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弓蛇影：從中共中央十八項維穩密令看製造恐懼的中共自身的恐懼

楊純華

中國有句成語，叫「杯弓蛇影」。有人把牆上的弓影看成杯中的蛇，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終日。這本來是形容人因疑慮而自我驚嚇的故事，放在今天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卻有了另一層意味：當一個政權把社會上的每一點異議、每一次聚集、每一聲抱怨都看成潛在的政治危機時，它究竟是在防範敵人，還是在暴露自己的恐懼？

近日，網絡媒體《爆點週刊》刊出一則獨家報道，稱取得中共中央為二十屆五中全會部署維穩工作的機密檔，披露十八項安保措施。據該報道，五中全會定於2026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開，相關部門已要求各地加強政治安全、情報搜集、重點人員管控、進京上訪攔截、網絡輿情監測以及群體性事件防範等工作。需要說明的是，這份檔的真實性及其完整內容，仍有待獨立核實；但如果報道所列內容基本屬實，那麽它所呈現的，就不只是一場重要會議的安全保衛，而是一個政權如何把整個社會納入政治風險管理的縮影。

一場尚未召開的黨內會議，為什麽需要如此龐大的維穩部署？從境外媒體、宗教團體、青年學生，到勞工、婦女、投資受損者、退伍軍人、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和外賣員；從進京上訪者、網絡群組，到公共電子螢幕、無人機，乃至可能出現的罷工、組建工會和遊行示威，十八項措施幾乎把社會生活中所有可能產生不滿、表達意見或形成集體行動的領域，都納入了防範視野。這份清單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它有多麽周密，而是它所透露的政治心理：在這套治理邏輯中，中共沒有把其所統治的社會當作一個可以自由呼吸、彼此協商的共同體，而是一片隨時可能冒出火星、必須嚴密監視的危險地帶。

一、威權治理最敏感的是政權安全

任何國家都需要公共安全。防範恐怖襲擊、保護交通樞紐、排除火災隱患、預防自然災害，都是政府應盡的職責。不能因為一份檔提到安保，就斷言其中所有措施都不合理。真正的問題在於：安全究竟是為了保護人民，還是為了保護統治者免受人民的質問？

在法治國家，政府通常需要區分暴力犯罪、和平抗議、勞資糾紛、政治批評與一般社會矛盾。不同性質的問題，應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人策劃暴力襲擊，政府依法調查；工人要求支付欠薪，政府應當保障其勞動權益；投資者遭受損失，政府應當提供申訴和司法救濟；公民批評政府，政府則應當以事實和政策回應。這些事情雖然都可能引起公共關注，卻不能因此被混為一談。

然而，據報道所披露的維穩要求，勞動群體的涉政動向、組建工會、罷工、遊行示威、非官方組織聚集，以及境內外資訊傳播，都被納入風險排查和教育穩控的範圍。這裡暴露出一種危險的政治傾向：不是先判斷一項行為是否違法、是否侵害他人權利，而是先問它會不會形成不受當局控制的集體力量。

為什麼組建工會會成為維穩部門關注的事項？為什麼勞工、婦女和青年學生需要被特別盯住？為什麼民眾因房地產、金融投資或欠薪問題聚集，就可能被視為需要提前化解的政治風險？原因並不難理解：一個缺乏充分政治參與管道的體制，最擔心的往往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人們發現彼此有著相同的問題，進而從孤立的個體變成能夠共同表達訴求的群體。

一個工人討薪，是勞資糾紛；一百個工人共同討薪，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一千個工人發現彼此面臨相同的欠薪問題，開始討論共同的權益和制度責任，就可能被視為政治風險。問題的性質未必改變，改變的只是人們不再孤立無援，開始意識到自己擁有共同的處境。

這正是威權治理最敏感的地方。它可以容忍個別人的抱怨，因為抱怨容易被忽略；它可以處理個別人的申訴，因為個案可以被分割；它卻對人們自主組織、相互聯絡和共同表達格外警惕，因為這些活動可能使原本分散的社會不滿，轉化為要求制度承擔責任的公共力量。

於是，安全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原本應當由政府提供安全、讓人民免於暴力和任意侵害，現在卻演變成要求人民保持安靜、避免聚集、不要製造麻煩。這不是安全本身出了問題，而是安全被政治化了。

一個真正有安全感的政府，不會因為工人組織起來討薪就感到天塌下來；一個真正有信心的制度，也不必因為青年學生提出批評就如臨大敵。只有當統治者無法確信自己的權力經得起公開質疑時，人民的聲音才容易被聽成威脅，社會的活力才容易被看成隱患。

二、十八項密令：一張覆蓋社會的恐懼之網

這份網絡報道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是它所描述的防範範圍之廣。從傳統安全到政治安全，從線下聚集到網絡言論，從進京上訪到海外資訊，從宗教活動到勞工組織，似乎沒有哪一個領域可以完全置身於維穩視線之外。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進京上訪人員的管控。按照報道所述，相關措施要求加強環繞北京的「護城河」區域協同防控，通過跨區域警務合作、情報共用，以及對公路、鐵路、民航等進京管道的聯合查控，把各種被認定為不安全、不穩定的因素堵截在首都之外。

這種安排透露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對於一個自稱代表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權而言，人民為什麼需要被攔在首都之外？

上訪者究竟是什麽人？其中有被拖欠工資的工人、房屋遭遇強拆的業主、投資受損的家庭，有被法院冤判的當事人以及在地方申訴無門、希望獲得更高層級救濟的普通公民。他們來到北京，未必是要推翻誰，往往只是希望有人聽見自己的聲音。

如果地方政府能夠公正處理糾紛，司法機關能夠獨立裁判，公民能夠通過正常管道追究官員責任，那麼許多人何必千里迢迢進京上訪？如果一個政權真正相信自己的制度具有公信力，它最應該做的，不是加強道路檢查和跨區域攔截，而是追問為什麼同一類冤屈會反覆出現，為什麼當事人不相信地方機關，為什麼一些本來可以在法律程式中解決的問題，最後會變成需要動用大規模安保力量處理的政治事件。

把上訪者擋在北京之外，或許可以讓首都在某些日子裡顯得更平靜，卻不能因此證明社會矛盾已經消失。被攔截的人可能回到原地，被壓下去的投訴可能暫時不再出現在公共視野裡，但造成不滿的原因仍然存在。這就像把煙霧趕出客廳，卻不去查看廚房裡是否還有火苗。房間看起來干淨了，火災風險卻未必降低。

再看網絡輿情管控。報道提及全天候監測、快速處置、封堵刪除政治謠言和有害資訊，以及防止風險從境外傳入境內。對於真正的詐騙、暴力煽動和惡意造謠，依法處置自有其必要性；但如果政治批評也被裝進「有害資訊」的籠子，如果對政府政策的質疑被理解為需要快速刪除的風險，那麼網絡治理就可能從維護公共秩序滑向維護政治壟斷。

諷刺的是，越是強調封堵資訊的政權，越可能加深人民對官方資訊的不信任。當公開報道不充分、獨立調查受限制、批評聲音難以正常傳播時，人們便更容易轉向非正式管道尋找消息。傳聞因此滋生，謠言因此獲得市場。政府再以傳聞和謠言為理由加強封鎖，結果便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越不透明，越容易產生猜疑；越有猜疑，越強化封鎖；越強化封鎖，越難建立可信的資訊秩序。

這便是政治版的杯弓蛇影。統治者害怕社會出現不可控制的聲音，於是儘可能壓低聲音；然而，當正常的公共討論空間越來越狹窄時，每一個無法解釋的異常、每一次非正式傳播、每一場自發聚集，都更容易被當成潛在危機。當局越想消除不確定性，越可能使社會失去公開辨別真偽、和平處理衝突的能力。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如果一個政權需要依靠全天候監控才能維持表面的穩定，那麼這種穩定究竟建立在人民的認同之上，還是建立在人民不敢表達不滿的基礎之上？

三、製造恐懼的人，為什麼自己也活在恐懼之中？

專制政治有一個內在悖論：統治者掌握的強制力量越大，未必就越有安全感。員警可以拘捕人，網絡平台可以刪除帖子，地方官員可以攔截上訪者，情報部門可以監測各種活動；但這些手段只能控制人們做什麼、說什麼，不能保證人們真正相信什麼。

服從不等於認同，沉默不等於贊同，沒有發生公開抗議也不等於沒有不滿。當人們不敢說真話，當官員不敢報告壞消息，當地方部門首先考慮如何避免承擔責任，當各級機構把「不出事」當成最高政績，統治者得到的就可能是一幅經過層層篩選的社會圖景，而不是社會的真實面貌。

維穩機制因此可能產生一種反效果：它原本是為了消除風險，卻可能使風險變得更難被發現；它原本是為了維持秩序，卻可能使正常的矛盾調解和利益協商失去空間；它原本是為了保護政治權力，卻可能讓政治權力越來越依賴強制手段。

想像一個地方官員。上級要求他確保穩定，要求他每天報告情況，要求重大問題不得遲報、漏報、謊報、瞞報。在這樣的考核環境中，他最關心的可能不是如何徹底解決問題，而是如何確保問題不要在自己任內變成上級看得見的事件。於是，真正有效的治理可能退居其次，維持表面平靜反而成為優先目標。

這就是政治責任與行政責任錯位的危險。如果官員因為社會矛盾的存在而受到懲罰，卻不一定因為解決矛盾而獲得鼓勵，他就有動機把矛盾藏起來；如果上級最重視的是零事故、零聚集、零輿情，他就可能把提出問題的人視為製造問題的人。到最後，解決不了問題的人未必受到追究，揭露問題的人卻可能被當成風險來源。

這套機制最終會讓所有人陷入恐懼。普通百姓害怕申訴，基層幹部害怕擔責，地方官員害怕失控，中央害怕地方出事。每個人都想把風險推給下一個人，每一級都希望下一級把問題攔住。表面上，整個體制高度一致；實際上，大家可能都在為避免自己成為責任承擔者而行動。

中央對地方不放心，地方對民眾不放心，官員對網絡輿情不放心，網民對官方通報不放心。這種彼此不信任的政治生態，正是過度維穩可能製造的深層後果。

十八項措施如果確如報道所述，最值得追問的，便不只是它能調動多少人力、覆蓋多少區域、監測多少網絡平台，而是它是否反映出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不安全感：一個不願讓社會自主組織、不願讓公共批評自由流通、不願讓利益衝突通過制度化協商得到解決的政權，最後只能不斷擴大控制的範圍。

控制的範圍越大，維持控制的成本就越高；維持控制的成本越高，當局就越難容忍任何可能削弱控制的因素。於是，政治恐懼不再只是某一場會議前的臨時反應，而可能逐漸成為日常治理的基本邏輯。

然而，恐懼具有傳染性。當政府把社會看成敵對力量的集合，社會也會逐漸把政府看成不可信任的力量；當人民認為正常的表達可能招致懲罰，他們就會減少公開交流；當官方無法從公開討論中瞭解民情，它就更依賴情報、監控和層層上報。政府因此更難理解人民，人民也更難理解政府。這不是安全的增長，而是信任的耗損。

四、公共安全不是政治安全的附庸

極權統治往往喜歡把安靜當成穩定，把沒有抗議當成認同，把街道上沒有聚集的人群當成治理成功的證明。但社會不是一個只要關掉音響就不再有噪聲的房間。它是一個由無數不同利益、不同經驗和不同願望構成的共同體。只要人們仍然生活、工作、交易、成家、生育，就會產生矛盾；只要資源分配存在差異，就會有人感到不公平；只要權力可以作出影響每個人生活的決定，就應當有人有權詢問決策的依據、監督執行的過程，並要求決策者承擔責任。

因此，真正成熟的政治制度，不是幻想消滅所有衝突，而是建立處理衝突的規則。勞工可以依法組織工會，民眾可以和平集會，媒體可以調查公共問題，公民可以批評政府，司法機關可以獨立裁判，議會可以公開辯論預算和政策。這些制度並不能保證社會永遠沒有衝突，卻能使衝突不必每次都演變成對政權安全的考驗。

民主制度並不意味著政府沒有權力維護公共秩序。相反，政府仍然有責任防止暴力、保護生命財產、處理緊急事件。關鍵在於，這些權力必須受到法律限制，執行措施必須符合必要性與比例原則，政府必須接受獨立監督。和平批評不能被任意等同於顛覆，工人組織不能僅因不受官方控制就被視為威脅，公民的基本權利也不能因為一場政治會議即將召開，就被無限期地擱置。

這正是法治與維穩邏輯的根本差異。法治首先問：發生了什麼事？有沒有違法？證據是什麼？應當承擔什麼責任？維穩邏輯則可能首先問：這件事會不會鬧大？會不會形成聚集？會不會影響上級評價？能不能在問題公開之前把它壓下去？

前者著眼於事實、權利與責任，後者容易著眼於風險、控制與表像。當後者壓倒前者，公共安全便可能成為政治安全的附庸，社會治理也可能演變為對社會自主性的持續防範。

中國真正缺少的是讓普通人能夠相信規則、相信司法、相信申訴管道的制度條件。對一個欠薪的工人而言，穩定不是員警不讓他上街，而是他能夠拿到應得的工資；對一個失去住房或投資受損的家庭而言，穩定不是他們不能聚集，而是他們能夠獲得公正的裁判；對一個批評政府的公民而言，安全不是他的帖子沒有被刪除，而是他不會因為和平表達意見而遭到任意報復。

如果這些基本問題得不到解決，再多的監控設備、再嚴密的進京查控、再迅速的網絡刪帖，也只能處理不滿的表現，不能消除不滿的根源。

五、杯中的蛇，究竟是誰放進去的？

讓我們再回到「杯弓蛇影」的故事。

一個人看見杯中的蛇影，嚇得不敢喝酒。他的恐懼是真實的，但蛇卻未必存在。問題是他把掛在牆上的彎弓的影子當成了蛇，把自己的猜疑當成了外部世界的真相。

如果把這個故事放到政治領域，情況就更加複雜了。當一個政權不斷告訴人民，境外勢力正在滲透，社會聚集可能造成動盪，網絡言論可能威脅安全，勞工組織可能帶來風險，宗教活動可能形成隱患，那麽它所描述的威脅中，究竟有多少是具體、可證實的安全問題，又有多少是對自主社會力量的政治戒備？這需要逐項查證，而不能僅憑官方定性作出結論。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旦所有不確定性都被當成危險，所有危險都被當成政治威脅，所有政治威脅又都被認為必須通過控制來解決，整個國家便可能陷入一種無休止的防範狀態。社會不能自由呼吸，政府也無法真正放心。

這時候，杯中的蛇影就不再只是牆上的一個影子。當局為了消除它，調動警力、設置關卡、監控言論、排查人員、封鎖資訊；人民則在一次次管控中學會沉默、迴避和自我審查。原本可能只是對權力的疑問，最終變成了彼此之間的猜疑；原本可以通過公開協商處理的矛盾，最終被推進更深的地下。

恐懼於是具有了自我實現的力量。它不必證明每一個被懷疑的人都是敵人，只要讓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可能被當成敵人，就足以改變整個社會的行為。

但這種治理方式有一個無法迴避的限制：它可以迫使人們不說話，卻不能讓人們不再思考；可以暫時阻止人群聚集，卻不能使共同利益和共同困境消失；可以讓某些消息不再公開傳播，卻不能保證消息所反映的問題不存在。

一個政權真正的安全感，不應當來自它有能力監控多少人、攔截多少上訪者、刪除多少帖子，而應當來自人民有沒有理由信任它。這種信任不是靠宣傳製造出來的，也不是靠恐懼維持下去的。它需要公正的法律、可信的司法、自由的媒體、有效的問責，以及人民能夠實際參與公共決策的制度安排。

如果一個政權總是擔心人民知道得太多、說得太多、組織得太多、參與得太多，那麽它就應當認真思考：自己究竟害怕的是某個具體的安全威脅，還是人民開始不再把權力視為不可質疑的存在？

結語：人民不應成為權力的囚徒

據《爆點週刊》的報道，十八項維穩措施意在確保中共五中全會期間的安全穩定。倘若其中相當部分的政治管控安排屬實，那麼它所反映的就不僅是北京對一場會議的高度重視，更是一種值得深入檢視的治理觀念：當政權把未受控制的社會活動普遍視為風險，維穩便可能從臨時性的安全措施變成日常化的政治管理。

一場會議有日期，維穩卻可能沒有終點；一份檔有十八項要求，對社會的戒備卻可能不斷擴張。今天需要防範的是一次會議期間的聚集，明天需要防範的可能是一次勞工討薪、一次業主維權、一次學生討論，甚至只是一條無法被官方敘事完全控制的網絡消息。

然而，國家不是某個政黨的私產，人民也不是需要被永久管理的潛在敵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與安全；公共權力的正當性，應當建立在法律、問責與人民授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民不敢發聲的寂靜之中。

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讓所有人都學會閉嘴，而是讓不同意見可以和平共存；真正的社會穩定，不是讓所有矛盾都無法公開，而是讓矛盾能夠被公正解決；真正的國家安全，也不是讓統治者永遠不必聽見批評，而是讓國家即使面對批評，仍然能夠依法運作。

杯弓蛇影，說到底，是把影子當成了蛇。但在政治世界裡，還有比誤認影子更值得警惕的事情：一個人因為恐懼而看錯了影子，尚且只是個人的悲劇；一個掌握龐大國家機器的政權，若把自己的恐懼變成整個社會必須承擔的代價，那麽它製造的就不再只是杯中的蛇影，而是一張籠罩所有人的恐懼之網。

最諷刺的是：一個聲稱自己代表人民的政權，竟然需要如此費力地防範人民；一個宣稱制度充滿優越性的政權，竟然如此害怕人民自發組織、自由表達和彼此聯合。

如果人民真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的聲音為什麼總被當成風險？如果制度真有充分的自信，為什麼不能容忍批評？如果社會真如宣傳所說那樣和諧穩定，又何必把如此廣泛的人群、如此眾多的日常活動，逐一列入防範清單？

杯中的弓影或許不會變成蛇，但一個政權若始終把人民看成敵人，最後便可能把自己困在自己製造的恐懼之中。

人民需要的是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安全的名義對人民的管控與壓迫，必將激起人民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