障，就業是收入的保障，收入是消費和生育的保障，消費和生育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障。中國必須全面解除民營企業限制，打破國企壟斷和行政限制，讓民營企業和創業更加自由健康的發展。同時，廢除社保繳費，將社保繳費變成工資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合理提高最低工資，大力強化勞動保障，有效減少工作時間，保障更多人的就業與收入。在人工智能時代，工作機會和工作時間進一步降低，低人權的就業模式嚴重加大就業壓力和收入壓力，形成惡性競爭和惡性循環。中國必須以法律方式打破低人權就業的惡性循環，將就業變成和諧社會分工和充分居民收入。

現代文化、法律、教育和就業，打着男女平等的旗號，打着解放女性的旗號，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畜生用，滿足了資本和權力的短期利益，滿足了女性的短期虛榮與消費資本，但破壞了男女分工的家庭秩序，導致低生育率危機，摧毀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資本為了短期利益，歧視生育孩子的媽媽，對生育孩子的女性進行就業與職業發展的“母職懲罰”，導致女性更加不願生育孩子，最後摧毀經濟社會的未來，也摧毀了資本的未來。因此，必須採取法律強制措施，糾正經濟社會自私短視的自殺行為。

為了扭轉就業與職場的“母職懲罰”，促使社會獎勵女性生育，國家應當以法律強制保護媽媽就業與職業發展，將女性就業的“母職懲罰”變成“母職獎勵”。比如，國有企事業單位，除了科研等高度專業人士以外，25歲以上女性崗位，職位只給媽媽；30歲以上女性崗位，職位只給兩個以上孩子的媽媽；35歲以上女性崗位，職位只給三個以上孩子的媽媽。同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應當對照國有企事業單位，必須保障80%以上的女性職位給生育孩子的媽媽。如此，就業獎勵媽媽，就能迅速刺激女性生育孩子。

現代社會推行大學、就業和收入男女平等，但結婚和養家費用卻沒有男女平等，社會仍然要求男性承擔更多結婚和養家費用，女性仍然是慕強、拜金主義和虛榮攀比消費，導致男性結婚和養家能力降低，導致女性擇偶要求升高且盲目消費，必然導致大量年輕人難以結婚和生育，導致低生育率危機。

現代社會所謂男女平等，其實就是把女人當男人用，進而逼迫社會把男人當畜生用，破壞兩性分工和社會秩序。經濟社會把女人當男人用，大量就業崗位被女性拿走，負責賺錢養家的男人就會面臨更大就業競爭和女性對男人的更高要求，導致男性更加悲慘和高壓力。男女平等最終必然摧毀正常的男女關係，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讓女人在職業壓力和職業焦慮中承受像男人一樣的痛苦，男人在經濟就業壓力中承認更大痛苦。除了人格尊嚴平等，男女平等是人類史上最愚蠢的文明自殺內卷價值觀。

平均而言，同樣的考試分數、同樣的學歷，男性的社會價值貢獻顯著高於女性。女性的智力優勢是記憶、語言，依賴記憶和語言的占據多數科目（語文、英語、歷史、政治、地理等），女生又比較聽話，女生不會被太多興趣而耽誤學習，導致女生更容易取得考試成績，導致女生很容易是高分低能。男性的智力優勢是邏輯推理、空間幾何，男生好動且興趣廣泛，這非常不利於男性考試成績，但非常有利於創新創造，這很容易導致男生是低分高能。因此，男女相同分數線就是對男性的不公平，是對教育資源和社會價值創造的巨大浪費，還會破壞兩性分工、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大學錄取的男女平等就是危害家庭、社會、經濟、民族、國家和文明。因此，大學、公務員、司法等必須根據男女特徵、社會分工、價值創造，實施男女不同分數線。

2024年，中國大學招生59.8%是女生，已經達到和美國相同水平。女大學生近6成，男大學生僅占4成，女生比例幾乎比男生多一半。由於女性擇偶的慕強心理，女性選擇學歷更高和收入更高的男性，大學錄取男女平等就會導致三分之一的女性面臨擇偶困難，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結婚和養家成本主要是男性，男性得不到相應大學教育和工作機會，就無法結婚和養家，也就導致大量女生找不到對象。只有大學錄取更多男性，才能創造更大社會價值，才能滿足男女結婚的需求，才能滿足女性依賴男性供養的心理，才能讓男性撐起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大學錄取的男女平等，就是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悲慘的牛馬，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

對世界各國的統計表明，生育率與女性學歷、收入呈負相關，生育率與男性收入呈正相關，生育率與男女結婚年齡和生育年齡呈負相關。女性學歷越高、女性收入越高，則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越高，即女性為生育而放棄的事業與賺錢機會成本越高，女性生育率越低。相反，男性收入越高，越容易結婚和生育，生育率越高。男女結婚越晚，生育孩子的時間越晚，女性最佳生育年齡被耽誤，則生育率越低。因此，政府推動教育、就業與收入的男女平等，破壞男女分工的自然秩序，導致男女更難以結婚和生育，導致結婚和生育的年齡更晚，就是政府在女權主義要求下主動拉低生育率，就是政府幫助女權主義摧毀家庭、社會、經濟、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

女性的智商越高，則女性的學歷與收入越高，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越高，導致高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低。相反，女性的智商低，學歷和收入低，就更早的結婚和生育，讓低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高。如此，女權主義把女人當男人用，左派和女權主義追求男女平等，其結果就是在基因上淘汰高智商優秀女性。因此，女權主義和男女平等就是對女性基因上的逆向淘汰。實際上，為了學歷和事業而耽誤結婚生育的女性，從長期來看就是愚蠢的女人。比如，高學歷高收入的大齡剩女，浪費了自己結婚生育的黃金年齡，導致難以結婚和生育，這就是重大人生失敗。甚至，一些高智商女性最終是守着房子和財產孤獨終老，這是多麼愚蠢和失敗？真正有智慧的女性，首先就應該在年輕的黃金年齡儘快結婚和生育，先結婚生子而後立業，最後才能是家庭與事業的雙豐收，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成功女性。

女性上大學和就業不是與男人競爭，而是與其他女人競爭。女性上大學和就業不是與丈夫競爭，讓男人上大學、就業和賺錢養家更符合女性利益。因此，法律強制保護媽媽就業，讓媽媽贏過不婚不育的女人，就是最好的女性就業保護。如果不是專門保護媽媽權益，保護女人上大學、就業和收入的男女平等，其實就是鼓勵女人不婚不育，把女人當作不會生孩子的男人使用，這是極其愚蠢的文明自殺。因此，大學和就業應該優先錄取男性，女性就業應該優先錄取媽媽，女性讀研究生應該優先錄取媽媽，女性讀博士應該優先錄取生育兩個以上孩子的媽媽。

除非女性擺脫拜金主義和慕強思維，大學、就業、收入與財產分配的男女平等都會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比如，父母有100萬財產，分給兒子和女兒各50萬，導致兒子難以買房結婚，導致女兒高消費和更高擇偶要求，就可能導致兒子和女兒都沒法結婚生育，這個家庭就絕後了。如果父母把100萬財產按照社會情況採取合理的不平等分配，兒子分得80萬且成為父母養老的主體，女兒以嫁妝名義得到20萬且僅輔助養老。這樣，兒子有錢買了房子，女兒嫁人有嫁妝保障，兒子和女兒都更加順利結婚生育。當然，這種以兒子為主的財產分配模式是建立在兒子養老為主的基礎上，是權利與責任的對等關係。不能是財產分給兒子為主，養老卻依賴女兒女婿，這就明顯不公平了。

因此，家庭財產分配的原則是讓兒女結婚生育更順利，兼顧財產分配與對應養老的公平，讓家庭發展延續更強大，讓後代更多更優秀（包括女性後代），進而讓家庭、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都得到更好發展延續。如果家庭財產很多，足夠滿足兒子和女兒成家立業，女兒沒有過分慕強和拜金主義，女兒很願意生育孩子使家庭壯大，或女婿能力很強能讓家族發展壯大，財產基本可以平等分配，或者以財產獎勵兒女生育更多孩子。

在人類社會，除了無償性的自然權利平等，也就是自然權利背後所包含的責任、義務、貢獻等要求沒有差異，才能實行權利平等，以免破壞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如人格尊嚴平等、法律公正平等。一旦權利涉及不同的責任、義務、貢獻等，就不能權利平等，也就不能男女平等。因為男性要在結婚、養家和社會方面承擔更大經濟責任，就不能要求大學男女平等、就業男女平等和收入男女平等。否則，權利和責任義務不匹配，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就會陷入混亂。

類似，納稅人養活國家，納稅就是決定國家事務的權利標準，應當按照納稅分配選票，無納稅或低社會貢獻者就應該沒有選舉權或很低選舉權。但是，平等民主摧毀了選舉權對應的責任義務，讓納稅很少且理性不足的人也有同樣選票，讓民主陷入自私無知者的多數人暴政，必然讓民主陷入死局。因此，不考慮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權利平等，其實就是殺死人類文明。

平等主義無視權利所對應的責任義務，摧毀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導致社會和文明可持續發展陷入混亂或死局。自由主義無視自由本應該有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秩序，摧毀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導致道德墮落和文明毀滅。博愛主義無視種族和宗教的發展差別、內外差別及文明發展要求，讓落後族群和落後文化破壞優秀文明，如黑人穆斯林顛覆西歐文明。五胡亂華、安史之亂等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慘痛教訓，就是因為對外族的博愛。平等主義摧毀文明的結構秩序，自由主義摧毀文明的運行秩序，博愛主義摧毀文明的防禦秩序，左派的平等主義、自由主義和博愛主義就是摧毀人類文明秩序，進而毀滅人類文明。

溫家寶總理說：“我們所相信的現代西方價值觀和現代西方制度，不少就可能是巨大陷阱，需要學者們去仔細研究論證，以免錯誤思想造成巨大危害。現行的社會化養老確實是一個危險的騙局，世界各國養老都在面臨崩潰局面。讓國家來養老，壓力在年輕人身上，導致低生育率和嚴重老齡化，社會養老制度就會崩潰。我們過去的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政策，確實應該大轉變了。但我們很難聽到你這樣的真知灼見，這是我們目前政治制度的悲哀。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中國學者確實是非常艱難。要進行大改革，就需要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取得社會共識。沒有思想言論自由，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就是空中樓閣。讓拯救中華民族未來的真話表達出來，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4）打擊破壞生育的思想文化病毒

宇宙萬物因其秩序而存在，原子、分子、地球、生物、人類文明都有其自然秩序，包括結構秩序、運行秩序和防禦秩序。一個人的生物秩序崩潰，這個人就會死亡。一個人的精神秩序崩潰，這個人就會自我毀滅。一個文明的文化秩序和法律秩序崩潰，這個文明就會自我毀滅。聖賢先知根據天理良知，遏制人性之惡，促進道德良知，建立文明的精神文化秩序，維持了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但是，近三百年來，左派知識分子不斷打倒聖賢先知所建立的傳統文化秩序，摧毀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

現在，自由主義打倒傳統文化，把自私、墮落、無知、放縱、任性、無序、僥倖、短視等當作自由，嚴重破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秩序。平等主義追求結果平等的權利平等，破壞公正的社會規則，破壞政治經濟社會秩序。個人主義釋放自私、貪婪、短視，導致自私的相互傷害及囚徒困境。享樂主義追求短暫的享樂，實為放縱、短視與自殺。女權主義追求女性自私短視的利益最大化，反對婚姻家庭和生育，敵視男性及製造男女對立，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直接摧毀家庭、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目前毒害民族、國家與文明最嚴重的思想文化病毒。

從人性而言，人類文明有兩大嚴重危機。一是理性不足而導致的愚昧無知，讓個人、家庭、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都陷入愚蠢，甚至是讓民族、國家與文明陷入愚蠢的自殺。二是自私過度而導致的貪婪索取，瓦解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秩序，摧毀家庭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導致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危機。從人類歷史來看，專制權力會釋放專制統治者的愚昧無知，又加劇專制權力的自私貪婪，導致權力的愚昧無知與自私貪婪，進而嚴重破壞家庭、社會、經濟、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女權主義是女性自私貪婪、愚昧無知、傲慢自負的女性本文主義所導致的女性特權主義。女權主義像專制權力一樣，同樣釋放這兩大人性危機，女權主義打破傳統文化對女性人性之惡的約束，嚴重加劇女人的愚昧無知與自私貪婪。女性擁有更多感性思維，導致理性不足的無知，女權主義破壞傳統文化對女性無知的約束，又讓女性普遍掌權家庭、社會與國家，必然導致感性無知之下的混亂，嚴重損害家庭、社會與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中國古語所說“女人當家，房倒屋塌”。女性生育需要男性供養，這導致女性在基因上更有自私的索取意識，女權主義破壞傳統文化對女性自私的約束，導致年輕女性普遍的自私貪婪、虛榮攀比、拜金主義、過度消費，嚴重破壞婚姻家庭與生育。

權利對應責任義務，權利不是沒有責任義務的結果平等。結果平等的權利平等就是否定權利需要對應責任義務，就是不勞而獲的索取特權，進而摧毀權利秩序。由於女性的感性思維和索取本性，抬高女性權利一定會加劇釋放女性的自私貪婪，進而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通過伊斯蘭教等文化證明，女性權利越低，反而生育率越高。女權主義泛濫證明，女性特權越多，生育率越低。當然，我不支持壓低女性權利，我支持公正的對應責任義務的權利平等，反對壓迫男性及奴役男性的女性特權。否則，自私的感性的女巨嬰思維就會摧毀家庭和生育，毀掉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就像你給自私的感性的小孩太多特權，一定會摧毀小孩的正常認知與品德培養，製造大量自私的感性的巨嬰，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

父權社會是父親承擔更大責任的社會，父親權利的背後是責任與奉獻。母系社會是母親承擔更大責任的社會，母親權利的背後是責任與奉獻。父權不是男權，是父親責任和丈夫責任，這沒有任何不平等，這更不是男性特權，而是責任、奉獻、壓力與犧牲所匹配的自然權利。母權不是女權，是母親責任，是母親承擔責任、奉獻、壓力與犧牲所匹配的自然權利。母系社會實際上是缺乏父親責任且母親壓力更大的社會，這對女性不是好事。父權社會是父親壓力和男性壓力更大的社會，是男性承擔更大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男女平等是權利平等，卻不要權利對應的責任與奉獻，嚴重忽視男女差異和兩性分工，嚴重破壞自然權利秩序。女權主義是不要責任奉獻卻要更多權利與特權，直接摧毀自然權利秩序，摧毀家庭、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在原始社會，由於男性的體力優勢，男性是供養和保護部落的主體，男性在持續對敵人和野獸的戰鬥中錘鍊身心及殘酷淘汰，讓男人擁有更多勇氣、理性、智慧、擔當、奉獻和兄弟情義。女性處於體力劣勢，尤其是懷孕和帶孩子的女性更需要強大男性的供養和保護，因而女性具有慕強心理、被保護心理、被供養心理、利用男人的思維、向男人索取的意識、擇偶的物質主義和攀比心理。經過演化與淘汰，男人則有英雄主義、民族大義、家國擔當、奉獻精神、寬容大度。如果男性缺乏這些優秀品格，這個部落就會被淘汰，男人被殺死，女人被俘獲。

最終，經過演化與淘汰機制的篩選，留下來的男人基因、性格、精神與思想，都更有民族大義的擔當精神，成為家庭、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頂梁柱。相反，女人在體力、精神、性格和思想上都缺乏這些品格，難以擔負家庭、社會和國家的責任。這就是為何中國古語說“女人當家，房倒屋塌”，這是有科學依據的。男人才更可能成為支撐家庭、社會和國家的頂梁柱，符合自然秩序的男女有別和父權社會的生命力遠高於男女平等和母系社會，破壞兩性自然秩序的男女平等和女權主義就會摧毀家庭、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支撐及未來。

無論男人和女人，都有愛國者，都有叛徒；都有擔當的人，都有自私的人；都有理性智慧的人，都有感性思維的人；都有視野寬廣的人，都有思維狹隘的人。但整體而言，男性關心民族國家未來的人遠多於女性，男性有責任擔當意識的人遠多於女性，男性有理性智慧與公正精神的人遠多於狹隘感性思維的女性。我們非常敬佩那些女性愛國者，但為民族大義而奮鬥的人絕大多數是男性。就像一些愛國女性堅決反對背叛民族的女權主義，但女性女權主義者遠遠更多。男性作為家庭、社會、政治、經濟的主體，才能更好的保護民族大義、社會公正和文明可持續發展，這是演化機制和心理特性所決定的。相反，女性集體掌權家庭、社會、政治、經濟、媒體、互聯網、司法、文化、教育等，則一定是民族、國家和文明的巨大災難及悲劇。

女權主義反婚姻反生育，把婚姻責任和生育貢獻當作對女人的壓迫。女權主義仇視母親和父親，女權主義把結婚生子的母親稱為“母驢”，把父親稱為沒有親情的“生物爹”。社會不能滿足女權主義巨嬰思維的特權要求，女權主義就仇視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男性，報復自己的民族、國家和文明，引進外族男性和外來宗教。比如，歐洲女權主義貶低本土白人男性，支持黑人穆斯林非法移民，儘管黑人穆斯林的女性權利最低。中國女權主義貶低中國男性、壓榨中國男性，卻跪拜並倒貼西方白人男性（包括低端白人男性），甚至還倒貼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落後族群男性。在和平時期，女權主義就是摧毀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最大叛徒。女權主義通過摧毀婚姻和生育，直接摧毀民族、國家和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這比普通殺人犯和侵略者的危害還大。因此，必須以打擊殺人犯和侵略者的態度打擊女權主義，對散播女權主義思想病毒的人依法定罪。

女權主義直接摧毀女人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職責，最嚴重的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直接導致超低生育率危機。韓國出現人類史上極低的超低生育率危機，這與韓國女權主義在世界上最嚴重密切相關。朝鮮在人類史上最嚴酷的專制暴政不能摧毀朝鮮民族，但韓國在人類史上最嚴重的女權主義及其導致的最嚴重超低生育率危機卻快速摧毀朝鮮民族。從民族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來看，女權主義對民族與文明發展延續的破壞比人類史上最嚴酷的專制暴政還猛烈。因此，女權主義就是民族與文明的最大敵人，專制暴政是人民和國家的最大敵人，打擊女權主義和專制暴政才能拯救民族、國家和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對當今中華文明來說，消除專制暴政，打擊女權主義，就是拯救中華民族的最大歷史任務。

女權主義就是自私的不滿的貪婪的雙標的想要特權的不要責任的女巨嬰思維，直接摧毀女性作為妻子和母親應有的道德價值觀，進而摧毀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未來。女權主義對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殺傷力，直接追趕五胡亂華、安史之亂、蒙古滅宋、滿清滅明和日本侵華。女權主義就是中華民族在和平時期的最大敵人，必須以對待侵略者的態度打擊女權主義。現在，女權主義已經占領中國的互聯網、媒體、教育、政府、司法等，導致女權主義思想泛濫，嚴重危害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在互聯網、媒體、教育、政府、司法等領域清除女權主義分子。為了打擊女權主義，互聯網、媒體、教育、政府、司法等領域，女性崗位應當僅錄取有孩子的媽媽，30歲以上女性崗位應當僅錄取兩個孩子以上的媽媽。

女權主義把傳統文化道德對人性之惡的約束當作是對女人的枷鎖，女權主義把妻子道德和母親責任當作女人的枷鎖，女權主義把賢妻良母當作女人的最大叛徒，女權主義痛恨不能實現最大女性特權的國家，女權主義痛恨父權社會（實為父責社會）及連同的社會秩序，女權主義是最極端的只要權利而不要責任義務，女權主義不能實現邪惡願望就仇恨男人和社會。女權主義激發女人的不滿、怨恨、仇視男人、敵視父親、痛恨母責、背叛家庭、仇視婚姻、敵視生育、仇恨道德、痛恨傳統、背叛國家和道德墮落，直接摧毀道德秩序和家庭秩序，直接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直接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除了大規模戰爭和嚴重專制暴政，女權主義就是家庭、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最大敵人。女權主義對民族、國家與文明的長期危害已經遠超殺人犯和普通侵略者，中國必須儘快立法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推翻民族與文明的根基！

在現代社會，支持女權主義的法律在婚姻方面嚴重袒護女性，實際上就是嚴重侵犯男性權利。女權主義婚姻法所規定的夫妻共同財產、離婚平分財產、支付孩子和妻子撫養費等，實際上都是壓榨男性。男性在財富創造上具有天然優勢，男性又遠比愛消費的女性更節約，夫妻共同財產與離婚平分財產，就是鼓勵女性拜金主義及鼓勵女性以離婚瓜分男性財產，這是非常無恥的強盜法律。法律把孩子判給媽媽，然後再要求父親支付撫養費，或者法律直接要求丈夫支付離婚妻子撫養費，這都是法律無恥的剝奪男性。沒有撫育孩子能力的一方，就沒有資格要孩子撫養權，借着撫育孩子的理由向對方索要財產，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恥的陰謀。由於現代女權主義法律明目張胆的偏袒女性及壓榨男性，導致大量缺德女性藉機掠奪男性，導致男性結婚意願大幅降低，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摧毀家庭、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女權主義婚姻法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最無恥最愚蠢的法律，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中國應當立即廢除女權主義婚姻法。

縱觀全球，只有中國大陸才有結婚男方向女方支付彩禮，這次全球唯一的公開買賣婦女的無恥現象。按照傳統文化，彩禮是買妾的費用，正妻是聘禮且嫁妝大於聘禮，未婚女性基本都是處女。現在卻變成，正妻要高額彩禮，嫁妝很少，處女成了稀缺，賢妻良母的年輕女性少了，很多年輕女性變成了自私貪婪虛榮攀比高消費，導致男性結婚意向大幅下降。目前，彩禮已經變成女方結婚斂財的工具，甚至把結婚彩禮變成騙錢的工具，或者把彩禮當作女性還債的工具。彩禮實際上就是敲詐男性、剝奪男性、欺騙男性，嚴重侵犯男性家庭財產權，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因此，中國應當立即廢除結婚彩禮與五金等，把結婚索取錢財一律當作敲詐勒索、詐騙或買賣婦女，對堅持要彩禮及不歸還彩禮的則一律按照刑事犯罪。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女性拜金主義和女性向男性索取錢財最嚴重的國家，中國也是女權主義泛濫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由於女權主義思想泛濫和女權主義婚姻法偏袒女性，導致中國男性成了世界上最辛苦、最悲劇、最被壓榨的男性。結果導致中國男性結婚意願大幅降低，很多城市相親市場幾乎很少看到男性。女權主義法律幫助女性壓榨男性，很多男性被女性通過戀愛和婚姻壓榨以後就失去了結婚能力，等於是女權主義法律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因此，中國必須廢除女權主義婚姻法，堅決打擊女性掠奪男性錢財。男性可以給女人合理的錢，以用於家庭消費，但不是女人強迫男人給錢以滿足女人的操控與過度個人消費。法律應當禁止女性強迫男性交出工資，禁止一方對一方的經濟壓榨。

“窮養兒，富養女”是女權主義和消費資本編織的謊言，這是女權主義是為了博取更大利益，消費資本是為了讓容易感性消費的女人多購物，結果就是培養不知感恩父母賺錢辛苦的缺德女和拜金主義的敗家女，一些富養女高消費導致負債纍纍。中國古語從來沒有“窮養兒，富養女”，而是“窮養兒志，富養女德”，意思是“貧窮家庭養兒子要培養志氣，富裕家庭養女兒要注重道德”，根本沒有物質上的“窮養兒，富養女”。實際上，中國古代家庭是低成本養女兒，培養女兒勤儉持家，做個賢妻良母。現在，“富養女”謠言不僅讓父母背負更高養女兒的財務壓力，培養敗家的缺德女，也讓年輕男人承受很高的戀愛結婚成本，甚至很多男人被富養女搞的幾乎財務破產，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因此，必須打擊“窮養兒，富養女”的女權主義謠言。

數百萬年的演化機制決定，女人具有天生的慕強心理和拜金主義，男人的財富直接影響女人對男人的看法及女性的結婚生育意願。男人富，女人窮，結婚率高，離婚率低，生育率高。男人窮，女人富，結婚率低，離婚率高，生育率低。女權主義法律袒護女性，鼓勵女人掠奪男人財產，導致男人被掠奪變窮，導致女人依靠掠奪變富，等於是鼓勵女人拜金主義和以離婚瓜分男人財產。男人變窮，女人變富，女人就不想結婚生育。相反，只有女人比較貧窮，男人比較富裕，才能激發女人結婚生育。女權主義法律幫助缺德女人掠奪男人，鼓勵女人離婚撈錢，摧毀婚姻家庭與生育，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愚蠢最邪惡最有害的法律！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機，必須立即廢除女權主義法律袒護女性，立即糾正法律和法官幫助女性掠奪男人財產，立即幫助男人挽回被女人掠奪的財產，這樣才能保護婚姻家庭和生育。

婚姻的本質是男女有別、男女交易和男女搭配，男性提供收入、住房和資源，女人提供生育和家庭投入，完成婚姻家庭與生育的男女結合，這是典型的男女有別或男女不平等。男女平等就是消除男女差異，把女人當男人用，摧毀女人的自然角色。男女教育平等，男女就業平等，男女經濟平等，女人經濟獨立，女權主義法律袒護女性，男人工資和財產交給女人，女權主義法律和法官幫助女性掠奪男性財產，女權主義政府補貼單身媽媽及強制男性支付撫養費，導致女人在經濟上不需要男人，導致女人不需要依附婚姻獲得生活，導致女人不需要結婚生孩子養老，就會導致低結婚率、高離婚率、低生育率。違背男女有別的性別差異現實，推進消除性別差異的男女平等，破壞男女秩序和自然正義，這是平等主義和女權主義摧毀婚姻家庭與生育，摧毀社會、經濟、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

現代左派法律嚴重偏袒女性的缺德行為，比如掠奪男人財產、對男人語言攻擊，就是縱容和支持女人的缺德行為。女權主義法律不把女人擅長的語言暴力當作暴力，僅把男人擅長的物理暴力當作暴力，讓男人被侮辱性的承受女人的語言暴力，僅僅懲罰男人以物理暴力反擊語言暴力，而不懲罰女人的語言暴力攻擊和率先物理暴力攻擊，讓女人被法律和社會偏袒嬌慣的囂張跋扈，更加侵犯男人的尊嚴和權益！女權主義的無恥法律，慣壞了女人，委屈了男人，讓女人不尊重婚姻和男人，讓男人對婚姻和女人失望，最終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就像美國左派袒護黑人，歐洲左派袒護穆斯林，加劇黑人和穆斯林暴力犯罪，加劇其他人厭惡黑人和穆斯林，最後害了所有人，嚴重敗壞國家與文明的未來！因此，必須終止人為製造不公平的女權主義左派法律。

女權主義法律規定只有女性才有性自主權利，而男性沒有性自主權利。即便是男性花了很多錢財結婚了，或者男性向妓女已經支付費用，法律也不承認男性有性自主權利。否則，女權主義法律就認定男性是強姦，包括婚內強姦。結果，女性可以隨意拿性愛拿捏男性，女性藉此掠奪男性錢財、強迫男性滿足女性意願或達到其他無恥目的。比如，男性不同意女性在男性房子上加女性名字，男性不同意女性的高昂彩禮，女性就可以報警或起訴男性強姦罪，導致近年來中國強姦罪大幅上升。女權主義法律剝奪男性的性自主權利和生育權利，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不公正的法律。由於法律是女權主義法律，女權主義法官很多，導致中國男性的性自主權利幾乎完全被剝奪，男性戀愛和結婚的意願大幅降低，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

中國每年女性墮胎高達900萬~1300萬，比中國每年新生人口還多。這既是性自由淫亂、女性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及不珍惜生命的結果，也是現代女權主義法律剝奪男性生育權的結果。女權主義法律剝奪男性生育權，把墮胎完成當成女性的自由權利，完全無視胎兒的父親權利和胎兒的生命權，結果導致女性隨意墮胎、大量墮胎。墮胎會損害女性的生育能力，也顯著降低新生人口，中國應當依法嚴格限制墮胎。墮胎應該僅限於強姦、通姦、賣淫、淫亂、疾病、殘疾等，而不是女性隨意殺死自己和伴侶的孩子，讓女人隨意剝奪胎兒生命權。限制墮胎以後，女性不想生育的孩子，可以直接交給孩子父親、福利院或願意領養孩子的人，福利院可以收錢把孩子交給領養孩子的人，福利院或領養孩子的人向生育孩子的女性支付營養費。同時，允許代孕合法化，滿足不能生育孩子的人想要孩子的需求，也提高中國生育率。

溫家寶總理說：“你的看法確實是與眾不同，顛覆了人們的通常認知，但十分言之有理。我們的法律曾經把偏袒女性當作文明，卻是幫助女權主義和缺德女性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這些法律應當系統糾正了。如果女權主義已經掌握互聯網和媒體，估計你的這些言論很難發出來。中國政府應當儘快採取行動，糾正女權主義對法律和政策的誤導，打破女權主義主導互聯網和媒體的危險局面。對於已經流行的女權主義思想，政府應當進行系統糾正，教育層面也要提前預防女權主義思想。同時，對女權主義和女性權利應該正確區分，保護女性的合理權益。”

（5）重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聖賢先知按照天理良知制定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約束人心之惡，促進人心之善，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秩序及文化秩序，進而成為維繫民族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的傳統文化。西方左派打着自由、解放、進步、多元、包容等道德旗號，打破傳統文化對人性之惡的約束，導致文化被毀、道德墮落、家庭解體和低生育率危機。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為標準，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就是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但是，近一百多年來，無知的知識分子和政客把法家思想、帝王專制、強權暴政、游牧民族專制統治和滿清專制統治所導致的近代中國落後歸結為儒家思想和中華傳統文化，導致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遭受巨大破壞，導致中國和全球華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機，徹底摧毀中華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左派是秩序的解體，右派是秩序的極端。近一百多年來，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危機就是西方左派破壞人類文明的自然秩序。西方左派的平等主義過於追求平等，如馬克思、恩格斯，結果平等則必然破壞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西方左派的自由主義過於追求自由，如盧梭、薩特，絕對自由必然破壞社會秩序和文化秩序。右派的等級嚴格、文化死板，使社會秩序陷入僵化，損害了個體的自由權利。真理中道就是恰到好處的公正的自然秩序，既要防止結果平等的不公正，又要防止等級僵化的不公正；既要防止自由主義的秩序混亂，又要防止頑固宗教侵犯個人權利。在左派思想泛濫的今天，真理中道就成了溫和右派，甚至被名為保守主義。

近一百多年來，知識分子的無知、愚蠢和烏托邦夢想，將中國拖入巨大災難。陳獨秀等政治經濟左派，給中國帶來政治經濟集權專制的災難，至今仍在危害中國。胡適等文化左派，以毀滅文化秩序的自由主義取代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傳統文化，導致中國文化損毀和超低生育率危機。“文化大革命”破壞的是有形文化，但還沒有徹底毀掉心中的精神文化。自由主義左派知識分子，打倒約束人性之惡的傳統文化，以自由的名義釋放人性之惡，摧毀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進而摧毀中華文明的未來。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仍在堅持各種無知、幼稚的烏托邦幻想。很多知識分子認為實現自由民主、普及基督教、實行高福利、解決住房等民生壓力，就能實現文明的偉大發展。台灣實現了自由民主，但西方思想取代中華文化，2025年台灣總和生育率只有0.695，即每位育齡婦女僅生育0.695個孩子，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基督教成為韓國的最大宗教，西方思想和基督教信仰取代傳統文化，2025年韓國生育率僅為0.8。新加坡租屋制度解決了年輕人的住房壓力，但自由主義取代傳統文化，2025年新加坡生育率僅為0.87。北歐的芬蘭實現了高福利，女性生育的壓力很小，但由於自由主義文化，2025年芬蘭本土女性的生育率為 1.23，外籍背景女性的生育率為 1.39。由此看來，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的方案並不能解決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危機，反而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支持的自由主義、平等民主和女權主義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陷阱。

馬克思主義的全球浪潮已經結束，自由主義西方左派的思想文化危害已經波及全球。目前，女權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平等主義（包括平等民主）、博愛主義等，已經成為顛覆人類文明的最大思想文化病毒。比如，在西歐，女權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負責摧毀文化秩序，導致西方白人的低生育率危機，然後博愛主義引進黑人穆斯林難民，平等民主給予黑人穆斯林選票，最後是顛覆西方文明。在東亞，女權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負責摧毀文化秩序，導致東亞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機，然後平等民主導致女權主義和老年民主的多數人暴政，迅速使東亞文明陷入死亡陷阱。

目前，女權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是導致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的最大思想文化因素。女權主義追求沒有責任的女性特權，把妻子責任、母親責任和道德約束當作女人的枷鎖，女權主義因無法實現貪婪特權就仇視男性、婚姻、家庭、文化、社會和國家，直接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自由主義將傳統文化約束人性之惡當作枷鎖，把放縱與墮落當作自由，直接導致道德墮落，尤其是女性道德墮落直接摧毀婚姻家庭。個人主義秉持個人利益至上的思維，引發自私貪婪的欲望，拋棄家庭責任，使個人變成孤獨無助的原子化，嚴重破壞作為社會細胞團體的婚姻家庭。拜金主義直接引發自私貪婪的物質欲望，導致女人對男人的嚴重不滿，更加直接破壞婚姻家庭。享樂主義使人短視，沉迷於當前享樂而放棄責任、毀掉未來，甚至是拋棄婚姻家庭和生育。

目前，中國28~49歲未婚男女超過1億。女權主義和拜金主義是當今中國大量剩男剩女的最大思想根源。女權主義釋放女人的自私、貪婪、懶惰、虛榮、攀比等人性之惡，導致現代年輕女性過於拜金主義、幻想高嫁與不滿現實，導致女性不婚、晚婚或離婚，導致大量女性和對應數量男性都是單身。比如，某個年輕女性總想嫁給富人，把自己拖到35歲以上大齡剩女，富裕男性一般都不會選擇35歲以上大齡剩女，她又不願嫁給中低收入男性，最後就會導致一男一女都是孤獨終老。實際上，大量剩女嫁給低收入男性，並不是拉低女人的生活質量，因為男性通常不會花女人的錢，而且低收入男性也會參與分擔家庭費用及分擔養育孩子成本。女人所說的嫁給中低收入男性會拉低自己生活質量，就是讓男人養她，而她不想工作了。

對於普通人來說，金錢、權力、房產、職位等都是過眼煙雲，子孫後代才是最長久的財富。有大量財富而沒有孩子，未來終究是一無所有。有孩子但沒有多少財富，子孫後代終究會掌握財富。除了政治家、企業家等極少數成功人士，絕大多數人的事業就是給別人打工或給自己打工，為了打工而耽誤結婚和生育，實為本末倒置。為了虛榮和拜金主義，錯過結婚和生育年齡，讓自己孤獨終老，這是極大的愚蠢。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權主義、墮落的自由主義、自私的個人主義、愚蠢的拜金主義、短視的享樂主義等思想病毒，使人不再把孩子當作親人與財富，把斷子絕孫當作自由與享樂，使民族、國家和文明陷入集體的愚蠢自殺。這些思想病毒對民族、國家和文明的危害遠比普通殺人犯更嚴重，應當立法嚴懲傳播這些思想病毒的人。

聖賢先知所建立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約束人性之惡，釋放人心之善，使人的思想與社會秩序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成為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因此，挽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必須恢復維持良好道德秩序的傳統文化，重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國家應當推動恢復賢妻良母、多子多福、早生貴子、養兒防老、祭拜祖先等傳統文化。以法律維護道德秩序，恢復通姦罪等打擊道德敗壞行為。教育、文化、媒體、互聯網、法律、行政等，必須深入體現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通過教育、媒體和互聯網，大力宣傳反擊破壞婚姻家庭與生育的思想病毒，大力宣揚有利益維護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思想文化。國家立法打擊破壞文化根基者，將損害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思想病毒製造者及傳播者列入刑事犯罪。中小學和大學都普及儒家經典為主導的中華聖賢智慧，從教育開始提前糾正現代社會存在的諸多破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病毒。從中學普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哲學常識課，取代馬列主義政治課。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人的美好靈魂，讓人擁有做人的美德智慧，讓人做一個靈魂高尚的獨立尊嚴的人，而不是僅僅獲取知識的工具人。發源於德國和蘇聯的現代教育體系，實際上就是把人培養為社會經濟所需的工具人。誠然，從教育的務實主義來說，教育確實要使人有安身立業的知識與技能。但是，人本身不是經濟的工具，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目前的中國教育嚴重把人當作工具，尤其是高中教育把人當作考試工具，讓學生在靈魂枯燥的成長環境中應付高壓力的考試，導致大量抑鬱症和神經衰弱。因此，中國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必須改革，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偉大靈魂，然後是學習知識和技能，並着重培養有益成長的興趣、理想與能力。

不想生育孩子的女權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與重視教育的傳統相結合，就使東亞國家變成少生孩子精養孩子，精養孩子高成本又促使少生孩子精養孩子，形成超低生育率與精養孩子內卷的惡性循環。高成本精養孩子，讓孩子和父母都內卷嚴重、壓力巨大。不如多生孩子散養孩子，降低孩子內卷與壓力，提高家庭孩子成才概率。少生孩子，精養孩子，單個孩子承擔父母過高期待，內卷競爭嚴重，超級老齡化使孩子前途暗淡。多生孩子，散養孩子，孩子承擔壓力降低，經濟可持續發展讓孩子前途更光明。孩子成才是隨機的，教育只是輔助，三個孩子成才概率遠大於一個孩子成才概率。養育孩子是邊際成本遞減，孩子彼此陪伴反而可能降低父母時間成本。花錢報課外班、補習班，不如讓孩子閱讀大智慧的聖賢書，培養孩子的品德、理想和興趣，讓孩子自發成長。

儒家經典為主的中華聖賢智慧，以“天理良知”為真理標準，以“止於至善”為靈魂與文明的偉大追求，讓人的靈魂實現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因此，中國教育體系應該系統普及儒家經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經》《孝經》《禮記》《傳習錄》，再有選擇的辨別性的參考學習《道德經》《孫子兵法》《荀子》《墨子》《莊子》等。讓每個中國學生都有中華聖賢的偉大美德智慧作指引，讓教育成為中華文化的偉大載體，讓中華文明再次擁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傳統社會的宗族文化對家族發展和提高生育率有顯著促進作用，比如廣東潮汕地區。到了現代社會和城市化時代，需要重新強化宗族意識、祭祀祖先、家譜文化（女兒、兒媳婦和女婿也入家譜，形成完整家族記錄）和家庭文化傳承，形成緬懷先祖、開拓未來、激勵生育、促進家族發展和傳承優秀文化的微觀團體機制，繼而促進整個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將個人原子化，打着自由的旗號形成大量自我滅絕的個體，繼而摧毀民族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也讓每個人在強權暴力之下軟弱無力、孤獨無依。強化宗族文化和家族意識，才能逆轉自私短視的個人主義所帶來的文明毀滅。

恢復宗族文化可以優先從富裕家庭開始，也可以讓富裕家庭出資支持恢復宗族文化。富裕家庭可以成立家族基金（宗族基金）以支持家族長久發展壯大，將家族傳承、宗族聚會和優秀文化傳承作為重要活動，將鼓勵家族生育、促進家族孩子發展和強化家族優秀文化作為最重要目的。家族多生育孩子，未來孩子進入商業、科學、政治、文化等多領域，在合法情況下彼此相關支持。家族基金（宗族基金）支持家族可持續發展（包括家族女性後代），家族成員積極將資金投入到家族基金，形成良性循環。特別是賺錢多的家族成員及其遺產，可以更多投入到家族基金，繼續支持未來家族孩子，形成大量可持續發展的家族，同時也是激勵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文化。

溫家寶總理說：“我從小閱讀背誦儒家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尚書》《詩經》，深刻感受到中華聖賢的偉大智慧，這些偉大思想影響了我的一生。現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墮落，這與聖賢智慧教育的匱乏和傳統文化道德的損毀密切相關。思想文化是文明的靈魂，靈魂墮落就會導致文明毀滅。文化道德是民族發展延續的根基，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現在受到嚴重破壞，導致道德墮落、家庭解體和超低生育率危機。挽救中華民族的文化根據，必須先從政府和立法做起，從執政黨自身做起，以教育、文化、媒體、互聯網為途徑，系統恢復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

北京學者說：思想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和文明的靈魂，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就是民族與文明長久發展延續的文化根基。由於儒家仁義忠孝價值觀被打倒，導致現在中國人的民族大義精神嚴重退化。由於自私的個人主義、墮落的自由主義和短視的享樂主義泛濫，很多人不再關心家庭和家族的未來，也不再關心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被打倒，斷子絕孫的西方左派思想泛濫，導致中國超低生育率，導致中國人不再關心民族國家的未來，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險。恢復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恢復勇於擔當的民族大義精神，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靈魂與未來。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與中國政治改革的潛藏風險

1921年7月，一群懷着以共產主義拯救中國的愛國青年知識分子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雖然他們不知道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有什麼缺陷，但他們在當時是最有理想主義的一批人。就像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所說，通往地獄之路是由天堂的夢想鋪就的。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地獄折磨，中共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逐步從一個極左政黨變成一個中間政黨。相比於目前的西方左派政黨，現在的中共在某些方面卻有點像右派政黨。比如，西方左派給工人爭取高福利，中共卻限制工會、保護資本利益。西方左派實行摧毀傳統文化的自由主義，中共卻開始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就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剛開始也是理想主義的左派政黨，但左派思想政策遭受現實碰壁之後，就變成了右派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愛國青年知識分子試圖利用馬克思主義拯救中國。這些冒死奮鬥的愛國青年並不是馬克思的思想奴隸，而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認為共產主義可以拯救中國。這些愛國青年的初心與使命是“拯救中國”，而不是像思想奴隸那樣固守什麼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是“拯救中國”，本意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振興中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希望中國共產黨從“拯救中國”的初心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希望中國共產黨從“振興中華”的使命重新思考自己目前應該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做什麼。拯救中國，振興中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共的自我拯救，就是回歸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

（1）中共到了歷史轉折的大抉擇時刻

在中國明朝的時候，歐洲在東方思想與科學的火種點燃下，開始突破基督教神權專制所製造的“中世紀的黑暗”，然後拉開現代科學發展的序幕。總體而言，這時候的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並駕齊驅、各有所長，雙方都相互彼此學習。1644年，李自成滅亡明朝，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滿清專制統治就開始全方面打壓漢人，導致中國思想與科技陷入二百多年的停滯與倒退。在西方文明日新月異的時候，滿清專制統治卻使中國倒退到半野蠻狀態。滿清專制統治導致中國陷入落後，引發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及沙俄占領北亞，引發日本侵略中國及打斷中國自主發展，引發蘇聯顛覆中華民國，這等於是滿清專制統治至少禍害中國三百多年。

由於滿清專制統治讓近代中國大幅落後於西方，導致中國知識分子陷入集體自卑，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跪拜西方文明、貶低中華文明。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知識分子全盤否定儒家思想所主導的中華文化，胡適等知識分子還把中國人當作劣等民族，導致中國人陷入嚴重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導致中國人陷入文化自毀和民族自殘，甚至把毀掉中華文化和中國人口大崩潰當作是好事，導致中華民族陷入文明自殺。由於愚蠢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主動摧毀中華文化，由於愚蠢的知識分子盲目引進現代西方思想文化取代中華文化，導致中國陷入文化自毀、道德墮落、家庭解體和超低生育率危機。同時，由於滿清專制統治摧毀了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並駕齊驅的局面，導致全世界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就導致西方左派思想文化嚴重禍害整個人類文明。可以說，滿清專制統治至少禍害中華文明及人類文明五百年。

如果沒有中共專制統治，中國經濟實力在1980年代就已經超越美國，而不是現在中國經濟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二，推遲到2035年中國經濟實力才能與美國旗鼓相當，或者中國因為超級老齡化與人口大崩潰而永遠無法趕超美國。如果沒有中共專制統治，中國在1970年代就會出現國力快速發展所引發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不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對儒家思想與中華文化的大破壞，也沒有知識分子從1980年代再次全盤否定中華文化。如果沒有中共專制統治，中國在1971年就不會全面推動計劃生育，中國在1978年就不會推行一胎政策，中國政府就不會暴力毀滅中華生育文化。如此，現在中國就不會面臨超低生育率和未來超級老齡化及人口大崩潰危機。如果中國經濟實力在1980年代超過美國，中華文化影響全世界，就不會導致西方左派思想在全球嚴重泛濫，現在東亞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不會陷入嚴重的低生育率危機。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當初成立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知識分子是為了拯救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是為了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奴隸，不是為了共產主義的枷鎖去鎖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不是為了成立一個長期對中國專制獨裁統治的政黨。即便共產黨要長期執政，那也應該是民主科學的執政，是順應民意的仁政，以科學的思想理念和優秀的執政業績贏得人民的認可，而不是專制獨裁和封鎖言論自由的專制暴政。一些專制統治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是為了共產黨的專制統治，還是實際上為了個人的專制統治利益，維護一黨專制統治就是對人民和國家犯罪，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罪人和最大敵人。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民主方式科學治國長期執政，以科學執政的經濟成果贏得最多民心。日本自民黨，以民族主義和右派主張長期執政，以主體民族的民族認可贏得最多民意。中國共產黨可以在改名重組的基礎上，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維護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利益，高舉以“天理良知”及可持續發展為標準的中華文化，以民主決策和言論自由實現科學執政決策，以共和制的賢能民主制度保障政治體制的生命活力，以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仁德治國、賢能治國贏得最大的國家發展與人民支持，這才是功德無量的大智慧長期執政方式。

習近平想通過統一台灣和超越美國而青史留名，但習近平的文革化專制暴政卻迫使驚恐的台灣人民更加疏遠中國大陸。超低生育率的中國不僅難以超越美國，而是走向大崩潰的邊緣。習近平希望繼續掌控權力，但文革化的專制暴政卻在絞殺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生命力，且專制暴政讓年輕人在絕望中更不願生育孩子，導致中華民族進一步走向大崩潰。習近平繼續掌控權力和強化專制不僅是禍害中華民族，也是增加習近平自己的罪惡，讓全國黨政軍民都痛恨習近平。如此下去，不僅是人民和歷史將審判習近平，習近平的靈魂也將會受到神明的審判。金錢和權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習近平貪婪專制權力只能是害人害己，既害了國家和人民，也讓習近平的靈魂罪孽深重。

習近平企圖武統台灣，進而青史留名，也試圖通過武統台灣或準備武統台灣的高壓狀態而繼續維持專制權力。2026年3月1日，習近平召開政治局會議，企圖借美國打伊朗而武統台灣。溫家寶反對習近平貿然武統台灣，更不願去說服其他元老支持習近平武統台灣，習近平就軟禁溫家寶全家老小，連家裡的孫輩孩子都被限制自由權利。實際上，溫家寶反對習近平武統台灣，這也是拯救習近平。美國一直打壓準備超越美國的國家，習近平武統台灣就會成為美國聯合盟友制裁中國的最好理由。就像俄羅斯2022年全面侵略烏克蘭，俄羅斯受到美國和盟友的嚴厲制裁。中國經濟嚴重依賴石油、鐵礦等資源進口，又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美國和盟友的制裁將引發中國經濟崩潰，加劇中國超低生育率和未來人口大崩潰。如果習近平武統台灣，就會毀掉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成為敗壞中華民族發展機遇的歷史罪人。

雖然俄羅斯軍事實力顯著超過烏克蘭，俄羅斯與烏克蘭直接領土接壤，且烏克蘭地勢平坦，但俄羅斯卻一直未能吞併烏克蘭。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差距，就跟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差距差不多。台灣與中國大陸隔着台灣海峽，台灣長期備戰中國大陸，台灣有大量山地隱藏武器裝備，中國大陸武統台灣的難度遠高於俄羅斯吞併烏克蘭。對美國與日本來說，台灣事關美國日本的核心利益，這讓美國日本不會對中國大陸武統台灣而袖手旁觀。因此，貿然武統台灣就會變成中國東南沿海及整個中國的巨大災難。

如果習近平真想為中國收復領土，不如收復非法獨立的外蒙古。外蒙古軍事實力非常薄弱，中國收復外蒙古非常容易，代價很低且收益巨大。相反，武統台灣卻是代價巨大且可能收益為零。外蒙古經濟發展水平低，人民生活貧困，中國收復外蒙古就可以造福外蒙古人民。相反，台灣人民非常警惕武統台灣帶來的專制統治，多數台灣人誓死抵抗專制統治的中共武統台灣，這將導致兩岸人民的巨大戰爭災難損失。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要實現和平統一，中國大陸必須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制度軟實力、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軟實力吸引台灣年輕人。如果貿然武統台灣，破壞中國和平發展，這將是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在當今中國歷史階段，最偉大歷史功業不是急着統一台灣。中華民族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就像1937年，最需要解決的是抵抗日本侵略。現在中華民族最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就是專制政治體制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就是經濟民生問題帶來的人民痛苦，就是傳統文化被破壞之後失去文明可持續發展，就是超低生育率導致中華民族大衰亡的危機。解決這些中華民族當前所面臨的最核心危機，這才是真正的千秋功業。解決這一切問題的根本，就是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賢能民主制度，讓人民有機會維護自己權利及獲取發展利益，讓國家有機會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生態並糾正歷史錯誤。唯有如此，才能解決現在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巨大可持續發展危機。”

北京學者說：目前，中國軍隊新兵基本都是大學生，這已經完全不同於1989年時解放軍士兵基本都是小學生，現在中共專制暴政的軍隊基礎可以隨時瓦解。任何一個重大事件，只要是涉及讓軍隊參與，就可以變成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導火索。比如，武統台灣就很可能變成軍隊推翻中共專制統治。現在，黨政軍民集體痛恨文革化專制暴政，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情緒已經達到高峰階段。特別是軍隊對習近平的痛恨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時刻，任何大的變動都可以激發軍隊政變。如果習近平還要在2027年繼續連任，如果習近平繼續推進中國向文革化朝鮮化方向發展，則習近平幾乎一定會被推翻，中共專制統治就隨之終結。因此，對習近平和黨中央來說，是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還是讓不滿專制暴政的黨政軍民集體推翻專制暴政，已經到了歷史大抉擇的關鍵時刻。

習近平的專制獨裁引發黨政軍民反對習近平，習近平就被迫更加維護專制獨裁，導致黨政軍民更加反對習近平。於是，習近平對黨政軍民的威脅越高，黨政軍民對習近平的憤怒與殺心也越高，習近平提前動手拿下反對者的緊迫性也越高，進而導致黨政軍民對習近平的恐慌、憤怒與殺心也更高。如此，習近平與黨政軍民形成相互威脅的螺旋升級，習近平的專制統治導致習近平統治的加速滅亡，也加速摧毀中共專制統治的根基，因為黨政軍民都在反對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這也就是網友所說的習近平是加速摧毀中共專制統治的“總加速師”。因此，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是繼續當民族罪人而被人民、歷史和神明審判，還是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而當歷史功臣，習近平和黨中央已經到了大抉擇的緊急歷史時刻。

由於習近平多疑、寡恩、嗔怒、獨斷、缺乏寬容的性格，不僅讓眾多黨政軍領導陷入恐懼，習近平自己提拔的親信也如履薄冰，很多時候不得不做兩面人，提防着不幸降落到自己身上。比如，王小洪為習近平幹了髒活，知道習近平家族太多秘密，王小洪就不得不提防自己如王立軍一樣的命運，習近平也擔心王小洪成為下一個危險的王立軍。就像當年，如果薄熙來下手更快一些，王立軍就沒有機會背叛；如果王立軍醒悟更早一些，他就可能不會進監獄。因此，極權專制讓眾多黨政軍領導陷入恐懼、憤怒、陽奉陰違，反過來也增加習近平的危機、恐懼、猜忌，最後所有人都生活在極權專制的恐懼與災禍之中。唯有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讓中國變成公正法治的民主憲政國家，黨政軍民及黨中央領導才能免於專制暴政環境給所有人帶來的恐懼與不安全感。

漢高祖劉邦寬仁大度、從諫如流，很多人投奔劉邦。項羽心胸狹窄、獨斷專行，項羽團隊的很多人就投奔到劉邦那裡。唐太宗李世民胸懷寬廣、不計前嫌，重用原來想要殺死李世民的魏徵，魏徵不必擔心被報復，就敢坦蕩直言對李世民發表不同意見，進而幫助李世民減少犯錯。別人對你是否忠誠，別人是不是兩面人，別人是不是陽奉陰違，這是領導的人品和下屬的人品共同決定的，尤其是領導是否心胸寬廣、寬仁大度。如果黨中央領導是心胸寬廣的仁義君子，一心為國為民，人民和黨政軍領導都會擁護。如果黨中央領導私心很重、心胸狹窄、禍國殃民，人民和黨政軍領導都會心裡反對、陽奉陰違。

荀子說：“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如果黨中央領導真心為國為民，以仁德治國，積極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民主改革，將中國建立成賢能民主和聖賢文化主導的偉大國家，挽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有正直的人都會擁護這樣的中央領導，就連敵對勢力也會良心發現後愧對這樣仁義的中央領導。相反，如果黨中央領導自私自利，為專制獨裁統治而禍國殃民，拋棄這樣的獨夫民賊就是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泄露獨裁者的秘密就是對人民和正義的忠誠。獨裁者嚴控互聯網、嚴控公務員護照、嚴控黨政軍領導通信、嚴控中共高層孩子出國留學工作、嚴控中共退休領導出國養老等，都不能阻止正義之士對獨裁者的泄密。最好的忠誠，最好的保密，除了合理合法的法律制度之外，就是領導有德、下屬有德、賢能治國，而不是無德亂政之下的離心離德。

由於專制暴政的禍害，中國政治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由於計劃生育、民生壓力和文化被毀，導致中國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這在長期上已經摧毀了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人口根基。由於民眾缺乏民主權力維護利益，導致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導致居民收入和消費嚴重不足，人口形勢惡化和經濟形勢惡化導致中國居民消費崩塌，中共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正在崩塌。經濟發展形勢惡化，債務危機加深，財政和養老瀕臨崩潰，維穩資金瀕臨崩潰，中共專制統治的財政基礎正在崩塌。年輕人面臨糟糕的就業形勢，老年人面臨養老體系瀕臨崩潰，中年人背負沉重壓力而經濟形勢惡化，很多中國人都在痛苦、絕望和憤怒之中，絕地反擊的憤怒烈火已經形成，中共專制統治的民意基礎已經崩塌。黨政軍民都已經非常厭惡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都非常厭惡言論高壓封鎖、政治專制獨裁、經濟惡化無解，幾乎所有人都憤怒於習近平和黨中央，黨政軍民都紛紛選擇對習近平和黨中央進行軟抵抗不合作運動，摧毀習近平和中共專制暴政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經形成。如果習近平和黨中央繼續維持專制權力，黨政軍民推翻專制暴政將成為歷史必然。習近平和黨中央是選擇被推翻專制暴政，還是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法治改革，已經到了大抉擇的緊急時刻。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興衰存亡大抉擇的緊急歷史時刻，因為超低生育率危機將導致中國人口持續大崩潰，中華民族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口根基早已崩塌。只有建立“賢能民主”制度，遏制專制權力作惡，避免平等民主的愚蠢（多數人暴政），實現政治經濟可持續發展；只有建立“義利合一”的經濟模式，限制權力和資本製造民生壓力，實現經濟民生可持續發展；只有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思想文化，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只有建立保護家庭與生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模式，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習近平維護及強化中共專制統治暴政，只能是加速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習近平就會變成毀滅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習近平唯有放棄專制權力，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才能為習近平將功贖罪。

溫家寶總理說：“無論是政治危機、經濟危機、財政危機，還是人口危機、債務危機、養老危機，中國都到了不得不全面深化改革的危急時刻。就像文化大革命把中國逼到瀕臨崩潰的邊沿，改革開放就是中國唯一的正確出路。越不改革，危機就越嚴重，政治經濟壓力就越大。目前中國問題就像高壓鍋，不是繼續壓着蓋子，而是應該打開蓋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被拖延的越久，經濟危機和人口危機就會更嚴重，人民承受的痛苦越多，專制統治對民族和國家的傷害越大，人民的怒火和歷史的懲罰就會越嚴重。如果既得利益集團繼續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自絕於人民和國家，就是把自己釘在歷史的屈辱柱上。到時候，既得利益集團將付出慘痛代價，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黨政領導和紅色家族都將被人民清算。”

“歷史一再證明，制約權力之惡，讓權力為人民服務，必須有民主制衡機制，確保權力來源於人民、服務於人民。同時，選拔心裡裝着人民的有德之人，這還依賴於人民民主參與的民主選舉或公推公選。民主制度才能更加為人民服務，有德之人才能更加心裡裝着人民，也就是賢能民主為人民服務，‘民主制度+賢能治國’才能實現人民和國家利益的最大發展。儒家所推崇的賢能民主，應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方向，這與我們過去的努力也不謀而合。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同志的努力，我和習仲勛同志的所贊同的改革發展路線，其實就是賢能民主。習近平同志如果能夠繼承父親習仲勛所期望的改革發展路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很快就會煥然一新。”

“習近平同志打擊腐敗、加強集權，徹底扭轉了我和胡錦濤同志所面臨的‘九龍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集中權力可以幹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但歷史證明缺乏制約的權力卻總是幹壞事。如何讓集中的權力做出歷史性的大貢獻，這對習近平同志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考驗。客觀上說，過去十幾年，習近平同志沒有走習仲勛的路線，部分走了毛澤東的路線，讓黨政軍民都再次品嘗 ‘文革’的惡果，確實是激發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動力。習近平同志通過鐵腕反腐敗打垮了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力量，歷史給了習近平同志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他可以做他的父親習仲勛同志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何在制度建設上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孫中山先生開了個頭，現在到了習近平同志這裡。如果習近平同志願意繼承父親習仲勛同志的遺願，完成孫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事業，也是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和習仲勛同志想要推動的偉大事業，習近平同志就可以名垂青史。”

早在2013年10月，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紀念習仲勛紀錄片，溫家寶總理在片中接受採訪時說：“仲勛同志一生坎坷，為人正直，待人寬厚，敢於直言，光明磊落。他在中央，在新老幹部中間深受大家的尊重。記得我調到中辦工作不久，仲勛同志就找我談話，他待人親切、和藹、樸實，我一點不感到拘束，他對我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來之不易，我們花了巨大的代價，要倍加珍惜，堅持不動搖。”

習仲勛曾經是溫家寶的上級領導，並給予溫家寶關切指導，希望溫家寶等年輕一代堅守改革開放。溫家寶擔任總理後，打倒陳良宇、薄熙來，迫使曾慶紅和江澤民選擇習近平，溫家寶為習近平上位創造了歷史機遇。溫家寶打倒周永康，扳倒周永康與薄熙來的政治聯盟，為習近平穩定掌控權力鋪平道路。溫家寶感恩習仲勛，並把這份感恩回報到習近平身上。習仲勛把堅守改革開放的希望寄託給溫家寶，溫家寶也曾經像習仲勛期望溫家寶一樣而期望習近平。可以說，溫家寶代表了習仲勛對習近平的期望，也如習仲勛一樣幫助了習近平。在中華民族歷史大抉擇的危急時刻，希望習近平不要辜負父親習仲勛的期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力量。

如果習近平遵從父親習仲勛的期待，現在開始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是習近平的自我拯救，免於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讓自己靈魂免於遭受神明的審判，讓自己的來世免於罪孽的懲罰。如果習近平重新開始改革開放，習近平可以高調宣傳習仲勛及習仲勛所支持的改革開放路線，利用習仲勛的良好口碑幫助習近平扭轉專制獨裁形象。習近平可以讓溫家寶等改革派為其正名，重用支持改革開放的正直開明的人。而不是按照派系、親疏關係、工作經歷等用人唯親，讓腐敗分子和阿諛奉承的人趁機得勢。用人唯賢、賢能治國，以偉大人格魅力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感責任感贏得支持擁護。

如果習近平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如何解釋習近平180度大轉變的原因，可以如北京學者與溫家寶所談的一個故事：習近平默默繼承了習仲勛遺願，但習近平發現政治體制改革面臨巨大阻力，很多既得利益者還想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一條腿走路而維護既得利益，進而反對政治體制改革以維護其既得利益。因此，習近平想到兩個對策：一是鐵腕反腐敗，徹底打垮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從既得利益集團手裡拿走權力。二是部分推行“文革”高壓政策，讓黨政軍民都再次品嘗“文革”反彈的惡果，進而使黨政軍民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既得利益集團企圖僅僅經濟體制改革而不要政治體制改革。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深刻認識中國的問題與危機，要解決目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溫總理的建議遠比其他人更深刻。如果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國務院採納溫總理的建議，就能更好的解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因此，我們覺得“資政院”制度非常有必要，讓退休領導的智慧發揮餘熱，以後習近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也可以在“資政院”里發揮餘熱。“資政院”包括高層領導、退休元老和頂級學者，政客的經驗和學者的研究相結合，進行智慧火花的碰撞，就能找到更加科學務實的治國良策。同時，政客與學者相互制衡，政客彌補學者的經驗不足，學者制衡部分政客企圖維護既得利益，讓“資政院”的建議輸出更加利國利民。

溫家寶總理說：“你們學者的研究也非常深刻，對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建議儘快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讓中國學者的智慧都釋放出來，不要再出現埋沒智慧而在無知下前行。否則，一邊埋沒學者智慧的光芒，一邊又在無知的黑暗裡前行，這遲早要栽倒陰溝里，讓人民和國家付出巨大災難，甚至是毀掉中華民族的未來。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巨大錯誤，已經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破壞，這樣的專制統治錯誤不能再重演了。建議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積極吸納各界諫言，並以制度化的方式匯集全國智慧，以民主執政實現科學執政，這是推動中國改革發展最便捷有效的措施。像您這樣的優秀學者，應該被黨中央國務院吸納為智囊，可以迅速提升科學執政水平。”

北京學者說：周武王有姜子牙輔佐，齊桓公有管仲輔佐，劉邦有張良輔佐，劉備有諸葛亮輔佐，李世民有魏徵輔佐，朱元璋有劉伯溫輔佐，賢才輔佐對領導人非常重要。特別是要實現歷史級的偉大成就，更需要賢才輔佐。在中華民族歷史大轉折的關鍵時刻，更需要大賢才思想家指引歷史的方向。說實話，我們與溫總理交流的創新性重要觀念，很多來自我那位逃難到澳洲的學生。這位年輕人特別主張“賢能治國”的政治制度，主張“義利合一”的經濟模式，主張以“陽明心學”再造思想文化，可以作為黨中央國務院的智囊。但可惜，由於他的優秀思想和愛國精神，卻差點被國家安全部定罪為“顛覆國家政權罪”，不得不逃到澳洲避難。一個擁有造福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偉大思想的年輕人，現在卻逃亡到澳洲農場打工干體力活，可見現在中國政治的黑暗、可悲與可笑。

（2）中國政治改革潛伏的巨大風險

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自由民主改革，必須提前警惕平等民主和自由主義的巨大陷阱。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將很容易形成“老年人的多數人暴政”、“女權主義的多數人暴政”、“窮人的多數人暴政”、“道德墮落者（左派自由主義）的多數人暴政”，摧毀家庭、社會、經濟、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老人的選票、女人的選票、窮人的選票和左派自由主義的選票，這是可能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未來的危險選票。老人、女人、窮人可以成為候選人，但一定不可以成為擁有與青年納稅男性相同選舉權的投票人，必須以納稅等為依據提高理性選民的選舉權。

為了防止平等民主權利所導致的歐洲文明自毀、拉美反覆折騰、女權主義綁架韓國、老年民主綁架日本等悲劇在中國重演，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警惕多數知識分子所主張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主義等思想陷阱。鑑於左派的女權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等對文明可持續的破壞極大，這些極端左派不得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免讓民主變成民族、國家與文明的自殺。民主的目的不是讓人愚蠢的集體自殺，民主的多數人暴政就是應該被消滅的邪惡制度。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必須警惕左派知識分子的謬論變成摧毀中華民族的陷阱。

近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已經證明，文明最危險的敵人不是殺人犯、不是侵略者、不是舊專制，而是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毀滅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謬論。沒有愚蠢的知識分子，就沒有全球共產主義運動。沒有愚蠢的知識分子，就沒有一系列左派知識分子破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就沒有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秩序的崩潰。當今中國和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持有的觀念仍然是毀滅中華文明。但因為知識分子固有的愚蠢的傲慢自負，知識分子還把自己當作中國的拯救者，而實際上左派知識分子所持有的思想病毒才是中華文明最危險的敵人。拯救中華文明的未來最大風險，就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各種左派。拯救中華文明，必須防止各種左派思想再次掌控中國，特別是防控左派知識分子掌權。

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真理只能被發現，而不能被創造。真理是創造性發現，真理是客觀規律，真理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近三百年來，知識分子人為製造大量謬論，卻把這些主觀謬論當作真理，因而知識分子成為現代文明謬論的最大來源。按照儒家思想，人類文明的真理標準就是“天理良知”，是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是道德與智慧的偉大統一，是美好願望與客觀規律的偉大統一，實現靈魂與文明發展的 “止於至善”，實現個人、家庭、社會、經濟、民族、國家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最優解”。但是，知識分子把自己當作上帝，傲慢自負且頑固的把自己的主觀想法、主觀願望和主觀道德標準當作真理與正義，不惜摧毀家庭、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這比一般專制君主更加愚蠢、邪惡且有害。比如，知識分子把釋放人性之惡的道德墮落和文明自毀當作自由、權利、解放、進步，把違背公正的破壞人類社會自然秩序的結果平等當作平等權利，把對落後、極端與犯罪的縱容當作博愛、包容和多元化，知識分子的諸多謬論摧毀人類文明發展最優解的自然秩序，卻不必承擔任何責任，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愚蠢與無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主要執筆者，南大教授胡福明贈給他的博士生的“三千萬”：“千萬不要懷疑政治之殘忍；千萬不要低估知識分子之無恥；千萬不要忘記人民群眾之愚昧。對於現在和未來中國來說：千萬警惕無德政客謀取權力作惡，千萬警惕資本操縱政治的騙局，千萬警惕知識分子的謬論與烏托邦夢想。對於以愚蠢謬論為作惡工具的知識分子，可以說：千萬不要低估知識分子的愚蠢，千萬不要低估知識分子的邪惡，千萬不要低估知識分子的無恥。

在中國，近一百多年來，知識分子是製造謬論和傳播謬論的最大群體。一百多年前，陳獨秀、胡適等左派知識分子就開始禍害中華文明，導致當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與超低生育率的嚴重危機。現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和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仍是各種左派。比如，所謂右派華人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一方面推崇基督教和西方思想，一方面否定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這仍然是典型的華人左派，只不過是他們誤以為自己是右派。這些西方保守主義只能算作西方右派，但對中國來說卻是危險的左派。知識分子把西方左派的各種思想謬論當作真理，他們就把自己當作真理與正義的化身。實際上，知識分子腦子裡裝的思想謬論才是現在中國及未來中國最危險的思想病毒，他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才是中華文明最危險的敵人！

無知的知識分子對中華文明的潛藏風險是絕大多數人都嚴重低估的。比如，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最推崇的中國左派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劉曉波主張徹底摧毀孔孟之道和中華文化（與陳獨秀、胡適很類似），這堪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化大破壞。如果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掌權（馬列主義左派變成自由主義左派），維持中華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將徹底被摧毀，中國將面臨更加嚴重且頑固的超低生育率危機，中國人口將更猛烈更持久的大崩潰，中華文明將更快更徹底的毀滅，然後是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占領中國，中華民族將永久的徹底的退出人類歷史。

就像被左派知識分子誤導的歐洲，左派知識分子通過破壞傳統文化而使白人基督徒面臨低生育率危機，左派再打着平等博愛的旗號大量引進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讓這些落後族群在未來占領英國法國德國，白人基督文明在這些國家徹底失敗，這遠比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專制暴政更危險。由此可見，愚蠢的知識分子才是文明的最大敵人。歷史一再證明，知識分子誤導國家、破壞文明，他們卻不承擔責任，這是知識分子持續誤國誤民的最大動力與最大危險。

溫家寶是中國近三十多年最努力推進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和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領導人，而且幾乎是孤軍奮戰的少數派。溫家寶這樣的領導人，才是人民和國家的希望，才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溫家寶就像五代十國的馮道，堅守良知、心懷蒼生，默默的為國家和人民做事。從這點來看，溫家寶遠比其他領導人更有偉大的愛國精神。但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卻最多的污衊性的攻擊溫家寶和家人，可見很多知識分子的愚蠢與邪惡。就像對中華思想文化貢獻最大的是孔子，孔子就像中華文明的思想燈塔，但孔子卻遭到知識分子最嚴重的攻擊污衊。就像推翻邪惡滿清專制統治貢獻最大的是孫中山，對中華文明現代發展貢獻最大的是孫中山，但孫中山卻遭到知識分子最嚴重的污衊性攻擊。可見愚昧知識分子才是最愚蠢邪惡的群體，知識分子才是最容易被愚蠢觀念所欺騙的群體。

知識分子最愛“標新立異”、“譁眾取寵”、“顛倒是非”、“標榜道德”、“賣弄思想”、“販賣觀念”、“攻擊傳統文化”、“顛覆認知常識”，這就是左宗棠所說的“亡天下，先亂其是非”，愚昧知識分子就是毀滅民族與文明的思想源頭。知識分子傲慢自負的把自己當作掌握真理與正義的上帝，知識分子經常辱罵人民群眾愚昧無知。但事實看來，愚昧知識分子才是最愚蠢邪惡的人。知識分子作惡多端的工具就是愚蠢思想，愚昧知識分子才是在思想上最誤國誤民的群體。但愚昧知識分子還傲慢自負的高高在上，頑固不化的把自己的愚蠢思想當作真理與正義。因此，我們建議，鑑於愚昧知識分子嚴重誤導中國一百多年，給人民和國家帶來沉重災難（如陳獨秀），摧毀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如胡適），中國應當立法對愚昧邪惡知識分子進行歷史的大審判。

溫家寶總理說：“一些知識分子傲慢自負，導致他們更加偏離真理，反而成為誤國誤民的人。我們以前對知識分子的評價過高，對知識分子所持有觀念的危險認識過低，這確實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隱藏的最大風險，希望黨政軍領導都要重視這個問題。我們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為了讓中國擁有長久的制度生命力，而不是再次陷入危險的制度陷阱。無論是制度、文化、經濟、人口，中國已經為試錯付出慘痛歷史代價，中華民族已經元氣大傷，中國改革不能再錯了。如果中國在政治體制與文化方面再次犯錯，陷入危險的制度文化陷阱，中華民族或許就可能真的失去希望了，我們必須為此慎之又慎。”

“現在的知識分子，已經與過去讀書人有根本不同了。過去讀書人是讀聖賢書，聖賢書所體現的大智慧是現在知識分子書籍所遠遠無法相比的。但現在，知識分子很少有人再讀聖賢書了，智慧的降低就在所難免，傲慢自負也升起了。無知且傲慢自負，這就更危險了。把無知且傲慢的認知投入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這又將是中華民族災難的開始，我們必須警惕這個危險的陷阱。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教育體系取消讀聖賢書，這是巨大的錯誤。現在，中國教育應該系統恢復學習聖賢經典，讓聖賢智慧傳承下去，才能避免知識分子集體的無知與傲慢。”

（3）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促進中國改革發展

思想言論自由就像陽光與空氣，陽光照射殺死腐敗的細菌，空氣流動沖走沉悶的氣息。專制統治就像監獄，侵犯人的自由權利，扼殺人的創造活力。專制統治封鎖思想言論自由，就像天空黑暗、空氣凝滯的監獄，更加令人絕望和窒息。封鎖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就是扼殺真理與智慧的自由，就會讓民族與國家變得愚蠢起來，就會導致統治者在愚蠢中犯錯而難以糾正，就會導致統治者犯罪、誤國誤民。

隨着中國持續的超低生育率，新生人口長期持續萎縮，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大崩潰的新千年危機！在中華民族面臨興衰存亡的大轉折時刻，在中國需要全面改革的時刻，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就像指路明燈。黨中央封鎖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就是讓黨中央和中國在黑暗裡前行，這是誤導黨中央自己，就是把中國推向危險的陷阱。

每一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祖上至少有幾百個中華姓氏的祖先，每個人身上流淌着幾百個姓氏家族的血液（基因）。比如，習近平的父親姓習，母親姓齊，奶奶姓柴，姥姥姓鄧，習近平的身上至少流淌着幾百個中華姓氏的血液（基因）。因此，每個人都不能僅僅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而忘了自己是炎黃子孫，忘了血濃於水的同胞，忘了中華民族的利益。那些背叛人民和國家的人，那些損害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終究得到人民和歷史的審判，也會受到神明的審判和來世的懲罰。那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人，下輩子投胎轉世必然遭受懲罰。他們這輩子作惡，下輩子享受作惡的代價。比如，他們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專制統治，他們的後代和他們下輩子投胎轉世將遭受人工智能專制統治的災難。

利用網絡防火牆搞封閉治國，利用洗腦宣傳教育搞愚民治國，利用公安部門搞警察治國，利用國安部門搞特務治國，放棄光明治國而用黑暗治國，這是黨中央在名譽上搞臭中國共產黨，這是將中國人民與共產黨離心離德，這是以專制暴政損害人民利益和國家發展，這是以愚蠢專制破壞中華民族的未來，這也是統治者愚蠢的給自己增添罪行與靈魂的惡報。

實際上，打開國際互聯網，中國年輕人就會看到西方媒體抹黑中國，中國年輕人就會看到西方醜陋與混亂的一面，就會讓中國年輕人對西方祛魅。就像2025年1月很多美國年輕人因TikTok在美面臨禁令風險而湧入中國小紅書時，中美兩國年輕人直接交流，讓美國年輕人看穿西方媒體的虛假宣傳，讓中國年輕人看到美國不堪的另一面，結果是中美兩國年輕人集體對美國祛魅。輿論宣傳應該是順勢而為，現在中共網絡管控卻是逆勢蠻幹，甚至還企圖徹底封死互聯網，這是愚蠢至極！

讓大量西方人來中國看看，西方媒體和政客的虛假宣傳不攻自破。讓大量中國年輕人到世界各地去看看，不僅開闊眼界，也會對西方國家祛魅。比如，中國年輕人到美國、歐洲、加拿大等國旅遊、留學，就會看到西方國家大量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把西方國家搞的亂糟糟，就會對西方文明祛魅，就會對西方民主祛魅，就會對西方價值觀祛魅。

從種族來看，東亞人智商最高，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儒家思想文化最科學，只要建立賢能治國的民主憲政制度，具有最優民族與最優文化的中國就會很快超越西方文明，讓中國人真正揚眉吐氣。但現在中國共產黨及黨中央搞網絡封鎖與專制獨裁治國，就是愚蠢的用專制枷鎖毀掉中華民族的最大優勢，這是專制統治誤國誤民！

黨中央如果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拯救中華民族和每個中國人的未來，就是拯救中國共產黨，就是將功贖罪拯救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為他們的子孫後代和他們靈魂投胎轉世創造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正環境。

黨中央不敢放開互聯網和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就是中國共產黨不自信，就是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心虛。其實，已經拋棄共產主義路線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沒有必要繼續背着中共歷史罪惡的沉重包袱。只要中國共產黨改名重組，比如改名為“中華共和黨”、“中國社會黨”，就不必承擔中共的歷史罪行，比如“文化大革命”。一旦執政黨改名重組，就不必擔心思想言論自由對舊中共翻舊賬，還可以主動批評舊中共的歷史罪行，反而贏得人民和歷史的尊重。

實際上，絕大多數共產黨員早就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了，人民更是不相信共產主義，執政黨沒有必要再自欺欺人的虛假宣傳了，更沒有必要拿共產主義的罪惡背負在已經不相信共產主義的執政黨身上。一旦執政黨改名重組，就能拋棄所有歷史罪行，就能順利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及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就能順應歷史和人民期望，這樣更有利於維護執政黨地位，也是造福國家和人民的偉大善行。相反，執政黨不改名重組，繼續虛假宣傳，繼續承擔歷史罪行，繼續維護專製作惡制度，繼續封鎖思想言論自由，不僅是國家和人民的災難，也是所有黨員的災難和黨中央領導人的罪惡。

近十幾年來，把不同意見當作“妄議中央”，把不同意見當作打擊對象，把人民的批評聲音當作封殺對象，把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當作洪水猛獸，這等於是公開承認黨中央領導是心虛且心胸狹隘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禁止不同意見，就是把黨和國家變得更加愚蠢。真理越辯越明，不同意見相互碰撞才能產生更多智慧火花。不同意見可以糾正錯誤，不同意見可以查漏補缺，不同意見可以激發新的智慧，允許不同意見才是聰明的大智慧選擇，不允許不同意見則是愚蠢的專制暴政。唐太宗李世民胸懷寬廣，允許經常發表不同意見的魏徵，李世民的大胸懷大智慧創造了貞觀之治的輝煌。秦二世和隋煬帝不能聽取不同意見，心胸狹窄導致嚴重愚蠢犯錯，最終導致剛升起的王朝很快滅亡了。把不同意見當作“妄議中央”和打擊對象，這是愚蠢的誤國誤民、害人害己。

2010年10月，溫家寶接受美國CNN專訪時說：“我認為言論自由對每一個國家，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在網上經常能看到對政府工作的尖銳批評和建設性意見。我經常說，不但要讓人們享有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夠對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評。只有人民能夠監督和批評，政府才會做得更好，公務員才能真正地為人民服務。當然，監督和批評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這樣國家才會有秩序，秩序對於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是更為重要的。”

“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國人民都有這樣的信念，那就是中國會有持續的進步，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和需求是無法阻擋的。”

當然，思想言論自由並不是追求絕對的自由。自由不是絕對的，絕對的自由就會絕對引發自由作惡及自由的自我毀滅。思想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絕對的思想言論自由就會引發思想謬論的自由作惡，就會引發文明的自由毀滅。按照儒家思想，“天理良知”就是科學性與神聖性相統一的人類文明真理標準，靈魂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止於至善”就是思想言行的最高標準。按照天理良知及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就能找到思想言論的規範，然後對思想言論自由進行立法。如此，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同時做好正確的宣傳引導，依法打擊思想謬論作惡。

合理有序的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人民和學者的智慧就會爆發出來，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就能發揮糾錯功能，每個黨員和黨政領導就能激發出更多智慧，自由民主決策就能創造更多科學決策，讓執政黨和政府的執政水平更高、貢獻更大、罪過更小。思想言論自由通過釋放全民智慧、全民參與、全民監督、全民催促，就能促進中國全面改革發展，儘快拯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等重大危險，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4）中國改革對人類文明及海外華人的影響

從西方近代文明開啟的現代文明，無論是思想文化道德觀念，還是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西方式的現代文明都是不可持續的。其根本原因，現代文明其實是西方左派思想主導的文明體系，而西方左派思想體系是嚴重破壞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秩序。比如，西方左派的自由主義摧毀約束人性之惡的道德規範，導致婚姻破裂和低生育率危機，引發文明自毀。西方左派的平等主義追求結果平等，特別是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引發“自私無知者的多數人暴政”，將文明陷入困局。

西方文明由於其思想文化局限性，已經無法走出他們所製造的文明陷阱。以“天理良知”為主導的中華文化，取代“局部機械理性+神話故事宗教”為主導的西方文化，才能走出西方文化為現代文明所製造的思想文化困局。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中華文化是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這是最符合真理中道的思想文化。古希臘給西方文化帶來的是“局部機械理性”，缺乏文化的神聖系統性，缺乏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基督教給西方文化帶來的是“神話故事宗教”，這早已經被科學所證偽。殘存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雖然信仰堅固，但無法解釋來自科學的挑戰。伊斯蘭教雖然依靠律法暴力強力維持宗教，但其教義滋生恐怖主義，其神話故事也經不起科學檢驗。雖然佛教符合部分理性邏輯，但佛教思想斷絕文明的延續，佛教是最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唯獨以儒家思想主導的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中華文化實現了科學性、神聖性與可持續發展的偉大統一。

只有以“天理良知”和可持續發展為標準，實現美德、智慧與客觀規律的偉大統一，以靈魂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止於至善”為最高準則，重建思想文化道德觀念，重建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才能拯救中華文明及人類文明。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天理良知”和“科學發展觀”，實現科學性、神聖性與可持續發展的偉大統一。在政治制度方面，就是賢能民主，以共和制民主憲政和賢能治國實現最優制度。在經濟模式方面，就是“義利合一”文化指導下的自由市場經濟，同時遏制權力與資本的吸榨作惡。在社會制度方面，就是仁政且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模式，而不是以國家福利的旗號摧毀家庭與生育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家庭、生育與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實現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唯有如此，才能拯救中華文明，繼而引導拯救人類文明。

因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及中國全面改革發展，不僅事關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也事關整個人類文明的前提命運和海外華人的前提命運。這是中華文明的再造和自我拯救，也是人類文明的再造與自我拯救，將中華文明及人類文明從西方左派思想所製造的死亡陷阱中拯救出來。這不僅事關國家與文明的群體利益，也事關每個組織與個體的利益。比如，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不僅決定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命運，也決定經濟、產業與公司的命運，最終是關繫到每個人的利益。

如果中共繼續推行黨國專制統治暴政，不僅摧毀中華文明的未來，也是嚴重破壞人類文明的未來。甚至，中共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專制統治，將引發人工智能奴役人類文明或毀滅人類文明。現在中共黨中央企圖依靠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專制，用人工智能控制所有中國人，未來中國就可能變成一個人工智能專制暴政的怪獸，包括中共領導人子孫後代的所有中國人都是人工智能的奴隸，連帶海外華人也被牽連，中華民族或將陷入最恐怖的冷血機器專制。一旦人工智能專制怪獸出現自主意識，或被黑客植入惡意程序，或被敵對勢力及敵對國家利用，人工智能就可能奴役中國人或屠殺中國人，也可能被黑客或敵對勢力用來定點清除中共高層領導人。面對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武器怪獸，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將更加難以反抗，中共領導人及家庭也難以反抗。人工智能奴役強大的高科技中國，就會變成一個強大的暴政怪獸，進而危害全世界或奴役全世界，甚至是摧毀人類文明。比如，專制統治中國的人工智能啟動中國核武器攻擊美國，美國核武器反擊中國，中國和美國都將被毀滅！

因此，現在中共黨中央企圖利用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專制統治暴政，不僅是非常邪惡的，也是非常危險的，這個邪惡的危險系統將會使中國共產黨本身也變成高科技專制的奴隸，中共高層後代也將生活在人工智能專制的奴役之中。如此，一邊是超低生育率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一邊是人工智能高科技專制奴役中華民族的未來，中共黨中央就是徹底毀掉中華民族，現在的黨中央領導就是人民、國家和中華民族的最大罪人！作為炎黃子孫，黨中央領導如此禍害自己的同胞、民族和國家，把中華民族拖入地獄，也把黨中央領導的靈魂因罪行也拖入地域，這是何其邪惡與愚蠢？！

現在，在人工智能大爆發的時代，中共黨中央堅持專制統治就是極其的愚蠢、邪惡且危險。在中共繼續專制統治之下，必然引發中國與美國人工智能的惡性競爭，就會大幅增加概率導致人工智能奴役人類文明或毀滅人類文明。不僅如此，中共專制統治將引發中國與美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惡性競爭，大幅提升毀滅人類文明的風險。唯有中國儘快實現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民主憲政的共和制賢能治國，才能避免人類文明的巨大災難。

中共堅持專制統治，就是同時破壞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就是讓西方文明藉助中共專制統治而擊垮中華文明。中國與美國的競爭，如果仍以中共專制獨裁對抗美國自由民主，必然是美國站在全球道德高地，美國領導全球自由民主力量圍堵中共專制獨裁和中國崛起，這是中共專制獨裁敗壞中國和平發展環境。如果中共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改革，並改名重組，以自由民主的方式與美國競爭，以更高層次的賢能民主制度和天理良知文化與美國競爭，將中華文明變成人類文明的燈塔，就能讓中國贏得競爭的勝利，造福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

近幾百年來，沙俄是侵略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日本是一直惦記中國領土且企圖滅亡中國的國家，蘇聯支持中共建立了專制政權，日本侵略打斷中國近代自主發展，讓中華民族付出慘痛代價，俄羅斯與日本就是中華民族近幾百年的最大敵人之一。由於俄羅斯占領大量中國領土，由於日本曾經試圖滅亡中國，俄羅斯與日本最害怕中國崛起，俄羅斯和日本最希望能夠削弱中國或牽制中國。比如，中國與印度有領土糾紛，俄羅斯就賣更先進武器給印度，企圖讓印度牽制中國、消耗中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有領海島嶼糾紛，俄羅斯就賣武器給東南亞國家，日本跟着美國支持東南亞國家對抗中國。不僅如此，俄羅斯與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都還惦記着中國領土，企圖有機會就削弱中國、侵略中國、占領更多中國領土。

中國打擊日本軍國主義，這符合人類文明正義，也是中國提前預防日本軍國主義再次崛起。但是，中共及黨中央試圖與軍國主義的俄羅斯結盟，進而維持中共專制統治，這就是背叛中華民族的利益。實際上，俄羅斯是逮着機會就坑害中國，普京是逮着機會就坑害習近平。比如，2018年及2019年中美貿易戰期間，習近平在2029年6月訪問俄羅斯，企圖獲得普京的幫助，普京卻明確表示俄羅斯對中美貿易戰是“坐山觀虎鬥”。普京說：“中國有句古話叫：當山裡的老虎在互相爭鬥時，聰明的猴子會坐在山上，看誰能打贏。”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試圖拉攏俄羅斯對抗中國，美國也已經把中共和中國當作最大競爭對手及最大敵人。俄羅斯從2022年2月24日全面侵略烏克蘭，現在俄羅斯已經很難再堅持下去。一旦俄烏戰爭結束或準備結束，俄羅斯為了解除美國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俄羅斯一定會大力出賣中國，讓俄羅斯報復中國與美國合夥對付蘇聯的仇恨。因此，中國需要儘快與美國搞好關係，中國要搶在俄羅斯出賣中國之前而中國提前出賣俄羅斯。同時，中共需要儘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讓美國西方沒法以中共專制統治為藉口而圍堵中國。如此，民主中國就可能與美國建立G2中美聯盟，中美共同領導世界，也讓民主中國藉機和平取代美國。

中共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建立賢能民主制度，中國重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與經濟社會體系，解決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海外華人也跟着受益。相反，中共繼續維持專制統治，美國西方長期打着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旗號而圍堵中國，海外華人也是受害者。中國因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潰而衰落，海外華人也跟着失勢。只有中國重建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文化，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才能擺脫超低生育率危機，中國和海外華人才能免於人口的超級大崩潰，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和海外華人的未來。

近一百多年來，由於滿清專制統治導致近代中國落後，由於中共專制統治讓中國錯失發展機遇，由於中共專制統治讓中國失去制度與文化的吸引力，讓中國人及所有東亞東南亞黃種人對西方白人都有種族自卑和文化自卑。由於種族自卑自賤，一些中國女性不僅盲目崇拜西方白人且自賤的隨意與白人男性上床，還倒貼黑人印度人中東人拉美人。台灣人歧視中國大陸人，又跪拜西方白人和日本人，本質就是民族自卑自賤。同樣，新加坡華人歧視大陸人，跪拜西方白人，討好印度人和馬來人，本質也是民族自卑自賤。只有中國以賢能民主和中華文化恢復生育活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人、海外華人和所有東亞人才能擁有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所有黃種人才有種族自信，進而擺脫對西方文明的種族自卑和文化自卑，也讓人類文明看到以中華文化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希望。

五、關於本文的說明

本文學者拜訪溫家寶總理，所談話題主要是政治體制改革，其次是經濟與人口問題，溫家寶允許發布他想要表達的相應思想觀念。其他方面是學者後續集體討論所增加內容，因為學者的書稿無法出版，思想也無法在網上發表，只好藉此表達一些拯救中華民族未來的重要觀念。本文等於是溫家寶總理觀念與學者集體思想的混合體，未經溫家寶最後審閱。與溫家寶觀念不一致的部分，溫家寶所要表達觀念之外的部分，僅代表學者觀念。特別是對中共和中央領導的批評部分，僅代表學者觀念及黨政軍民的怒火。由於學者集體所加內容使本文過於龐大，但這事關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敬請諸君詳閱。由於本文後續加了很多學者集體討論的觀念，溫家寶總理並未看到，敬請中央辦公廳或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把此文完整的轉交給溫家寶總理及家人。

關於溫家寶全家在3月1日起被軟禁的傳聞，是否因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事被報復，溫家寶總理沒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資深學者拜訪的時候，溫家寶孫輩孩子出國留學工作的事情仍然沒有實現，早已經開學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學校，活潑的青少年孫輩卻被關在家裡，溫家寶家人的自由權利仍受限制。我們呼籲，黨內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自由權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當作人質。否則，這跟流氓政治沒有區別了。希望全國黨政軍民關注溫家寶總理全家的自由與安危，讓心懷人民的心也得到黨政軍民關懷的溫暖。

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命運到了大轉折的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和黨中央也到了大抉擇的關鍵時刻。思想決定命運，文化決定靈魂，制度決定興衰。請中央辦公廳將此文轉交給黨中央領導、黨政軍高層領導、各位元老及紅色家族，然後商議挽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推進中國全面改革發展。同時，建議將此文轉交給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希望習近平總書記回歸父親習仲勛的改革開放路線，停止毛澤東的“文革”黑暗專制路線，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希望。由於本文學者缺乏對習近平總書記及其他中央領導的直接交流，本文難免有存在誤解或偏頗的地方，不足之處敬請諒解，在此表達我們的歉意。

在當前中國嚴重缺乏思想言論自由的專制高壓環境下，本文學者說了一些很多中國國內人士不敢明說的大實話，這也是黨政軍民很多人心裡想說的大實話，本文學者冒險把所有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所想說的很多心裡話都說了出來。當然，由於觀念與利益的差異，由於絕大多數人偏離真理，也會導致一些人並不歡迎真話、實話和真理。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為了黨政軍民和海外華人的利益，請拋棄思想分歧的成見，請積極以各種方式儘可能多的傳播此文。網絡管理部門、國安部門、公安部門及中宣部等，請不要把中央領導理解的那麼小氣而封鎖此文，請勇敢的多放行此文的傳播，請幫忙轉達給中央領導及黨政軍領導，請不要懦弱無恥的為維護專制獨裁暴政而跟隨作惡，請為真理的傳播留點自由空間，請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留點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