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徐滇慶的《三個代表的由來》一文，其中他提到一個史實，即：第二國際的領導人考茨基，依據馬克思的原著，早就駁倒過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說。斯大林執政之後，為了維護列寧的形象，於是在編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全集時，乾脆就把考茨基引用過的馬克思的話，包括“三個代表”的說法，全給刪了。而建國後的毛澤東也唯斯大林之“馬首是瞻”，一切按俄版照翻不誤。結果，這兩位大獨裁者肆意篡改歷史，“一手遮天”近百年之久。

由此，我又想到，其實，許多沒刪的馬、恩經典，長期以來，也一直被毛等假馬克思主義者給歪曲亂用，或忽略不提，以致忽悠了幾代人。

就我所知，至少以下五條馬、恩着重陳述過的內容，都是中外共產黨故意不看，也不想讓大眾知道，更不想實行的“馬克思主義”。

第一，關於“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的陳述。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1847)，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中，都有如下表述：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

在《共產黨宣言》(1848)里，他又寫道：

“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係，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係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而且已經被炸毀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更強調“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儘管他同時也看出了早期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病。

正是鑑於這種兩重性質，針對那時“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德國，馬克思特別告誡道：“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着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德國人將“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也就是說：除了不可避免地要經受“資本主義苦難”之外，他們還將苦於保障“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不完善，苦於各種舊勢力對新興生產關係及其思想文化的打壓和摧殘。

同樣，正如“第一類永動機不可能實現”是熱力學第一定律的另一種陳述方式，馬克思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達。即如恩格斯所說的：

“要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來解決只是處在高得多的發展階段的社會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任務；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所面臨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

十九世紀中後期，俄國的社會主義者赫爾岑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曾幻想，憑藉“自家現成就有”的“俄國農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只要“用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技術成就來充實俄國的農民共產主義，從而跳過整個資本主義時期”，“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恩格斯批評他們道：

“俄國的公社存在了幾百年，在它內部從來沒有出現過要把它自己發展成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進因素；……事實上，從氏族制度保存下來的農業共產主義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除了本身的解體以外，都沒有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任何別的東西。”

恩格斯最後特別強調說：“這不僅適用於俄國，而且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小鷹：讀恩格斯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之附錄三。)

[短評小議]：

1，馬克思一貫充分肯定“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歷史功績，即：“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同時，他又指出“資本主義”是人類文明不可逾越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

馬、恩認為：處於落後的小農經濟的封建專制社會國家，想要發展，只能老老實實地“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妄圖超越自身生產關係的政治和經濟形態，直接去搞什麼“社會主義”來解決只有“資本主義”階段“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 “那是十分荒謬的”，因此註定要失敗。

具體來說，馬克思認為在19世紀中葉封建落後的德國，還遠輪不到出現以“無產階級”為首的社會，更不用說1949年的中國了。在他看來，按照“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在那些尚未經過“資本主義”的地方，能首先成就的只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

2，王若水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注意到了馬、恩的這一論點，他用以批判毛式“社會主義”時，“畫龍點睛”地寫道：“聯繫到一九五八年中國建立的‘人民公社’，問題是一樣的。”

事實上，早在1951年劉少奇就警告過中共黨內要大搞合作化的主張，他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但劉少奇立即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和反擊，從此，我國農村走上了“公社化”道路。毛澤東的主張與馬、恩的學說“背道而馳”，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完全不切合中國社會生產力低下的實際情形，結果，毛氏“人民公社”，正如恩格斯所說，“除了本身的解體以外，都沒有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任何別的東西。”

3，迄今為止，馬克思發現的這個“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已為人類歷史的正面和負面的經驗所證實。

正面的經驗，除了西歐和北美之外，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以及韓國的興旺富強，也都是些極好的例子。

而負面的經驗則包括1949年以後的中國，以及在同樣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俄國、東歐、北朝鮮、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後地區在內，那裡的政府想“跳過”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人為地強行去搞所謂的“社會主義”而無一不遭到慘敗，其中包括毛式“人民公社”的消亡，柬共的垮台，蘇聯的解體。

第二，關於“在封建專制社會國家裡，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的陳述。

十九世紀中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約50年了，那時德國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進行“反對封建主和專制王朝的鬥爭”，一些自命為“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卻驚呼“自由主義運動，越來越嚴重了”，便照搬法國的“共產主義文獻”，對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大加撻伐”。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恩諷刺那些仍處於封建社會中的德國人把“社會主義文獻”“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具體引文如下：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這種文獻被搬到德國的時候，那裡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

“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

“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一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

“既然‘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這樣成了這些政府對付德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麼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種反動的利益，即德國小市民的利益。”

《共產黨宣言》還談到在“那些不發達的國家”里，共產黨應該怎麼做？

馬克思結合當時歐洲時政具體地指明：

“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

“在波蘭人中間，共產黨人支持那個把土地革命當做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政黨，即發動過1846年克拉科夫起義的政黨。”

[短評小議]：

1，按馬、恩的意思，在那些尚未經過“資本主義”的地方，共產黨要按照“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支持“資產階級”革命，先建立起一個“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把“法國的生活條件”搬到“德國”來。

馬、恩這裡所說的“法國的生活條件”，不僅是指“良好的物質生活水準”，還包括一個由“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政治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會生活環境。

這也就是馬克思告訴人們的，在封建專制的國度里，“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簡言之，就是“法國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就是封建專制、生產落後的國度里“走資派”的鼻祖。

2，在中國，從來就沒有過什麼像樣的“資本主義”。1949年中國工業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紀初的俄國還要落後，當時在社會和經濟上更需要發展的，恰恰是像劉少奇主張的那種“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資本主義”。

抗戰勝利之後，共產黨與眾多“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共同協商，曾一致決定在民族獨立的平台上，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這裡的“新民主主義”，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開展經濟建設、傳播西方文化，這就是符合當時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俄國──條件下的“資本主義道路”。她合乎中國的現實需要，合乎歷史的發展規律，能給中國帶來光明和繁榮。

那時如果共產黨按照馬克思說的歷史規律辦事，在這個民族獨立的“新民主主義”平台上，放手讓劉少奇搞些“資本主義”，不搞“合作化”，搞“民主化和工業化”，以及“二十年不觸動私有制”，本來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若是能先把“法國的生活條件”也搬到中國來，這對廣大百姓來說，有什麼不好的？但毛幹了“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蠢事，妄想“一步登天”，逆歷史規律而行，結果把中國搞得“烏煙瘴氣”、“千瘡百孔”，令民眾飽嘗其惡果。

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講的是，任何國家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必須具有三個前提，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因為他們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是為了解決那些僅在“高級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後期生產關係中才可能出現的內在矛盾。(小鷹：《共產黨宣言》是怎樣批判毛澤東的？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之附錄二。)

而這，也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給所有封建社會國家開過的一個“藥方”，就是在那裡要在政治和經濟上先搞“資本主義”，徹底破除封建社會的“專制和特權”，禁忌是：在這些生產力低下的封建專制國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麼“社會主義革命”，那只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後，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納生產力的地步，才應考慮的事。在這一點上，他們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這些都是《共產黨宣言》裡講得很明白的話，奇怪卻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後人反倒是信了那騙子“創造性發展了的”什麼“高峰和頂峰”。

4，馬克思不僅痛恨像“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那樣的“左老冒”，而且在上述引文中，兩次提到“德國小市民”並冠以“反動”之“惡諡”。──他們是誰？又為什麼？

結合馬克思其它的著作來看，我想，他指的是當時德國一批落後、愚昧、保守的底層民眾，包括一些“老貧農”和“城市貧民”。這些人貧困不假，卻絕對忠於“專制君主”，他們頑固地需要並狂熱地膜拜皇權，故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在德國的興起。

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寫：

“同時，德國的社會主義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當這種小市民的誇誇其談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範的民族，德國小市民是模範的人。它給這些小市民的每一種醜行都加上奧秘的、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使之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

“既然‘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這樣成了這些政府對付德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麼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種反動的利益，即德國小市民的利益。”

“現今在德國流行的一切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屬於這一類卑鄙齷齪的、令人委靡的文獻。”

而另一方面，馬、恩又指出：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

這些話真是講得“一針見血”！與我們在“文革”中看到上下的種種嘴臉，何其相似乃爾？

我們今日也可以這樣說：既然在中國還不具備“法國的生活條件”時，就以毛式“社會主義”作為中國政府對付中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麼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種反動的利益，即中國小市民的利益。

一點不錯，毛建國後鼓吹的那個“沒有‘資產階級法權’”、“沒有‘等級制度’”、“沒有‘等價交換’”、也“沒有‘商品’和‘貨幣’”的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很能激動一些小市民們的幻想、憤慨和熱情，而毛對“資產階級”的精神批判與物質剝奪，也使他們能輕鬆地獲得迅速“出人頭地”與“發家致富”的機會。

第三，關於“什麼才是完整的資本主義”的陳述。

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那麼，當時的歐洲是個什麼樣子呢？應當說，各國社會體製發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國、英國和德國可能如同我國的三個大省那麼大吧？一邊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50年之久，海峽對岸英國的工業革命還要更早，約有100年了，而另一邊德國的反封建運動才剛剛開始。共產主義的幽靈沒有國界，它“不脛而走”，在各國思想界中遊蕩傳播。但是，馬、恩明確地認為，那時的德國完全沒有條件去批判資本主義，不能照搬法國的社會主義文獻，立刻去搞什麼“社會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這種文獻被搬到德國的時候，那裡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他們：

“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宣揚，說什麼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一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

這段話的前三行，馬克思從假“社會主義者”抓住“要害”精準的“詛咒”中，完整地歸納出“資本主義”的“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競爭”，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議制國家”和“資產階級的法”，更包括對體制監察的“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及“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

這三個要素便是否定“封建專制社會”的一種新型“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內容。這裡，馬克思簡潔地講清楚了：什麼才是完整的“資本主義”。

而這段話的後三行，則明確指出：任何地方要想搞“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先具備的三個前提，分別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若是還不具備的話，那就先去建立它。

換句話說：在封建專制社會國家裡，“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是那種具備以上三要素的“完整與規範的資本主義”，而且，當且僅當“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那時才可以去談什麼“社會主義”革命。

[短評小議]：

1，我見過一些國人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但馬克思的這個“三個要素”的說法最完全、最準確。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

現在人們談論什麼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往往只着眼於經濟方面。似乎只要“社會主義”承認“資本存在的合法性”，採取“市場經濟”的措施，就和“資本主義”一樣了，甚至更好。這是個極大的誤導。(小鷹，《對秦暉教授“自由平等”觀的異議》，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

他們以為“資本主義”就是搞“市場經濟”，那是極粗俗的觀念。如果沒有馬克思歸納的資本主義“三要素”，那搞的不是“現代規範和完整的資本主義”。中國現在搞的是惡的“資本主義”，或更準確地說，是特色“社會主義”。它與西方國家，以及日本，韓國的“資本主義”“南轅北轍”，完全不是一回事。

2，有人問我：封建社會的中國可能的確是需要，而且現在的“改革開放”已經補上了，“資本主義”這一課。但後卅年來搞的“資本主義”，縱容權貴們官商勾結，對國有企業、全民財產恣意盜竊，瓜分變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各種社會問題，並造成對自然資源盲目的掠取和對自然環境的任意破壞。現在人人痛恨它的殘酷和不公，痛恨官場的貪污與腐敗，痛恨社會的道德淪喪，這種“資本主義”又有什麼好的？

我的回答是：你說得不錯。因為中國現在只是在經濟上裝作搞“資本主義”的樣子，在政治制度上仍堅持封建主義的“專制和特權”，沒有搞“代議制”，沒有司法獨立等“法制規範化”，沒有輿論民主和新聞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資本主義”、“惡”的“資本主義”。這樣搞下去，又把“實驗”條件搞錯了，結果很可能反而會應了馬、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幸予言。

再說一遍，中國補的不是“資本主義”，那是經過包裝的“封建主義”。最近在中國發生的那些房地產和金融機構“爆雷”的惡事，在西方國家也曾發生過。然而，“三要素”的後兩條正是對體系自身的制約因素。有了“輿論監督，言論自由，司法獨立，代議制”等制度和措施，錯誤就會及時得到更正，以保證社會公義和秩序，保證資本主義經濟健康發展。這是一種自我糾錯的機制。而“特色”主義恰恰沒有這後兩條，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所以，不要怪罪“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專制政體容不得真正的“資本主義”。

總之，毛式“社會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粗俗理解，而鄧式的“權貴資本主義”又是對“資本主義”的粗俗理解，二者都沒有放棄“專制和特權”，故皆不可取。

若是真的要去補“資本主義”這一課，那就不僅是要搞“自由經濟”，主要還是要按“三要素”的概念，破除“專制和特權”，真正建立一個“法制和法權”的民主社會。

3，文革之後的中國，是否已按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所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共同富裕”其實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講，它貌似有“資本主義”的軀殼，卻沒有“資本主義”的靈魂，即沒有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三要素。更不用說，現在連美、日和西歐等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都已不再承認中國是個起碼的“市場經濟”的國家了。

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只要沒有馬克思所說的那“三要素”，與其說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怕倒是玷污了“資本主義”的名號。

而搞“中國特色”的一幫人，也不配叫做“走資派”，其中的貪腐官員更是一堆“行屍走肉”。

4，由於人被私慾、貪慾和權力欲等所驅使，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裡，也存在有偏離資本主義那“三要素”的誘惑和傾向，也有許多醜惡的東西和內在的矛盾。西方現代史告訴我們，資本如果沒有規範，對資本主義本身也是致命的。

美國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和現在中國的那些不良資產“爆雷”一樣，都是長期實行金融去規範化(deregulation)的結果。人太貪了，不斷加大“槓桿”作用，弄出無數金融衍生物來，瘋狂貸款，風險投資，把錢挪來挪去“投機賭博”，並不實際創造物質財富，最後弄得下不來台。但又仗着個兒頭太大不能垮，要政府買單救贖。

2008年西方那場“金融風暴”差點沒要了“資本主義”的命！而政府如果打壓思想言論自由，沒有公眾監督，沒有司法獨立，那專制和特權就還會滋生。1970年美國尼克松政府的“水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美國又有一些人，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短視的“民粹主義”，肆意踐踏民主選舉制度，卻眼熱中、俄、朝的“終身制”，並“躍躍欲試”，甚至以“讓美國更強大”為口號，以打壓“假新聞”為由，實行野蠻的“法西斯”暴力，凡事“予取予奪”，這更與成熟的“資本主義”原則相左。

總之，“當權者”或“資產者”應當警醒，人的墮落是個“熵”增加的自發過程，只有外力不斷做功約束，才可逆轉。否則，當心“資本主義”大廈也會垮塌，如同一座精美的沙雕任由風浪衝擊，以致很快成為一片荒涼無序的沙灘廢墟那樣。

第四，關於“粗陋的、湯匙的、或暴食的‘兵營式共產主義’”的陳述。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寫道：

“無產階級在普遍激動的時代、在推翻封建社會的時期直接實現自己階級利益的最初嘗試，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這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本身還不夠發展，由於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還沒有具備，這些條件只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產物。隨着這些早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就其內容來說必然是反動的。這種文獻倡導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

早在寫作《共產黨宣言》之前，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過這種“粗陋的共產主義”(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譯是“湯匙的共產主義”或“暴食的共產主義”。馬克思還用“兵營式共產主義”(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詞，這樣地諷刺過俄國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及政治恐怖主義分子主張的那種醜陋的、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強制集體主義(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謂“共產主義”：

“何等美麗的‘兵營式共產主義’模式啊！這裡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務官員和政府機關管理着教育、生產、消費，一句話，所有的社會活動，同時，又給我們各種匿名的和不為公眾所知的委員會授以最高導師的榮耀。這真是最純粹的‘反獨裁主義’。”

[短評小議]：

1，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為印發《張魯傳》，兩次寫批語，鼓吹以漢末張魯的“‘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來搞吃飯、醫療不要錢的“原始共產主義”。

文革末期，在中共中央1976年4號文件下發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即由毛遠新整理的談話中，毛澤東充分表達了他發動“文革”的“理由和動機”。文件中毛口口聲聲說的是“社會主義革命”，說他要搞的是那個“沒有‘資產階級法權’”、“沒有‘等級制度’”、“沒有‘等價交換’”、也“沒有‘商品’和‘貨幣’”的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之“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成為他“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所以要打倒他們。

毛澤東在其“最後的思想”中，和他在1958年大躍進時一樣，還在不停地叨嘮：“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自那時以來，他一有機會也總是喋喋不休地說些什麼“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麼大學。”等一類話，來“證明”他那一套“讀書無用”的混話。

無獨有偶。於文革發動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澤東也寫過一封信給林彪，就是文革初發表的所謂“五·七指示”。信中他要求全國的“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都要組織起來，統一規劃，“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構建這種兵營式的“大學校”，和他1958年強制推行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全民皆兵”及“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以及60年代他鼓吹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等口號一樣，都是毛澤東為我們具體繪製的“軍團式共產主義”藍圖，是他恩准百姓今後的集體生活和蟻群勞動模式。

可是，在馬、恩看來，毛澤東自詡的這一套“毛式‘社會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歐洲“早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一樣，都是些“倡導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的垃圾，因而“就其內容來說必然是反動的。”

2，楊繼繩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26章的末尾專門開有這麼一節，叫做“毛把他最後的思想留給後代”。以肯定的態度全文列出毛遠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澤東談話，最後甚至動情地寫道：“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給後人留下了他的看法。這些看法對中國以後的政治會發生影響，它將成為反對官僚集團的政治武器。”

毛的這個“最後的思想”究竟是“反對官僚集團的政治武器”呢，還是一篇赤裸裸地修正馬克思主義、對抗“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的自白？

顯然，顧準是讀懂了馬克思的這些話，顧寫道：“他(馬克思)主張，在物質生產還不豐裕的時候，不可以實施平等主義。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是僧院共產主義。……馬克思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這一點。”顧指出，這些不懂馬克思的學生包括李卜克內西和列寧；它當然更包括毛澤東在內，只是當時不便明說罷了。

顧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注意到了這一點，王若水在九十年代中也看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現在呢？

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一下，無論是58年搞的“人民公社”，還是66年推行的“五七幹校”，還有後來的“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及“革命委員會”等“最高指示”，以及被楊繼繩譽為毛澤東在“思維還清楚，但口齒不清”時表達的“最後的思想”，是否都是些陳腐的“垃圾”──即馬、恩早就痛斥過的“反動的‘空想社會主義’與‘封建的社會主義’”？順便提一下，這裡的“反動”二字是馬克思原文所有，並非是我的濫用。

3，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那裡的最後一句話是“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現在讓我們定下心來想一想，究竟這位痴迷線裝古書的毛澤東自己懂不懂馬克思？我們多年來又是如何上了這假“馬克思”和真“秦始皇”的老當？

如今我們探究馬、恩到底是怎麼講的，主要是為了去毛化，也就是說，把他披在身上的假“馬”皮剝去，“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附在秦始皇那具殭屍上去了。

4，毛澤東們在封建專制、生產力低下的國度里，妄圖人為地“跳過”或硬用“法令取消”“資本主義”這一“發展階段”，是對抗馬克思發現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這些自命的“社會主義”者，不但詛咒，還在竭力打壓“自由主義”、不但詛咒，還在竭力打壓“代議制國家”的主張、不但詛咒，還在竭力打壓“資產階級的競爭”、不但詛咒，還在竭力打壓“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不但詛咒，還在竭力打壓“資產階級的法”、不但詛咒，還在竭力打壓主張“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的人。

因此，他們搞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超出史上歷次“農民起義”的水準，其結果仍舊是封建專制王朝的更迭替換，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重複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政。如今所謂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者，走的也還是毛的那條老路。

5，馬克思是封建專制落後國家裡“走資派”的鼻祖，是毛澤東的死敵，也是我們今日徹底顛覆毛派“理論”的利器。現在一些“立場堅定鬥志強”的人，一批毛，就大罵馬克思，其實他們和毛澤東一樣，不懂馬克思，也不懂得歷史，更不懂現代資本主義。那些如此大罵馬克思的人，實在是在幫了封建權貴們的大忙，為其張目卻不自知。

因為極右和極左是相通的，請不要只是因為這一“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是為馬克思所指出，就要極力地加以否定，小心轉來轉去，最後和毛澤東們轉到一塊去了，也成為歷史的絆腳石。

第五，關於“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的陳述。

如前所述，馬克思是講，只有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能再容納生產力發展的時候，才可以搞“社會主義”。

早期，出於對當時西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在追求最大利潤的指引下，早期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財富的聚集、生產資料和市場的壟斷，阻礙中小企業的發展，產生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各種社會問題，並造成對自然資源盲目的掠取和對自然環境的任意破壞。馬、恩看到了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和不公，並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和破壞性，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曾宣告“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

然而，如恩格斯在晚年看到的那樣，他們低估了這種體系的潛力和生存的能力。“資本主義”到現在還在發展，其原因就在於她為其自身穩定，在經濟和政治的民主監察制度方面作了不斷的規範和自律。

對此，晚年的恩格斯卻有勇氣承認自己的誤判。1895年，恩格斯在《卡·馬克思

“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

恩格斯坦率地承認：

“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短評小議]：

1，十九世紀末，恩格斯已經認識到“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而從不曾有過正經的“資本主義”的中、俄等國，現在還要革“資產階級”的命，還在搞“假社會主義”，完全違背了“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所以總是與世界格格不入，到處碰壁，受到“制裁”。

君不見，二戰後，凡順應該律的地方，均風生水起，繁榮發展。而毛想“跳過”或“用法令取消”在中國的這一社會發展階段，是撞到了南牆。後來其他人之所以“邯鄲學步”，不成體統，是因為藉口“特色”，不去老老實實搞完整的、規範的現代資本主義，沒有搞馬克思所歸納的資本主義“三要素”，結果，由於“背道而馳”，至今仍繼續不斷撞牆，無法與世界接軌。

2，恩格斯晚年在重大問題上，敢於承認錯誤；後來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劉少奇、鐵托等，也敢于堅持馬克思主義正確的原則，又被人罵為“修正主義”和“叛徒”！而有多少“無產階級”領袖曾經承認過自己的錯誤？他們定意走山寨“社會主義”道路，死不回頭！

“沒有神的光環，你我生而平凡”，作為常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受了蒙蔽和迷惑，一度站錯了隊、跟錯了人、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本是很普通的事，無可厚非。但我們不妨也拷問一下自己，在醒悟之後又會如何？有沒有勇氣承認和改正？還是像毛那樣死扛、爛狡到底，一條道繼續走到黑？

[小結]：

好，現在把這五條列在一起，以便醒目。

第一，關於“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的陳述。

第二，關於“在封建專制社會國家裡，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的陳述。

第三，關於“什麼才是完整的資本主義”的陳述。

第四，關於“粗陋的、湯匙的、或暴食的‘兵營式共產主義’”的陳述。

第五，關於“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的陳述。

再問三個思考題。

1，這個馬克思是否和你所知道的很不一樣？為什麼？

2，叔本華說：“人能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 but not want he wants.”──Arthur Schopenhauer)

把這話送給一些當代的“政治強人”，是不是很恰當？他們都是誰？為什麼？

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專門開闢了“封建的社會主義”這樣一節，其中寫道：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着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

這裡所說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指的是什麼而言？“揮舞無產階級的乞食袋”，在今天又是指什麼？他們所作的預見準不準？可是，為什麼中國人卻沒有能立即“哈哈大笑，一鬨而散”？

最後，回到“三個代表”的話題。

我還沒有機會查看馬克思關於“三個代表”的原文，因此，也建議徐滇慶或什麼人能向公眾披露或告知出處。

但根據以上五條馬克思的陳述來看，我以為，無產階級政黨要成為“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已經過時之後，即：當“工業資本家”已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持守落後文化”以及“損害人民利益”時，才有可能出現。那時這種“三個代表”政黨的產生，它要實現的目標是一個“無產階級為首的社會”。但現在還遠看不出有任何這樣的跡象，因此，目前沒有任何人或政黨可以宣稱自己是什麼“三個代表”，一句話，時候不到，要有還早着呢！

的確，現在“共產主義”已成“海市蜃樓”，毫無吸引力了。可是，以此起家的一幫山寨主，還要找辦法，找口號來為自己統治地位維穩，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都是他們的首選。“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以及“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四個自信”、“中國特色”、“中國夢”、“武統台灣”等，也都是如此，均屬於“撈稻草”、“打雞血”一類。顯然，“特色”無非就是個筐，什麼破爛私貨都可以往裡裝。

因為他們開國第一步就走錯了路，所以以後是“步步錯”。如果不老老實實地去搞“完整的、規範的現代資本主義”，不把資本主義的“三要素”，一條不拉地搞起來，耍一切花槍都是“枉費心機”。只有沿着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條“走資本主義”的歷史正道，才能走出困境 。

這些現代山寨主，有着共同的歷史淵源和意識形態基礎，中、俄、朝一直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因有共同的利益，必須相互站台，彼此扶持。

因此，現在世界上的主要問題，本質上仍是兩大陣營對立，是延續以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和體系的劃分，基本如此，是不是？最近我發文從文革“走社”還是“走資”的“兩條路線”鬥爭，一直扯到當代國際時政，其實，背後談的也還就是這個問題。

只是不知是誰會“一天天好起來”，又是誰會“一天天爛下去”？──毛講這話，已有六十多年了吧？

現在的越南似乎認清了大局，開始轉向西方。再想遠一點，如果俄國這次戰敗，普京下台，民眾覺悟，接受規律，改變制度，放棄獨裁，轉向民主，一旦開始全面“走資”，那這世上可就只剩下中國和金三小弟在“走社”，到時成為“眾矢之的”，恐怕將會有更多的苦頭要吃了。

寫於2023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