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自拙作《答穆白硕》之後，穆白硕又回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没有那么高尚》，继续讨论。这样甚好，可以深入。故再次作答，仍欢迎有识之士参与指正。 一、穆文说：杨继绳说“文革是反官僚”，你说“文革是反走资派”。你们的共同认识错误都是接受了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的，无私的，是为国为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没有那么高尚。 小鹰答：对于政治家，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他们的动机是“高尚”还是“卑劣”？他们主观意愿是“善”或是“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一贯妄图直接“跳过”在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为地“用法令”强制推行其毛式“社会主义”，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因为毛违背了马克思发现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结果，毛的一切“所作所为”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 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新民主主义”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状况和需要，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肯定在封建专制、生产落后的中国里“走资派”们的主张，这也是众多民主党派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向往的建国道路。 穆先生不要搞错了，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文革”的宗旨是“反官僚”？那只是杨继绳的杜撰。毛自始至终都说“文革”是要“反走资派”。 我认同他的说法，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极“左”的毛泽东和守旧的慈禧太后“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 现在不管人们如何不喜欢马克思和刘派，他们关于“走资派”的学说和具体路线，毕竟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需要，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二、穆文说：你们都没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非理性因素和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 实际上，毛泽东的动机有很大的心理的、情绪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 小鹰答：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已有无数人探讨过。 中国官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也是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见。这让人认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的，无私的，是为国为民”。 许多学者正是苦于无法逾越中共占据的这一“道德高地”，恐怕无言以对，才试图“另辟蹊径”。 即：“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那么，如果再按“毛泽东自己的说辞”去谈“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就有点做不下去了。因为一提到刘少奇是“走资派”，他在“义正词严”的毛泽东面前，似乎就“理亏三分，矮了一截”。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毛要打倒“走资派”，谁又能说个“不”字呢？ 因而，他们干脆否认建国後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刘少奇是‘走资派’”，认为毛反“走资派”只是他的“托辞”或“借口”，认为“毛刘同是‘一丘之貉’”，文革是“狗咬狗，一嘴毛”，从而就方便地搁置了毛自己关于“反修防修”的说法，不至于“坠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井”(高文谦)，甚至鼓吹“偶然性和个人因素正是当前文革研究应当深入的地方”(宋永毅)。 正是为了避免坠入这一“话语陷井”，多数非官方学者放弃了探索“路线斗争”这一途径，转而集中在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上去研究。他们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 “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纯粹从认识上的‘失误’来说明‘文革’，例如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错误地理解了‘修正主义’，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解释方法假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理性的行动，是受他的理论指导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动机有很大的心理的、情绪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追求绝对权威，不能容忍别人冒犯他的尊严，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意见，这是毛泽东的性格。” 毛泽东“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由于这类学者人数众多，于是，有人便以为：“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 然而，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 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这种转向似乎是想绕过一个难以超越的“障碍”，那就是官方宣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可是，这样消极地回避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派’”的这一明显的政治宗旨，便放弃了一个论辩的主战场，即毛刘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 相反，我接受毛泽东的指控──“刘少奇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不回避毛派的道德挑战，但是，我要就“‘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来与之辩论一下。 在《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这是正确的思路。而已经公开的资料已足以说明问题，“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历史也是清晰分明的。 因此，我不以为现在只能从政治家的“阴暗心理”和“低劣人品”上再去寻找其它“隐秘动机”，也不期待通过“考据和索隐”去发见最新“密笈”，去解读“只言片语”，甚至从“传闻”、“八卦”与“宫闱私房话”里，企望“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惊世骇俗”的历史“大原因”、“大秘密”！ 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和体制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来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路线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换句话说，如果不大力批判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难道日后人们只要精心甄选些“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而毛泽东本人也不在乎现在把他“发动文革”的动机降格处理为“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质”问题，只要不触动毛式“社会主义路线”的核心，他确信自己总有阴魂再现的一天。 目前文革研究，由于回避了理论、道路和方向等“大是大非”的根本性问题，结果路子越走越窄，题目也越做越小。导致文革的毛刘之争，问题还远没有辩论清楚，糊涂的看法和刻意的歪曲“比比皆是”。 而马克思是封建专制落後国家里“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现在一些自称“对毛泽东是百分之百的否定”的人，一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如此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是故，再说一次，生活中最烦的就是这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不讲理”，只知“抱团跟风”的大嘴“左老冒”！ 至于穆文提到其它“有关史实”，以及他再次展示的“思想方法”问题，在拙作《答穆白硕》(http://www.azcolabs.com/xy_wg_Mu.html)中已做过回答，读者可以参阅，自行判断，此地不再重复。
写于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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