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今年，2021年，正值魯迅先生誕辰(9/25/1881)140周年，也是他的忌辰(10/19/1936)85周年，認真地紀念一下這位文學巨匠，是理所應當的事。 尤其是，經過百年的風吹雨打，受到無數捧殺、棒殺、奉殺之災，又加上近年來的“轉基因”操作，這位老人從裡到外，已被搞人得“面目全非”，難以辨認。 魯迅是誰？我真的認識他嗎？ 這對現在的青年、中年，以及老人來說，都還是個有意義的問題。 我打算把近年來寫的幾篇有關魯迅先生的文章再陸續發一次，試圖把它說清楚。歡迎批評討論。 最近讀到錢理群教授的《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1]一文，在文末他這樣補寫道： 這就說到了在討論中提出的“錢理群魯迅”(吳曉東所說的“錢式魯迅”)的問題。坦白地說，這確實是我的自覺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開魯迅研究課，題目就是“我之魯迅觀”。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獨立、創造的學者應有的學術抱負：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領域打上個人的印記。事實上，這也是魯迅研究的傳統：不僅日本魯迅研究界有“竹內好魯迅”“丸山升魯迅”等等，中國當代魯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魯迅”“王得後魯迅”等等。我今天上午在陳平原學生論文答辯會上，就提出這樣的期待：不僅要堅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於我們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終開闢出有鮮明個性與獨創性的“xxx研究”的研究體系和結構。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應該有這樣的志氣，要為自己立下這樣的奮鬥目標，至於達不達得到，在多大程度上達到，那是另一個問題。即使最後由於種種原因沒有達到，也可以無愧地說我努力了，這就夠了。記得過去有一段時期，我每年都要對北大新學生演講，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鼓勵學生“樹雄心，立壯志”：“此時不狂，更待何時？”現在的研究生實在是太老實、太拘謹了。 這裡，他不僅正式自我肯定“錢理群魯迅”的頭銜，還把它歸之為“魯迅研究的傳統”，理由是“不僅日本魯迅研究界有‘竹內好魯迅’‘丸山升魯迅’等等，中國當代魯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魯迅’‘王得後魯迅’等等”，因而“錢理群魯迅” 也就“名正言順”了。 但我以為，這種“XXX魯迅”的提法並不妥當，而且值得質疑。 首先，日本學者竹內好和丸山升各自都寫過名為《魯迅》的書，而有人(如：尾崎文昭)在介紹時，說的只是“竹內好的《魯迅》”，即專指他寫的那本書而言。錢理群略去了所屬詞“的”及書名引號，得出“竹內好魯迅”，這是個大膽而危險的“躍進”，經過“偷換”之後，兩者的意義就變得完全不同了。 你可以研究魯迅，詮釋魯迅，但魯迅就是魯迅，他不從屬於什麼人。如果一定要這樣說得話，那他就是人民的魯迅、是歷史的魯迅，因為“他並無別的特點，只是永遠和歷史的發展緊緊結合着，永遠和人民的心緊緊擁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聽到歷史的聲音，最真切的感到歷史和人民的痛苦。”[2] 其次，儘管古今中外學者無數，其中不乏在研究中有“鮮明的學術個性”和有“自己的獨立發現和屬於自己的闡釋”的人，但我們從未聽說過有什麼人自命為“XXX莎士比亞”或“XXX托爾斯泰”的。 這世上倒是有“狗不理包子”，或“肯德基炸雞”，那是可以的。 第一，包子和炸雞都是抽象的一般物件，加了定語之後，就是“馬”與“白馬”的關係了。同樣，“牛頓定律”、“麥克斯威方程”或“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等，除了榮譽和紀念之外，主要還是為了命名區分的需要。而本來就是具體特定的歷史人物，就不宜再加這類額外的限定語了。 第二，前者是商場，為贏利當然要搞商業化、名利化，而學術界是在做學問，要育人。因此，學界不宜自我加冕、互授榮耀。泰斗固然應當鼓勵後進踏實研習、大膽創新，但不應作為榜樣，宣揚把自己的名字與偉人的名字綁在一起，以求不朽。這不是“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應該有這樣的志氣”，也不應“要為自己立下這樣的奮鬥目標”。做學問創新挑戰古人，“狂”是應當的，但不是這麼個“狂”法。 記得曾在報上見到另一位魯迅學者孫郁先生說過：“現在對魯迅的歪曲和誤讀很多，只不過與80年代前換了個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來自我們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這種思維方法是魯迅最厭惡的，我們是在今人的語態下來考慮他，無法回到他那個語境。”[3] 這說得很對！“回到他那個語境”是擊破各種對魯迅歪曲和誤讀的關鍵。 魯迅的“語境”或“時代”是什麼呢？ 是“城頭變幻大王旗”[4]，是“未敢翻身已碰頭” [5]； 是“獨有叫喊的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6]； 是“奇怪而高的天空”，是“各式各樣地晱着許多蠱惑的眼睛”[7]； 是“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 [8]； 是“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4]； ……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4] 然而，“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9] 1926年春，繼“女師大風潮”之後，北洋政府又對學生青年大加屠殺，魯迅“因為做評論，敵人就多起來，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並且還要逮捕我。我只好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約有半年，和校長以及別的幾個教授衝突了，便到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教務長兼文科教授。”[10]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11]，那時國民黨在“清黨”，“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12]“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10] 1930年春“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13]1931年一月中“左聯”的柔石、白莽、馮鏗、李偉森、胡也頻等文學青年被國民政府抓捕，受到牽連的先生不得不“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里。”一年後，又“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4]…… 魯迅先生不是什麼“主義者”，也並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14]。他是一個文學家，只是“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15]，這就不為“聖人和聖人之徒”所容[16]，也更不為“政治家”們所容了[17]。 魯迅當然也不是神，不會說“句句是真理”的大話，但他的確是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人。只要讀讀他那些記念亡友的文字，沒有一篇不讓人心碎淚奔，譬如：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裡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裡，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 而“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 他在悲憤中自問道：“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4] 先生這樣寫，也是在拷問我們：如果我們目睹他所目睹過的，遭受他所遭受過的，……譬如，你的青年朋友因文獲罪，……譬如，遇羅克、沈元“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你會不會發問？又會怎樣做呢？ 現在卻有人搖頭：可惜，這老人報復心太重了些，太偏激了些，……只會尖刻罵人，卻常常罵錯了人。 我無語，……只是想到先生早先說過：“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16]。他又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18] 也有人奚落說：魯迅的思想沒有什麼深刻的！對生活、社會、人群極度絕望本身就是深刻思想嗎？他沒有給中國的社會指一條前進的路，沒有給國家民族指一條明道。 是的，這一點，魯迅早就承認了：“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14] 還有人嘆道：“雜感家”魯迅為什麼不寫“長篇小說”呀，還是文學功力不夠吧？ 是的，這一點，魯迅也早就承認了：“試再一檢我的書目，那些東西的內容也實在窮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創作既因為我缺少偉大的才能，至今沒有做過一部長篇；……”[19] 不過，除了“才能缺少”，以及“語境動盪”之外，先生自己還有些另外的說法。 “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15] “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出來了。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並不是為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20] 誠然，“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採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14]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 ……” [6] 難怪現在有才子抱怨，它們讀起來“疙疙瘩瘩”，又有什麼“的”、“底”之分，遠不如用京片子侃起來的“溜”，難道這就叫做“大師”？…… 殊不知這就叫做“年代不同”、“語態不同”。不過，“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儘管後者言語活潑、讀來也有趣，但頂多翻翻消閒，很快也就忘記了。我還是更喜歡前者，因為讀起來，不但會叫人心沉下來，“叫人氣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讀後亦會叫人掩卷默思、回味無窮，讀了還想再讀──它就有這種魅力。這是小樣們沒法相比的地方。 同理，“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還是“實行”？那也是個“語境不同”的問題，沒有什麼好爭辯的。至於今日語境如何？“見仁見智”，自己去想罷！只是先生曾鄭重地說明，他的《墳》裡邊“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14] 是的，這血，包括秋瑾與王金髮等人流的，包括劉和珍與楊德群等人流的，也包括柔石與白莽等人流的， …… 其實，魯迅的書並非那樣難讀，所謂難讀，我想，原因恐怕有三。 一，先生大的意思是講清楚的，或已被解釋清楚了，但後人對一些細節不知所指，是因為對當時具體的人文關係和時事新聞不熟悉，那麼，只要多關注些歷史事件、時代背景，就可以弄懂了。 二，從主觀上來講，正如魯迅多次坦承，自己寫作時， “也伴着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 “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裡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 “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到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裡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14] “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6] “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只要該靶子獨自知道，……我的事就完了。”[21] 三，而從客觀上來講，由於那時官廳“對於言論的迫壓”，儘管自己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4] “所以現在的書報，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胡，但求無過，除此之外，是依然會有先前一樣的危險，挨到木棍，撕去照會的。 評論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評近三年來的文壇。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 我在這一年中，日報上並沒有投稿。凡是發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這是帶着枷鎖的跳舞，當然只足發笑的。”[22] 因此，由於這種種原因，對於那些隱晦的文字，甚至是“帶着枷鎖的跳舞”，如果有人能夠從過程中、從總體上來把握，“審時度勢”地把它解出來，那當然好。若是解釋不清，就不要硬去解釋，只要大的意思清楚就好了。 最怕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用魯迅的“隻言片語”來包裝一番，加以販賣。比如，談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後引發的“自由與平等”之爭時，錢理群教授文中引了魯迅的一句話，來“詮釋”為什麼“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就似有拉魯迅來替他自己“偷換概念”站台的意思。(參見：小鷹，《對秦暉教授“自由平等”觀的異議》，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 總之，“神化魯迅”或“濫用魯迅”，“捧殺魯迅”或“罵殺魯迅”，對之是“事事求問”或“處處叫板”，其實根子都在我們後人自己的“思想僵化”、不看語境和具體問題，或“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或“各取所需”、為己所用罷了，其與魯迅本人何干？ 現今名人之所以成為名人，自有他的道理，但名人講的也不都“句句是真理”，因而，要有些爭鳴才好。不可否認，錢先生在魯迅研究領域裡有着“鮮明個性與獨創性”，並已用力打上了許多“個人的印記”，只是魯迅先生以下的一段自白，深深地觸動了我： “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14] 故特記在這裡，願以此自勵並與諸君共勉。 寫於2019年2月。 改於魯迅誕辰140周年，忌辰85周年。 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 [引文和注釋] [1]錢理群，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演講，《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亦見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640.html [2]邵荃麟，《魯迅的<野草>》，《國文雜誌》月刊，重慶，第三卷，第四期，25─31頁，1945年9月10日，亦見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3]孫郁，《61年版<魯迅回憶錄>多“刪除”與“無中生有”》，2010年5月13日，《瞭望東方周刊》。 [4]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南腔北調集”，1933年3月7─8日。 [5]魯迅，《自嘲》，“集外集”，1933年。 [6]魯迅， 《自序》，“吶喊”，1922年12月3日。 [7]魯迅， 《秋夜》，“野草”，1924年9月15日。 [8]魯迅， 《這樣的戰士》，“野草”，1925年12月14日。 [9]魯迅， 《記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1926年4月1日。 [10]魯迅，《自傳》，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遺補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陳源(1896─1970)，筆名西瀅，現代評論派重要成員。在“女師大風潮”中，撰文《粉刷茅廁》指斥女師大七教員支持學生的宣言“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並指其中有“某籍某系的人”(魯迅)，“暗中挑剔風潮”。1926年1月20日《晨報副刊》發表《致志摩》的信，更有“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等語，公開舉報其實名及職務。 [11]魯迅，《序言》，“三閒集”，1932年4月24日。 [12]魯迅，《答有恆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指1927年廣州清黨時，魯迅幾乎被人“證成”共產黨或“親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陳獨秀辦的《新青年》刊物上做過文章，其時報上也有魯迅“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等謠言“推波助瀾”。 [13]同[10]。指1930年2月，旨在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魯迅是發起人之一，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即以此為罪名，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魯迅被迫於3月19日離寓避難，4月1日回寓。 [14]魯迅，《寫在<墳>後面》，“墳”，1926年11月11夜。 [15]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1933年3月5日燈下。 [16]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集外集”，1925年5月26日。 [17]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 [18]魯迅，《我還不能“帶住”》，“華蓋集續編”，1926年2月3日。 [19]魯迅，《魯迅譯著書目》，“三閒集”，1932年4月29日。 [20]魯迅，《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集外集拾遺”，1933年3月22日。 [21]魯迅，《無花的薔薇》，“華蓋集續編”，1926年2月27日。 [22]魯迅，《後記》，“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31夜半至1月1日晨，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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