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徐滇庆的《三个代表的由来》一文，其中他提到一个史实，即：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考茨基，依据马克思的原著，早就驳倒过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说。斯大林执政之後，为了维护列宁的形象，于是在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时，干脆就把考茨基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话，包括“三个代表”的说法，全给删了。而建国後的毛泽东也唯斯大林之“马首是瞻”，一切按俄版照翻不误。结果，这两位大独裁者肆意篡改历史，“一手遮天”近百年之久。

由此，我又想到，其实，许多没删的马、恩经典，长期以来，也一直被毛等假马克思主义者给歪曲乱用，或忽略不提，以致忽悠了几代人。

就我所知，至少以下五条马、恩着重陈述过的内容，都是中外共产党故意不看，也不想让大众知道，更不想实行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都有如下表述：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1848)里，他又写道：

“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更强调“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尽管他同时也看出了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

正是鉴于这种两重性质，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特别告诫道：“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也就是说：除了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资本主义苦难”之外，他们还将苦于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苦于各种旧势力对新兴生产关系及其思想文化的打压和摧残。

同样，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一种陈述方式，马克思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达。即如恩格斯所说的：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十九世纪中後期，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幻想，凭借“自家现成就有”的“俄国农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只要“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恩格斯批评他们道：

“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恩格斯最后特别强调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小鹰：读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之附录三。)

[短评小议]：

1，马克思一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他又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马、恩认为：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想要发展，只能老老实实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妄图超越自身生产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形态，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来解决只有“资本主义”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 “那是十分荒谬的”，因此注定要失败。

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1949年的中国了。在他看来，按照“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那些尚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地方，能首先成就的只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2，王若水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注意到了马、恩的这一论点，他用以批判毛式“社会主义”时，“画龙点睛”地写道：“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事实上，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警告过中共党内要大搞合作化的主张，他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刘少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和反击，从此，我国农村走上了“公社化”道路。毛泽东的主张与马、恩的学说“背道而驰”，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切合中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形，结果，毛氏“人民公社”，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

3，迄今为止，马克思发现的这个“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

正面的经验，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以及韩国的兴旺富强，也都是些极好的例子。

而负面的经验则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在内，那里的政府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为地强行去搞所谓的“社会主义”而无一不遭到惨败，其中包括毛式“人民公社”的消亡，柬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

第二，关于“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的陈述。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约50年了，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惊呼“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便照搬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加挞伐”。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讽刺那些仍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德国人把“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具体引文如下：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共产党宣言》还谈到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怎么做？

马克思结合当时欧洲时政具体地指明：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

[短评小议]：

1，按马、恩的意思，在那些尚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地方，共产党要按照“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先建立起一个“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把“法国的生活条件”搬到“德国”来。

马、恩这里所说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不仅是指“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准”，还包括一个由“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

这也就是马克思告诉人们的，在封建专制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简言之，就是“法国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就是封建专制、生产落后的国度里“走资派”的鼻祖。

2，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像样的“资本主义”。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之後，共产党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曾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这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她合乎中国的现实需要，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繁荣。

那时如果共产党按照马克思说的历史规律办事，在这个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平台上，放手让刘少奇搞些“资本主义”，不搞“合作化”，搞“民主化和工业化”，以及“二十年不触动私有制”，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若是能先把“法国的生活条件”也搬到中国来，这对广大百姓来说，有什么不好的？但毛干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蠢事，妄想“一步登天”，逆历史规律而行，结果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千疮百孔”，令民众饱尝其恶果。

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是，任何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具有三个前提，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为了解决那些仅在“高级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生产关系中才可能出现的内在矛盾。(小鹰：《共产党宣言》是怎样批判毛泽东的？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之附录二。)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所有封建社会国家开过的一个“药方”，就是在那里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先搞“资本主义”，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禁忌是：在这些生产力低下的封建专制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奇怪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後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4，马克思不仅痛恨像“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左老冒”，而且在上述引文中，两次提到“德国小市民”并冠以“反动”之“恶谥”。──他们是谁？又为什么？

结合马克思其它的著作来看，我想，他指的是当时德国一批落後、愚昧、保守的底层民众，包括一些“老贫农”和“城市贫民”。这些人贫困不假，却绝对忠于“专制君主”，他们顽固地需要并狂热地膜拜皇权，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在德国的兴起。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

而另一方面，马、恩又指出：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这些话真是讲得“一针见血”！与我们在“文革”中看到上下的种种嘴脸，何其相似乃尔？

我们今日也可以这样说：既然在中国还不具备“法国的生活条件”时，就以毛式“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政府对付中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中国小市民的利益。

一点不错，毛建国后鼓吹的那个“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等价交换’”、也“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很能激动一些小市民们的幻想、愤慨和热情，而毛对“资产阶级”的精神批判与物质剥夺，也使他们能轻松地获得迅速“出人头地”与“发家致富”的机会。

第三，关于“什么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的陈述。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他们：

“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段话的前三行，马克思从假“社会主义者”抓住“要害”精准的“诅咒”中，完整地归纳出“资本主义”的“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这三个要素便是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这里，马克思简洁地讲清楚了：什么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

而这段话的後三行，则明确指出：任何地方要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具备的三个前提，分别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若是还不具备的话，那就先去建立它。

换句话说：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是那种具备以上三要素的“完整与规范的资本主义”，而且，当且仅当“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那时才可以去谈什么“社会主义”革命。

[短评小议]：

1，我见过一些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但马克思的这个“三个要素”的说法最完全、最准确。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现在人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只着眼于经济方面。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承认“資本存在的合法性”，采取“市场经济”的措施，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甚至更好。这是个极大的误导。(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

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就是搞“市场经济”，那是极粗俗的观念。如果没有马克思归纳的资本主义“三要素”，那搞的不是“现代规范和完整的资本主义”。中国现在搞的是恶的“资本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特色“社会主义”。它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的“资本主义”“南辕北辙”，完全不是一回事。

2，有人问我：封建社会的中国可能的确是需要，而且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补上了，“资本主义”这一课。但后卅年来搞的“资本主义”，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国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盜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现在人人痛恨它的残酷和不公，痛恨官场的贪污与腐败，痛恨社会的道德沦丧，这种“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的？

我的回答是：你说得不错。因为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上装作搞“资本主义”的样子，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搞“代议制”，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这样搞下去，又把“实验”条件搞错了，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予言。

再说一遍，中国补的不是“资本主义”，那是经过包装的“封建主义”。最近在中国发生的那些房地产和金融机构“爆雷”的恶事，在西方国家也曾发生过。然而，“三要素”的後两条正是对体系自身的制约因素。有了“舆论监督，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代议制”等制度和措施，错误就会及时得到更正，以保证社会公义和秩序，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健康发展。这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而“特色”主义恰恰没有这後两条，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不要怪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专制政体容不得真正的“资本主义”。

总之，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而邓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粗俗理解，二者都没有放弃“专制和特权”，故皆不可取。

若是真的要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那就不仅是要搞“自由经济”，主要还是要按“三要素”的概念，破除“专制和特权”，真正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

3，文革之后的中国，是否已按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富裕”其实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讲，它貌似有“资本主义”的躯壳，却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三要素。更不用说，现在连美、日和西欧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已不再承认中国是个起码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了。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只要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三要素”，与其说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的名号。

而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也不配叫做“走资派”，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

4，由于人被私欲、贪欲和权力欲等所驱使，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有偏离资本主义那“三要素”的诱惑和倾向，也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史告诉我们，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

美国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和现在中国的那些不良资产“爆雷”一样，都是长期实行金融去规范化(deregulation)的结果。人太贪了，不断加大“杠杆”作用，弄出无数金融衍生物来，疯狂贷款，风险投资，把钱挪来挪去“投机赌博”，并不实际创造物质财富，最后弄得下不来台。但又仗着个儿头太大不能垮，要政府买单救赎。

2008年西方那场“金融风暴”差点没要了“资本主义”的命！而政府如果打压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公众监督，没有司法独立，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1970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美国又有一些人，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肆意践踏民主选举制度，却眼热中、俄、朝的“终身制”，并“跃跃欲试”，甚至以“让美国更强大”为口号，以打压“假新闻”为由，实行野蛮的“法西斯”暴力，凡事“予取予夺”，这更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左。

总之，“当权者”或“资产者”应当警醒，人的堕落是个“熵”增加的自发过程，只有外力不断做功约束，才可逆转。否则，当心“资本主义”大厦也会垮塌，如同一座精美的沙雕任由风浪冲击，以致很快成为一片荒凉无序的沙滩废墟那样。

第四，关于“粗陋的、汤匙的、或暴食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陈述。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写道：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过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还用“兵营式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词，这样地讽刺过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主张的那种丑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强制集体主义(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谓“共产主义”：

“何等美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模式啊！这里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务官员和政府机关管理着教育、生产、消费，一句话，所有的社会活动，同时，又给我们各种匿名的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委员会授以最高导师的荣耀。这真是最纯粹的‘反独裁主义’。”

[短评小议]：

1，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两次写批语，鼓吹以汉末张鲁的“‘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来搞吃饭、医疗不要钱的“原始共产主义”。

文革末期，在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表达了他发动“文革”的“理由和动机”。文件中毛口口声声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说他要搞的是那个“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等价交换’”、也“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成为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要打倒他们。

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思想”中，和他在1958年大跃进时一样，还在不停地叨唠：“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自那时以来，他一有机会也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等一类话，来“证明”他那一套“读书无用”的混话。

无独有偶。于文革发动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也写过一封信给林彪，就是文革初发表的所谓“五·七指示”。信中他要求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统一规划，“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构建这种兵营式的“大学校”，和他1958年强制推行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全民皆兵”及“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以及60年代他鼓吹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等口号一样，都是毛泽东为我们具体绘制的“军团式共产主义”蓝图，是他恩准百姓今后的集体生活和蚁群劳动模式。

可是，在马、恩看来，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2，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26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以肯定的态度全文列出毛远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泽东谈话，最后甚至动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

毛的这个“最后的思想”究竟是“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呢，还是一篇赤裸裸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对抗“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自白？

显然，顾准是读懂了马克思的这些话，顾写道：“他(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指出，这些不懂马克思的学生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列宁；它当然更包括毛泽东在内，只是当时不便明说罢了。

顾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王若水在九十年代中也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呢？

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无论是58年搞的“人民公社”，还是66年推行的“五七干校”，还有后来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及“革命委员会”等“最高指示”，以及被杨继绳誉为毛泽东在“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时表达的“最后的思想”，是否都是些陈腐的“垃圾”──即马、恩早就痛斥过的“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

3，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那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让我们定下心来想一想，究竟这位痴迷线装古书的毛泽东自己懂不懂马克思？我们多年来又是如何上了这假“马克思”和真“秦始皇”的老当？

如今我们探究马、恩到底是怎么讲的，主要是为了去毛化，也就是说，把他披在身上的假“马”皮剥去，“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附在秦始皇那具僵尸上去了。

4，毛泽东们在封建专制、生产力低下的国度里，妄图人为地“跳过”或硬用“法令取消”“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是对抗马克思发现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这些自命的“社会主义”者，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自由主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代议制国家”的主张、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竞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法”、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人。

因此，他们搞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超出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水准，其结果仍旧是封建专制王朝的更迭替换，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重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如今所谓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者，走的也还是毛的那条老路。

5，马克思是封建专制落后国家里“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现在一些“立场坚定斗志强”的人，一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如此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因为极右和极左是相通的，请不要只是因为这一“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为马克思所指出，就要极力地加以否定，小心转来转去，最后和毛泽东们转到一块去了，也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第五，关于“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陈述。

如前所述，马克思是讲，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再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才可以搞“社会主义”。

早期，出于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在追求最大利润的指引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财富的聚集、生产资料和市场的垄断，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马、恩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破坏性，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曾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然而，如恩格斯在晚年看到的那样，他们低估了这种体系的潜力和生存的能力。“资本主义”到现在还在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她为其自身稳定，在经济和政治的民主监察制度方面作了不断的规范和自律。

对此，晚年的恩格斯却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误判。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恩格斯坦率地承认：

“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短评小议]：

1，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从不曾有过正经的“资本主义”的中、俄等国，现在还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还在搞“假社会主义”，完全违背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以总是与世界格格不入，到处碰壁，受到“制裁”。

君不见，二战後，凡顺应该律的地方，均风生水起，繁荣发展。而毛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在中国的这一社会发展阶段，是撞到了南墙。后来其他人之所以“邯郸学步”，不成体统，是因为借口“特色”，不去老老实实搞完整的、规范的现代资本主义，没有搞马克思所归纳的资本主义“三要素”，结果，由于“背道而驰”，至今仍继续不断撞墙，无法与世界接轨。

2，恩格斯晚年在重大问题上，敢于承认错误；後来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刘少奇、铁托等，也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原则，又被人骂为“修正主义”和“叛徒”！而有多少“无产阶级”领袖曾经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他们定意走山寨“社会主义”道路，死不回头！

“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作为常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受了蒙蔽和迷惑，一度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本是很普通的事，无可厚非。但我们不妨也拷问一下自己，在醒悟之後又会如何？有没有勇气承认和改正？还是像毛那样死扛、烂狡到底，一条道继续走到黑？

[小结]：

好，现在把这五条列在一起，以便醒目。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

第二，关于“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的陈述。

第三，关于“什么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的陈述。

第四，关于“粗陋的、汤匙的、或暴食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陈述。

第五，关于“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陈述。

再问三个思考题。

1，这个马克思是否和你所知道的很不一样？为什么？

2，叔本华说：“人能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 but not want he wants.”──Arthur Schopenhauer)

把这话送给一些当代的“政治强人”，是不是很恰当？他们都是谁？为什么？

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开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样一节，其中写道：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这里所说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指的是什么而言？“挥舞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在今天又是指什么？他们所作的预见准不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却没有能立即“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最後，回到“三个代表”的话题。

我还没有机会查看马克思关于“三个代表”的原文，因此，也建议徐滇庆或什么人能向公众披露或告知出处。

但根据以上五条马克思的陈述来看，我以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已经过时之後，即：当“工业资本家”已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持守落后文化”以及“损害人民利益”时，才有可能出现。那时这种“三个代表”政党的产生，它要实现的目标是一个“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但现在还远看不出有任何这样的迹象，因此，目前没有任何人或政党可以宣称自己是什么“三个代表”，一句话，时候不到，要有还早着呢！

的确，现在“共产主义”已成“海市蜃楼”，毫无吸引力了。可是，以此起家的一帮山寨主，还要找办法，找口号来为自己统治地位维稳，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是他们的首选。“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以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四个自信”、“中国特色”、“中国梦”、“武统台湾”等，也都是如此，均属于“捞稻草”、“打鸡血”一类。显然，“特色”无非就是个筐，什么破烂私货都可以往里装。

因为他们开国第一步就走错了路，所以以後是“步步错”。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去搞“完整的、规范的现代资本主义”，不把资本主义的“三要素”，一条不拉地搞起来，耍一切花枪都是“枉费心机”。只有沿着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条“走资本主义”的历史正道，才能走出困境 。

这些现代山寨主，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基础，中、俄、朝一直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因有共同的利益，必须相互站台，彼此扶持。

因此，现在世界上的主要问题，本质上仍是两大阵营对立，是延续以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体系的划分，基本如此，是不是？最近我发文从文革“走社”还是“走资”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扯到当代国际时政，其实，背后谈的也还就是这个问题。

只是不知是谁会“一天天好起来”，又是谁会“一天天烂下去”？──毛讲这话，已有六十多年了吧？

现在的越南似乎认清了大局，开始转向西方。再想远一点，如果俄国这次战败，普京下台，民众觉悟，接受规律，改变制度，放弃独裁，转向民主，一旦开始全面“走资”，那这世上可就只剩下中国和金三小弟在“走社”，到时成为“众矢之的”，恐怕将会有更多的苦头要吃了。

写于2023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