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式鲁迅”是让钱理群教授颇为陶醉的一个冠冕。 他在《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1]一文後，补写道： 这就说到了在讨论中提出的“钱理群鲁迅”(吴晓东所说的“钱式鲁迅”)的问题。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 我在《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2]一文里，批评了学术研究中这一类“头衔”命名法，当时以为只是提法不妥而已。後来，看了钱更多的文章之後，才知道世上还真有这么一个转了基因的“钱式鲁迅”，而且流传甚广。 什么是“钱式鲁迅”呢？ 一年前，我在几篇文章[3], [4], [5], [6]中已分别谈到过的，主要有三种“基因”变异，即：“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以及“骗人的鲁迅”。 最近，又看到有第四种──“毫无立场的鲁迅”。 钱理群讲“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 这是他自己对时政的厌烦感受，并没有错，但他接着讲[7]： “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这里，钱又一次把自己的“人生哲理”、“文学观念”强加给了鲁迅。 鲁迅的一生是“毫无立场”的一生吗？谁都知道他立场鲜明，嫉恶如仇，勇于以“匕首和投枪”与黑暗战斗，平生最痛恨“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的“第三种人”，极力反对“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等论调。 1935年末，鲁迅反击“第三种人”对“杂文”的鄙视和攻击时，明确地强调“战斗一定有倾向”，他这样写道[8]： 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 近年来，有些人一直在批评鲁迅的文艺观，说他为人偏激，这究竟是鲁迅的缺点或优点，世人自可议论批评、褒贬抑扬。你若自己迫于压力，在是非面前不敢表态，甚至遇事“赶紧来投几块石子，藉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就罢了，可以理解，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9]，但请不要歪曲本来的鲁迅，说他就是“毫无立场”的模范，随便卖弄几句自己也不懂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偈语，便拿鲁迅来为自己遇事“毫无立场”的态度辩解。 我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这种治学的问题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想，这里的毛病，第一，在于“偷梁换柱”。 钱理群常常是用自己的人生感悟来代言鲁迅，甚至是将鲁迅的“基因”改造，把他塑造成自己的模样。 例如，钱理群把《野草题辞》解读为“沉默的鲁迅”，把《影的告别》又解读为“无地彷徨的鲁迅”，就是这样以“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用“客体”“偷换”了鲁迅的“主体”，把自己的意思代替了他的原意。 可是，有人认为，是我误解了钱理群，认为“钱文那样论鲁迅的《野草》，是有他本人在现政体下的痛苦体会而产生的共鸣”。 读《野草》有“共鸣”，当然是可以的，那他就谈自己好了，讲讲自己在现今什么环境中，有了“影”的那种感受，“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谈谈为什么甘愿与“黑暗”同流合污。但请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强加在鲁迅身上，不要拉鲁迅来站台，以贩卖自己“人生处事哲学”的私货。 我在几篇评述文章中都谈到，要了解鲁迅写这篇《影的告别》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就需要比较写作该文前後的著作及背景，要看他自己的解说和言行，而且要从整体上，从作者的“编年史”上，来回印证。 对于钱的解读，我的问题是，钱怎么知道鲁迅本人是这么感觉的？除了文中那“第一人称”之外，他还依据什么讲，鲁迅是用“影子”来“象征自己”的“历史命运”？如此推理代言，要有根据，这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二者不能混同。 1935年12月，鲁迅写了“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其中有一种批评，鲁迅写道，“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自况总得占点上风，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 那位“说得最凄惨的”批评者说：“……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 几个月後，不愿被读者认做是“孤独和悲哀”的老人而跟随，鲁迅“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表明其写此文本意在于：赞成“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反对老子那样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10] 幸亏鲁迅在辞世的半年前，及时把自己写作本篇的原意解释清楚，多少了了一场对他的误解误读。 可是，现在又有文人借此遐想发挥，随意解读了，例如，把《出关》中独自骑着青牛，黯然西出函谷关的老子，看作是“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的鲁迅在“无奈地吐露心声”，“反射出鲁迅当时的复杂心态”，“包含着潜意识的对老子的认同”……，哈！这该是《钱式鲁迅》多么惬意有力的“佐证”，而谁又能说这不是“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呢？──反正“文艺作品的客观思想本就大于主观思想”，“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而“经典作品，本来就经得起多样化的阐释，否则就不是经典。”[4]…… 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鲁迅还健在，“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文人的各种批评“大抵自谦为‘读后感’”，发的也只是一些“自我感觉”而已，并没有，或还不敢，直接代言他、论断他。 可是，现在鲁迅先生已过世多年，钱理群无需顾忌他会再亲自“来说几句话”了，于是便放胆地代言鲁迅，论断“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以及“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 吃“XXX鲁迅”这碗饭的大师们，悉心打造“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毫无立场的鲁迅”，以及“我要骗人的鲁迅”等等，这样不顾史实地来“纪念鲁迅”，诱导後人，就不自觉惭愧，也不怕鲁迅在天愤怒，来揪他们的耳朵吗？ 除了代言之外，钱教授还有一个“断章取义”的毛病。 在“论述”“骗人的鲁迅”时，钱简述了那个所谓“骗人”的故事，但闭口不提原文中鲁迅自言“我觉得对不起人”，“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也不提“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等“人之常情”。 相反，他却“绘声绘色”地杜撰出鲁迅与那个赈灾募捐女孩间的如下对话： “小孩子，你做事非常有价值，我一定支持你。” “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体灾民，对你表示感谢。” 钱添加这类他烂熟的时尚官场套话，如此“具体形象”，以示所言“鲁迅骗人”不虚。 然而，钱并不就止于代鲁迅“言”，还要代鲁迅“行”。 他又故意进一步发挥，写道“于是鲁迅牵着女孩的手，走到一个商店”去兑换零钱。 而鲁迅的原文是：“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後，付给她一块钱。”这哪里有什么亲昵的“牵手”动作？ 且原文明明指出，她已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在这种场合下，也许钱理群自己会去牵一个陌生少女的手，但鲁迅没有，也不会这样做，更谈不上什么“鲁迅看着这小女孩越走越远，他的手上还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女孩手的温暖，但是正是这温暖像火一样烧灼着鲁迅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孩子”之类的猥亵胡诌。 这类“嬉皮笑脸”地对文意的恶意篡改和“假正经”式的“高级黑”，让我尤其感到恶心和愤怒！是不是不编这些对话和情节就卖不出“私货”了啊？ 然後，在“解读”之前，钱教授先卖了一个关子：“鲁迅的作品很难懂，……难就难在，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 接着，便又是一系列的代言推理： “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 最後，和许多卖假货的贩子一样，钱总不会忘记“赞美”几句自己的“新产品”，顺便也“托”一下自己。 于是，他发了如下的一番“感慨”：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说实在的，我每一次看到这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种深层的困境呢？”[11] 可是，钱教授忘了，《我要骗人》[12]这篇文章是发表过了的。如果他真的要骗人，那就一骗到底，保持“沉默”就好了。而鲁迅正是没有“沉默”，他以“我要骗人”的愤怒口吻，在中日的杂志上把自己“真实的想法”都公开出来，才有力地戳穿了官僚当局的腐败，并更以一句反话“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来讽刺和抗议那“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 这篇文章写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尽管是应日本《改造》月刊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写，记得好像那天还是由友人内山完造宴请作陪，但鲁迅并没有因此便给“面子”，而不说实话；相反，文中直言反讽“日本报章，中国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宣传“其实是天下太平的”说法，是“骗人”的谎言。在结尾，更直截了当地写明“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 值得讽刺的是，该文四月在日本首先发表时，一些敏感词句也因此被删去了；直到六月在国内《文学译丛》上发表时，鲁迅才又补回删去的字句，如“上海”、“死尸”、“俘虏”等词，以及“太阳的圆圈”一语。 鲁迅在这里把自己前后在想什么，把自己的“立场”，都如实地讲了出来，那个所谓“骗”了赈灾募捐女孩子的故事，只不过是个引子罢了，我不明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困难在哪里？这究竟是钱教授的语文程度不够，读不出《我要骗人》这篇短文的中心思想及段落大意，或悟性欠缺，读不懂“字里行间”愤怒与讥讽的语气，还是故意要贬损鲁迅，推销自己“人生哲学”？ 号称“鲁研专家”的钱理群，在这里抓住“我要骗人”这四个字，便大做文章，只顾“哗众取宠”，不惜“断章取义”，其手法之低劣，完全忘了鲁迅所言：“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3] 读了钱教授那些“添油加醋”的“说梦”及其“震撼”，我不由得记起鲁迅对这一流人的讽刺： 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10] 鲁迅自己深知中国无聊文人的这种手法，他写道：“……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4] 不可否认，鲁迅和我们一样，一生也有过“失望”、“颓唐”、“恐惧”和“沉默”的时刻，如果只取这一点，便指其为“影”，一而再三地为鲁迅这样画像，挂起来，尊为“沉默大师”、“彷徨大师”、“骗人大师”，还美其名曰“纪念鲁迅”，这又有没有冤枉他的地方呢？ 记得早年曾在报上见到一位鲁迅学者孙郁先生说过：“现在对鲁迅的歪曲和误读很多，只不过与80年代前换了个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来自我们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种思维方法是鲁迅最厌恶的，我们是在今人的语态下来考虑他，无法回到他那个语境。”[15] 这说得很对！“回到他那个语境”是击破各种对鲁迅歪曲和误读的关键。 那鲁迅时代的“语境”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读读鲁迅编纂“且介亭杂文”时的《序言》和《後记》，就知道那时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官厅对书籍报刊和一切舆论文字的检查和删禁极为严格，加上一些内行的无耻文人投靠协助，“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16]，出手“刀刀见血”，恰如鲁迅所写：“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因而，那时“作家受难，书店封门”是常有的事。尤其若是文字涉及日本，“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9] 而《我要骗人》一文正是涉日文字，内容有碍“敦睦邦交令”，因此笔法不得不更加曲折含糊。 此外，鲁迅先用日文在日本发表该文，再由《文学译丛》作为译文在国内刊登，也是作者让内容得以躲过删禁“刀斧手”的一个巧妙的策略。 其实，在写作该文的前三个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序言》里，已明确交代了那时“天下太平”的时政背景，以及感受到当局“对于言论的迫压”和自己坚持“枭鸣”的原则，他写道：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17] 在《後记》[9]中，鲁迅又写道： 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糊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 评论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这些才是我们阅读《我要骗人》一文时所先要了解的事情。 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鲁迅不但没有“沉默”与“骗人”，没有“无地彷徨”与“毫无立场”，他反倒是不断更换笔名，写出了更多的“杂感”。 他这样写道[9]：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 作为今日“前进的青年”，钱理群教授评论鲁迅的作品，说他“沉默”、“骗人”、“无地彷徨”、“毫无立场”时，又有没有注意到那时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且“兼想到周围的情形”呢？晓不晓得其中有些竟是“带着枷锁的跳舞”？ 倘无，那就更是一种广义的“断章取义”了。 在《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6](参见：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dialog.html)一文中，我写过如下一段对话： 甲：是啊，我们评论一位作家，应当从整体上来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两篇，甚至一两句话，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国作家契诃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学界”对他都有些什么评论吗？对于契诃夫，荃麟1944年写道[18]： “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譬如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呀，厌世家呀，或者说他是人生的旁观者呀，自然主义者，甚至还把他认作一位滑稽家。 …… 这样的批评是无怪的。柴霍夫最初给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这样。…… 然而，这样是否就可以断定柴霍夫是个悲观的厌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说他的艺术态度是冷漠无情者呢？我们如果从柴霍夫一生的为人和不是一点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时候，我想我们是不允许这样想的。…… 对于这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是从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从他一生的真实历史上去寻找。一点一滴的看法，或仅凭一般的机械理论去判断他，这是不公平的。” 甲：这样的“盲人摸象”，似乎是个中外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的确，钱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样，这正如荃麟曾批评过一些鲁迅评论家，告诫他们： “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19] “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20] 荃麟的治学态度，符合鲁迅所言：“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8]。我想，钱理群等人那样做，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论断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甲：其实，鲁迅生前对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记念亡友韦素园时，先生写道：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屍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21] 从契诃夫和鲁迅死後的遭遇来看，这一类行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善于“暴露现实背后真实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因而有人不高兴，生前死後总要设法贬一贬他们。 x x x x x 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现当代作家，中国却一直没有他的传记电影，《祝福》和《阿Q正传》也拍得很烂，原因就在这里。前者一定要让祥林嫂“觉悟”到去砍所捐的替身门坎，类同“文革”新版《白毛女》中杨白劳用扁担把黄世仁打翻在地一样，以示不丑化劳动人民。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有他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无论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你都不可以随意“改造”他的作品，为他头上加上时髦的“光环”或“恶谥”。这应当是文学的基本常识。 可是，钱理群对鲁迅本人的“基因改造”，较之“光环”和“恶谥”而言，则“更胜一筹”，因为它听起来似乎是经过了“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後得出的“客观公正”的结论。 然而，“沉默”、“无地彷徨”、“骗人”，以及“毫无立场”，都不属于鲁迅，而是顺应“时务”刚需的杜撰。无论这是“基因”的“优化”还是“退化”，经过改造的“钱式鲁迅”，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鲁迅了。 现在国内类似“钱式鲁迅”的“基因工程”还有很多。如果到百度上去搜寻“影的告别”，你会发现，学界绝大多数的看法仍旧是说，它是鲁迅在“袒露心声”，在表达“失落与无奈”、“伤感与虚无”等“内心的纠结”，他“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往好一点来说，那叫做“自我批判”、“心灵革命”，“反复拷问自己的灵魂”，更好一点的，就是联系到“反抗绝望”上去，并“由衷赞叹”一番。 现在的青年，从网上看到的摩登鲁迅，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类“捧杀”的战术，早为鲁迅“心知肚明”。 明末文人袁中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到了民国时期，有一群学者把他的文章胡断句、乱标点，鲁迅叹道[22]： 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後才翻身。 然而，那时的鲁迅不知现在还有“基因改造”一说，远胜于篡改文意的断句标点小技，其手法如此巧妙，竟能把作者“脱胎换骨”，叫人难辨真伪，也可让作者永世不得翻身。 有些现代中国学者讨厌鲁迅，却从不直接“批判”他，相反，他们把“转了基因”的鲁迅教给大众，并不住地恭维吹捧这个为适应新时期而“改头换面”的“新鲁迅”，因为虽然失去了灵魂，却更像他们自己。 “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裡。’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藥片。”[23] 尽管经友人推荐，吉林省《文艺争鸣》杂志，2020年9月号刊登了拙作《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然至今未有任何反响，既非赞同，也无反对，令人如入“无物之阵”。 “他不和你来战”，这也是现今中国文坛，甚至学界，的一种典型“战法”，感觉恰如百十年前鲁迅在日本办文学启蒙杂志《新生》失败之後所言[24]，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25]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26]，结果造就了无数的阿Q、闰土，吕纬甫、魏连殳，红眼睛阿义和驼背五少爷之类的人物。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到了当代，在各种“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之下，“中庸之道”更为“如鱼得水”，加上“追星捧月、抱团取暖，拉帮结派、一致对外”的“群”文化盛行，讲关系，好面子，互吹互捧，你好我好，学术圈内处事讲究圆滑含蓄，一味地打躬作揖，“各人自是其是，不必非人之非”，结果，学术研究不要说赶上西方创新先进，恐怕就是连民国时期的水准都远不如了。 当然，我人微言轻，又是圈外人，休想一石会引起什么波澜，因此，不惜再次“抛砖引玉”，诚恳呼吁海内外，包括大陆、港台、日韩、新马、美加、澳欧等地，所有爱护鲁迅之学人共同发声，参与争鸣，说不定能够引起学界重视，扭转现状。 “救救鲁迅”，救救我们的“民族魂”…… 写于2021年4月24日。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 [参考文献] [1]钱理群，《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演讲》，《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640.html [2]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2019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 [3]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2019年9月，http://www.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4]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2020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 [5]小鹰，《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2020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2.html [6]小鹰，《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2020年5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dialog.html [7]钱理群，《鲁迅九讲》，第21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8]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30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9]鲁迅，《後记》，“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31夜半至1月1日晨，写讫。 [10]鲁迅，《“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4月30日。 [1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或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12]鲁迅，《我要骗人》，“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2月23日。文中“自由早被剥夺”一语指：1930年2月旨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13]鲁迅，《<题未定>草》之七，“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4]鲁迅，《<题未定>草》之六，“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5]孙郁，《61年版<鲁迅回忆录>多“删除”与“无中生有”》，2010年5月13日，《瞭望东方周刊》。 [16]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且介亭杂文”，1934年11月21日。 [17]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31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18]邵荃麟，《对于安东·柴霍夫的认识》，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77─84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19]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364─377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20]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13─36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21]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1934年7月16之夜，鲁迅记。 [22]鲁迅，《骂杀与捧杀》，“花边文学”，1933年11月19日。 [23]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3月11日，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24]鲁迅，《自序》，“呐喊”，1922年12月3日，鲁迅记于北京。 [25]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1925年12月20日。 [26]鲁迅，《文化偏至论》，“坟”，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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