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時間偏好與“日光之下的虛空”

——從最近某位明星官員出事談起

趙曉

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道書1:2

10月13日，重慶原市長黃奇帆接受審查調查。七十四歲，離開實權崗位近十年，卸任後著書演講、熱熱鬧鬧，落馬前一個多月還在公開露面。三個月前，政治局委員馬興瑞剛剛落馬，人稱擊穿了“往上走就安全”，這次事件則擊穿了“熬到退休就安全”。

他具體涉及什麼問題，等調查結果。我不談人不談事，只談學理。

一、懂規矩，救不了你

在官場遊刃有餘幾十年、比誰都懂規矩的人，到七十四歲仍不能確定自己的落腳之處。這說明什麼？說明在某些環境裡，懂規矩換不來確定性，因為規矩本身會變。過去可以做的事，後來可以重新評價；過去集體推動的事，後來可以重新劃分責任；過去翻了篇的事，十年後可以重新翻開。

一個人再懂規矩，也只能玩得轉今天的規矩。

二、風險可以算，不確定性不能算

經濟學家奈特（Frank Knight）早在1921年就分清了兩件事：風險是能算概率的未知，可以定價、可以保險；不確定性是連概率都算不出的未知，無法定價，只能逃避。

限速八十，超速罰款，這是風險，人會小心開車。今天限速八十，十年後卻可以按屆時的標準追究你今天開了一百，這是不確定性，人會乾脆不上路。

嚴格不可怕，可怕的是規則會變。

三、時間偏好：不確定性如何偷走未來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有一個核心概念，叫“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同樣一樣東西，人總是更看重現在擁有，而不是將來擁有。看重的程度，決定了一個人、一個社會的“貼現率”，也就是把未來折算成今天時要打多大的折扣。

算一筆賬。十年後的一百元，如果貼現率是5%，今天值六十一元；如果貼現率是15%，今天只值二十五元。不確定性做的事，就是把貼現率往上推：未來越可能被任意拿走，未來就越不值錢。規則會變的世界，相當於給每個人的未來都加了一道看不見的重稅。

時間偏好低，人就肯讀書、肯儲蓄投資、肯生養、肯種自己未必乘涼的樹，消費、投資、創新以及文明的整體程度由此積累。時間偏好高，人就只顧眼前，能吃就吃，能拿就拿，能跑就跑。所以有經濟學家說，文明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時間偏好下降的過程；反過來，時間偏好上升，就是去文明化。

不確定性抬高時間偏好，時間偏好吞噬未來。一個沒有明天的社會，只能活在今天。

四、三種人，同一筆賬

面對不確定性，人怎麼應對？普通人的算法是：多存錢，少消費，這叫“預防性儲蓄”，每個家庭都成了自己的保險公司。同時不敢生，不敢創業，長期承諾能免就免。年輕人躺平，“不結婚、不生孩、不買房、不消費”，這未必是懶，而是算清了一筆賬：十年後的規則無法預測，為十年後做的犧牲就未必有回報。

商人的算法是：能等就等，能短不長，能放海外不放國內。投資理論講“等待的期權價值”：廠房蓋了拆不回去，不確定性越大，“先不投”就越值錢。美國經濟史學家希格斯（Robert Higgs）研究大蕭條為何遲遲不結束，結論是“政體不確定性”：企業家不是沒錢，而是不知道政府明天會怎樣對待產權，於是不敢下注。最值錢的資產也不再是技術，而是關係；可今天的靠山，明天可能就是案犯。

官員的算法最有意思。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講過“流寇”與“坐寇”：坐寇以為自己長期在位，會願意養護地方、修路興業，因為將來的收成歸自己；流寇不知道明天在哪裡，只會搶一把就走。當官員對自己的未來失去確定性，他的時間偏好就急劇升高，坐寇變成流寇。於是只剩兩條路：要麼趁早撈，要麼徹底躲。能不簽字就不簽字，能集體決定絕不個人拍板，能照舊文件絕不創新。權力原本是租金，如今成了風險敞口：租金要趁早撈，敞口卻永遠關不上。簽的字越多，留下的把柄越多。

升遷不安全，退休不安全，經驗也不安全，官場的邏輯就從“爭”變成了“躲”，從“坐寇”變成“流寇”。

三筆賬連成一個閉環：不敢簽字的官僚，不敢投資的商人，不敢消費的百姓，且互為因果，越轉越緊。官僚不敢簽字，商人怎敢投資？商人不敢投資，百姓怎敢消費？百姓不敢消費，經濟越冷，官場越怕擔責。

五、不是反腐錯了

有人會問：貪官退休了就該放過？當然不是。有罪必罰，本身就是確定性。問題在於：規則是否事先公布，同樣的事是否同樣對待，審判是否獨立公開。三條都有，查得再多，守法者照樣安心；三條都沒有，查得越多，人人越不安，因為沒人知道自己是在守法，還是暫時沒被查。

真正的分界不在嚴與寬，而在法治與人治。商鞅作法，最後逃亡時被自己的法擋在客舍門外，店主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他只能長嘆：“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李斯定律令，臨刑前只想再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兔而不可得。“伴君如伴虎”，兩千年來，最懂規矩的人往往死於規矩。他們想要的，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平安晚年，而這恰恰是他們一生所得的一切都換不來的東西，也是今天在這地仍然可望而不可得的稀缺品。

六、虛空，就是亞伯

現在讓我們從經濟學的盡頭走到更深的思想之境。前述情景，《傳道書》裡用了一個詞來概括：“虛空”；希伯來文是 hevel，本義是一口氣、一團霧，看得見，抓不住。“虛空”，還是一個人的名字：亞伯。

亞伯獻上最好的祭，蒙神悅納，卻被哥哥該隱殺死在田間。他沒有後代，沒有留下一句話，像他的名字一樣，一口氣就過去了。虛空三大戲：人生短暫、人生無常、人生不公，在他身上一次演盡。

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真是全然虛幻。

——詩篇39:5

七十四歲，離崗十年，著作等身，這難道不是最穩妥的時候？詩人說，正是最穩妥的時候，最該看清那不過是一團霧。

世界為什麼虛空？因為人背離神，要自己定善惡、自己做立法者。該隱是第一個認為自己有權決定別人生死的人，此後一切暴政都是“該隱式政治”的重演。人的意志本是一口霧氣，以人的意志為最高法，就是把整個社會建在 hevel 之上。

虛空在經濟學上的含義，就是最高的時間偏好。保羅把這層意思說穿了：“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林前15:32）人若只有日光之下的虛空，明天就不值錢，及時行樂便是最“理性”的選擇。

把霧氣當磐石，日光之下的政治，就是虛空的政治；日光之下的經濟，就是只有今天的經濟。

沒有任何國家是天堂，法治國家的人照樣會死，照樣遇到不公。但有的文明設法約束人加給人的那一份虛空，有的卻讓它層層疊加。前者是現代，後者是前現代。

七、出路：抬頭看日光之上

傳道者沒有停在虛空。他最後說：“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現代文明，正是一場走出“日光之下”的轉向，也是一場全社會時間偏好下降的過程。

信仰上轉向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人的規矩會變，神“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因為人類的救贖者已經勝過死亡，所以保羅說：“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就是不再虛空；有了永恆的明天，今天的付出就有了價值。信心、盼望和熱愛是人類最低的時間偏好。《傳道書》說：“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着。”（傳11:1）這是對不確定中依然投資未來的最好寫照。

良心上認同十誡。不可殺人，護的是生命；不可偷盜，護的是財產；不可作假見證，護的是司法。連君王也要親手抄寫律法，“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所以農民拿伯敢對亞哈王說：“我敬畏耶和華，萬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

政治底線上保護生命、財產與自由。這三樣，正是不確定性最先吞噬的東西；守住這三條，貼現率才降得下來，人才敢為將來打算。

最後落實為制度：事先公布、不溯既往、一體適用、獨立審判，把人的意志關進規則的籠子，把不確定性降為可以計算的風險。諾斯（Douglass North）說，制度的根本功能就是減少不確定性。但條文可以抄，敬畏抄不來。沒有信仰托底的制度，就是插在瓶里的花。

有道是，中國離日光之上的那一位有多遠，離自由就有多遠；離十誡有多遠，離確定性就有多遠。

在一個以人的意志為最高法的體系裡，人人都是亞伯，區別只在於還沒輪到。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出路只有一條：抬起頭來，不再只看日光之下。

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傳道書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