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是《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1](http://www.azcolabs.com/xy_relativity_1968.html)之後记。 文革前，我在清华旧书店里买到过一册由郝季仁翻译的《控制论》(Cybernetics，1948)，作者是计算机科学和现代人工智能的鼻祖之一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维纳是波兰和德国的犹太後裔，早年在哈佛医科学校工作时，常常参加那里每月举行的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会。在该书的“导言”里，他写道： “参加者大都是哈佛医科学校的青年科学家，我们一起在日德毕尔特大厅围着圆桌子吃饭，谈话是活泼的，毫无拘束的。这可不是一处鼓励任何人或者使任何人有可能摆架子的地方。饭後，由某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或者是一位邀请来的客人，宣读一篇关于某个科学问题的论文，一般地这是一篇其首要思想，或者至少其主导思想是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论文。宣读者必须经受一通尖锐批评的夹击，批评是善意的然而毫不客气的。这对于半通不通的思想，不充分的自我批评，过分的自信和妄自尊大真是一剂泻药，受不了的人下次不再来了。但是，在这些会议的常客中，有不少人感到了这对于我们科学的进展是一个重要而经久的贡献。” 我们1968年在中关村的那个学习班里关于“相对论”的讨论，就有一点这种味道，这也正是我心仪以久的学术氛围。 文革前我还读过一本《爱因斯坦传》，知道他早年与两位友人，莫里斯·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及康拉德 ·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在一起定期读书，谈论哲学、文学、物理和数学问题，有三年之久，自称之为“奥林比亚科学院”。七十岁时， 
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真正的朋友，他们之间相互了解，正如我们两人一样。”[2]他们这种境界更是令人神往。(照片：自右向左，爱因斯坦，索洛文，哈比希特)
爱因斯坦还有一位他称之为“在欧洲最知己的密友”，意大利犹太人的后裔，米歇尔·贝索(Michele Angelo Besso，右下照片)，他们可以终生随意深谈和争论科学问题。年长几岁的贝索曾向18岁的爱因斯坦推荐过恩斯特·马赫的《力学》和《热学》，爱因斯坦承认，自己从马赫的著作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尽管他对马赫也有过相当的批评。
在1905年那篇划时代的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爱因斯坦未曾援引任何前人的文献，但在末尾，他却专门提到：“最后，我要声明，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曾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索(M. Besso)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显然，爱因斯坦十分看重这种自由地学习和讨论对他思想发展的意义。 後来，我到了青海，那里先后分配来的大学生很多，其中有一位清华文革时的名人，工化系00级的唐伟，他不甘寂寞，不久便开始在西宁南川厂里的宿舍不定期地组织小型演讲会，每次有一人主讲，以各人专长为主，内容不限，听众不多，但免费烟茶招待，讲後大家交流讨论。记得我在那里听过一次，也讲过一次我们关于相对论的工作。那时少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估计是交通联络不便，这一活动没有能持续下去。
接着一晃就是40多年的失联。到了2014年的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评论了他转发的蔡霞的文章，他立即回邮道：“很高兴能在文字交流中认识你，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覚。”云云，但又说：“我准备了七年，想写一本关于清华文革的小说，通过故事和人物表达自已的追求和理想。对同学们的讨论和时政的看法也就只好袖手旁观了。”很可惜，他把这种讨论交流看作是与写小说完全冲突的事，而不是如爱因斯坦那样豁达，把它视作其物理观念突破的深沉基础。此後我与这个活跃的头脑再没有联系过了。 1970年代中期，我在青海工农学院教物理，那时看到《物理学报》上郭汉英的“典型时空”理论，便写了一些质疑的评论寄去，不久就收到《物理学报》给我的退稿信，但没讲有什么理由。那寄到学院给我的回信是被系主任先拆了看过後才交给我的──那时在中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由此系里便知道我在搞“相对论”研究。好在系主任并没有为难，倒是希望我给基础课教研室的老师们介绍一下，于是我讲了有待定同时性因子的非正交时空变换[1]，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懂了。 直到四十三年之後，2019年3月收到友人来信，我才知道我当初的那份批评质疑的稿件，後来已被收入《关于“典型时空”问题的讨论》，发表在《物理学报》1976年第25卷第4期。我想，这与方励之先生的力争不无关系，他不能容忍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希望营造一个有批评和争鸣的、活跃的学术环境。 1936年我国左翼文坛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邵荃麟是支持鲁迅的主张的，但他也感叹“统一战线”的内斗，写道[3]“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 可惜，在中国，不仅是文科，理工科也常是如此。在对待学术“争鸣”与“批评”上，西方要比我们开明些、自由些。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在美国工作退休之後，有了时间看看想想，有了心得，便忍不住要和“旧雨新知”交流，而每次通信或电话讨论之後，都能扩展自己的思想和改进相应的表达，自觉获益匪浅。只是可惜没有什么长久的Soul Mate，因为一些友人病痛，甚至不幸英年早逝，另一些则因兴趣或见解不合而离散，而更多的人已无当年穷学生的那份真诚和热情，多了的是些含蓄与城府，稍有“碰撞”，客气地敷衍一句“我一定好好拜读大作”，便缩头断线，再无回音。然而，我珍惜所有来自友人的交流，无论是赞同或反对，哪怕只是三言两语，对我都有启发，故均在此一并致谢，并期待重逢的日子，我的大门永远敞开。 我对杨继绳“文革反官僚”的观点，从2013年11月就开始有异见，那时他给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写的序言就是这个看法，为此我也同他通过几次邮件，但他从未正面回答过我的批评，只是来回送我他的文章《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意思可能是要我再去研读。在2015年2月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收了我的《“文革”对话录》[4]，其中按主编孙怒涛的要求，我把杨继绳的名字换为了“有人”。 书出之後，我只收到数力系0字班刘泉同学6月的来信，问及我那篇的引文出处等细节，并说“《对话》中许多见解正确、深刻，首创，我赞同、钦佩。”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讨论。但我们通过两次信之後，因他的兴趣主要在研究教育问题，就没有再给我回信了。 2016年5月，经友人介绍，我加入了由几十位清华学友新建的“生活常识群”，群主是孙怒涛，而清华名人杨继绳、秦晖、蒯大富等都在群内。它名为“生活常识”，实则讨论文革问题，由各人提交文章，共计有20篇，群主安排次序，每次发给群友一篇，每篇讨论三天。从5月8日开始，第一篇是杨继绳的《为什么历史学成了当代显学》，当然是好评如潮，最後的一篇是我的《论“文革”的反动性质》[5]，直接点名批评杨继绳的“文革反官僚”论，引发了不少争议。 60多天的讨论非常热烈，各人直抒己见，你来我往，令人耳目一新，颇为振奋。它很像是维纳参加过的那种讨论会，不过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微信文字，“唇枪舌剑”。我原以为这是个机会，可以与杨直接交流，但是我错了。那时杨也在群里，在讨论我的那篇时，始终没有发言，即使有些群友在争论时一时语塞，点名请杨学长来回答我的质疑，也不吱声。他在实践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开始时的办法，党员干部们对所有批评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 杨继绳是个改革派，写过《墓碑》等好书，我当然支持他。也正因为他的影响大，我对他的观点就格外注意。只是由于他没有回应，不置可否，後来我才把批评“文革反官僚”的说法写到几篇文章[6], [7], [8], [9], [10], [11], [12]. 里去，希望引起注意和讨论，但也少有回音，感觉如入“无物之阵”，竟是像沙漠般的荒凉和寂寞，令人不寒而慄。 然而，这次在清华群里，毕竟还是得到一些学友的理解和支持，并加深了认识，这是要感谢群主设置的这种思想交流平台。不过，讨论之後，这个群就关闭了，群主另开了一个群，随意聊天，像是华老拴的“茶馆”，或孔已己常去的那个“咸亨酒店”。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讨论我那篇文章的期间，我正专注与群友互动时，屏幕上忽然不断出现几百个搞笑的Stickers，一下便中断了讨论。因为那些图象占据了所有空间，把前边各人所说的都抹掉了。你想，手机的方寸就那么一点大，本来就很容易看了这句，忘了前一句，这些搞笑的Stickers蛮横地把前文推到爪哇国去，让人很难再看到我刚贴的文件。 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蒯大富发来的，甚为费解，以致有人以为是老蒯中风了，在发求救信号哩！老蒯后来说，他是不小心碰到“机关”所致，只是无人相信。 我也发现，群里总有一帮常客，看到自己不喜欢的文字，便插科打诨，转移话题，让问题淹没在笑声和口水之中，或者，“不小心”连发几百个搞笑的Stickers，手法之“蒯”(快)也令人佩服。这效果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文革中两派用大标语来复盖对方异见大字报的做法，那时，蒯司令手下还有个“28团”来替他刷浆糊，现在是个“光杆”，没有麾下可供驱使，只好亲自出马打“电子战”了。这实可谓文革恶习难改。在对待不同意见方面，一些国人真是“聪明有加”啊！ 在讨论我那篇的第三天末，我发了个贴子写道： “对拙文的讨论快要结束了。谢谢各位的阅读和畅所欲言。平时很难听到这些意见，对我很有帮助。如我回复中有言词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海涵。只有两点遗憾。一是没有听到我期待的一些学长们的意见，二是无人问津那六道思考题。不过，从这种沉默中，我依然得到了信息。我还会再思考。欢迎一对一地，有深度的交流。非常感谢！” 文中提到的那六道思考题是关于马克思的[5]，不乏“伶牙俐齿”的清华群友无人问津，说明它们并不容易啃，或许还是些问到了点儿的“好问题”，故失望之余亦略感欣慰。从这次讨论，我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中国茶馆式的群文化的确令人却步，消闲的茶馆“不是个讨论学术的地方”，即兴随意，蜻蜓点水，七嘴八舌，话题变化飞快，我不会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因此我不再入群，宁愿以一对一的方式私下专注交流。 回顾民国时代，文坛的争论可是热闹的很，你来我往，直呼其名、直抒己见，批评尖锐，不留面子，常常争得不可开交。正因为此，也造就了像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等一代文人。 不过，遗憾的是，现代的人倒是圆滑世故得多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许多文革反思多是自说自话，发些感慨和议论，却少有彼此间的批评和争论。这可能是被历次“运动”整怕了，出于戒心和顾虑，恪守“不与陌生人交谈”的家教；也可能是出于矜持或不屑，以为争论会降低自己的身分，失了“名人”的面子，于是采取“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态度，或笃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古训；甚至是因为自己不讲理，便心虚，怕别人挑战自己，就以沉默来回应主动的商榷，叫人“莫测高深”、自惭而退，最好让你自己去“闷死”！结果彼此都永远停留在原地踏步，保持着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却难以加深认识。 现代国人少有彼此讨论的风气与相互启发的热情，这种学术氛围，做不成学问，令人非常失望。 他们这样做，心理上得以自慰的借口是什么？ 现代常听到的是一位推崇威权政治的强人讲的“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的名言，古一点则当推孔老夫子的教训“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雅一点又是鲁迅的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附集，1936年)，而粗俗的说法，便是“决不要和傻逼辩论！” 这些古今雅俗的“座右铭”，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各有它的道理，而与“不可理喻”的无赖纠缠口角也确实没有意义，但是，对谬论必须驳斥，对谎言定要戳穿，否则，将会如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所铭刻的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二戰過後写的一篇忏悔文那样：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抓犹太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犹太人。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天主教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天主教人。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总而言之，若将“沉默是金”奉为格言，推而广之，一概而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那就无异于文化自杀。 此外，更要紧的是，有些大事[5]，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就是因为那时“没有说清楚”这差别，后来的路就走歪了，一错又几十年，耽搁不起啊！[12] 我早年在美国读书时，曾听到这样的说法：犹太人是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彼此间为工作常常会争吵得面红耳赤，一塌糊涂，但过后照样往来，仍是诚心相助的好朋友。後来知道，以色列，一个弹丸小国，能屹立在中东和世界，他们创新强国的秘密就在于喜欢提问题。犹太人常问自己的孩子，今天在学校里有没有向老师提出过什么“好的问题”？他们讨厌和谐，喜欢冲突，喜欢问题，喜欢对话和争论，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也不害怕失败。 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同是犹太人的莫里斯·索洛文1956年对“奥林比亚科学院”的回忆中，得到佐证，他写道[13]： 对于长时间的激烈讨论，遗憾的是我现在简直无法描绘出一幅适当的景象。有时我们念一页或半页，有时只念了一句话，立刻就会引起强烈的争论，而当问题比较重要时，争论可以延长数日之久。中午，我时常到爱因斯坦的工作处门口，等他下班出来，然后立刻继续前一天的讨论。“你曾说……”，“难道你不相信这一点吗？……”或者“对昨晚所讲的，我还要补充这样一点……”。 爱因斯坦在71岁写信给挚友索洛文时[14]，直言的口吻也“一如既往”： 我不能同意你对科学和道德及其固定目标的批评。……至少，这些就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不同意这种看法，那么我要极端诚恳地问你：究竟是谁的荒谬见解出现在这本书里，是我的，还是你的？ 而爱因斯坦与贝索也曾多次通信，他们争论马赫，争论“理论和经验的关系”，在1918年8月28日的信中，爱因斯坦这样写道[15]： 我在重读你最近的一封信时，发现一件使我生气的事：那个思辨竟证明它自己比经验论高超。你在这里所考虑的是相对论的发展。然而，我发现这个发展所启示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同你所说的正相反，……。 我不晓得，如果国人君子在讨论中听到这类“咄咄逼人”的话语，会不会如维纳所说的那样，“受不了的人下次不再来了”，或者，立马恨恨地把你“拉黑”或开除你《记忆》电子刊物的会员资格[12]？但犹太人就有这种学术风度和贵族的气质。 事实上，我们国内学术圈内人物，处事讲究圆滑含蓄，一味地打躬作揖，讲关系，好面子，互吹互捧，你好我好；同时对圈外异类，又讲究“文人相轻”，你防我，我防他，生怕自己吃了亏，争名夺利，猜疑嫉妒，打压不休；……。照这样下去，那学术研究不要说赶上西方创新先进，恐怕就是连民国时期的水准都远远不如了。 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的缘故，我想，还是长期封建社会文化所提倡的“和为贵”哲学植根人们头脑，被一些庸人奉为圭臬，视作“清高”和“风雅”，其实是“无能”与“懒惰”。中国自古盛行的处世原则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各人自是其是，不必非人之非”；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莫谈国事”、“祸从口出”、“不识时务”、“难得糊涂”等“忠告”，甚至津津乐道于“三八二十三”的“哲理”。 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滋生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土壤”；而历届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们最喜欢的就是，民众这种少有“团结意识”，又缺乏“独立思考”及“牺牲精神”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他们鼓吹“使民復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老子》，第八十章)，佛家主张“万物皆空”，道家推崇“清静无为”，儒家则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论语》第八章)，三管齐下，以配合帝王们的“焚书坑儒”、“舆论一律”等肉体与精神屠杀的暴政。 结果，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16]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17]；还有更多的阿Q、闰土，吕纬甫、魏连殳，红眼睛阿义和驼背五少爷之类的人物。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所以，1946年荃麟写道[18]：“精神的屠杀是比肉体的屠杀更可怕的，因为肉体的屠杀也许会激起反抗，而精神的屠杀则是使人昏醉麻痹，乖乖地去当奴隶。这奴隶主义就是封建文化的精髓。” 春秋战国与“五四”前後，是我国少有的思想自由争鸣时期，民国时出了些大师均得益于後者。建国之後实行“舆论一律”的精神屠杀，比“焚书坑儒”更残暴，更有效，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直至文革，控制思想，不让人说话，到了极致的地步。──“西出阳关无故人”，四九以降断大师。此乃“钱学森之问”[注1]的答案。 [注1]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中国社会文化里官民之间如此互动，循环不已，以致思想界长期死气沉沉，如同沙漠，难怪写完《呐喊》的鲁迅会感叹道[19]：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而现代的文学教授却仍在劝诫我们：沉默吧，因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骗人吧，学他“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20] 沉默固然可怕，然而，争论也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才有价值。有“文”便可以论争，有“化”方能论理，体面且有意义。不过，“有文无化”之辈的点评斗嘴，言语粗鄙，俗不可耐，如同“妇姑勃谿”，市井匪类骂架，那不叫做“争论”，而是动物园里的聒噪。等而下之的更有发假消息，做伪视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构陷他人的文痞及刀笔吏。 这些是要做区分的。 让我们扫荡一切“宗派主义”和“老气横秋”，回归当年穷学生的那份真诚和热情，以及无忌、无嫉与无猜吧！ 独立思考，提出问题，挑战权威，对话与争论，愿思想观念和学术风气的改变，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爱因斯坦和维纳式的人物。 最後，再回到题目，那“争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21] 马克思的这句话，讲得对不对？这也可以争论。 写於2020年8月，2021年6月删改。 [引文出处] [1]小鹰，《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2018年6月，http://www.azcolabs.com/xy_relativity_1968.html [2]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1月第1版，485页。 [3]邵荃麟，《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8月7日，原载1936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34页。 [4]小鹰，《“文革”对话录》，2014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dialog_1.html [5]小鹰，《论“文革”的反动性质》，2016年1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wg_dialog.html。原讨论稿共六节，现已把後三节：<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另加<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关于“阶级斗争”>，和<关于“剩余价值”>，一起写成《“概念”六日谈》，2016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chatting_6days.html [6]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 [7]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8]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9]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一》， 2018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1.html [10]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2018年4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2.html [11]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三》，2018年4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12]小鹰，《社会属性的判断及道路模式的选择──与顾乃忠教授商榷》，2019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gunz.html [13]同[2]，570页。 [14]同[2]，526页。 [15]同[2]，106页。 [16]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1925年12月20日。 [17]鲁迅，《文化偏至论》，“坟”，1907年。 [18]邵荃麟，《我们需要“深”与“广”》，原载1946年5月7、8日汉口《大刚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90 -102页。 [19]鲁迅，《自序》，“呐喊”，1922年12月3日。 [20]小鹰，《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2020年5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dialog.html [21]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567页，三联书店，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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