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元旦刚过，我便收到友人的微信讣告，唐伟过世了。

唐伟是清华文革时期的名人，但在校园里我与他并不相识，只是因为1968年的毕业分配，我们都分在青海西宁，故有机会见过几次。

那时，分到青海的大学生很多，学什么专业的都有。他是工程化学系的，好像是分在南川的农业机械厂。

记得初到青海时，唐伟不甘寂寞，在厂区宿舍里，他搞了个不定期的学术讲演会，以个人专长或爱好为主，内容不限，每次由一人主讲，然后交流讨论。这一活动，听众不多，五六个而已，尽管他经常强调“免费烟茶招待”。

我去听过一次，好像也讲过一次。那时少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估计是交通联络不便，这一活动没有能持续下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这类举动太西化，不合保守的中国国情。(参见：小鹰，《争论的价值──犹太文化的启示》，http://www.azcolabs.com/xy_debate.html)

在我的印象里，唐伟是个头脑活跃、开放活泼的人。这种人现在似已不多见了。

我与唐伟的交接很少，远轮不到我来写什么悼念。只是在接到讣告的同时，也收到一篇何志辉先生2020年的文章，《“社论”<民主颂>作者并非毛泽东》(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0/0903/c398751-31848391.html，原载：《世纪》，2020年02期)。

这篇文章与他的父亲，烈士唐征久(1912-1949)，有关系。

何志辉写道：“这几年，每逢7月4日美国国庆日，都能看到一个帖子刷新于网站及微信，说是毛泽东在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据何文考证，《民主颂》作者并非毛泽东，而是唐征久。

读了这篇文章，我有两点感受，借机来说一说。

一、《民主颂》的文笔的确不像是毛泽东的，毕生浸淫于古文的毛这个人，哪里写得出如此真挚、热情想望自由和民主的文字？

但我也不以为，写作《民主颂》，只是唐征久一个人的愿望；实际上，他很表达了那时相当一批人的心声。

正如何文所指出，“唐徵《民主颂》发表在美国独立纪念日，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新华日报》同时期就发了好几篇有类似倾向的文章和报道。

纵观那时的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参加共产党，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黑暗，追求美好光明的未来。然而，他们受过的教育及业已形成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与西方“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更接近，却与毛的那一套“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从“新华日报”发表的那些文章来看，那时国统区里的共党干部、进步文人，比如，1944年周恩来等在“新华日报”社与工作人员合影(右下)中的那些人，坐者左起：许涤新、戈宝权、华岗、潘梓年、周恩来、陈家康、薛子正、胡绳，有哪一个不是这样？

另一个“典型人物”，是邵荃麟。

1943年，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圣诞节》里，他看到了“天地间之至爱”，称它“是人类灵魂中一种极崇高的东西”，是“对于明天的希望的基础底人类的爱。”(参见：荃麟，《<圣诞节>注解》，http://www.azcolabs.com/ql_on_Xmas.html)

如果对照一年前，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它无疑是一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荃麟敢那样写，是因为他那时还没有看到毛的这篇讲话吗？

未必！就是看到过，又怎么样？

据后来被打为“胡风分子”的诗人彭燕郊回忆：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报纸传到重庆，荃麟读了让我读，问我有什么印象，他自己先说了一句‘这里面讲的文艺好像和我们讲的不大一样。’我心里想：岂止不大一样，简直很不一样。”^[注]

[注]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圣徒》，原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辑；2006年10月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但收入时，编辑删去了这些文字。

彭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国统区文化人对毛思想的态度，而这种状况後来是否有根本性的改变呢？

也未必。

1962年8月，在“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两周的时间里，主持人邵荃麟却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所有讲话中，他只是在开场白里引用了一句毛语录，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然後，他就大胆地主张作家们去写“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鼓吹“现实主义文艺”就是要通过揭示社会矛盾，来“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显然，这又是公然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唱反调。(参见：小鹰，《“中间人物”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艺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并非少数。他们後来被毛称之为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共产党里很有些这种“走资派”，他们通人性，有骨气，不吃毛那一套。可是，现在却有些当年的“造反派”，偷换“罪名”，将之骂为“官僚”。这貌似很“革命”，也很“煽情”，实际是帮了毛的大忙，要把这拨人继续打倒，为文革，也为自己，正名。

彭德怀，李锐等是“走资派”，更不用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其实，陆定一、周扬和蒋南翔等也是，到了晚年更是。文革前，文教界的这些老家伙，包括夏衍，冯雪峰，聂紺弩等，根本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江青要搞“大批判”，北京没有人理她，她只好到上海去找“另一拨人”。而北京“这拨人”的总後台就是观念相似的刘少奇，因此敢对毛指示“阳奉阴违”──此乃毛“文艺批示”用语，可见毛自己也深知“这拨人”不服。

所以，文革前，毛就有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是“死人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恶謚相授。

此即“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

对於这些“走资派”，你只有近距离私密地接触过，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态度，举止口气，才能对之有真实具体的认识，也才能更真切地感悟到党内的路线斗争，而决不能只看枯燥冰冷的官话文字记录，更不能抓住“只言片语”便下结论。

欠缺这类亲身体验或理解，往往是许多史家立论时轻率、武断和浅薄的原因。

这里还想提一下“大连会议”的一个小插曲。

在会议开幕的当晚，正在大连休假的沈从文，在一个社交场合，偶遇邵荃麟，以及周扬、茅盾、赵树理等与会人员。邵当即热情邀请这位昔日知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来参加这次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当沈从文以“假期快满”、“未接到正式邀请”等理由而婉拒时，在场的大会组织者之一侯金镜又主动提出补拍邀请电报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见邀请是真诚的，而不是敷衍客套。

虽然沈最终没有接受与会的邀请，但他後来还是至少两次来列席旁听了周扬和邵荃麟的总结发言，并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也谈到他对此会很好的建议。(参见：张霖，《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https://www.tspweb.com/key/大连会议邵荃麟.html)

这件小事，一方面说明这位受到过极“左”势力排挤打击的老作家，虽已成“惊弓之鸟”，却仍然关注文艺创作的氛围，另一方面，也表明62年时，在党内“走资派”的领导下，国内政治思想和学术环境一度是如何宽松与包容。

的确，1962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自一月份始，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达几年之久，二月下旬就有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在经济工作上开始具体纠“左”，三月初又有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向与会的科学家和文艺家讲话，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呼吁“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到了八月，有关文艺创作的“大连会议”，也正是顺应这种形势而召开的。

这一系列宽松政策的发布，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那时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这一年，教育界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代之“此生不宜录取”的密令，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

然而，这种政治宽松“好景不常”。

就在“大连会议”的同期，渤海湾的对岸，北戴河，毛泽东正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颳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以攻为守”，祭出“一抓就灵”的“法宝”──“阶级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讲到人人自危，战战兢兢才好。

会上，针对所谓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毛更特别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63年1月4日，曾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摸到了伟大领袖的脉象，了解了他隐隐的心病，心领神会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要文艺家“颂圣”，以粉饰毛路线的大败。

1963年4月16日，在中宣部于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邵荃麟，在周恩来和周扬的支持下，就文艺“题材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针对“大写十三年”的论调，与来自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荃麟尖锐地批评这个口号有很大的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从1963年底到64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马，接连抛出两个“文艺批示”，从文艺界开刀，正式揭开了旨在打倒“走资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

不久，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的那些讲话，就被人冠以“中间人物”论，并与他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等，一起被列入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在全国受到过讨伐式的“批判”。不过，现在来看，邵荃麟八论有三，实在是不胜光荣之至。

後来，报刊上又接连有对“海瑞罢官”、“合二而一”、“三家村”，以及对众多“反动”电影和戏剧的“批判”，党内更有“社教问题”和“二月提纲”之白热化论争。

至文革初起，毛就亲自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要人“深醒”“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此即“两条路线斗争”之谓也。

总之，按照文革中的一句话来说，国统区这些在地下党里掌控着报刊舆论和文艺界的文化人，他们都一贯是些“走资派”，常常“按捺不住”要跳出来“反党”，谓之曰“反共老手”，所以，毛要发动文革把他们都打倒或肉体消灭掉。

可是，难道我们现在还看不明白，不正是这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才能把中国引向民主和自由、光明和繁荣，才能得以与世界文明接轨吗？

有人并不以为然，常轻蔑地甩出一句：“嗨，他们也不怎么样！”

我实在不知道，那时的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叫做“怎么样”。

其实，党内对于这些人的整肃，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之後就已开始了。

如何文所记：

“南方局整风完毕，中宣部于1943年11月22日致电董必武，批评《新华日报》等刊‘违背了党的方针’，指出大后方思想斗争之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新华日报》等刊没有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

接到指示后，董必武立即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召开座谈会，著名作家夏衍及其他一批文化人被点名批评。

座谈会还特别指出《新华日报》刊登的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文章为数不少，以1943年7、8、9三个月居多，并首先点名批评7月4日唐徵这篇《民主颂》。

董必武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当时是这样评价这些作者的：

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尤其是对罗斯福的‘新政’的看法不够正确，宣传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

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想得太多，感觉得太少。是观念论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经过文革的人，对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

所以说，共产党内“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不是没有，而是从40年代初就开始了。

那些到现在还否认“文革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人，应当再想一想，而且，更应当好好想一想，封建专制的中国到底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和“走资派”？(参见：小鹰，《“文革”问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这里顺便问一句：杨继绳等“文革反官僚”论者们，说说看，所有这些当时和日後挨批判的党内文化人，有哪一个是“官僚”？他们又怎么个“官僚”法了？(参见：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二、按何文的调查，一些人附会2006年一部小说虚构的情节，把《民主颂》当作是毛泽东写的社论，而这一伪信息竟在网上流传了14年之久，并衍生出无数感慨文章。

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啊！

现在网络发达，搜索、复制、粘贴、转载、加工……这一系列倍感便利的技术操作，令“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等风气，也跟着发达流行了起来，结果是人脑的“独立思考”功能大大退化。现代人多已懒得去刨根问底，查看真相，很多说法，以讹传讹，并经各类“大师”不断洗脑，洗出了一帮“血脉偾张”、“口沫横飞”的二杆子，继续“推波助澜”。

例如，许多人所知道的“马克思”，不过是重复上世纪从毛泽东那里听来的几句“二手货”。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不去认真查看和思考，看不明白真相，把毛说的当作就是马说的，仍被“那恶者”牵着鼻子走；现在又一味否认“剥削”，反对“抗争”，努力地配合权贵们维稳。

以前一些人拥戴“马克思”，结果掉在“毛”坑里，现在一些人大骂“马克思”，结果还是掉在“毛”坑里。

这正应了清华蒋南翔校长，文革前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不要以为‘左’就比右好，从左边掉下茅坑，和从右边掉下去，是一样的臭！”这话，那时很得清华人心。

今天，论到马克思，如果把左、右对调，蒋南翔的这句话，同样成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殊不知他们谈论的那些“马克思”，都是些不合中国国情的毛记假“马克思”。

像欧美这样的国度，人家怎样看待马克思，是他们在那种境界中的事，我们还是多谈谈自己罢。只是千万别以为我们已经和欧美一样，早就有了“法国的生活条件”──“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即老马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提。

要知道，在封建专制的中国，只有“卅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什么玩笑！对这一类白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历来的回答是：“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

的确，在这种国度里，马克思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那里真正的马克思就是个“走资派”，他是封建帝王毛泽东们的死敌！(参见：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所以，先按老马所说，把“法国的生活条件”完整地搬到中国来，好吗？至于以後还搞不搞什么“社会主义”？──到时再说，现在着什么急！

呜呼，我这样叫了有十多年，也没有能把人叫醒，更没有人欣赏。

写于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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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唐徵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马克·吐温、惠特曼、爱默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

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原载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第四版“新华副刊”