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元旦剛過，我便收到友人的微信訃告，唐偉過世了。 唐偉是清華文革時期的名人，但在校園裡我與他並不相識，只是因為1968年的畢業分配，我們都分在青海西寧，故有機會見過幾次。 那時，分到青海的大學生很多，學什麼專業的都有。他是工程化學系的，好像是分在南川的農業機械廠。 記得初到青海時，唐偉不甘寂寞，在廠區宿舍里，他搞了個不定期的學術講演會，以個人專長或愛好為主，內容不限，每次由一人主講，然後交流討論。這一活動，聽眾不多，五六個而已，儘管他經常強調“免費煙茶招待”。 我去聽過一次，好像也講過一次。那時少有電話，沒有電子郵件、沒有手機、更沒有微信，估計是交通聯絡不便，這一活動沒有能持續下去；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是這類舉動太西化，不合保守的中國國情。(參見：小鷹，《爭論的價值──猶太文化的啟示》，http://www.azcolabs.com/xy_debate.html) 在我的印象里，唐偉是個頭腦活躍、開放活潑的人。這種人現在似已不多見了。 我與唐偉的交接很少，遠輪不到我來寫什麼悼念。只是在接到訃告的同時，也收到一篇何志輝先生2020年的文章，《“社論”<民主頌>作者並非毛澤東》(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0/0903/c398751-31848391.html，原載：《世紀》，2020年02期)。 這篇文章與他的父親，烈士唐征久(1912-1949)，有關係。 何志輝寫道：“這幾年，每逢7月4日美國國慶日，都能看到一個帖子刷新於網站及微信，說是毛澤東在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據何文考證，《民主頌》作者並非毛澤東，而是唐征久。 讀了這篇文章，我有兩點感受，藉機來說一說。 一、《民主頌》的文筆的確不像是毛澤東的，畢生浸淫於古文的毛這個人，哪裡寫得出如此真摯、熱情想望自由和民主的文字？ 但我也不以為，寫作《民主頌》，只是唐征久一個人的願望；實際上，他很表達了那時相當一批人的心聲。 正如何文所指出，“唐徵《民主頌》發表在美國獨立紀念日，但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新華日報》同時期就發了好幾篇有類似傾向的文章和報道。 縱觀那時的中國，有許多這樣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參加共產黨，是為了反對封建專制的黑暗，追求美好光明的未來。然而，他們受過的教育及業已形成的世界觀，從根本上來說，與西方“以人為本”的“價值觀”更接近，卻與毛的那一套“格格不入”、“背道而馳”。 從“新華日報”發表的那些文章來看，那時國統區裡的共黨幹部、進步文人，比如，1944年周恩來等在“新華日報”社與工作人員合影(右下)中的那些人，坐者左起：許滌新、戈寶權、華崗、潘梓年、周恩來、陳家康、薛子正、胡繩，有哪一個不是這樣？ 
另一個“典型人物”，是邵荃麟。 1943年，從俄國作家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聖誕節》裡，他看到了“天地間之至愛”，稱它“是人類靈魂中一種極崇高的東西”，是“對於明天的希望的基礎底人類的愛。”(參見：荃麟，《<聖誕節>註解》，http://www.azcolabs.com/ql_on_Xmas.html) 如果對照一年前，1942年5月，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它無疑是一篇“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荃麟敢那樣寫，是因為他那時還沒有看到毛的這篇講話嗎？ 未必！就是看到過，又怎麼樣？ 據後來被打為“胡風分子”的詩人彭燕郊回憶：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刊登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報紙傳到重慶，荃麟讀了讓我讀，問我有什麼印象，他自己先說了一句‘這裡面講的文藝好像和我們講的不大一樣。’我心裡想：豈止不大一樣，簡直很不一樣。”[注] [注]彭燕郊，《荃麟──共產主義聖徒》，原載《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2輯；2006年10月由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收入《邵荃麟百年紀念集》，但收入時，編輯刪去了這些文字。 彭的這段回憶，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國統區文化人對毛思想的態度，而這種狀況後來是否有根本性的改變呢？ 也未必。 1962年8月，在“大連會議”上，談的是農村題材的“文藝創作”問題，但在整個會議兩周的時間裡，主持人邵荃麟卻沒有引用過一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所有講話中，他只是在開場白里引用了一句毛語錄，即“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然後，他就大膽地主張作家們去寫“處於矛盾中間”的人物，鼓吹“現實主義文藝”就是要通過揭示社會矛盾，來“暴露現實的真實關係”。 顯然，這又是公然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唱反調。(參見：小鷹，《“中間人物”是“處於矛盾中間”的人物》，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在那個年代，黨內分管文藝的高級幹部，敢於“獨立思考”，並不把“毛語錄”奉為圭臬，這是今人很難以想象的事。但實際上，那時黨內就是有這樣的高級幹部，也並非少數。他們後來被毛稱之為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共產黨里很有些這種“走資派”，他們通人性，有骨氣，不吃毛那一套。可是，現在卻有些當年的“造反派”，偷換“罪名”，將之罵為“官僚”。這貌似很“革命”，也很“煽情”，實際是幫了毛的大忙，要把這撥人繼續打倒，為文革，也為自己，正名。 彭德懷，李銳等是“走資派”，更不用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其實，陸定一、周揚和蔣南翔等也是，到了晚年更是。文革前，文教界的這些老傢伙，包括夏衍，馮雪峰，聶紺弩等，根本不把江青放在眼裡，江青要搞“大批判”，北京沒有人理她，她只好到上海去找“另一撥人”。而北京“這撥人”的總後台就是觀念相似的劉少奇，因此敢對毛指示“陽奉陰違”──此乃毛“文藝批示”用語，可見毛自己也深知“這撥人”不服。 所以，文革前，毛就有中宣部是“閻王殿”，文化部是“死人部”，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等惡謚相授。 此即“兩個司令部鬥爭”之謂也。 對於這些“走資派”，你只有近距離私密地接觸過，注意觀察他們的表情態度，舉止口氣，才能對之有真實具體的認識，也才能更真切地感悟到黨內的路線鬥爭，而決不能只看枯燥冰冷的官話文字記錄，更不能抓住“隻言片語”便下結論。 欠缺這類親身體驗或理解，往往是許多史家立論時輕率、武斷和淺薄的原因。 這裡還想提一下“大連會議”的一個小插曲。 在會議開幕的當晚，正在大連休假的沈從文，在一個社交場合，偶遇邵荃麟，以及周揚、茅盾、趙樹理等與會人員。邵當即熱情邀請這位昔日知名的鄉土文學作家，也來參加這次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 當沈從文以“假期快滿”、“未接到正式邀請”等理由而婉拒時，在場的大會組織者之一侯金鏡又主動提出補拍邀請電報來解決這些問題，可見邀請是真誠的，而不是敷衍客套。 雖然沈最終沒有接受與會的邀請，但他後來還是至少兩次來列席旁聽了周揚和邵荃麟的總結髮言，並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也談到他對此會很好的建議。(參見：張霖，《當代日記中的“大連會議”》，https://www.tspweb.com/key/大連會議邵荃麟.html) 這件小事，一方面說明這位受到過極“左”勢力排擠打擊的老作家，雖已成“驚弓之鳥”，卻仍然關注文藝創作的氛圍，另一方面，也表明62年時，在黨內“走資派”的領導下，國內政治思想和學術環境一度是如何寬鬆與包容。 的確，1962年是不尋常的一年。 自一月份始，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一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讓毛澤東“憋了一肚子氣”達幾年之久，二月下旬就有劉少奇主持的“西樓會議”，在經濟工作上開始具體糾“左”，三月初又有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向與會的科學家和文藝家講話，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呼籲“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到了八月，有關文藝創作的“大連會議”，也正是順應這種形勢而召開的。 這一系列寬鬆政策的發布，已足以讓人心情舒暢，工作積極性陡長。那時國內經濟和文化，一派“欣欣向榮”。這一年，教育界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代之“此生不宜錄取”的密令，許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績優秀的學生，也可以入讀清華，甚至保密專業。 然而，這種政治寬鬆“好景不常”。 就在“大連會議”的同期，渤海灣的對岸，北戴河，毛澤東正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大罵“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說他們颳的是一股“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他“以攻為守”，祭出“一抓就靈”的“法寶”──“階級鬥爭”，而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直講到人人自危，戰戰兢兢才好。 會上，針對所謂的“反黨小說”《劉志丹》，毛更特別提出了“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 1963年1月4日，曾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摸到了偉大領袖的脈象，了解了他隱隱的心病，心領神會地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要文藝家“頌聖”，以粉飾毛路線的大敗。 1963年4月16日，在中宣部於北京召開的文藝工作會議上，邵荃麟，在周恩來和周揚的支持下，就文藝“題材問題”作了長篇發言。他針對“大寫十三年”的論調，與來自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展開了面對面的辯論。荃麟尖銳地批評這個口號有很大的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 從1963年底到64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馬，接連拋出兩個“文藝批示”，從文藝界開刀，正式揭開了旨在打倒“走資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序幕。 不久，邵荃麟在“大連會議”上的那些講話，就被人冠以“中間人物”論，並與他的“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等，一起被列入所謂的“修正主義”文藝“黑八論”，在全國受到過討伐式的“批判”。不過，現在來看，邵荃麟八論有三，實在是不勝光榮之至。 後來，報刊上又接連有對“海瑞罷官”、“合二而一”、“三家村”，以及對眾多“反動”電影和戲劇的“批判”，黨內更有“社教問題”和“二月提綱”之白熱化論爭。 至文革初起，毛就親自寫大字報《炮打司令部》，要人“深醒”“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就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此即“兩條路線鬥爭”之謂也。 總之，按照文革中的一句話來說，國統區這些在地下黨里掌控着報刊輿論和文藝界的文化人，他們都一貫是些“走資派”，常常“按捺不住”要跳出來“反黨”，謂之曰“反共老手”，所以，毛要發動文革把他們都打倒或肉體消滅掉。 可是，難道我們現在還看不明白，不正是這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才能把中國引向民主和自由、光明和繁榮，才能得以與世界文明接軌嗎？ 有人並不以為然，常輕蔑地甩出一句：“嗨，他們也不怎麼樣！” 我實在不知道，那時的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叫做“怎麼樣”。 其實，黨內對於這些人的整肅，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就已開始了。 如何文所記： “南方局整風完畢，中宣部於1943年11月22日致電董必武，批評《新華日報》等刊‘違背了黨的方針’，指出大後方思想鬥爭之中心任務不是黨的自我批評，而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反動派’，《新華日報》等刊沒有認真研究宣傳毛澤東思想，卻發表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 接到指示後，董必武立即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召開座談會，著名作家夏衍及其他一批文化人被點名批評。 座談會還特別指出《新華日報》刊登的宣揚西方民主自由的文章為數不少，以1943年7、8、9三個月居多，並首先點名批評7月4日唐徵這篇《民主頌》。 董必武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當時是這樣評價這些作者的： 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尤其是對羅斯福的‘新政’的看法不夠正確，宣傳乃至欣賞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自由、民主’。 大後方的知識分子想得太多，感覺得太少。是觀念論與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經過文革的人，對這些話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啊？ 所以說，共產黨內“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不是沒有，而是從40年代初就開始了。 那些到現在還否認“文革是‘兩條路線’和‘兩個司令部’鬥爭”的人，應當再想一想，而且，更應當好好想一想，封建專制的中國到底為什麼需要“資本主義”和“走資派”？(參見：小鷹，《“文革”問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這裡順便問一句：楊繼繩等“文革反官僚”論者們，說說看，所有這些當時和日後挨批判的黨內文化人，有哪一個是“官僚”？他們又怎麼個“官僚”法了？(參見：小鷹，《劉少奇是“官僚”，還是“走資派”？》，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二、按何文的調查，一些人附會2006年一部小說虛構的情節，把《民主頌》當作是毛澤東寫的社論，而這一偽信息竟在網上流傳了14年之久，並衍生出無數感慨文章。 這是一件多麼荒唐的事啊！ 現在網絡發達，搜索、複製、粘貼、轉載、加工……這一系列倍感便利的技術操作，令“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等風氣，也跟着發達流行了起來，結果是人腦的“獨立思考”功能大大退化。現代人多已懶得去刨根問底，查看真相，很多說法，以訛傳訛，並經各類“大師”不斷洗腦，洗出了一幫“血脈僨張”、“口沫橫飛”的二杆子，繼續“推波助瀾”。 例如，許多人所知道的“馬克思”，不過是重複上世紀從毛澤東那裡聽來的幾句“二手貨”。多少年來，他們一直不去認真查看和思考，看不明白真相，把毛說的當作就是馬說的，仍被“那惡者”牽着鼻子走；現在又一味否認“剝削”，反對“抗爭”，努力地配合權貴們維穩。 以前一些人擁戴“馬克思”，結果掉在“毛”坑裡，現在一些人大罵“馬克思”，結果還是掉在“毛”坑裡。 這正應了清華蔣南翔校長，文革前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講過的一句話：“不要以為‘左’就比右好，從左邊掉下茅坑，和從右邊掉下去，是一樣的臭！”這話，那時很得清華人心。 今天，論到馬克思，如果把左、右對調，蔣南翔的這句話，同樣成立。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殊不知他們談論的那些“馬克思”，都是些不合中國國情的毛記假“馬克思”。 像歐美這樣的國度，人家怎樣看待馬克思，是他們在那種境界中的事，我們還是多談談自己罷。只是千萬別以為我們已經和歐美一樣，早就有了“法國的生活條件”──“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即老馬說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提。 要知道，在封建專制的中國，只有“卅畝地一頭牛”的小農經濟，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開什麼玩笑！對這一類白痴“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歷來的回答是：“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致保爾·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 的確，在這種國度里，馬克思根本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者”，那裡真正的馬克思就是個“走資派”，他是封建帝王毛澤東們的死敵！(參見：小鷹，《馬克思 versus 毛澤東》，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所以，先按老馬所說，把“法國的生活條件”完整地搬到中國來，好嗎？至於以後還搞不搞什麼“社會主義”？──到時再說，現在着什麼急！ 嗚呼，我這樣叫了有十多年，也沒有能把人叫醒，更沒有人欣賞。 寫於2022年1月5日。 http://www.azcolabs.com/ [附錄]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唐徵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裡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裡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在中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華盛頓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怛惻，傑弗遜的博大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徵。他們所代表的，也早已經不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榮譽了。馬克·吐溫、惠特曼、愛默生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是他們使年青的東方人知道了人的尊嚴，自由的寶貴，也是他們，在我們沒有民主傳統的精神領域裡，築起了在今天使我們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長城。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字和價值來計算的。 中國人感謝着“美麥”，感謝着“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們離得很遠。百十年來,我們之間接觸着的也還不過是我們兩大民族間的極少數極特殊的一部。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嚮往着西方。而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同心協力，消滅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後，為着要在戰爭上建立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科學的領域裡更有待於盟邦的援助。 在過去，民主潤澤了我們的心；在今後，科學將會增長我們的力。讓民主與科學成為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光榮將永遠屬於公正、誠實的民族與人民。 原載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第四版“新華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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