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问答三》之四 小 鹰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说明“文革”的实质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同时批评了杨继绳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论，最后论述“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以及“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提要： · 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代表社会的进步，而毛泽东的“反走资派”路线则代表对历史的反动。 · “走资派”不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 · 杨继绳的“反官僚”说、高华的“饰词”说，以及坊间的“一丘之貉”说，和官方口吻一样，都否认有“路线斗争”，他们“颠倒黑白”、转移目标，“异曲同工”地在帮毛料理文革後事，集体沦为毛的“清客”和“帮闲”。 甲：我总结一下。这样看来，我们讨论文革到底是一场“反官僚”运动，还是一场“反走资派”运动？实际上，是关系到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的问题。 乙：正是这样。文革的“一大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摧毁了党内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假如现在我们把刘说成是个人人痛恨的“官僚”，那谁也不能替他说话。毛泽东拿掉了刘少奇，就是个“英雄”，文革的这条“宗旨”就应当肯定。 然而，我们接受毛泽东的指控，即“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派’”，但我们今天就“‘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来辩论一下。如以上讨论的那样，我们看到，马克思可以替他说话，历史事实可以替他说话，人民群众可以替他说话，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站立不住了，还有一大帮人也站立不住了。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很要紧？ 甲：是的，杨继绳等都是名人，他们“反官僚”的“文革观”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我们是少数。但我以为，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而毛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了很多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资产阶级”已等同于“腐败官僚”，因此，这种“偷换”很容易迷惑人。 乙：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搞的“四清”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杨继绳等人说的那些贪污腐败现象，在那里都存在，民众每时每刻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村官”。 而作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到后来的毛“文革”则是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一场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从国家主席到小学校长，从党的干部到民主人士，从学术权威到普通知识分子，从科学家到资本家，从虔诚教徒到五类分子，以至从书画音乐到庙宇古墓，从瘦腿裤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会主义”的标准，全都“包圆”，叫做“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总之，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差别。 甲：一点不错，刘“四清”清查的是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而毛“四清”则是要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笼统地讲，那是刘少奇的“罪恶”！一些人至今还是持守毛对他“形左实右”的指斥，或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似乎基层的“四不清”和“风马牛”干部[注]就不是杨所痛恨的在毛式“社会主义”制度下滋生的“贪腐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文革”的头上去，说他“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混淆”和“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注]1962年2月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批评道：“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会拍马、会吹牛的‘风马牛’干部。”这里的“刮风”是指，当时农村工作中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五种歪凤恶习，令百姓身受其害、深恶痛绝。 乙：所以，我们不赞同文革是“反官僚”一说。我们坚持文革的宗旨还是“反走资派”，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现在不管人们如何不喜欢刘派，他们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甲：但也有人强调，毛泽东搞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试错”罢了，甚至毛主导的“十七年”也是个善意的“社会实验”，免不了犯些错误。但毛毕竟对他一手建立的“官僚体制”不满，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主观上是要寻求对“官僚政治”的“变革”，尽管毛最终是要以“独裁政治”取而代之，这当然也不对。 乙：“试错”说也好，“实验”说也罢，无非是要说毛是“好心”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没有能克服“官僚体制”的弊病。既然“动机纯正”，而“试错”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所不可避免的过程，那毛“试”了一下，不成功，也就没什么可多被责备的地方了。──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颠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包含在那一个“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我以为，对于政治家，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他们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是“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肯定在封建专制、经济生产落后的中国里“走资派”们的主张，这也是众多民主党派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向往的建国道路。但他们和全国人民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了！人不是荷兰鼠，那是几千万个灵魂啊！谈论“社会实验”的人，不觉得自己太冷酷了吗？ 甲：有趣的是，看来当年毛泽东自己也知道“走资”还是“走社”，这毕竟还是个“路线问题”或“思想问题”。按以前党内多次对“路线斗争”的处理原则，这还是个“内部矛盾”，定不了刘少奇的死罪。但毛自己心虚，恐怕日后刘会翻案，因此，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外，毛又在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最后给刘定的罪名还有“叛徒”和“工贼”，这就够上了“敌我矛盾”，所以要“永远开除出党”。后来查清楚，这些历史问题都是毛派一手制作的诬陷。“文革”毛胜刘，“胜之不武”啊！ 乙：可是，现在又有人想给刘少奇戴上“官僚”的恶谥，这比“叛徒”和“工贼”的称号更毒，因为其“模棱两可”、弹性很大，很难说清楚，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它又比“叛徒”和“工贼”要具体得多，也可恶得多。一旦刘少奇被戴上这顶“莫须有”的“官僚”帽子，杀伤力极大，他在人心中真就是“永世不得翻案”，而“走资派”连同整个“资产阶级”也跟着臭不可闻了！ 甲：没错，这些人用“反官僚”来取代“路线斗争”，其结果就是做了毛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实可谓“用心良苦”啊！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明君整肃贪官”的事，也不是没有单纯为地位、为性命、为财富、为女人的“宫庭格斗”，但是，现有的历史事实支持毛、刘“政治路线斗争”的说法，这也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 乙：如我们前面谈到，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我们说，刘少奇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而毛泽东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甲：是啊！文革的头两年，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然后，有权有势的毛派有八年的时间，做了一切凡能想到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要“改造这‘旧世界’”，结果又如何呢？最后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跑了，只剩下“孤家寡人”和他的“四人帮”，还留下了一个“捉襟见肘”、“民怨天怒”的烂摊子！“无政府主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泛滥成灾，哪里有他梦想的什么“天下大治”？ 乙：可见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违抗的。 甲：去年三月，著名学者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他曾这样谈到了国内对“毛刘之争”说法的演变： 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邓小平只提到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并没有上到路线错误的纲。 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他也只是含糊地提到“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仍不敢明确地说是“两条路线斗争”。 1993年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承认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 你现在甚至不用“错误”和“正确”来表述，而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直接用“反动”和“进步”的词语，来评价毛刘两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可以说，这是“文革研究”上的一个突破。 乙：从根本上清算毛式“社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这件事，我们早就该做了！是邓小平打“太极拳”，将此事一拖再拖，力保毛式“社会主义”的核心。 文革时毛指斥刘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们认为毛自己搞的是马、恩早就痛斥过的“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 我们现在探讨毛刘政见之争，把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为了去毛化，也就是说，把他披在身上的假“马”皮剥去，“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附在秦始皇那具僵尸上去了。 甲：不过，除了把刘派当作“官僚”来打，现在还有些人也完全否认有“路线斗争”，认为那只是毛的“饰词”，他们把“文革”看作是“宫斗争权”，不分“青红皂白”，把刘和毛放在“一锅煮”。 乙：的确，官方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和毛粉听了会说：“我没赢！” 坊间“论客”也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不好，刘更坏，他们是‘一丘之貉’。”──毛和毛粉听了会说：“我没输！” 只有从根本上翻了这“走资派”的案，证明刘“走资”代表“进步路线”，毛“走社”代表“反动路线”，那毛和毛粉才真的会跳脚。 甲：对，这才打到了毛的“七寸”！否则，光是骂骂“大魔头”、“秦始皇”，一点都不起作用。不但毛自己历来一概承认，毛粉也可以用一句毛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终结所有的指控，并自慰得“理直气壮”。 乙：杨继绳的“反官僚”说，高华的“饰词”说，以及坊间那些“立场坚定斗志强”的“一丘之貉”说，和官方口吻一样，都否认有“路线斗争”，他们“颠倒黑白”、转移目标，实际上是在“异曲同工”地帮毛料理文革後事，集体沦为毛的“清客”和“帮闲”。 其中有些人的公知身份很有些影响力和迷惑性，所以，我要特别说清楚。 甲：还有些人反感你谈到马克思。 乙：现在许多人一看到我提“马克思”三字，就已经“嗤之以鼻”，掩卷不看。其实，我还不至于如他们以为的那样“迂腐和堕落”。只是他们自己不去考察分辨，“人云亦云”地跟风，而不做独立思考，粗粗一望，便以为毛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殊不知马克思是封建落后国家“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 这帮人一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同样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甲：看来，现在人们应当为“走资派”正名了。 乙：是的，共产党内是有许多封建专制的“官僚”，包括毛泽东自己及其“四人帮”在内，他们“祸国殃民”、腐败堕落，而现在还有更多。但“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并不是很多官员能够配得上“走资派”这一光荣称谓的。 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邓子恢和王稼祥、李维汉和陶铸、陈毅等，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蒋南翔、孙冶方、田家英、邓拓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宋庆龄、张东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黄炎培，以及林昭、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林希翎、谭天荣等。 而“走资派”的存在也不就止于“文革”，之後的历次运动中，又有不少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甲：另外，我看现在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也不配叫做“走资派”。“特色”貌似有“资本主义”的“躯壳”，却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说的构成“资本主义”的那三要素[12]，而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 乙：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们现在谈论“官僚”和“走资派”时，最好做一点区分，不要为了煽情或出气而“一锅煮”。 甲：好！今天我们讨论文革，谈到了刘少奇和马克思，这是些很有争议的题目和人物。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当年紧跟“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现在要他们否定自己做过的事，非常困难。 乙：不错，人总是批判别人容易，要否定自己？──难！正如德国学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所说，“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 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13]现在有些人“红卫兵”情结未了，“造反派”块垒难消，论说起自己当年介入过的那些“豪迈”事来，总有许多“不过”、“然而”等转折用语跟随，而“反官僚”和“饰词”说等否认“路线斗争”的说法，说到底，目的还是要设法肯定自己当年文革的“正当性”。 甲：你这“异类”的挑战，恐怕会得罪不少“精英”哩！ 乙：没关系，我只是更欣赏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一句题辞而已：“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我希望我们的讨论至少讲清楚了一件事，就是“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发展规律而动的。其余的事，各人自己去想罢！──欢迎批评。 2016年1月初稿，2023年7月修改。 全文见：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引文出处： [1]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2012年为孙怒涛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作的序。 [2]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为“导论”收入作者的《天翻地复──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 [3]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六七期。 [4]段恺，《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5/2015。 [5]邵荃麟，《关于<文艺报>“题材问题”的专论──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1960年12月5日，http://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ZGN.html。其中，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许多意见，后来都写入了《文艺十条》。这封信是文革初期张光年主动上交的。交信时张光年在原信上用红笔加了批注，还在许多文字下划了红线，指出他认为的问题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邵荃麟划清界限。 [6]小鹰，《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时写作的？》，2014年11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date.html。 [7]小鹰，《从“大写十三年”到“向前看”》，2012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bd_13&108.html。 [8]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9]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亦见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10]高华，“重读中国历史”讲座，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1月2日。 [11]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12]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13]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九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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