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2023年7月，穆白碩（雨村）在“華夏”和“萬維網”上連發三文，批評拙作^[1]，[2]對文革的看法，他能公開討論，是件好事。鑑於穆的“認為”有着相當的代表性，現摘要一併作答，歡迎有識之士參與指正。

一、穆文說：文革中說中國最大的走資派是劉少奇，可是誰能說清楚，劉是怎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這完全是毛澤東編造的莫須有罪名。

小鷹答：首先，我以建國初期的兩件事來具體批駁。

抗戰勝利之後，共產黨與眾多“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共同協商，一致決定在民族獨立的平台上，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建國初期，在中國要走什麼道路的這一問題上，劉少奇是十分清醒的。

第一件事是：1951年7月3日，劉少奇在山西省委的報告上做出重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的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

這末一句評語，深刻地點到了毛式“社會主義”的要害，彰顯出劉少奇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功力。顯然，劉少奇並不害怕農村中這種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也不否定生產資料的“私有基礎”。

第二件事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為馬列學院一期學員講課，內容提綱就是《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其中他勾畫了一幅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步驟和圖畫。

他認為首先要長期保持“五種經濟並存”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即，除了國營經濟“會發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會要發展”，“個體經濟也會發展”，“合作社經濟也會迅速地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成份會要增加”。劉少奇估計，這個過程大約是十到二十年的時間。

此後才是，“第一步實行工業國有化。但小工業和個體手工業不能國有化。這是一種嚴重步驟，不能輕率採取。性質是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要影響小資本家和小有產者富農、以至中農。”

“再經過一個時期的鞏固與發展以後，就可以進一步地採取農業集體化的步驟，在農村中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

但同時“應有時間給中農去動搖和考慮(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體化的時間在一片地區可能延長几年，才能達到絕大部分農民的集體化，剩下少數個體農民也讓他單幹。”

他認為，“進入社會主義，主要的是這兩個步驟”，這兩個步驟還要一先一後，即先實現工業國有化，而後再實現農業集體化。農業的集體化依賴於工業國有化。這是因為“離開城市工人階級、強大國有工業，不能有農業集體化。單純倚靠農民來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幻想。”

劉少奇的這些主張，顯然是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路”尖銳對立。劉這裡提出了自己的一個明確的建國綱領和具體可行的步驟。讀者不難想象，如果當年真的能按這一綱領實施，我國的“經濟起飛”恐怕會比“亞洲四小龍”要來得更早。

當然，你可以說，瞧，劉少奇最後還是要搞“集體化”，“本質都一樣”。但，第一，這起碼不是“官僚”與“反官僚”之爭，第二，路總得一步步走。

你以為，只有劉少奇一開始就宣布依歐美方式立國，讓“資本主義”一步到位，才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別書呆子了，您先進“秦城”去呆着點吧！──我最怕的就是這類“立場堅定鬥志強”的左老冒。

穆最近的口號是強調“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可是，如果劉五十年代不搞“合作化”，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那百姓不至少可以過些安生的日子嗎？而社會生產力大大發展了，事情就可以起變化。

請問穆先生，劉少奇的這些主張有什麼錯嗎？

然而，在毛澤東看來，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這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又是什麼？可見，毛日後給劉戴上“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帽子，並非是“空穴來風”。

因此，毛澤東當即就嚴厲地批評了劉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講話。毛以黨內“家長”的身分否定了劉少奇的這個合乎中國社會實際需要，也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正確主張，同時立刻下令全國，不僅在農村，而且在城市，開始大規模地推行“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運動，全面展開了他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一步法”躍進。

以上的“批示”和“講課”這兩件事，是被楊繼繩在其《文革史》中故意忽略，而我很看重的毛、劉間“基本分歧”所在，它們對於認識日後毛、劉路線鬥爭，具有“提綱挈領”的指導意義。

而我在《“文革”問答三》^[2]中專門指出了這兩件事，穆白碩等也裝做沒看見，不置一詞。現在再提請注意一下，希望這次能看到了。

二、穆文說：在毛澤東時代從來就沒有什麼真正的走資派。土地和工廠統統被收歸國有，具體怎麼幹都由中央文件規定好，怎麼去走資本主義道路？

如果劉少奇否定“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路線，主張實行“市場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麼他根本就不是共產黨人。因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共產黨的名稱就旗幟鮮明地告訴世人：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如果劉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還會選他做接班人？還會在1959年4月“三面紅旗”搞得熱火朝天之際把國家主席交給他？

小鷹答：這裡的“如果”、“那麼”和“因為”，都不是從事實出發，而又是一種典型的拍腦袋的“書呆子推論法”，即凡事“書上說”，但思維正常的人更看重事實。

大家都知道，剛建國時，劉少奇就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要先搞些“資本主義”，他說：“我們國家生產不發達，生產落後，今天不是私人資本工廠太多，而是太少。現在不只是私人資本主義可以存在，而且需要發展，需要擴大。”

這裡的“新民主主義”，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開展經濟建設、傳播西方文化，這就是符合當時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俄國──條件下的“資本主義道路”。她合乎中國的現實需要，合乎歷史的發展規律，能給中國帶來光明和繁榮。

1951年土改之後，一些同志對農村中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黨內有人建議“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的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劉少奇立即批示道：“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顯然，他那時非但反對對“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甚至還主張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1951年2月28日劉少奇在北京市人大會上講：“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和工業化！在我們這裡，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這完全是與毛強化““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經濟“集體化”、“國有化”等主張唱反調。

1955年劉少奇支持鄧子恢砍掉卅萬個合作社，被毛罵為“小腳女人”。

1956年“八大”時，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強調，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否認了毛一貫熱衷的“階級鬥爭”理論。而在新黨章中也略去了“毛澤東思想”，他不贊成對毛搞個人迷信。

同年，劉少奇又支持周恩來等在經濟工作上“反急躁冒進”的主張，後來被毛多次痛罵為反對他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反對“大躍進”。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紅旗”大敗之時，劉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的農村經濟政策，這也就是土改以後，他主張在中國農村實施的經濟綱領。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而劉則在工礦企業中推行“計件工資”、“獎金掛帥”等“物資刺激”措施；許多人不知道，文革前不久他甚至還在熱衷試辦大工業托拉斯。劉與毛唱反調，實際上是主張實行“市場經濟”，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路線。

[注]：文中的縮寫“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

如果不健忘的話，當時國內還有一條所謂的“文藝黑線”，它提倡深入揭示社會矛盾又寬鬆自由的文藝政策，還公開推崇“人道主義”和“人性論”，但文革中卻被歸納上綱為“黑八論”^[注]；又有一條“經濟黑線”主張“價值規律”、“商品經濟”和“利潤掛帥”；哲學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軍事上搞“軍銜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為“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們“平反翻案”，還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連中共中央書記處搞的“二月提綱”也鼓吹“資產階級”的口號：“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護“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受毛的批判。

[注]：文中的縮寫“黑八論”即：“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以及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脫帽加冕”是指“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幾乎與劉少奇同時，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1951年公開宣布放棄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開始解散農民勞動合作社。1953年又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農村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實行自由僱工，並且廢除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制度，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經濟成長相當突出，私人企業已達十一萬五千多家。雖其生活水準終究無法真正趨近於西歐的水平，但是顯然超過其他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

後來鐵托也被毛澤東戴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大加批判。然而，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國農村實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後有眼可見的成效之外，鐵托的成功實踐可以說是劉少奇“走資派”路線有效的一個“旁證”。

可以說，鐵托做了劉少奇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

二次大戰之後，“走社”還是“走資”？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思潮所至，社會主義陣營中，南斯拉夫出了個鐵托，中國也不例外，出了個劉少奇。

但是，按照穆的邏輯，既然鐵托和劉都是個共產黨，那根據他聽說過的“書本”和腦子裡的“想定”，這樣的“鐵托”和“劉少奇”完全不應存在。

不過，可惜，鐵托和劉少奇的確是個客觀存在，只是你得從新認識和理解。

三、穆文說：在毛澤東獨裁統治時代，從來就沒有什麼“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只有毛澤東的一條路線和一個司令部。

小鷹答：關於“黨內有沒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我想再說幾句。

劉少奇等作為“當權派”，又沒有發過“政令”，那就奇怪了。

除了1962年的“西樓會議”、“廣州會議”等在黨內下達過與毛派不同的方針和精神之外，許多中央政策文件的發布都明顯地有過爭議和反覆。

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60年代黨的文藝政策從《文藝十條》到《文藝八條》的轉向和倒退^{[3]、[4]、[5]}。中宣部這個文件的出籠折騰了三年，先後易稿幾十次之多，其中的複雜與曲折、較量與苦衷，均不是現代一根筋的二杆子們能夠想象得到的。原來草擬更右的《文藝十條》最終被迫妥協成《文藝八條》，即使如此，它發布後仍然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歡呼，以至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傳下去。然而，在文革中，《文藝八條》也被當作“修正主義”大毒草來狠批。

另一個例子是高教部長蔣南翔1961年9月搞了個“高校六十條”，它主張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和其他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要“正確劃分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不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學術問題”，以及“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等，後來同樣被批為與毛的“階級路線”及“教育方針”唱反調。

還有，在1962年8月曆時兩周的《大連會議》上，談的是農村題材的“文藝創作”問題，但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主持人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卻沒有引用過一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非但不引，邵更公開與“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毛方針大唱反調，主張文藝作品要“暴露現實的真實關係”，要描寫“處於現實矛盾中間的人物。”^[6](準確地說，在會議所有講話中，邵只是引用了一句毛語錄，即“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論人民民主專政》，6/30/1949。小鷹注)

到了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於北京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會上又是這個主張“現實主義深化”及“寫‘中間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揚等人的支持之下，堅持周恩來在“題材問題”上的文藝方針，與來自上海秉承柯慶施“大寫十三年”頌聖旨意的張春橋，展開了面對面的激烈辯論。^[7]

在那個年代，黨內分管文教的高級幹部，敢於“獨立思考”，並不把“毛語錄”奉為圭臬，這是今人很難以想象的事。^[6]、[8]但實際上，那時黨內就是有這樣的幹部。

我自己也記得文革前，大約是65年，清華園裡和社會上一樣，已是“左”風盛行，有的學生拉“引體向上”時要念毛語錄，以為因此便可以多拉幾個。為此，蔣南翔校長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專門批評當時流行學毛選的“形式主義”，他講過一句話：“不要以為‘左’就比右好，從左邊掉下茅坑，和從右邊掉下去，是一樣的臭！”這話，那時很得清華師生幹部的人心。

而全國著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文革之前，就善於跟“左”風、趕潮流，他提着一兜“大批判”稿，到校辦來探頭探腦，被清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徵啟巧妙地支到北京市委去“投稿”。──羅不喜歡清華園裡有這種投機的毛“左”打手，更喜歡“莫扎特”^[注]。

[注]：指羅與一位新入黨的學生談話時，沒講什麼“革命大道理”，卻放莫扎特的音樂唱片給他聽。而清華黨委副書記艾知生，在得知另一位當時比較“左”的學生入黨後，也曾大發雷霆地說：“這種簡單化的小教條也能入黨？一年的預備期要加強教育嚴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轉正！”

總之，文革前黨內幹部隊伍里，從上到下，從“方針政策”的制定，到“政治思想”教育，又到“組織路線”的執行，已然可以看出劉派人馬與毛正統派的嚴重分歧，在劉派控制的領域裡，到處可見厭惡毛路線的種種端倪。

要是那會兒多一些這種“修正主義”幹部，少一點“革命左派”分子，大家日子都會好過得多。可是，毛澤東看到了對自己“路線”的“威脅”，意識到其“理想”的“危機”，恨恨地把他們都叫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心發動一場“文革”來徹底清除所有“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他“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9]

現在一些人故意淡化其中的“政治鬥爭”，把“文革”降調為毛的一項“面子工程”，實在是“小家子書生氣”十足。

四、穆文說：小鷹先生認為文革是“反走資派”，這個觀點我也不贊同。

“走資派”一詞好象最早出現在指導四清的中央文件“23條”，那是給農村基層幹部定製的帽子。毛澤東把他製造大饑荒的罪責推給基層幹部，他想告訴農民，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幹部把經念歪了。

在《516通知》中，通篇沒有一句話提到“官僚集團”或“走資派”，可見毛澤東發動文革根本就沒考慮什麼“官僚集團”和“走資派”的問題。

小鷹答：看來，穆先生不但是沒搞過“四清”，恐怕連“文革”也沒正經參加過，什麼基本知識都沒有，就拍腦袋發議論。

先普及一下歷史常識。

自毛式“大躍進”以來，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國農村工作中“五風”盛行，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此風源於社、縣、地、省，以至中央各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呼應，越颳越旺。那時百姓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民眾每時每刻都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忠黨”幹部們的“多吃多占”及“霸道作風”，更不用說，毛髮起的“大躍進”、“反右傾”等運動竟直接導致三年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

由於當時這類“官民矛盾”涉及人數太多，範圍太廣，已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和社稷存亡，黨不得不採取措施。到六十年代初，破壞生產關係的“五風”問題雖已逐步糾正，但暴露了共產黨基層官僚“變色”的嚴重問題。於是，自63年起，全國先從農村，後及廠礦，全面開展了“四清”運動。

“四清”初期是劉少奇主持，劉“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清查的是基層官員的貪腐問題，查處他們“多吃多占”、“以公肥私”等引起民憤的特權劣行。楊繼繩等人說的那些貪污腐敗現象，在那裡都存在，其中不乏類似迫害楊改蘭一家自盡的肥己“村官”。

顯然，基層官員的貪腐和霸蠻造成的“官民矛盾”，是推行毛式“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必然產物。因此，作為對抗，劉在農村又輔之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在城市搞些“市場經濟”和“利潤掛帥”等“走資派”措施，以求緩解。

但在毛看來，若按劉的這個路子走下去，毛氏的“三面紅旗”將不復存在，即要發生所謂的“資本主義復辟”！這觸到了毛的紅線，是毛的大忌，因而毛決心要“釜底抽薪”，反其道而行之，推出毛“四清”──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清經濟，揮劍直指他的“絆腳石”──中高層劉派官員。

毛哪裡是要整治基層的那些“歪嘴和尚”？相反，毛深知，基層這些“四不清”幹部是他統治的根基，其中一些人即使已經腐敗不堪，深為百姓憎惡，但只要忠心擁護毛式“社會主義”路線，對於“最高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就是好幹部；在決策高層，即使有重大歷史問題或犯過嚴重錯誤的官員，但只要他們是“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語)，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所以，文革中毛死死壓住對江青、張春橋、康生等叛徒歷史問題的調查，稱其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而毛對黨政中高層“心懷異見”的劉派幹部，如彭德懷、張聞天、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陶鑄、陳毅，以及黨內一大批知識分子幹部，如楊獻珍、邵荃麟、蔣南翔、孫冶方等，則要給你戴上“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交由“群眾專政”去批鬥！毛決心要索取性命的，就是那些像劉少奇那樣“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幹部，以及文藝界、思想界、教育界一大批有“獨立思考”精神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毛“四清”和後來的毛“文革”一樣，目的主要要在中高層政治上打擊消滅異己，毛髮動文革就是要整“走資派”，“清君側”只是手段，“役其政”才是目的，以維護其毛路線的統治。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四清”理念的鬥爭，直接引發了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底劉少奇主持召開了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向全國印發了個指導文件“社教17條”，重點要查處幹部經濟上“四不清”的問題。毛拿着黨章和憲法來闖會場，堅持要整“走資派”，而劉少奇根本就反對黨內有“走資派”一說。

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甚至出現如下火爆場面：

毛澤東和劉少奇爭論黨內是否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問毛：“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隨口就點了煤炭部長的名：“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

1965年1月毛澤東立即用他的23條否了劉的17條，把“四清”改為“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明確提出重點是要整“黨內的‘走資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氣地寫道：“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書面文字寫得這麼絕，竟連一點面子都不留，這在黨內是少有的，可見會上吵成了什麼樣子！毛這是“將白手套擲地”，要公開與劉“決鬥”的表示。這正如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劉派搞的保護“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二月提綱”。“通知”中明確地說，劉派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和“清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話說到這份上，可謂是“圖窮匕首見”了！

而1966年8月8日發布的“文革16條”，更再次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真不曉得，說“黨內沒有兩個司令部，沒有兩條路線鬥爭”的人，說“文革”不是反“走資派”的人，是否是故意不看這些鬥爭歷史？

可是，現在一提“四清”就籠統地講，那是劉少奇的“罪惡”！一些人至今還是擁戴毛批他“形左實右”的語錄，或說劉極“左”，“打擊了一大片”，似乎基層的“四不清”和“風馬牛”幹部^[注]就不是楊所痛恨的在毛式“社會主義”制度下滋生的“貪腐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文革”的頭上去。一些論客也說毛澤東“與百姓同在”，說什麼“文革的發生”是由於“百姓怨左不怨毛，劉派反毛不反左”(秦暉)。──這種“混淆”和“偷換”很有“傾向性”啊！

[注]1962年2月7日，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批評道：“我們提拔了一大批會颳風、會拍馬、會吹牛的‘風馬牛’幹部。”這裡的“颳風”是指，當時農村工作中盛行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等五種歪鳳惡習，令百姓身受其害、深惡痛絕。

大家只要了解了這一段歷史，就明白穆說：“‘23條’中的‘走資派’──那是給農村基層幹部定製的帽子”，是毛要把“大饑荒的罪責推給基層幹部”的這些話，完全是他的“想當然”；而穆說：“在《516通知》中，通篇沒有一句話提到‘官僚集團’”是真，但說沒有提到“走資派”，則是個低級謊言，只要查看一下文件，就可以戳穿了。

五、穆文說：“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創造出來的理論，是用來打擊政敵劉少奇和林彪的藉口，實際上是一個謊言。

小鷹答：這只是穆自己的一個“宣稱”罷了，並沒有給出任何根據，正如評論區里一些山寨“政治局委員”一樣，只做“點評”，沒有“論證”。

當年緊跟毛去打倒“走資派”的某些“紅衛兵”與“造反派”，現在尤其喜歡這麼說，即：文革就是一場無目的的“權力之爭”，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魯曉夫”鞭屍，其它都是託詞。例如，史家高華就認為，毛搞文革，是因為劉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禮”，觸犯了“黨的潛規則”，大有“逼宮之意”，結果“禍從口出”，使毛“由驚生恨”，“當毛澤東看到劉少奇積累的威望和影響力在1964年有相當發展時，毛就決定要廢黜劉少奇，什麼‘形左實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詞。”^[10]

“飾詞”也好，“藉口”也好，這種否認政治內涵的單純“爭權”說，不過是一種市井“心理猜測”而已，它經不起分析。

這類說法會面臨一些問題要回答，就是：如果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只是因為劉少奇威脅到他的權力，他要掩蓋自己的錯誤，那在1969年11月24日政敵劉已被整死之後，劉派官員已“潰不成軍”，毛在全國的威望和權力已達到極點，無人可以再威脅挑戰他了，毛為什麼還要說：以後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呢？那時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誰呢？他自己還有幾年可活，為什麼要關心身後每七、八年的事？

而且，在拿掉了劉派之後，為什麼文革還不收兵？還在到處“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毛為什麼還要大搞“教育革命”，“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五七幹校”，讓全國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不得消停達七年之久？

所有這些都不是“飾詞”兩字可以說得通的。只用毛一個人在“疑神疑鬼”、“發神經病”，來解釋這麼大的歷史事件，實在是太牽強附會了！

相反，我想，這正說明毛澤東是個有“宏圖大志”的帝王，他發動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後繼續實施毛式“社會主義”之政道路上的障礙──黨內走資派及其社會基礎。

事實上，自建國以來，毛定意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劉則有着自己的“走資派”理念和建國藍圖，麾下也有一幫強悍的人馬，包括黨內外所有直接或間接地為其“搖旗吶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結果，雙方積怨的較量最終是要走到“勢不兩立”的地步。

如果有人把毛劉之間的鬥爭低看為“婦姑勃谿”、“狗咬狗”，或是些市井小人、婆媳爭鬥，那只是把他們自己降低到這一水準去，形成一種廉價宮鬥劇看多了的小市民對歷史的庸俗淺薄的看法。

這些人“大義”指斥“毛不好、劉更壞”，以為自己很超然、很前衛，實際上，見識很膚淺、很俗氣，結果是把毛“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或者，是有意換一種法子來淡化、遮掩，甚至袒護毛和毛路線的“反動”之處。

他們是在“避重就輕”，把毛頑固推行其“社會主義”道路的行為，從政治上的“反動”，降格歸結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質”問題。“飾詞”說，其實是在為毛，也為自己文革緊跟毛的“不光彩”，而“飾”。

高華等人否認17年來任何政治路線上的鬥爭，把所有文革的基本歷史事實都用一句“飾詞”就輕鬆地打發了，這實在不是搞史學的嚴謹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說：“沒有什麼‘路線鬥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和毛粉聽了會說：“我沒贏！”

而坊間“論客”說：“沒有什麼‘路線鬥爭’，毛不好，劉更壞，他們是‘一丘之貉’。”──毛和毛粉聽了會說：“我沒輸！”

我們只有從根本上翻了這“走資派”的案，證明毛“走社”是企圖“跳過”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背逆了馬克思發現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9]，毛代表“反動路線”，而劉“走資”則合乎中國社會實際狀況和需要，順應世界歷史發展潮流，劉代表“進步路線”。──那毛和毛粉才真的會跳腳。

這也才打到了毛的“七寸”！否則，光是罵罵“大魔頭”、“秦始皇”，一點都不起作用。不但毛自己歷來一概承認，毛粉也可以用一句毛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就終結所有的指控，並自慰得“理直氣壯”。

總之，楊繼繩的“反官僚”說，高華的“飾詞”說，以及坊間那些“一丘之貉”說，和官方口吻一樣，都否認有“路線鬥爭”，他們“顛倒黑白”、轉移目標，實際上是在“異曲同工”地幫毛料理文革後事，集體淪為毛的“清客”和“幫閒”。

六、穆文說：劉少奇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小鷹答：是的，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秘密報告”，揭批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專制獨裁，他那時只是開了個頭。35年之後，戈巴喬夫才結束了蘇俄共產帝國。

劉少奇當然不是個完人，他肯定也講過許多錯話，做過許多錯事，有些甚至很嚴重，劉派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夠徹底，迫於毛派壓力他們也曾有過動搖和妥協，但和赫魯曉夫一樣，他們至少在中國開了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頭。

劉少奇、彭德懷等開了“社會主義時期”“反對派”的頭，後來的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朱厚澤和李慎之，還有王若水、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都是“走資派”。共產黨內不是沒有明白人，只是1989年後，他們被廢黜、關押或趕出國門，一掃而光。

至於以後有誰能像戈巴喬夫和葉利欽那樣，在中國終結“毛式社會主義道路”嗎？我不曉得，反正很難。很得人心的胡、趙也是試過了的，都沒成。中國的封建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但總得有人開個頭。

所以，這條路很長，要一步一步走。現在站在一旁做毛的清客，冷嘲熱諷地指斥“劉派是官僚，應該打倒”，這幫人其實也正是阻力之一。可是，他們現在這樣說，卻還自以為很有些義人狀哩！

在《紀念丹尼爾·艾爾斯伯格》^[11]一文中，我曾寫道：

除了體制上的新聞出版自由、司法獨立、國會聽證等完善的機制之外，這一系列事件還表明，如果沒有政府內部的反對派或異見人士，包括艾爾斯伯格、麥克納馬拉、馬克·費爾特和反戰的參議員等，只靠政府外的群眾反戰運動，恐怕也是難以搬倒尼克松這個“龐然大物”，也不會這麼快就改變政府的方針，結束了越戰。這一點，對於我們今日反思中國的“六四”民主群眾運動，以至反思“文化大革命”，也都是有啟示的。

說得更白一點，假如六四廣場學生那時聽懂了趙紫陽的話，明智地積極配合黨內反對派行動，現在的中國會不會有點不一樣？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第一答中，我說：最怕的就是這種“排斥一切、自以為是”的左老冒。

寫於2023年7月29日

[引文出處]

[1]小鷹，《楊繼繩“文革反官僚”說的惡果》，2023年5月17日，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4.html。

[2]小鷹，《“文革”問答三》，2016年10月，http://www.azcoabs.com/xy_wg_q&a3.html)。

[3]段愷，《從

[4]邵荃麟，《關於──給張光年同志的一封信》，1960年12月5日，http://www.azcolabs.com/Letters_QLtoZGN.html。其中，他對“社會主義”文藝的許多意見，後來都寫入了《文藝十條》。這封信是文革初期張光年主動上交的。交信時張光年在原信上用紅筆加了批註，還在許多文字下劃了紅線，指出他認為的問題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場，與邵荃麟劃清界限。

[5]小鷹，《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時寫作的？》，2014年11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date.html。

[6]小鷹，《究竟什麼是“中間人物”？》，2012年8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亦發表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3期。

[7]小鷹，《從“大寫十三年”到“向前看”》，2012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bd_13&108.html。

[8]洪子誠，《“大連會議”材料的注釋》，《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9]小鷹，《馬克思 versus 毛澤東──評楊繼繩文革史

[10]高華，《毛澤東何以發動文革？》，“重讀中國歷史”講座，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1月2日。

[11]小鷹，《紀念丹尼爾·艾爾斯伯格》，2023年6月17日，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